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何核算人生

人沒有不算賬的，特別是沒有不算人生賬的。

《人生核算》的作者，從一個時代的寵兒，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用十年的鐵窗生涯，終於學會了算人生賬。問題是，人為什麼非得身陷囹圄才會認真算賬？每年數萬名官員被查處，為什麼仍有那麼多的人「前腐後繼」？人的一生到底應該怎麼過，才是價值最大化的人生？換言之，人到底該如何算人生賬？

這是一道老命題。但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卻又是一個新命題。

所幸的是，幾千年來，古人對此進行了足夠的思考。可以供我們參考和學習，進而思考自己這一生該怎麼活，怎麼活出一個風險最小、利益最大的有品位的人生。

說到這兒，就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物——曾國藩——如何算他的人生賬。

翻開厚厚的歷史黃卷，我們會驚人地發現：千古以來，因挽救一個王朝而成大功、享大名最終依然能夠善保者，大概僅有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和清代撲滅「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郭子儀因功被封為「汾陽王」，並與當朝皇帝結為親家。「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享盡了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這人生五福（郭氏在世84年），可謂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最為有福之人。

曾氏雖未封王，但那是因清朝從康熙帝之後不準封漢人為王。在白手起家，以一介書生帶兵，攻取太平天國首都南京，完成清政府正規軍未完成的重任之後，曾氏被封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銜，殊榮達到漢族大臣的頂峰。

此前，曾氏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節制中國最富庶的東南四省——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此後又擔任直隸總督，清代八大總督中最有權的兩大總督他都當過，可謂權傾天下。曾氏死後，朝廷為之輟朝三月，追封其為太傅、謚號文正，給予了他漢族大臣最高的禮遇（滿清一代，僅有三人被謚為文正）。

曾氏不僅自己成為當時「中興第一名臣」，而且「薦賢滿天下」，晚清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李鴻章、李翰章、彭玉麟、劉銘傳等，以及著名科學家、改革家、實業家如郭嵩燾、李善蘭、徐壽、容閎等，無一不是其部下、幕僚或是被其推薦者。曾氏的子孫也「代有才人出」。不像其他豪門家族，「君子之澤，三世而斬」。

綜觀曾氏一生，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在短短一生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均達到幾近完美的境界。更難能可貴的是，曾氏雖然後半生軍書傍午、戎馬倥傯，卻留下了一大部內容極其豐富的《曾文正公全書》，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圓滿實現了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事業的人。從而成為當時及此後知識分子膜拜的對象。梁啟超稱曾氏為「全世界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蔣介石奉曾國藩為人生偶像，終生研讀《曾文正公全書》，稱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毛澤東稱自己「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當時貪瀆成風的形勢下，曾氏卻做到了清廉自守。而他的弟弟、戰友曾國荃，卻因為大發戰爭財，獲得「老饕」的惡名。反差之大，頗為耐人尋味。

曾氏的清廉是自始至終的。他27歲中進士入翰林，10年間連升十級，37歲即官居正二品，而且清朝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他當過除戶部外的五個部的侍郎（副部長），發財機會不是沒有，用現在的話說，面臨的誘惑相當大。此後，在帶兵期間，他集軍、政、財稅、司法大權於一身，弄錢更是比不弄錢還容易。但曾氏「從三十歲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發誓「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子孫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決不食言！」曾氏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晚年時，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的家信中欣慰地說：「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

一個人要做到一生廉潔自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人的本性就是貪婪的。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人非常重視「修養」的學問，即修正錯誤的、低級的、短視的思想、行為，養育正確的、高尚的、遠見的觀念、情懷。因為這既關係到個人的安危榮辱，也關係到天下的興衰存亡。

曾國藩也是一個凡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人的慾望的神仙。我們細細品味他的《家書》、《日記》等原始資料就知道，在舍與得、名與利、榮與辱、貪與廉等困惑我們的每一個問題面前，曾氏也會仔細地算賬。只不過這些賬他算對了，算清了，算明白了。曾氏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在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屬於多因一果。擇要而言，有如下方面：

