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智傑：問題出在哪兒——對賈康回應的回答

拙文《正確認識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基礎》見報後，賈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憤怒的」反應。這讓我感到意外，同時又覺得沒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憤怒出詩人;也許可以補充道，憤怒出不了理論家，或者至少難以做出冷靜的理性的反應，因而不必認真對待之。幾天後看到了賈教授作出的所謂「柔性回應」，然而拜讀之餘，他的這個正式回應沒有超出先前憤怒反應的範圍，沒有針對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論點做出反駁或討論;反而說他現在作此「柔性回應」，是出於對「其他因素」以及「社會上無可否認存在的『吃瓜群眾』羊群效應式的非理性推波助瀾」的考慮。「其他因素」是什麼，「推波助瀾」之類說法有何根據和深意，賈教授沒有明說，但他這些話卻分明滲透著某種輕蔑和傲氣，這使得對其作出回答變得必要了。

幾點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況賈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擺在那裡，是非曲直不難弄清。賈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們的書名時多出「經濟」二字，這是明顯的大意和失誤，我應向作者道歉，不過，賈教授回應中提到的其餘各點則只能另當別論了。

首先，關於賈教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下稱《讀本》)的定位和意義，他說我不該說那是作者「聲稱」，還說那不過是「出版公司宣傳用語」。可是，「權威解讀『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和核心內涵」，「深度闡釋『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政策主張」，「著力創構『十三五』及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升級版」，白紙黑字，與書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該書封面之上;套在書上的摺紙還逐個介紹作者在一些省委學習會上作報告的情況以及向社會各界隆重推薦該書的語句，這讓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確表達了作者的心聲，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卻不料作者現在說那是出版公司的宣傳用語，不是作者自己說的。這也許是實情;實情若如此，作者為什麼不早說?廣而告之大半年了，現在卻推諉於出版公司，這合適嗎?

其次，我認為中國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因而不具備(如作者所做的)對之進行單一市場供求關係分析的前提條件;我還認為，只有基於存在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以及競爭市場和(寡頭)壟斷兩種市場的現實，分別對它們做出市場供求關係分析才是合適的，可是，作者卻說我的這些觀點是反對對當前中國經濟進行供求分析，這不是明顯的誤解和曲解嗎?

再次，我關於作者不適當地過分強調供給管理，而忽視需求管理甚至認為需求管理已經過時的看法，是依據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論述得出來的，現在作者說我沒有注意到他在該書前言和後面關於需求管理的論述，還說他們一直秉持的理論是供求均衡論，一直認為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並重等等，意在說明我曲解了他們的觀點。可是，假定作者所說屬實，那麼何來作者所聲稱的獨創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論在西方經濟學中早就提出來了。假定作者所說屬實，又何來他們反覆強調的注重「供給管理」的「獨創性」?

還有，關於「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改革」這兩個概念，我認為應該加以區別並指出了它們之間的關係;我還指出，在作者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長菜單中，獨缺體制改革這一項。作者認為我的說法是自相矛盾、邏輯混亂，違反基本常識，我對此指責至今不得其解。在這個問題上，在我國經濟學界，存在著怎樣的常識?誰人說過這兩個概念在我國學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為什麼作者沒有把體制改革包括到結構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斷言，我指出他們沒有把體制改革包括到他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之中，就是給他們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這顯然是言過其實了。我沒有那個意思，更沒有那個權利，事實上也不會導致那樣的結果，不過是對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罷了，何必聳人聽聞!然而，老實說，我對作者的如下觀點和主張卻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某種擔憂，甚至還發出了要警惕出現回歸計劃經濟做法的危險，這總不該被理解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認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原則，只是對於資源配置總體而言的，並不適用於每個具體場合;作者還一再強調政府要從過去抓「需求管理」轉向抓「供給管理」，卻不見作者強調在解決結構性問題(包括「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中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請問，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和警惕的傾向?

最後，我在前文中指出，《讀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論述了西方經濟學中存在著一個所謂忽視供給的「共同的失誤」和另一個所謂強調供給的學術傳統，意在證明他們的學說是對前者的克服、對後者的繼承和發揚，從而表明他們的學說具有深厚的學術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據我所了解的史實作了澄清，說明他們的意圖是站不住腳的。作者對此未置可否，也沒有做出應有的學術討論，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可以將其納入不同理論框架之內，然後便話鋒一轉，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責對方『誤國』來攻訐，還有經濟學者研討的什麼空間嗎?動輒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壓力和批判」云云。這豈止是文不對題，簡直是強詞奪理和強加於人了;這種態度不改，誰還敢跟他討論學術問題?

