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蔣介石 道不同而相為謀

20世紀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台灣

1952年，由美國抵達台灣的胡適發表公開演說

潘光哲

「蔣總統」也是可以被批評的

人物周刊：讀了您的《我的「胡適閱讀史」》，才知在台灣，胡適作品當年也有部分歸入「不得出版」之列。您最初讀到《人權論集》這類「禁書」的時候，有哪些認識更新？

潘光哲：對在台灣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成長的人來說，能夠讀到胡適在1920年代末期那些批判國民黨，特別是批判蔣介石的文章，實在具有廓清思想、走出神話國的作用。已故台大教授張忠棟的《胡適五論》就指出，《新月》時期的胡適，對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批判是最為激烈的（後來結集為《人權論集》）。他直接指斥蔣介石、胡漢民「生平從來不懂得什麼是民主，就應該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學，好好用功進修一下」。我這個在眷村長大的孩子，頓時體悟，「蔣總統」也是可以被批評的。

在當時的歷史課本里，向來以「陳炯明叛變」來敘述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係。等讀到胡適《努力》時期的政論，才知道，所謂「叛變」其實是國民黨官方的歷史詮釋。

胡適指出，一般當權執政的人借著孫中山「行易知難」的招牌，認為知識之事已有先總理做了，人民只須服從，不必有任何批評，不容有絲毫的異見，輿論可以取消。如此議論，完全顛覆了國民黨奉孫中山為尊的意識形態，在當年的我，是聞所未聞的。

人物周刊：胡適曾對蔣介石的「你組黨我不反對」說「不」，1948年辭讓「總統」候選人；1960年又與秘書胡頌平談及「大臣的風範」。怎樣解讀其中蔣胡心意的虛實真假？

潘光哲：胡適向來說他對於政治只有「超然的興趣」（過去我們都將這句話誤解為「不感興趣的興趣」，現江勇振教授已指正）。那麼，胡適在政治活動里，是否非要「出山」，在政府中佔一個位置，他是經過反覆思考的。特別在1940年代末期，他始終認為如果自己不進入國民黨政府體制，不當國民黨的官，多少可以扮演一個中立者、一個諍友，承負一個說公道話的角色。

當然，胡適不是聖人，蔣介石邀請他競選「總統」，他的確曾經動心過，因為在當時的憲法體制之下，「總統」其實只是一個虛位元首。當然，最後歷史證明了這件事不過是一場鬧劇。胡適後來也認識到，蔣介石的邀請，恐怕不免有作戲的成分——蔣先邀請胡適競選「總統」，接著在國民黨內部討論這件事，許多人大發異辭，反對聲浪巨大，蔣介石就說，雖然有心推薦，但黨內反對，所以我也沒有辦法了——胡適認為，這是蔣介石向來擅長玩弄的政治手法，頗有批評。

蔣介石的真實心意可從1960年「三連任」中得見一斑。本來，根據「憲法」，蔣介石在1954年競選連任是沒有問題的，胡適遠從美國回台灣參加選舉，並且在蔣當選之後，致贈總統當選證書，這無疑表示對蔣的支持。可到了1960年，蔣介石嘴上說自己不打算「三連任」，而國民黨黨員一定要他「勉為其難」，他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胡適這次的態度非常清楚。首先，他堅持真正的民主選舉應該用不記名方式投票，接著他參加了投票。出人意料的是，這次投票出現了28張「廢票」，顯然是否定蔣介石「三連任」的另一種方式。這其中是否有胡適的一張「廢票」？也不是沒有可能。而且，蔣介石當選之後，胡適也不肯再致贈當選證書了。記者問他對蔣第三次「當選」的態度，胡適答：「我跟一般老百姓一樣的高興。」我以為這是高明的政治說辭，胡適不屑歌功頌德，也不願與蔣公開翻臉。

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人物周刊：1948年12月，胡適匆忙離開北平，做出他一生中重要的政治抉擇——是否意味胡適與蔣介石「道」相同？

潘光哲：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錯綜複雜，若真要一言以蔽之，所謂「道不同而相為謀」，比較接近。面對中共的興起，他們懷持共同的立場，都希望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只是一時的。可是，在此之外的相關思考，可謂南轅北轍。蔣介石為了要證成他想要打倒消滅的對象，所謂「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20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里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共享同潤的，非中國獨有。所以說，雙方自有可能「相為謀」的部分，但對追尋實現理想中國前景的「道」，兩個人卻是大有差別的。

人物周刊：晚年胡適與蔣介石政權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潘光哲：晚年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親眼看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一步步鞏固，看到蔣介石違憲的「三連任」，不免憂慮自由民主在台灣是不是還有前景。但胡蔣為顧全大局，彼此還是相互容忍——為了台灣的存在，為了這片號稱「自由」的土地，胡適不願意公開反蔣；蔣介石也需要知識領袖的支持，來彰顯其政權的正當性，所以對胡適也有所容忍。但在許多事情上，胡適自有意見與態度。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親臨講話，以示看重。蔣在講話里要求「中研院」以「復興民族文化」為其任務之一，明顯有違「學術獨立」，胡適當然非駁不可。胡適的一番反駁，讓蔣介石氣憤不已，他在日記里說，這是自己生平受到的第二次大的侮辱（第一次是當年在漢口受鮑羅廷之辱）；而且氣得晚上睡不著覺，要起來吃安眠藥才行。

人物周刊：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1958-1962），對於政治理想，胡適還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嗎？

潘光哲：1960年雷震案（註：1960年，《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三連任總統，並提出成立反對党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莫須有罪名將雷震逮捕入獄，並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的發生，對胡適是個很大的刺激。但身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還是儘可能在能力範圍內，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不斷強調應該讓科學在台灣生根，特別是藉由體制的力量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現在的「國家科學委員會」，即將轉設為「科學部」），這個對於台灣科技發展有非常重要支持作用的機構得以設立，就是胡適的功勞。這是他留下的建制遺產。

也就是說，只要能夠找到機會，胡適總會利用自己的地位與能力，對國家民族作出與自己理想相符合的貢獻，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在威權體制之下，許多官僚雖然不是「幫凶」，卻也對體制起到了鞏固作用。今天我們討論「轉型正義」的問題，追究每個人在威權體制里的過失。然而，不見得人人都要起來反抗體制才是真英雄。威權體制的轉化與瓦解，是許多力量引發促成的結果。胡適用身體力行告訴我們，在體制之內，其實也可以扮演另一種角色，也能帶來正面的效果。

人物周刊：台灣的民主實踐走到今天的程度，跟胡適有怎樣的關聯？

潘光哲：總有人感嘆說，胡適、殷海光這些自由主義者，今天在台灣都不太受歡迎了。我倒是覺得，胡適、殷海光當年所提倡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台灣社會裡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習慣了，就像生命必需品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大家都需要它，但是卻感覺不到它的存在。胡適他們的主張，在今天的台灣大體上實現了，但依然存在著深化的空間。

自由民主的理想體制，充滿寬容、深富人情味的文明社會，不是一夕之間就可以建立起來的。即使是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美國，他們的體制歷經兩三百年，到今天依然問題重重。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包袱這麼重的國家，胡適這一代人引發的轉向，更不可能立竿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