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民、湯曉燕 | 當今中國學界法國史研究的熱點與進展

當今中國學界法國史研究的熱點與進展

作者簡介：呂一民，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湯曉燕，浙江大學歷史系。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6期，第124-131頁。

內容提要：中法兩國之間的交往與相互影響由來已久。中國的有識之士很早就開始對法國的歷史文化投以關注的目光。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法國史研究長期處於「起步晚、底子薄、遺產少、基礎差」的階段。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一味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與其他歷史研究領域一樣，法國史研究更是淪為直接為政治需要甚至政治鬥爭服務的工具，其學術形象和聲譽也因此大受影響。始自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後，得益於多種有利的條件，中國的法國史研究日益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熱點紛呈，佳作迭出。凡此種種，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的嬗變。

　　中國與法國雖然分處東亞、西歐，遠隔千山萬水，但兩國之間的交往與相互影響由來已久。鑒於法國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法蘭西民族的歷史進程對人類社會的各個發展階段都起過重要作用，加之法國因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有驚人相似之處而被稱為「歐洲的中國」，不少中國的有識之士很早就開始對它投以關注的目光。例如，維新派的代表康有為、梁啟超曾分別編著過《法國革命記》、《羅蘭夫人傳》，而革命派的馮自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汪東(寄生)、孫中山等等，亦曾利用法國大革命史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辯護。此後，無論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五四運動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均有不少出自中國有識之士之手的相關論著問世。上述編著、論著給人留下的一個強烈印象，就是在19世紀下半葉以後由於空前的內憂外患所造成的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瓦解的特定背景下，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和其他國別史研究，乃至整個世界史研究一樣，「從一開始就與中國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聯繫在一起，反映了國人尋求國家強盛的曲折經歷和中國知識分子報國報民的拳拳之心」^（1）。

（1）錢乘旦：《中國的英國史研究》，載《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989年，中國法國史研究會首任會長張芝聯先生曾在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如此概括中國的法國大革命研究現狀：起步晚(幾乎在大革命發生100年之後才開始對此有研究)，「拿來主義」(從他國借鑒的成分比較多)，以及政治實用主義(總是希望從中找到對現實政治有意義的內容)。^（2）事實上，這三點也適用於評價中國的法國史研究。概而言之，中國的法國史研究曾經歷過「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階段。由於「起步晚、底子薄、遺產少、基礎差」(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前會長陳崇武教授語)，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多因襲歐美，而在1949年之後的較長時間裡則又提倡一邊倒學習蘇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不僅我國的學術研究處於相對封閉狀態，法國史研究缺乏與國外同行交流的機會，而且，史學工作者的思考和寫作，往往受到政治權力和政治性意識形態的支配和主導，特別是經常會受到「左」的路線的嚴重干擾。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法國史研究的發展與提高。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一味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與其他歷史研究領域一樣，法國史研究更是淪為直接為政治需要甚至政治鬥爭服務的工具，其形象或聲譽也因此大受影響。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後，得益於多種有利的條件，中國的法國史研究日益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熱點紛呈，佳作迭出。凡此種種，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的嬗變。

（2）張芝聯：《近百年來中國的法國革命史學》，載劉宗緒主編：《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紀念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18—123頁。

本文著重考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學界法國史研究的熱點與進展。因篇幅所限，將從下述幾個方面擇要撰述。

一、法國大革命研究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舉世公認具有世界意義的政治大革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甚至將其與同時期發生的工業革命視為「雙元革命」，並稱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18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正因為如此，法國大革命自然受到各國史學界的普遍青睞。更由於法國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對清朝末年以來的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不容低估的影響，在中國的法國史研究領域中，大革命研究一直是最受矚目的方向。

戊戌變法運動是中國人認識法國大革命的起點。改良派的先驅王韜曾兩度遊歷法國，於1871年編成《法國志略》。該書有八節內容介紹1789年革命。這是中國人了解法國大革命的開始。此後，法國革命在中國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個熱點問題。20世紀40年代，國內的法國革命史學開始步入專業化的階段。1941年，沈煉之教授出版了《法國革命史講話》。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的革命史論著。1945年，楊人楩教授出版了《聖鞠斯特》。此外，他還翻譯出版了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等經典之作。改革開放後，國內對法國革命史的譯介和研究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高潮，而這與學界反思過去數十年曲折歷程是分不開的。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法蘭西風格：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等論著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時下，中國的改革事業進入關鍵階段。在這一背景下，法國大革命再度成為熱點問題。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幾度脫銷，反映了法國大革命在中國具有的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毋庸諱言，在現代化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中，中國作為後起的現代國家，很有必要參照別國的發展進程，其中，法國大革命所呈現的經驗與教訓，當是值得國人高度重視的重要參照。

