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才子加流氓

在政治嚴肅時代，「海派」這個詞基本上算個貶義詞。

五四運動以來，海派文化就一直處於尷尬的地位上。本來北京是「首善之區」，皇帝手下的奴才順民和忠臣烈士，自然不會把多少有些市井氣的海派看在眼裡。郭沫若從日本回來辦創造社，劉半農就輕蔑地稱他為「上海灘的詩人」，而魯迅對上海的文人，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一網打盡曰：「才子加流氓」（具體來說，是指郭沫若）。

其實劉半農要從地域來劃分，出身江南，恐怕也要算上半個海派。魯迅呢？在上海那麼長時間，絕對稱得上是「海派中的刺蝟」。

奇怪的地方就在於，在日本完全佔領上海之前，上海才是根紅苗正的革命者的故鄉，在政治正確性方面，什麼時候輪得到北京人說話？魯迅的革命精神自不必多言，往早了說，晚清最大的詩社南社成員主要都是在江南一帶活動，晚清政治小說和譴責小說也以上海為最重要的據點，還有革命文學的諸位健將——比如痛罵魯迅的郭沫若和成仿吾——都與海派脫不了干係。

海派，就是花樣多、反應快、變化勤，追逐時髦，敢於創新，也正因此，得了個「才子加流氓」的諢名，下馬是才高八斗飽讀詩書，上馬是振臂一呼四方響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變化多端，無法一概而論，統而言之曰「海派」。

鬆弛又雜亂是它的特徵。

在半殖民地文化背景之下，上海多了一些十里洋場的喧嘩，卻也因此保存了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生氣，文化氣氛相對比較輕鬆。

這裡的文化人，他們一開始就面對了市場，市場就是衣食父母，脫離了皇帝的保護傘，他們需要用新的文學技巧和審美方式來吸引讀者，於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批文學先鋒脫穎而出，在講載道的文學的京派文人面前，上海的文人講為藝術而藝術，唯美派、現代派、頹廢派、新感覺派、普羅革命派……

文學形式上的自覺革新讓他們走在時尚前沿，他們的作品或激進或世俗，但似乎總給人一種有閑階級有病罵娘無病呻吟的印象。

有病沒病的都得活著。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新舊文學的戰場就擺在上海。支持文學研究會的商務印書館（現虹口區四川北路856號）和支持創造社的泰東書局，形成了一個新文學基地，與鴛鴦蝴蝶派為首的舊派文人陣營相抗衡。

雖然鴛鴦蝴蝶派一度壟斷了上海的大眾媒體，但在純文學的領域，激進的先鋒派——不論是政治上還是形式上的先鋒派——卻得到了以青年學生為主的讀者群的擁護。

慾望遍地開花。有才的真有才，給人的印象是「才子加流氓」。郭沫若旗幟下的創造社顯然是「才子加流氓」的大本營。

「沉淪」的郁達夫著迷於性壓抑，描寫自慰，而名聲大躁。《沉淪》正是1921年由泰東書局出版的。

還有兩位，是革命青年陣營中的叛徒。創造社最多產的作家張資平是寫性的高手。

1928年之後的四五年間，他以每年平均4部長篇小說的速度出書，將早期創造社中所瀰漫的那種經濟和性的雙重壓抑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位性愛博士的筆下，性煩悶、性病態、性怪癖、性猜疑、性虐待、亂倫、性病、三角戀和婚外戀一應俱全，他沉溺在對性的肉慾式描寫之中，他那無所不在的男性中心主義似乎有一種薩德一般的對女性的征服欲，雖然李長之對他用流利的國語來寫新小說持一種肯定的態度，但在大多數文學寫作者眼中，張資平是一位墮落的作家，他的寫作已經成為對立面的榜樣，沈從文就批評他「使中國新芽初生的文學態度與傾向，皆由熱誠的崇高的企望，轉入低級的趣味的培養」。

