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後半生

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像張大千那樣，以其鮮活曲折的一生，映照著整整一個20世紀，甚至延續至今。他是善作假畫的高手、天資過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敵國的收藏家、貧無立錐的「流浪漢」，更是以丹青藝術享譽海外的大師、盼望落葉歸根的遊子……張大千是一段人間傳奇，他被徐悲鴻譽為「五百年來一大千」是不無道理的。在他的生前身後，是整整一部20世紀中國美術乃至文化史，直至今日，重新來看刻薄成性的陳巨來寫的《安持人物瑣記》，幾乎個個臧否，唯獨對大千，完全是發自肺腑的讚美與欽佩。再比如張大千的忘年交，如今在華語影壇叱吒風雲的導演楊帆，也不惜筆墨，多次描寫過自己與大師的點滴交往，令人唏噓羨慕不已。

如今，能追隨於大師生前的友人，屈指算來，幾乎寥寥無幾，但張大千時代卻並沒有因此而遠去，相反成為一段永遠的傳奇。

黃天才，人稱「天公」，係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也是張大千生前好友。近日，90高齡的天公曆時數載，寫就最新著作——《張大千的後半生》得以在台灣羲之堂出版。黃天才更是以第一手親歷資料，為讀者鮮活勾勒出遠去的大師特有的風神瀟灑。

「張大千先生在海外單槍匹馬奮鬥三十多年，終於讓中華傳統藝術在歐美藝壇大放異彩，我寫這本書，主要目的是要為大千先生艱苦奮鬥的這段過程及成就，留下一些真實記錄。我也許不是最合適的，或最有資格為大千作這段記錄的人，但先生辭世已三十整年了，還沒有一本比較翔實而週全的關於他這段事跡的書籍問世，今天，我已屆九十高齡，舉目四望，海內外曾和大千先生有過交往，或曾在場目睹耳聞過他這段事跡的人，幾乎沒有別人了，不趁我記憶尚未完全衰退，還能勉強執筆為文的時候著手，大千的這段事跡恐怕就永遠湮沒了。」在介紹自己的寫作原因時，黃天才如是説。

黃天才從1960年代起奉派駐日採訪，這段期間正值張大千在海外發展時期。天公談及寫作這本書的動機與緣由：「我跟在他身邊的時間不多，但我有其他人所未必具備的有利條件：第一，我是一個在職而相當資深的新聞記者，記者的職業本能——強烈的好奇心與對人對事的觀察力，比一般人要敏銳一些。追隨採訪，本就是我的工作，他從不迴避我，有時還會主動邀我參與或到場幫忙他的藝術活動。第二，當年我擔任台北《中央日報》駐日本特派員，長駐東京，歷時二十五六年，日本因為地理位置及人文環境等因素，被大千先生選定為進軍西方藝壇的陣前基地，他計劃以日本為墊腳石，逐步進軍歐洲藝術中心的巴黎，及至登陸歐洲成功，日本又成為他經營歐洲版圖的後援基地，這讓我在日本得『地利』之便，可以就近觀察他『進軍』計劃的執行及運作。多年觀察採訪的累積，執筆寫這本書時，才不致茫無頭緒。」

與一般驚世駭俗的書名不同，這本書的名字起得極為普通，而內容卻極不普通。對此，黃天才表示：人生在世，通常只有「一生」，無所謂前半生或後半生；偶或有之，多半是負面意義。但大千先生則是非常少見的既有前半生、又有後半生的不凡之人。大千二十來歲，在畫藝上就已經出人頭地，三十來歲就已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畫家，五十歲以前就已經功成名就了。 1950年，他剛過半百之年，遠走海外，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可他不甘心坐享五十歲前成就的余蔭，讓自己一帆風順地度過一生；他雄心萬丈，決定重新奮鬥開闢他後半生的新天地。費盡心力、智慧，運用他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有計劃、有策略地進軍西方藝壇，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完成了他為自己所營造的願景，達成了一個與前半生毫不遜色甚至更為出色的後半生。而此書的著眼點，恰在於此。