王養沖、王令愉合著的《法國大革命史(1789-1794)》^（3）的出版，意味著中國法國史研究領域也有了出自本國學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該書作為上卷，雖然時間跨度不長，但內容極其豐富，並不局限於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還包括革命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其中，關於宗教鬥爭、女性運動、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視的領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點。

（3）王養沖、王令愉：《法國大革命史(1789-1794)》，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鑒於中國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國大革命在這一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高毅近些年來較為關注中國革命中的暴力色彩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係。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蘭西風格：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4）時特意增加了兩篇相關論文作為附錄。在第一篇論文《中法文化在法國大革命問題上的歷史性互動》中，作者首先論述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法國大革命中兩個基本觀念——「平等」與「自由」觀念形成的影響；接著論述了20世紀初，在中國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開展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論戰。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整個20世紀中國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作者還在論文結尾發人深省地提出如下問題：如何「民主地結束革命」？中國是否應該再次向法國學習「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歷史經驗」？

（4）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訂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第二篇論文題為《法國式革命暴力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如果說前一篇論文著眼點在於革命觀念的形成，那麼此文則是對革命暴力的思考。作者認為，法國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眾暴力實際上與革命本身的任務以及這一任務所面對的巨大阻力相關，換言之，在法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貴族傳統的國家，想要建立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統一國家並非易事。作者指出，當他把目光轉向中國近現代史，發現中國革命者對於法國革命中的「嗜血性」尤為推崇。在此文的最後部分，作者力求對文中提出的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並強調道：「法國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來往往就很不容易。結束這種革命暴力實際上是一項極其艱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當今中國也正在經歷類似的歷史階段，所以很顯然，正像在上個世紀初一樣，今天的中國仍然特別需要借鑒法國的歷史經驗。」

把法國人由臣民變為公民是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識和追求的目標，劉大明從大革命時期「民族再生」問題著手，對此研究頗多。他在《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5）一書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時期關於公民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並且結合歷史背景，詳細分析了在當時的環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麼樣的新時代公民，以及當時現實中關於公民身份的討論。除此以外，他還對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戲劇、國民自衛軍以及女權運動等課題做了頗有深度的研究。^（6）他認為，與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戲劇也是實現「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革命戲劇反映了政治派別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進程，對大革命乃至後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5）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6）劉大明：《論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戲劇》，載《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3期；《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性別歧視和女權運動》，載《世界歷史》2007年第4期；《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自衛軍析論》，載《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關於大革命的恐怖統治，這是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必須要面對同時又頗難評判的問題。張弛在《法國革命恐怖統治的降臨：1792年6月—9月》一書中對此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義大利法哲學家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狀態」理論的啟發下，力求將法國革命時期恐怖統治的起源、本質以及影響等等，納入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中進行解釋。在仔細梳理革命向激進和暴烈階段轉化的過程及其動因，並對恐怖的起源和性質做了深入討論後，他頗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權的革命，是人民主權明確的自覺的表示，既侵蝕了「憲制權」，同時也導致了合法性的轉移。在主權開啟的例外狀態中，恐怖統治開始了。由此，他認為，恐怖是一種全面例外狀態下的絕對的決斷，是對一類人不加區分的任意的且無任何罪責區分的懲處，是對一切被抽離於秩序之外的純粹的生命的歸置。^（7）

（7）張弛：《法國革命恐怖統治的降臨：1792年6月—9月》，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概而言之，關於法國大革命，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學者主要關注和研究的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熱月政變的性質以及對羅伯斯庇爾和丹東等人的評價的話，那麼在進入21世紀後，學者們涉獵的領域和問題不斷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國學者在分別關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資產階級以及旺代地區的「叛亂」等話題。^（8）隨著中國學者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與國外學者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中國學界在法國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輕學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識形態化」，並在增強歷史主義意識的同時，高度重視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讀。例如，張弛在前述論文中從全新的角度出發來解釋恐怖的機件與基調，分析未宣誓教士法令、流亡者法令、全面治安措施、愛國公民證書、監控疑犯、革命法庭、專員體制以及屠殺等恐怖統治的基本構建，既繞開了恐怖研究的「環境論」，又規避了「意識形態論」。作者希冀通過上述努力，力求使恐怖研究真正還原到歷史自身。