在《苔莉》之後，他和創造社的同仁徹底決裂了，對於那些以革命為己任的同志來說，張資平已經背叛了革命，只要他還寫這種有傷風化的流氓小說的話。

相比之下，「創造社的小夥計」葉靈鳳比張資平溫和得多，但他的小說中同樣不時出現性挑逗的句子。他後來在香港，專寫性的專欄，結集為《書淫艷異錄》，可見他的興趣所在。

1931年後，葉靈鳳的一系列小說（如《紫丁香》、《第七號女性》、《憂鬱解剖學》）用充滿感官刺激的文字直接切入到最現代的都市男女的開放生活。這些作品和穆時英、劉吶鷗的新感覺派作品非常相近，但在葉靈鳳的都市敏感的背後，似乎還並沒有完全泯滅一種舊式文人的感傷情緒。他覺得，如果因為純文學的緣故而將讀者拒之門外，那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最初與創造社合作的是泰東書局。泰東書局成立於1914年，谷鍾秀是泰東圖書局首任總編輯，首任總經理則是歐事研究會另一骨幹歐陽振聲，早期通過成仿吾的同鄉李鳳亭，與當時在日本的創造社有了聯繫。

泰東書局的地址先設在南成都路（今成都南路），後遷馬霍路（今黃陂北路）德福里220號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子，並在四馬路（今福州路）設有門市部，創造社的主將郭沫若及其家人曾經寄居於泰東編輯所里。

在一個半月里為泰東圖書局編輯了三部書稿：一是編定詩集《女神》；二是改譯《茵夢湖》；三是標點《西廂記》。特別是列為「創造社叢書」第一種的《女神》的暢銷和引發的巨大社會反響。如果說日本是創造社的發源地的話，那麼泰東書局，就是創造社的堅強後盾，沒有泰東書局，張資平的早期作品《沖積期限化石》《愛之焦點》還說不定在什麼地方呢。

不過，所謂花無百日紅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郭沫若雖給泰東編輯書刊，卻不曾有一個明確的身份，既無合同，又無聘書，工作報酬既少，數目尚不確定，還只能三塊兩塊的到櫃檯上去取，居住環境又相當不如人意。

初出茅廬時創造社諸將籍籍無名，現在可不同往日了，郭沫若已經是獨當一面的文壇一方霸主，還能看得上這點杯水車薪？於是，他們決定拋開泰東書局單幹，租定閘北寶山路三德里A字11號作為出版部門市兼編輯處，於1926年3月18日成立創造社出版部。

而在此之前，1926年1月1日，郭沫若、 惲代英、 張聞天、 沈雁冰、 楊賢江、沈澤民等人在三德里A3號成立中國濟難會。

正在創造社出版部將要成立之前，郭沫若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與郁達夫和王獨清乘「新華」輪由水路南下往廣州去了。創造社出版部的一切事務都交給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三個人主持，史稱「創造社小夥計」。這個跟隨葉靈鳳一輩子的綽號就是這麼來的，不過至1927年，葉靈鳳還為泰東書局的出版物設計封面、插圖和裝幀。

1928年1月，創造社出版部由寶山路三德里遷至四川北路麥拿里41號。麥拿里於宣統三年（1911年）建造，佔地面積115 平方米，磚木結構假三層，聯排式新式里弄建築。立面連續券柱式構圖，多種券式混合使用，壁柱上有簡化柱頭，中置券心石。

遷至麥拿里之前，由葉靈鳳三位「小夥計」負責，而遷至麥拿里後，創造社出版部由成仿吾、馮乃超、王獨清主辦，他們編輯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共出五期）、《流沙》半月刊（共出五期）、並持續出版1926年3 月創刊的《創造月報》（第八至十八期）。

先後編輯出版《文化批判》、《畸形》、《流沙》、《文藝生活》、《創造月刊》等刊物，大力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直至1929年2月7月，創造社出版部被國民政府查封。

創造社這個大集體中的文人，命運卻各不相同。郭沫若在魯迅去世後儼然已是整個文壇的盟主，郁達夫莫名其妙死在蘇門達臘，葉靈鳳被「左聯」開除後輾轉去了香港，張資平參加了汪偽政權抗勝利戰後從文壇消失，潘漢年死於獄中，成仿吾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校長，馮乃超成為中山大學副校長，田漢是「四條漢子」之一……

各有各的傳奇。而才子加流氓的時代，也已成為文壇舊事，留在故紙堆中等待著有緣人的找尋。

文｜河西

出品｜頭號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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