張大千如何進軍國際藝壇

張大千是天分卓越的藝術家，更是性格宏觀之奇人，集畫家、鑒藏家及美術史家於一身，面臨大時代的劇烈變遷，卻能跳脫現實環境的限制，透過交遊、閱歷與自身的才情，將中國繪畫千年傳統開創出全新格局。事實上，最初的離國，他並沒有打算在海外久居，但在通過對香港、台灣、印度、阿根廷等地短暫居住的比較之下，卻得出了都不理想的結論，最終，他把眼光放在了從沒去過的巴西。在巴西建造了精美的「八德園」後，張大千的行蹤才算稍微安定。然而，巨大的經濟壓力迫使他不得不考慮依舊像當年一樣，用手中的筆去創造最大的財富。一方面，全家數口人的吃用開銷，維持園林的花木養護等迫在眉睫，另一方面，遠在國內的家人，也需要大千的幫襯貼補。重重壓力之下，張大千一方面繪製了一大批精美的工筆重彩作品，並在香港、台灣，甚至南洋等地的華人地區展出售賣。一方面，又積極加快了自己進軍海外藝術領域的步伐。

在南美、北美各地造訪，體驗西方社會生態之後，張大千更確定西方藝文重心將在歐洲。他認為要進軍西方藝壇就必得以法國為第一目標；而啟動基地則以中華傳統藝術文化發源地亞洲為宜。經過審慎考慮，他選擇了日本作為發展基地。因為相比較於其他地方，張大千認為西方藝術界更重視日本的藝術活動。1955年，經過了充分認真的準備，張大千的日本畫展在一家古董店內開幕，畫作僅有三十多幅，但絕對品質一流，值得一提的是還展出了幾幅書法作品，寫的是張大千自作詩詞，在「書道」極受尊敬的日本，詩書畫三絕，自然大受尊崇，這是大千的聰明之處。大獲成功後，第二次的「重磅炸彈」則是當年遠赴敦煌帶回的多幅臨摹作品。彼時，敦煌學方興未艾，日本文化界又特別尊崇唐宋古意，張大千的這步棋子，又下得穩、準、狠。

出人意料的是，成功來得很快。透過日本的兩次展覽及籌幄，張大千就此敲開了巴黎的大門。巴黎「東方美術博物館（MUS?E CERNUSCHI）」館長薩爾（V.Elisseeff）適巧在東京旅遊，參觀了張大千的兩次展覽，薩爾當面懇邀大千去巴黎展覽。而且還表示：「越快越好，最好緊接在東京展覽之後。」於是在東京展出的原件立刻全部裝箱空運巴黎，再度造成轟動。之後在英國倫敦、瑞士、印度、比利時、希臘、西班牙、德國、巴西、美國及香港等世界各地辦畫展，使得張大千的名字與作品更是幾乎深入歐美市場。

機緣總是如此親近張大千。就在法國展覽圓滿成功之際，張大千大膽地提出要去拜訪畢加索。這段會晤在今天已然被多次宣揚，甚至被稱為東西方藝術的高峰會，當然，也不乏貶斥者稱之為張大千慣用的自我炒作。

黃天才的書中原原本本地還原了這段歷史真相，兩人之間的會面，極為單純而友好。當時張大千提出這一想法，得到了郭有守、趙無極等人的一致反對，可張大千的四川人脾氣，使得他偏偏要去試試「撞槍口」，沒想到帶著夫人與翻譯的張大千，最終得到的是畢加索出乎意料的友好與擁抱。共進午餐、互換作品、拍攝照片……這些細節已然被宣揚了無數次，但黃天才不諱言：「張大千自認這也有僥倖的成分，他擁有了常人難得的好運氣。」因此，即使在晚年因眼底出血，無法再繪製精細的作品而無奈改畫大潑墨、潑彩山水時，薩爾竟然會三度邀請張大千赴法國辦展。去國數十年，張大千的展覽也因此遍及世界各地，作為一名中國畫家，其確實堪稱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大師了。

驚人的藝術投資理財術

張大千多年寄跡海外，在海外置産多處——在巴西闢建「八德園」，在美國購置「可以居」、「環蓽庵」；在台北建造「摩耶精舍」，俱是奇花異卉、精巧絕倫。他的旅遊行跡更遍及歐、亞、南北美各大洲，出門搭乘的是航空客機頭等艙，住的是豪華昂貴旅館，吃的也都是最頂級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財有方，何以能得？也正因此，令人更想一窺其中堂奧。關於張大千的海外財源，作者黃天才歸納出三大層次：豐富的基本財源、新購的古書畫的整修及加工、古書畫的靈活交易及運用。

而張大千最令人稱奇之處，就是其收藏、鑒識古畫的精準眼光。許多珍品在中國近現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絕一時，尤其六大國寶級的名跡，包括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的《瀟湘圖》、《溪岸圖》、王羲之的《行穰帖》、黃山谷《經伏波神祠詩書卷》及《蘇東坡書維摩讚卷》等。