（8）李倩：《戈德肖與馬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史研究》，載《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黃艷紅：《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新視野、新進展、新趨勢：法國革命史中的「資產階級」概念辨析》，載《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朱愛青、劉北成：《「旺代叛亂」述略》，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7期。

二、啟蒙與反啟蒙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開啟民智」是不少有識之士為之不懈努力的目標與任務。與此相應，啟蒙也一直是社會各界人士熱衷談論的議題。由此，與大革命專題相似，關於法國啟蒙思想的研究長期以來也是中國法國史學界關注較多、成果頗豐的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相關研究的理論取向和研究視野都出現了一些較為明顯的變化，啟蒙運動中的分歧、法國啟蒙運動與他國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以及反啟蒙運動成為研究的熱點。

如有學者提出，在強調啟蒙運動作為整體性的同時，也要注意啟蒙運動內部的分裂，即啟蒙思想家之間的差異性。同樣，在重視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的同時，也要聯繫同時代其他國家地區所發生的啟蒙運動，如蘇格蘭啟蒙運動、荷蘭啟蒙運動、義大利啟蒙運動，甚至包括中國明清之際的啟蒙運動，將這些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看待和研究。^（9）還有學者則不僅關注啟蒙思想與舊制度末年公共輿論中關於「民族主義」話語的關係，同時還著力研究「反啟蒙」的問題。^（10）反啟蒙運動並不如過去認為的那樣，是啟蒙運動截然對立的陰暗面，實際上，它早已超出「舊制度」的範疇，並與啟蒙運動一道，成為現代社會種種思想和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9）李宏圖：《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載《歷史教學問題》2011年第2期。

（10）張智：《法國啟蒙運動與舊制度後期的民族主義話語》，載《浙江學刊》2007年第3期；《略論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反啟蒙運動》，載《世界歷史》2008年第6期。

中國學者在較早即極為重視對早期啟蒙思想家的兩大代表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的研究，亦對更為年輕且更為激進的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以及盧梭，特別是後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最近這10來年的法國史研究中，盧梭依然是備受關注的一位歷史人物，相關研究進展頗大。例如，已有中國學者開始對盧梭在中國的接受史做系統梳理，反思在對盧梭思想的接受過程中存在的誤讀。⁽¹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輕學者徐前進另闢蹊徑，選擇盧梭的病痛作為研究盧梭思想的切入點。他在發表於《歷史研究》的相關論文中指出，盧梭的思想由啟蒙向浪漫風格的轉變，以及他去世後多變的歷史形象與其身心病痛有關。與此同時，徐前進還撰文分析了盧梭與法國革命的關係，指出盧梭的思想有多樣解讀的可能性。⁽¹²⁾他的相關研究表明，當代中國學術界在「借用」盧梭的思想聯繫中國現實問題的同時，盧梭研究作為真正的學術研究，已經轉入更深入細緻的領域。

（11）范昀：《作為方法的盧梭——現代中國百年盧梭學的反思》，載《浙江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 12 )徐前進：《盧梭的病：醫學與史學的綜合解讀》，載《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法國革命時代盧梭觀的解讀方法》，載《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

三、近代早期與舊制度時期的法國

隨著中國法國史研究隊伍的日漸壯大，尤其是一批在國內外受過良好訓練的法國史研究新秀的加盟，此前中國學界少有涉及的法國史研究領域如今被一一拓展。例如，關於法國近代早期的地方賦稅制度、鄉村共同體等問題，成為一些青年學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近代早期法國的鄉村共同體與村民自治》一文中，熊芳芳在考察了法國鄉村共同體的起源、基本特點以及各種不同的自治方式的基礎上，將鄉村共同體的變遷置於近代早期法國社會經濟形勢以及王權擴張的大背景之中加以分析，得出下述結論，即：中央政府利用鄉村共同體在近代早期所遭遇的經濟困難，將其置於自己的「財政監護」之下。在掌握共同體經濟命脈的同時，中央政府逐步實現了對這一地方政治單位的直接控制。⁽¹³⁾

(13)熊芳芳：《近代早期法國的鄉村共同體與村民自治》，載《第8屆全國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

