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曾是梁啟超的「粉絲」

近年來，在熱播全國的紅色經典青春勵志電視劇《恰同學少年》中，有這樣振奮人心的一幕：青年毛澤東大聲背誦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然後不斷有他的同學加入到背誦的行列，最後一群熱血沸騰的青年大聲齊誦《少年中國說》。這感人的場面，折射了梁啟超對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那一代青少年的巨大影響。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生於廣東新會，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同學湘生的信中，評價梁啟超說：「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後治各科。」

梁啟超確實「早慧」，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少年天才：四、五歲就讀完了《四書》、《詩經》；6歲在父親教導下，五經卒業；除經學外，還讀《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古文辭類纂》等；9歲，能做千言的文章；12歲，便中秀才。

中秀才後，梁家更是對他寄予厚望，送他到廣州深造。15歲時，梁啟超進入當時廣東省最高學府學海堂學習。

17歲時，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二人見面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家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於是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盡舍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

1895年春，梁啟超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了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運動。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影響。　　

1897年，梁啟超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見解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觸，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從而使「君主立憲」深入人心。

　1910年秋，毛澤東走出閉塞的韶山沖，到五十華里之外去上學。那學堂就是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

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起過當年的情形說：

　　「我在這個學校很有進步。老師們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經書的老師，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對讀經書不感興趣，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那時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按照今天時髦的說法，17歲的毛澤東成了梁啟超的「粉絲」！對梁啟超的崇拜甚至影響到毛澤東的一生。

風靡一時的《新民叢報》，是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

1898年的戊戌政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遇難，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啟超認為，中國當時的貧弱落後、受列強欺凌，不只是因為有「最腐敗之政府」，更因為有「最散弱之國民」，而後者為更重要、更深層次上的原因。於是他決心致力于思想啟蒙工作，以提高國民的素質。

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刊《清議報》，以「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為宗旨。這個報刊1901年末停刊後不久，梁氏又於1902年2月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當時都遭清廷禁止在國內發行的這兩種報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緒皇帝，反對慈禧太后，主張君主立憲；但更重要的是，梁啟超以此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介紹和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價值標準、倫理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在長期囿於封建文化觀念的中國知識界中，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新民叢報》於1907年冬季停刊。毛澤東在1910年下半年讀到的，已經是幾年前的舊雜誌了。但是對於一個來自閉塞山村的少年來說，其中的一系列主張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自然更啟發毛澤東從全新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說的，對這些文章，他是「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從這裡受到的影響，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現在韶山紀念館裡，保存了一本當年毛澤東讀過的《新民叢報》（第四號）。其中刊載了梁啟超《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文中解說了「國家」和「朝廷」兩個概念的差異。梁啟超說：

「固有國家思想者，亦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在梁啟超這段文字的旁邊，毛澤東批了一段話：「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是現在見到的毛澤東對政治、對歷史見解的最早文字記錄。於此可見毛澤東在讀《新民叢報》的時候，就在思考著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一種十分可貴的讀書態度。後來他投身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鬥爭，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1911年春，辛亥革命前夕，毛澤東於來到長沙，進入湘鄉駐省中學。長沙是當時革命黨活動的一個基地，在這裡他第一次讀到革命派的著名報刊《民立報》，這才知道有個同盟會。由湖南人黃興領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傳來後，毛澤東非常激動，以致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壁上。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公開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在以後進入省立高等中學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師範的五年半的學習中，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忘記梁啟超。在現在保存下來求學時期的毛澤東的讀書批語、筆記和書信中，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都能看到梁啟超的影子。如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鬥爭中，對「籌安會」的鼓噪，梁啟超曾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上大總統書》等文，譏斥「籌安」諸君子，強烈反對帝制復辟。後來參加蔡鍔討袁世凱起義後，梁氏又連著《軍中敬告國人》、《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袁世凱之解剖》等文，筆力雄渾、銳利酣暢，社會影響很大。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通過學友會，將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3人有關反袁及對時局不滿的文章，編印成冊，題為《湯康梁先生對時局之主張》，廣為散發。

　　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註中，常有「參見梁啟超」的某種評論，或將書中文意與梁文相比附，藉助梁文加深對該書的理解。在致黎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就是直接援引梁啟超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關於「英雄」、「豪傑」的歷史作用；將人分為「聖賢」與「愚人」兩類；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為特徵的佛家平等觀念；尤其是以「變化民質」、「啟迪民智」為救國圖存的根本要義，等等，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所反映的這些觀點，也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出自梁啟超的影響。

直到五四前夕，毛澤東在1917 年8 月23 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仍然認為，中國積貧積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舊，道德太壞」，「二者不潔，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決還在於從改變「人心道德」、「變化民質」入手。這種觀點與梁啟超《新民說》基本一致。1918 年，毛澤東、蔡和森等在長沙創立學會，確定以「新民」為學會之名。在為新民學會起草會章時，毛澤東提出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也正是梁啟超《新民說》中之觀點的具體化。

梁啟超寫文章不屑於恪遵古文「義法」，不滿足於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筆自然，辭以達意，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濕紙。」一時學者競效之，號曰新文體，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毛澤東當時就是被這種「魔力」所感染並起而仿效的。

1913 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四師範學習。國文教師袁仲謙先生是前清舉人，最重古文教學，很欣賞毛澤東的才氣縱橫，筆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啟超的「野狐筆」，勸他多讀古文。為此，毛澤東曾經下功夫熟讀《昭明文選》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還從舊書店買回一套二十多冊的《韓昌黎全集》，反覆研讀，揣摩其筆法，終於能寫出一手入格的古文來。袁仲謙在評語中，甚至稱讚得意弟子毛澤東的文章「深得孔融筆意」。

1912年，梁啟超由日本回國。1918至1920年旅歐期間，梁啟超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於是他決意退出政壇，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國學，回歸到書齋，回歸到國學，立志通過國學的研究和傳播，「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學派」。

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梁啟超是從「整理國故」開始的。他就與胡適等人一起積极參与了整理國故的運動，並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梁啟超認為：「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國學研究，也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煌煌專著。

梁啟超

1925年，梁啟超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墨子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中國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飲冰室文集》。

1927年，梁啟超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多年後，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的毛澤東，在語言文字上對自己的著作和黨內文件的要求非常嚴格。

1942年，毛澤東在為整頓黨的文風而做的報告中列舉「黨八股」的罪狀有「空話連篇」、「裝腔作勢」、「無的放矢」、「語言無味」和「不負責任」等，這與梁啟超早年所舉報章之「五弊」頗見神似。毛澤東認為文章和文件是「給群眾看」，「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既要「分清條理，去掉空話」，又要「合文法」，要「以通俗的語言解釋許多道理」給人民群眾聽。這些思想與梁啟超所稱輿論應具備的「常識」、「真誠」、「直道」三本和「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六德如出一轍。梁啟超「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的夫子自道，完全可以移植給毛澤東。毫不誇張地說，比起梁啟超的「縱筆所至不檢束」來，毛澤東的文風要更勝一籌。

　　 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在1958年3月30日對梁啟超有過一番評論：

　　 「毛主席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毛主席又說到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於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