問題出在哪兒

行文至此，我想結合最後這個話題，提出一個新問題，並表達一種看法，以求教於《讀本》作者和廣大讀者。這個問題是：既然《讀本》所體現的學說存在諸多缺陷和問題，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和缺陷?其根源何在?從理論和認識角度來說，我認為主要源於對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誤判或誤解。實踐層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如何總結我國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理論層面主要涉及對西方經濟學發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斷和認識。兩者之中，前者是主導的，後者是跟隨的，是為強化前者而提出來的。關於理論層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經論及，不再重複，這裡只就實踐層面的根源嘗試作一說明。

大家知道，西方學界和政界的一些頭面人物，例如危機前兩年卸任的美聯儲主席，人稱「經濟沙皇」、「美元總統」的格林斯潘(見其《動蕩的世界》一書)，以及一些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見其致英國女王回答「為什麼沒能預測金融危機?」的報告)，通常都將當年未能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歸咎於預測機制及相關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將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納入其中);同時指出現有監管體系的失靈則是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當然，如格林斯潘所說，對自由競爭終會導致最佳結果這一信念的盲從也是一個教訓。基於這些認識，危機後美英各國著力加強了對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監管。從《讀本》可知，這是催生新供給經濟學的國際背景。

至於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一般的共識是：經濟突飛猛進發展主要得力於所謂「三駕馬車」的推動：政府巨額投資、不斷擴大出口，以及消費增長等。它們大體屬於需求管理的範疇。人們看到，通過這種發展方式，儘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帶來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種結構比例不均衡、不協調的矛盾，以及如不再著力加以扭轉、終將難以為繼的嚴重局面。於是，人們取得如下基本共識：出路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大力實現技術創新，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調整和轉變資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場起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學者從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認為，既然需求管理已經不適應客觀需要，則急需注重於整個經濟的供給側，組織實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給管理」，簡而言之，從以往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從《讀本》可知，這是催生新供給經濟學的國內背景。

《讀本》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即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管理」，大體上就是從上述背景產生和引申出來的。乍一看，這種思路和觀點順理成章，無懈可擊。然而，問題可能恰恰出在這裡。

人們也許會說，難道借鑒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舉措，強調對包括金融財稅體系在內的供給側加強監管有什麼不對嗎?如果這樣一般地提出問題，似乎沒有任何異議的餘地。可是，請別忘記，金融風暴不是源自我國，我們是遭受危機衝擊的國家，不僅如此，我國還以自己的實力與全球眼光對克服危機做出了貢獻，我們沒有理由照搬他們的理論和舉措。再說，與美英等國早已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同，我們還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之中，兩種經濟和兩種市場並存和交叉，決定了加強監管在我們這裡具有截然不同的主體和對象、不同的內涵和要求。對西方國家來說，不存在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的問題，而這卻是我們的中心任務，我們只應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強對金融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監管，而不是將包括監管在內的對供給側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們也許還會說，難道從我國過去幾十年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不能得出應當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嗎?的確，應當承認，被認為屬於需求管理範疇的所謂「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雨之後，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可是，由此便得出應當轉向供給管理的結論不免有欠謹慎，因為對支配著管理方式的背後的體制因素缺乏足夠的估計。

「三駕馬車」初期的成功，顯示了原來舊體制的動能，它後來逐漸失效或基本失效，則顯示舊體制潛力已經基本耗盡。要實現轉方式、調結構、大力創新和注重質量和效率的新方針，關鍵還是在於進一步確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決定一切;體制則是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決定性條件和因素，這是歷史和現實昭告我們的一條真理。而經濟體制改革則不僅涉及供給，而且涉及需求，它是關係經濟發展全局的東西。

以上論述說明，對一個還沒有完成市場經濟轉型、當務之急仍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頭」的中國，卻主張只適用於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要求，我認為這是《讀本》的最大失策。難怪人們會對這種經濟學思潮和主張產生那麼多揮之不去的疑問、擔心和質疑。事實上，依照「供給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堅持和推進體制改革?《讀本》並沒有給出令人放心的回答。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經指出，體制改革本來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長長的結構性改革的菜單之中;而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本來就不是一回事。

此外，我們政府的簡政放權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任重而道遠，距離十八大確定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讀本》主張政府從過去抓「需求管理」轉變為現在抓「供給管理」，而這只是政府工作重點的轉變，不是政府職能和體制的轉變。還有，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供求關係的失衡，但其根源在於體制，體制改革不深化，去產能、去庫存從何談起?要知道，產能過剩和房產巨額庫存的出現和惡化，舊體制難辭其咎，而《讀本》在這方面也沒有給我們提供什麼中肯的建議。作者爭辯說他們始終高揚改革的旗幟，可是，在其面面俱到的改革藍圖和「八雙、五並重」的論述中，卻不見其突出強調大型壟斷性國企的體制性改造，而這在人們看來，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破除壟斷、不得不下大力氣啃下的最大的一塊「硬骨頭」。至於對廣大的民企，《讀本》卻未多加關注。民企對我國GDP貢獻率早已過半，在諸多領域已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科技創新的生力軍、對外開放的先鋒、中產階層的骨幹，而他們在體制改革滯後的條件下仍然面臨著種種的困難和窘境，不知秉持「供給管理」理念的《讀本》作者對此作何感想，又有何種依據「供給管理」思路的有益主張?面對民間投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躋身混合所有制願望不強烈，卻有相當大量民間資本外流現象，作者又持何種態度?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院長、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