樹立高遠的目標。

東方思維和西方思維的顯著不同之處，就在於東方人非常重視集體意識，這一點在古代中國尤其明顯。因此，中國人非常崇尚「利他」，認為「利他」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一個「利他」的人，就會受到社會的一體尊敬。

這一點，儒、道、釋三家的認識驚人的相似：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無一不是以是否「利他」為評判標準；道家認為「小人則以身殉利，聖人則以身殉天下」（《莊子·駢拇》），亦以是否「利他」為作為聖人和小人的區別；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普救眾生為己任，重視布施等菩薩行，更是認為「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甚至諸子百家亦均以「利他」為共識，如墨家「摩肩接踵而利天下」；法家的韓非子主張「欲富而家，先富而國」，等等。

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無不以利益國家、社會、他人作為自己人生價值的體現，如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林則徐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自勵；杜甫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自勉等等。曾國藩作為一個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自稱「以禹墨為體，以老莊為用」，其人生目標自然不是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是以天下蒼生的福祉為念。

這從他在咸豐元年敢於冒著殺頭的危險給新皇帝上《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批評皇帝一事就可看出。為了國家利益，他甚至不怕背惡名。鎮壓太平軍時，有人因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但他為了早日結束戰爭，依然不改初衷，「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他對精於為自己打算者，常常嗤之以鼻，甚至對於自己才幹出眾的得意門生李鴻章，因其官癮太大格調不夠高，也開玩笑地批評他「拚命做官」。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立志向聖人看齊的人，怎麼會去偷雞摸狗？所以曾氏的清廉，與其志存高遠有決定性的關係。

培養慈悲的情懷。

古代官員稱自己為「父母官」，初看似乎有作威作福的意思，其實不然。大概天下的父母沒有一個不是慈悲為懷、無私付出的。如果一個官員真能以民之父母自居，那真是老百姓的福分。我們現在以「公僕」定位，考察來源，應該是始於中華民國，一直沿用至今。

初看似乎謙卑，但僕人對於主人的感情和父母對於兒女的感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當然，對於一名官員來說，名稱並不是那麼絕對的重要。重要的是他對於百姓的情懷。事實上，一個清廉的人，必然是一個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感情的人。「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是鄭板橋的情懷，鄭板橋是清廉的；「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卧殘陽」是李綱的情懷，李綱是清廉的；「吾貌雖瘦，必肥天下」是周恩來的情懷，周恩來是清廉的……原因很簡單：一個官員的收入總比一個普通百姓多，如果能以百姓疾苦為念，大概每一個官員都會知足常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曾氏就是一個對百姓充滿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流淌著「為民請命」的傳統可貴血液。在他任刑部左侍郎期間，他直言不諱，向皇帝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反映貨幣貶值問題、治安問題、司法不公問題等關係到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表現了他對官場醜惡現象嫉惡如仇和對百姓俠骨柔情的一貫情懷。正是因為這種情懷，曾氏沒有眼盯著那些通過非正常手段暴富的官員而心理失衡，反而在生活上始終像一個普通百姓一樣保持簡樸而恬淡自樂。他平時每餐只吃一道菜，故而被幕僚戲稱為「一品宰相」（「一品」即一道菜的意思）。

選定正確的榜樣。

我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事實上也是如此。曾氏立志效法前賢，從不屑於蠅營狗苟。他認為：「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所以他非常注重以古聖賢和當代賢達為榜樣，刻意模仿其優點，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堅定自己的向善信心。

他崇拜周公，「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慚愧自己達不到周公的境界；他敬仰孔子，認為「唯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終身學習、實踐孔子的忠恕之道；他推崇孟子，對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和激昂剛烈的文風推崇備至；他「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他欽佩張良，對張良「進忠有術，握算無遺」的超人智慧佩服不已；他學習諸葛亮，以其「公忠體國，淡泊明智」自勵。對同時代那些德才兼備、堪為楷模的優秀前輩如張英、劉墉、林則徐等前輩和唐鑒、倭仁等當朝理學名儒，他也是認真地學習其做人處事。這些榜樣，為曾氏養成胸懷天下、關心民瘼、注重氣節、嚴於律己等品格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使其在晚清濁惡的官場中得以特立獨行。