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貴族和教士這類題目也吸引了不少中國學者，如劉文立對於貴族中的長袍貴族群體做了初步的研究，分析了「長袍貴族」的形成以及他們與佩劍貴族間的融合。此外，劉文立還在另一篇論文中，詳細描述了法國的特權階級在大革命之前的歷史變遷，以及他們在革命期間的消亡過程。⁽¹⁴⁾詹娜則較多關注近代早期的貴族。她在《近代早期法國貴族附庸關係初探》一文中提出，近代早期法國貴族附庸關係在兩大政治危機——宗教戰爭和福隆德運動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王權藉機滲入貴族附庸關係中，從而為絕對主義的形成打下基礎。⁽¹⁵⁾黃艷紅則針對特權等級中的教士做了不少研究。他在《試析法國舊制度末年的教會免稅特權》一文中，從教會與王權在稅收問題上的分歧與衝突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君主制國家的局限性和內在矛盾。他詳細分析了教會的組織架構，舊制度的財政體制與特權制度之間的共生關係，以及保守勢力如何仰仗歷史傳統用以維護等級制度等方面，指出這些因素既是近代國家得以發展的框架，但同時也是抵制其對整個社會進行整合的阻礙力量。⁽¹⁶⁾

(14)劉文立：《法國新舊貴族的融合與同化——長袍貴族析評》，載《中山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舊制度下的特權等級及其消亡》，載《法國研究》2003年第1期。

(15)詹娜：《近代早期法國貴族附庸關係初探》，載《史學集刊》2012年3月。

(16)黃艷紅：《試析法國舊制度末年的教會免稅特權》，載《世界歷史》2009年第2期。

探究舊制度末年的司法改革、理清高等法院與啟蒙運動的關係，對於認識舊制度，特別是它的崩潰至關重要。如果說此前國內學界對此的研究較為薄弱的話，那麼在進入21世紀之後，這一狀況已隨著龐冠群發表一系列研究成果而畫上了句號。龐冠群在《莫普司法改革與法國舊制度的崩潰》一文中指出，莫普進行的司法改革，意在強化王權，然而卻引發了嚴重的司法與政治危機，結果反而加速了舊制度的滅亡，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她認為，改革失敗的根源在於它在具體舉措上的激進性，在思想層面又激起了公眾輿論對於舊制度各種弊端的激烈討論，這些因素相疊加，無疑就動搖了舊制度的根基。在她的另一篇題為《18世紀法國的高等法院與啟蒙運動》的論文中，龐冠群延續了這一觀點，認為莫普改革在無形中進一步推進了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為大革命的降臨做了思想和輿論上的預演。⁽¹⁷⁾　　

(17)龐冠群：《莫普司法改革與法國舊制度的崩潰》，載《世界歷史》2007年第3期；《18世紀法國的高等法院與啟蒙運動》，載《歷史教學》2010年第4期。

洪慶明同樣對公眾輿論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試析18世紀法國「公眾輿論」的衍生與政治文化轉變》中，他主要抓住「公眾輿論」這個詞本身，運用語義學的方法，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在18世紀的文本環境中去闡釋舊制度末年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認為在「公眾輿論」的語義變化之中隱含著18世紀法國社會一系列政治觀念的轉變，其中包括社會與國家相分離且高於國家的觀念，以及對公開性的強烈追求，這些觀念對革命前的法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他在另一篇論文《路易十四時代的文化控制策略》中，則將注意力轉移到路易十四時期，探究王權如何建立和控制文化體系。他發現，路易十四運用一系列的象徵符號、盛大舞會或儀式，用以體現王室的榮耀與威嚴；同時使用資助、監管等手段，將社會的文化藝術活動全都囊括到國家體制之內。但作者也指出，正是在這種看似強大有效的文化控制策略帶來的負面作用對日後整箇舊制度的覆滅埋下了隱患。⁽¹⁸⁾

(18)洪慶明：《試析18世紀法國「公眾輿論」的演生與政治文化轉變》，載《史林》2010年第4期；《路易十四時代的文化控制策略》，載《史林》2011年第4期。

有學者重新審視了舊制度時期的「穀物貿易」，指出作為舊制度的重要經濟措施，「穀物管制」背後有政治經濟的多種原因。作者還從政體、民眾心態和經濟結構等幾個方面加以分析，進而強調雖然這一制度飽受詬病，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它實際上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民眾心理相吻合。⁽¹⁹⁾

