讀書隨想（三）——讀《圍城》

當初很多人看《圍城》，是沖著那廣告般的詞語去的：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想出來。我也一樣。沒看《圍城》時想看看，看了之後想出來。《圍城》構思於錢鍾書在湘西老家陪父親的那兩年，時值1939年國軍第一次長沙會戰。書齋之外烽火遍野，錢鍾書泰然地以他留學英、法期間，切牛排、品咖啡時所見的「中國留學生」，擬構了方鴻漸這麼一個根本代表不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所謂「知識分子」。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錢鍾書一家被困上海，開始《圍城》的寫作。《圍城》以抗戰為背景，卻與抗戰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關係，並不像之後人們所說，是他困頓於上海淪陷區時經歷和情緒，對《圍城》題旨和書名確有的重要影響。錢鍾書的《圍城》，乃所謂一個不倫不類的方鴻漸的婚姻「圍城」，而非血腥長沙會戰的「圍城」。看不見一絲國土危難的憂患，倒是方鴻漸們悠遊悠哉地生活著，無關日寇鐵蹄之痛癢，怎麼說沒有「平庸之惡」之嫌？而錢鍾書序言說，著書的「兩年里憂世傷生，屢想終止」。當年中國有良知、有熱血的知識分子，絕非方鴻漸這種庸人所能代表，方鴻漸充其量只是個識些文字、流過洋混日子的學渣。一直到文革，中國大陸文學史上無錢鍾書名字，台灣當局亦把留在大陸的錢鍾書的書列為「禁書」不予出版。1961年，在美國的夏志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後，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夏志清「直指中國現代小說的缺點即在其受范於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不便從事於道德問題的探討……」 竭力發掘了錢鍾書。但僅就《圍城》，以對方鴻漸這種披「知識分子」之皮的人，報以些許錢氏的嘲諷，些許林語堂式的幽默，幾句略帶修飾的文雅的葷話，幾句洋語，就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疇，而從事了道德問題的探討……？方鴻漸根本不及《儒林外史》的范進。很難說，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錢鍾書代表了理智誠實的文化理想，在有時令人不堪忍受的環境下保持了廣度非比尋常的人文主義視野。而夏志清也根本不配作為中國現代小說排坐次的老大吧。托爾斯泰認為，文學應該預見未來，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跟在人民的前面，就像它是在拖著生活向前邁進似的。托爾斯泰說得過於堂皇，實踐卻是殘酷。錢鍾書1938年秋回國後，在西南聯大教過一學期外語，當時聯大的生活極為艱苦。之後就請假回湘西孝陪父親。同是西南聯大，穆旦1940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之後響應國民政府「青年知識分子入伍」號召，1942年加入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回撤期間作為殿後部隊，於野人山迷路，被困原始森林達五個月之久。九死一生，寫下著名的胡康河谷之歌：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人間，你們的身軀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新中國成立後，穆旦攜新婚妻子回國，授教南開大學。1955年胡風案之前即遭批鬥，又歷經反右、文革，飽受摧殘。1972年2月含冤去逝，絕筆《冥想》：但如今，忽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想起《約翰福音》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方鴻漸們，有意思嗎？錢鍾書說魯迅只適宜寫短篇小說，還好魯迅不會寫這樣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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