具有真正的智慧。

曾國藩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他的同事如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才氣均在曾氏之上。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但曾氏卻是個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不靠聰明吃飯，而且極其反對聰明，反對僥倖，反對賺便宜，認為「天下事未有不自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一個人老老實實才是最大的學問。

他說：「鬥智鬥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一個人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就不能光靠聰明。所以曾氏一生極其反對耍滑頭。

曾氏帶兵時有個規矩：每天和全體將領、幕僚共進早餐。李鴻章因為貪睡不想吃早飯，就假裝頭疼。曾國藩派人把他叫去，吃完飯後，盯著李看了半天，緩緩說了句：「少荃（李鴻章的字），既入我幕，此中無他，但尚一『誠』字爾！」揮袖而去。李鴻章毛骨悚然,終身再也沒有睡過懶覺。

曾國藩喜讀《周易》，對其中盈虛消長、盛極必衰的理論有著很深的體會，他常說「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 他忠告弟弟們：「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對錢財、富貴的利弊，他也有著智慧的認識：「古今多少豪傑，於財色二字看不破，身敗名裂，破家亡身。思之令人悚然！」「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確是睿智之語。

他在遺囑中寫道：「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醉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這種人生哲學，初看吃虧，其實是極高明的智慧。其實他的這一觀點是繼承於古人的，如孔子認為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子認為「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釋迦牟尼認為「富貴榮華，不可常保。」墨子認為「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都是千古不易之言。

養成過硬的學問。

曾氏不是一個「為學問而學問」的書獃子，而是一個注重實用的學問家。他曾對弟弟們說「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讀書皆為科名起見……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強調要把聖賢書中的道理落實到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中。否則，便不會真正受益。讀書的目的是修身養性，他對兒子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曾氏自己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愈文集》四書，目的是學習前人的得失興衰，擴展自己的胸襟見識。他在晚年多次告誡子弟的「事親以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等理論，既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他的讀書心得，更是他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靈丹妙藥。

鍛煉自製的功夫。

「樹欲靜而風不止」，人活在社會中，不可能不面對誘惑和侵蝕。但能在誘惑面前不亂方寸，則需要深厚的自製功夫。曾氏身上的毛病並不少，比如脾氣大、愛較真、多傲氣，等等。但曾氏硬是靠驚人的毅力練就了一身刀槍不入的自製功夫。舉個小例子來說，為了去掉自己沒有恆心的毛病，曾氏後來選擇了每天堅持寫日記的方法。這一記就是幾十年，從不間斷，直到臨終。

在克服貪慾方面，曾氏更是如臨大敵，終身不敢懈怠。「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用句現在的話說，就是從不敢放鬆對自己的思想改造。他始終保持勤儉二字，即使到了位極人臣時，身上的一衣一襪也依然都是妻子、女兒親手縫製的；米飯中沒去皮的稻米，他也會嗑掉皮吃掉。

他堅決不給子孫攢產業，告訴兒子：「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 「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他苦口婆心地勸弟弟們：「居家之道，可少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急，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畫、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這一觀念與林則徐 「兒孫若如我，攢錢做什麼？兒孫不如我，攢錢做什麼？」的觀點完全一致。

曾國藩並不是命運的寵兒。屢戰屢敗的事業危機、同僚傾軋的官場炎涼、孤苦無助的人生挫折、捉襟見肘的經濟困頓，他一樣也沒有少體味過。但他硬是「撐起兩根窮骨頭，養活一團春意思」，成就了自己幾近圓滿的人格高峰。曾國藩畢竟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我們已沒有可能完全照搬地模仿他。但是，儘管「世事如棋局局新」，卻依然有些道理是不變的，比如如何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這個世界，特別是如何核算人生，我們更得好好學學他。

原文發表於《方圓。廉政》2011年5月下半月刊，作者授權熙華國學堂發布。

法不容情,必失於道；房不容人，抬腿就跑...

春節熱鬧之餘，讓我們安靜的讀讀曾國藩！

曾國藩：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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