　(19)周立紅：《一個「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論法國舊制度時期實行穀物管制的原因》，載《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四、從第三共和國到當代法國

在戰火中誕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持續的時間有70年之久，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迄今為止，延續時間最長的政體。與此同時，這70年也是法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雖然其引人矚目的程度無法與大革命相提並論，但實際上，關於第三共和國的研究在中國也一直為人所重視。浙江大學沈煉之、樓均信等教授都曾對第三共和國史用力甚勤，著述頗豐，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興衰史》⁽²⁰⁾。目前，顧杭繼續致力於這一領域的研究，他在《傳統的發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期對共和文化的塑造》一文中，詳細分析了在第三共和國早期，政府有意識地復興源於大革命的共和國傳統，例如，馬賽曲成為國歌，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成為國慶日等，以此來塑造一整套共和文化。在他的另一篇論文中，則通過分析一代史學宗師拉維斯的教育理念以及他編撰的教材，剖析了第三共和國時期的歷史教育在重塑民族信心、宣揚愛國精神以及灌輸共和思想等方面起到的作用。⁽²¹⁾

(20)樓均信主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興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顧杭：《戰爭創傷、歷史教育與民族復興——論拉維斯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歷史教育》，載《浙江學刊》2004年第3期；《傳統的發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期對共和文化的塑造》，載《史林》2010年第5期。

始自德雷福斯事件，法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以自己在堅守良知、勇於擔當方面的突出表現，為世人樹立了榜樣。《良知與擔當——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廣泛運用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系統探究了法國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以來走過的歷程，對他們在法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變遷進行了探討，相關內容當能夠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參照。⁽²²⁾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經濟全球化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進一步席捲世界，它在為各國人民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暴露出了種種弊端。由此，反全球化運動於90年代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並逐漸蔓延至世界各地。其中，法國的反全球化運動以其規模大、影響廣而著稱，並被各國的反全球化組織看作是「遵循的榜樣」。鑒於法國知識分子不僅在這一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還在「介入」社會現實方面表現出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新特點，顧杭從對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的個案研究著手，對知識分子與法國的反全球化運動做了頗有新意和深度的研究。⁽²³⁾

(22)呂一民、朱曉罕：《良知與擔當：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3)顧杭：《法國的反全球化——以ATTAC為中心的個案》，載《浙江學刊》2008年第6期。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末的法國當代史也較之過去更多地吸引著中國學者的注意力。馬勝利近幾年十分關注法國左右翼的鬥爭以及法國民族認同感的問題。他在《法國左右兩大派的分野、變遷及前景》一文中分析了法國左右兩派形成的歷史，以及這種特殊的政治文化給法國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帶來的深刻影響。如今，法國面對的國際局勢和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法國左右兩派對峙的局面也對此作出了回應。此外，馬勝利還對法國的民族認同感做了不少研究，他認為法國民族國家和民族意識的形成既是政治和思想博弈的結果，同時也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影響下，法國的移民問題逐漸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同時也對傳統的共和同化原則提出了新的挑戰。⁽²⁴⁾

(24)馬勝利：《法國左右兩大派的分野、變遷及前景》，載《歐洲研究》2006年第2期；《法國民族國家和民族觀念論析》，載《歐洲研究》2012年第2期。

五、政治思想史

在不少中國人眼裡，法蘭西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民族」，法國人不僅熱衷於談論和參與政治，而且相關政見精彩紛呈，並由此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篇章。為此，對於法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國學界向來十分重視，這一領域的成果自然也相對較多。進入21世紀以來，相關專著、論文更是不時湧現。其中，郭華榕撰寫的專著《法國政治思想史》對法國主要政治思想做了既系統又細緻的梳理、評析。⁽²⁵⁾

　(25)郭華榕：《法國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近代法國素有「天主教的長女」之稱，宗教對法國政治的影響不可低估，但關於法國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向來是中國學界法國史研究的薄弱環節。王加豐、崇明分別撰寫的《法國宗教戰爭與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產生》⁽²⁶⁾、《論17世紀法國冉森派的神學和政治》⁽²⁷⁾等論文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王加豐在論文中強調，16世紀下半葉，法國是歐洲政治鬥爭的中心，僅僅從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的方面看，法國就做出了重要貢獻，胡格諾派的性質和歷史地位必須進行重新評價。崇明則在論文中力圖表明，冉森派雖然沒有提出系統的政治理論，但是在捍衛其信仰自由的鬥爭當中，他們對絕對君主制提出了批評。這一批評在法國促成了反絕對主義觀念的興起。同時，冉森主義反現代性的努力與法國啟蒙運動中試圖擺脫宗教約束的理性主義精神殊途同歸，共同促成了一種具有明顯的反宗教意味的現代精神的形成，進而為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某種意識形態動力。