事實上，身在海外，經濟來源遠不如當年那麼寬裕，但是，就張大千的性格而言，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委屈自己、委屈他人。早在國內時期，靠自己的一支筆，張大千過著舒適安逸的生活，享受著濃厚的友情，可他卻沒有任何置地、建房的財産，原因是所有的收入幾乎都用在了古書畫的收藏上。一方面是為了學習借鑒，另一方面，這也是張大千今後在海外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所謂的「富可敵國、貧無立錐」也正源於此。

早在1940年代，因攜隊遠赴敦煌臨摹壁畫多年，張大千就一度「債臺高築」，最終也是以售讓收藏才得以還清債務。這次經驗，使得張大千在去國之日，多生了一個心眼，將收藏悉數帶出，為的就是以備不時之需。果不其然，由於所有現金幾乎都留在國內安家，張大千在海外的日子並不好過，暫居香港時，有一次告貸無門，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國寶級藏品去借高利貸，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圖》手卷這樣重量級的文物，可見當時大千困窘之一斑。最終，因未能如期還貸，三幅國寶險些遭遇「抄沒」的危險。這也讓張大千警惕到，身在海外，光靠自己的筆開拓財源，是遠遠不夠的。

大千晚年曾説起過當年為還敦煌舊債而賣收藏的情況：「我賣的是明清古畫，雖然心痛，但還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對於其豐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極為捨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歲月裏，為了全家的生計，為了國內親人的生活，也為了自己在歐洲、美國藝術市場的開拓，張大千不得已考慮將自己收藏的頂級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當年在香港，一般的古書畫並不容易脫手，買者寥寥，以至於1952年張大千移居阿根廷籌錢時，買家指名索購他最心愛的南唐顧閎中手卷《韓熙載夜宴圖》和五代董源的《瀟湘圖》。消息傳出，令人大為震驚。移居阿根廷後，張大千特意進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聽美國公私收藏家對中國古書畫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國的確是當時古書畫交流的一大市場所在，張大千的選擇是正確的。王季遷、顧洛阜等收藏家，成為張大千在美國變賣收藏的兩個重要渠道。相比較而言，身為吳湖帆大弟子的王季遷在選畫時更為 「嚴格」，因為對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時他還會點名索要，對此大千雖不捨卻也無可奈何。而身為美國人的顧洛阜，財力雄厚，每次選購都數量很大。有趣的是，儘管兩人選畫標準不同，但最終，這批精彩而豐富的藏品，幾乎不約而同都進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對於公開出售自己的藏品，張大千既不迴避也不宣揚，每每談及於此，他幾乎都不發一言。在黃天才看來，「想必是因為別人不一定知道他的苦衷，多説則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畫，張大千還非常善於把握機會，及時補充收藏，特別是在戰後的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大量國寶級書畫得以流向市場，張大千借美國賣畫的機會，又得以在東京市場大顯身手，補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據介紹，除了熟悉的古董商為大千提供藏品外，張大千更是以其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學養、精準的眼力，在日本收藏界大顯身手。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藝術品，絕不還價，出手大方，不斤斤計較，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開了名氣，當時大千住的旅館每天要接待好幾批送字畫來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看中，問明價格後當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大千照樣奉上交通費日幣兩千元，這在當年已不是個小數目了。自1954年起，張大千連續在日本看畫、買畫十二三年。不僅如此，依託日本精良的裝裱技術，張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換新顏。

應該説，張大千的收藏與變賣，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不僅如此，面對巨大的經濟負擔，他甘冒「投機倒把」之大不韙，費盡心思進行古書畫交易，其心智與膽魄令人敬佩。同時，他所能持有的「有舍才有得」的收藏原則，恰如王世襄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從容豁達地處理這些「身外之物」，最終也因此，他才會在晚年將所有收藏悉數贈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毫無留戀。

廝守後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除了在藝術界的叱吒風雲，張大千豐富浪漫的感情生活，也是讀者最為期待了解的未知領域。對此，天公亦有所涉獵，只是不同於一般的花邊新聞描寫，黃天才巧妙地站在張大千晚年唯一陪伴在身邊的夫人——徐雯波的角度，來敘述這些不一般的情感歷程。

自跟隨丈夫離開故鄉的那刻起，徐雯波沒想到自己再也沒回到家鄉，而親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後的數十年中，作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卻得以陪伴了張大千整個後半生。以至於到了晚年，許多記憶已不復存在時，徐雯波見到張大千的照片，總會優雅地指指，説道：「這是我先生。」