(26)王加豐：《法國宗教戰爭與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產生》，載陳崇武主編：《法國史論文集》，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6頁。

(27)崇明：《論17世紀法國冉森派的神學和政治》，載《浙江學刊》2013年第2期。

在法國政治思想家中，早年中國學界關注不夠的貢斯當近年來日益吸引著中國學者的目光，相關論著時有出現。韓偉華在其論文中探討了貢斯當關於自由的理念。他在文中提出，貢斯當的原創性在於他將古典自由和現代自由相互協調，各取所長，從而建構一種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和諧並存的憲政體制。在另一篇同樣探討貢斯當思想的文章中，他詳細分析了貢斯當的早期手稿《論共和憲制在一大國之可能性》，系統地闡明了貢斯當如何運用中立權理論，從而為有效地解決立法權與行政權間的衝突與協調這一兩難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²⁸⁾此外，崇明從個體自由的角度出發，認為將貢斯當看成是消極自由的提倡者掩蓋了他思想的複雜性；相反，不能忽視貢斯當對現代個體自由的消極面的深刻批判。他指出，要理解貢斯當的自由主義，必須深入到貢斯當思想的內部，呈現其對現代個體自由的複雜理解，考察貢斯當如何在批判這一自由的消極性的同時辯護其正當性。⁽²⁹⁾

(28)韓偉華：《從「古代人的自由」到「現代人的自由」——邦雅曼·貢斯當古今自由理論再探討》，載《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2期；《從三權分立到中立權：貢斯當分權制衡理論探微》，載《學海》2012年第3期。

(29)崇明：《貢斯當論現代個體自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近來，法國政治思想史中最熱門的話題無疑是托克維爾其人其著。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特別是當今中國高層領導人的大力推薦，托克維爾的經典之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正處於轉型期的當今中國突然「走紅」，不僅各種中譯本「洛陽紙貴」，而且，托克維爾及其觀點不時出現在人們的街談巷議當中。事實上，一些中國學者在上個世紀就已經高度關注這位法國思想家。在商務印書館1992年推出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文版中，由張芝聯先生親自撰寫的序言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然，中國學者對托克維爾其人其著更多的關注和更新的思考，仍主要出現在21世紀。倪玉珍在發表於2008年的一篇論文中探討了托克維爾為何會從「政治」和「社會」雙重視角考察民主。同時，她還指出，托克維爾的深刻之處就在於他沒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層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會關係、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因而，從「社會狀況」這一獨特的視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維爾認識到，儘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證，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會中的每個個人去維持和創新的。⁽³⁰⁾崇明則從社會改革的角度去解讀托克維爾的理念。他在相關論文中強調，在托克維爾的社會理論中，人們會發現他的道德主義追求，因為社會改革對托克維爾來說不僅是維護社會的利益和秩序，而且也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和道德。⁽³¹⁾崇明還提出，《舊制度與大革命》所要傳達的根本信息，是一個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進行改革的必要和艱難。沒有改革，革命難免；進行改革，引發革命也並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則積重難返，凶多吉少，恰當的改革則可能再造一個自由的民族。⁽³²⁾

(30)倪玉珍：《托克維爾理解民主的獨特視角：作為一種「社會狀況」的民主》，載《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

(31)崇明：《民主與社會改革：托克維爾論社會問題》，載《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2期。

(32)崇明：《國家主義的邏輯：讀〈舊制度與大革命〉》，載《南方周末》2013年2月17日。

在時下關於《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熱烈討論中，不少人認為，托克維爾的主要觀點就是：「革命在苛政較輕的地方發生」、「繁榮加速革命到來」。這一思路能夠在中國國內廣為流傳，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在階級鬥爭論佔據了數十年的中國學術界，能拋開階級革命的思路去重新思考法國大革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時，這一提法確實也為中國學者反思中國當下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新途徑。劉北成此前也持相似觀點。⁽³³⁾值得注意的是，高毅在對所謂的「托克維爾悖論」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後認為，對於「托克維爾悖論」，即認為繁榮和改革帶來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反而會導致革命這一觀點，並不能貿然迷信，也不可任意解讀，因為相關現象並不能充分說明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機理；大革命爆發的根源在於當時的人們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壓迫，這些壓迫不但在物質意義上可能較以往更加沉重，而且還多了一個能大幅度加重其嚴酷性的精神維度。換言之，高毅認為，在托克維爾看來，並不是「鬆動」引發了革命，而恰恰是由於新的壓迫以及舊制度王朝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權政策導致了革命的爆發。事實上，高毅多次提出，民主化進程中要想避免革命，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特權集團不可刻意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二是中央政府不可肆意壓制公民的政治自由。腐敗才是革命真正的催生婆。⁽³⁴⁾

(33)劉北成：《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34)高毅：《「托克維爾悖論」評議》，載《世界歷史》2013年第5期。

六、有待開拓和加強的領域

法國是一個富有史學傳統的國家，其年鑒—新史學派更是在當代國際史學界享有盛譽。自張芝聯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向國內介紹法國年鑒—新史學派以來，該學派的視野與方法成為推進中國80年代以後新史學發展，尤其是社會史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標誌了中國史學研究開眼看世界的開始。自此之後，中國學界對年鑒—新史學派的譯介持續不衰。費弗爾、布洛赫、布羅代爾、勒高夫、勒華拉杜里、杜比等人的代表作均有中譯。並且，中國學者也日益重視其史學史研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馬勝利翻譯了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³⁵⁾，並在譯者前言中，詳述了年鑒—新史學派第四代之後出現的分裂與緊張。除前文提及的幾個領域之外，中國的法國史研究中另有幾個方向也值得關注。首先，工人運動史方面，沈堅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法國工人階級做過研究；樂啟良等也對「馬提尼翁協議」中確立的集體談判模式進行過探討。⁽³⁶⁾其次，法國女性史的研究也已在國內興起，如龐冠群對瑪麗·安托瓦內特的研究以及湯曉燕對大革命中的女性服飾文化的探索就是例證。⁽³⁷⁾

(35)[法]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6)沈堅：《戰後法國的工人階級與社會衝突》，載《世界歷史》2003年第6期；樂啟良、呂一民：《法國集體談判模式的確立及其歷史意義——1936年大罷工與馬提尼翁協議探析》，載《世界歷史》2009年第4期。

(37)龐冠群：《瑪麗·安托瓦內特與18世紀法國的公共領域》，載《讀書》2007年第12期；湯曉燕：《「三色徽之爭」與大革命中的女性》，載《世界歷史》2014年第1期。

然而，與前面詳述的那些方向相比較，這些範圍內的研究在中國學界仍基本處於起步階段。而且，包括上古史、中世紀史、當代史等時段內的研究，亦亟須中國學者加大研究力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的不短時間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學者曾對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史、工人運動史等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特別是對巴黎公社的研究更是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著述豐碩之極。由於早年的這類研究或多或少帶有教條主義、實用主義的色彩，在學術性上存在某些欠缺，加之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後人們的關注點隨之出現了新的變化，導致此類曾是大熱門的研究領域持續受到冷遇。對此，我們認為，如果說相關研究以前的「很熱」並非完全正常的話，那麼當今的如此之冷也同樣難說正常。中國學者依然很有必要對這些領域進行更富有新意和學理的研究。進而言之，如果說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那麼從新的理論視角來審視既往的研究，以新的解釋框架來處理老的，甚至似乎是已有定論的問題，仍不失為中國法國史研究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劉大明、張弛分別發表在《世界歷史》2013年第5期「法國大革命與舊制度」專欄中的論文《巴士底獄的傳說與真相——「專制主義象徵」的建構過程》、《誰是無套褲漢？——身份意識與法國革命前後政治文化變遷探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除了研究領域亟待拓展，研究手段的改進、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是當前法國史研究急需解決的問題。目前，大多數國內學者的工作仍要借鑒國外的二手研究，尚未具備獨立發掘檔案材料的科研能力。這成為制約我國的法國史研究乃至世界史學科發展的瓶頸之一。不過，近年來，國內學者赴國外一流學術機構學習深造的機會日益增多，檔案電子化使得接觸一手材料的方式變得更為多樣化，國內學者掌握與解讀原始檔案的能力也正在逐步提高。

排版 | 朱 丹

編輯 | 曾麗娟原文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劉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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