無論是在條件艱苦的喜馬拉雅山麓大吉嶺，還是遠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徐雯波以其智慧、勤勞，操持著大師全家的衣食住行，甚至還為張大千生了最小的兒子心印。在張大千隻身遠赴重洋打拚的日子裡，徐雯波既不抱怨也不矯情，除了寫信叮囑丈夫注意身體，還體貼地寄上自己的照片。顯然，照片打動了向來情感豐富的張大千，當即在燈下畫就了一幅精到絕倫的重彩仕女 ——《雲山萬重 寸心千里》，畫中美人手執素箋毛筆，若有所思，正是雯波夫人的寫照，張大千更在畫上題《唐多令》一闋，以寄情愫。

當然，這對恩愛夫妻，也曾有過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際，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戰。大千在東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聰慧可人，與大師日久生情。而同在一個屋檐下的徐雯波，卻始終對山田小姐禮遇有加。這一不公開的事實，引起了大千身邊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沒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來。沒想到徐雯波卻看得很開，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兩人的感情，大千並沒有刻意要隱瞞她，但她並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個太太同時服侍大千都沒有出現過爭風吃醋，自己是最後一個進門的，卻沒有受過排擠。如今到了國外，自己是大師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覺得很幸福了。現在只想好好照顧丈夫，讓他高高興興地過日子，只要對他無害，自己絕不阻攔。至於山田，他們夫婦不懂日語，也的確離不開她，沒有了她，誰來照顧張先生呢……一番話真摯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於大千聽聞之後，亦為之動容。後來，大千在閒談之中，講了這樣一番話：「沒有感情為基礎的女人，我不會與她親近，任何有違我良心的事，我也絕不會做。我的養生之道無他，一切順乎自然，絕不勉強！」這無疑是對徐雯波寬宏的氣度最大的肯定。

除了情感上的大度，徐雯波在支援丈夫事業上，也不遺餘力。張大千多次赴歐洲舉辦畫展，徐雯波都得以隨行，每次開幕式上，身著旗袍的畫家夫人一齣現，就引起一片讚美。在歐洲，尊重女性是特別重要的社交禮儀，張大千與夫人的出雙入對，也為自己在歐洲藝壇的形象，加了不少分。為此，張大千非常滿意地將在巴黎展出的三十幅精品力作，全部送給了雯波私藏。不僅如此，在會晤畢加索一事上，因為雯波夫人的陪同，使得畢加索的態度也空前地謙遜友好，原本在家只穿短褲的畢加索，因徐雯波的到來，還特意換了花紋襯衫和長褲皮鞋，拍了多張闔影。對此，張大千晚年也不諱言：「外國人總還有尊重女士的禮貌，我後來説幸好帶了太太去，畢加索對我很熱忱，多少沾了我太太的光。」

從巴西到台北，徐雯波一路追隨丈夫走過了後半生最輝煌，同時也是最曲折的歲月。徐雯波於2010年辭世。黃天才在書中記述了自己最後一次與徐雯波長談的情節。那是在1998年，紀念張大千百歲誕辰，黃天才問起徐雯波，自己一生與大師相伴，最喜歡或最懷念的是哪段歲月？徐雯波想了很久，竟然回答：「還是早些年常去歐洲旅遊的那段日子吧。」這一回答讓黃天才頗為詫異，徐雯波解釋道：「老太爺在歐洲的朋友、學生不及在香港、台灣和日本的多，因此就不會有人總是圍著他，讓我連句話也沒法和他説。在歐洲，我和他獨處的時間很多，無論是看他畫畫，還是聽他擺龍門陣，我都覺得好開心……在巴西和台灣，老太爺疼惜我，清晨散步有學生陪，畫畫有學生伺候，都輪不到我呢！其實，老太爺在外面旅行時，心情也不一樣了，他本來不肯教我畫畫，但在歐洲那幾年，有時他畫累了，就主動教我畫，逗著我畫，還會為我改畫、題畫，後來不去歐洲了，他就再沒有要我畫過……那幾年，是我和我先生單獨在一起時間最多，也最愉快的日子。」

原來，作為妻子，最懷念的，還是與丈夫獨處的時刻。當黃天才問起：「歐洲女孩熱情奔放，有沒有纏上大千先生的？」沒想到徐雯波聽罷愣了一下，隨即笑道：「你還問我？你比我清楚！」

這就是徐雯波，一個永遠維護自己丈夫的中國式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