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當代俄羅斯文壇女性作家三劍客
當代俄羅斯文壇女性作家三劍客 |
陳新宇 (2006年第4期) |
20世紀末的俄羅斯文壇上,女性作家的創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維·托卡列娃、塔·托爾斯泰婭、柳·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烏利茨卡婭、達里婭·東佐娃和亞·瑪麗尼娜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們開始在當代俄羅斯文壇聲名鵲起,這與19世紀俄國文壇女性創作沉寂的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文簡要介紹一下俄羅斯文壇各領風騷的三位女性作家,以便大家領略當代俄羅斯女性作家的風采。這三位女作家是維·托卡列娃、塔·托爾斯泰婭、柳·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她們分別代表了溫柔、冷峻、殘酷三種各具特色的創作風格,可謂當代俄羅斯文壇上的女性作家三劍客。
維·托卡列娃,是公認的當代俄羅斯文學巨匠。她的每一部書都非常暢銷,根據她的劇本改編的電影《成功紳士》、《行走在鋼琴上的狗》和其他影片被列為俄羅斯經典電影。1964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沒有謊言的一天》時,托卡列娃還是全蘇國立電影藝術學院編劇系的學生,自此她的作品就不斷出現在俄羅斯重要的雜誌上,如《青春》、《新世界》等。由莫斯科ACT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維·托卡列娃中短篇小說集,每一卷都有一個幽雅的名字和別緻的封面,這種設計是非常符合托卡列娃的藝術風格的。作家尤里·納吉賓對她的評價是:「維·托卡列娃沒有不好的小說,只有很好、很出色的作品……」她的很多作品被譯成義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
維·托卡列娃被譽為最優秀、最細膩的女性情感的研究家。她作品中的愛是酸甜苦辣各種滋味都有,而幸福,作家認為,哪怕是短暫的,是惟一值得為之活下去的情感。托卡列娃小說的結尾永遠都是樂觀的,即使在絕望中,也總能讓你見到一線光明。她筆下誕生過各年齡層的女性:小學生、大學生、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中年和老年。多數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知識女性,她們渴望獨立,有著寬廣的胸懷,無私的愛。在作家的作品中處處滲透出其對女人的愛憐和寬容,甚至有一種「愛女人吧」的呼喚。她用善意的目光審視女人的各種生活方式,她對女人的理解就像她替每個女人活了一遍。《淡紫色的衣服》中托卡列娃再現了三個女人的生存狀態,對同性戀者和妓女給予了理解。作者在呼喚女性主義的同時,也尊重別人的選擇。《一線希望》故事的結局告訴我們:等待,等待,等來的也許是一場夢,也許就是一種期許中的幸?SPANlang=EN-US>,尤其是在別人都厭倦等待的時候。《幸福的結局》主人公面對死亡的婚姻,不想欺騙自己,也不想欺騙別人,於是她選擇了死亡。但是作家太愛女人了,她不忍心給這個為人妻為人母的女人一個悲慘的結局,於是安排了她與上帝的會面,在陰間,上帝實現了她死前的願望——等到了她想接的電話。在她的小說《安東,穿上鞋吧》中脫下鞋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對生活不滿),能夠及時穿上鞋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小說名字本身就是對在戀愛婚姻中受挫的女性的一個很好的規勸——穿上鞋吧,赤足走在雪地里會凍出病來的,不要和生活慪氣,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繼續走好今後的路。托卡列娃的作品裡充滿了生活的哲學。如短篇小說《這個美好的世界》,通過一個法國青年在幻境中的遭遇,揭示既是人性的又是獸性的,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辯證生存法則。《替我活》中億萬富翁的殘疾老人,曾是個莫扎特似的天才商人,他的財產夠他的孫子用四輩子。但他的生活依然空虛、無聊,因為他患了硬化症,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於是他就僱人來實現他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事。他強烈地渴望他的生命能在另一個人身上得到延續,即有人替他活。《聖誕節的故事》從一個小學生的視角,告訴人們應該如何淡化仇恨和傷害,充滿基督的愛。
托卡列娃非常擅長抒寫現代女性的內心感受。她雖身為女性,卻有著比男人更為寬廣的胸懷,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出能消融一切痛苦和煩惱的寬容與慈愛。在她的作品中洋溢著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人生思考和人文關懷。她努力在作品中為女人尋找尊嚴,為女人找回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在她的作品裡總是回蕩著這樣的聲音「生活是美好的,儘管它匆匆易逝,儘管它有時乏味、殘酷,儘管……」
塔·托爾斯泰婭,1951年出生在列寧格勒的文學世家,系小托爾斯泰的孫女,是目前俄羅斯文壇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1986年前她住在莫斯科,1991年蘇聯解體後全家去了美國。托爾斯泰婭1983年開始創作,其早期作品主要發表在《青年近衛軍》雜誌上,如短篇小說《坐在金色的廊檐下》、《索尼婭》、《奧克爾維里河》和《兒子,你安靜地睡吧》。後來,《十月》、《涅瓦》、《新世界》等雜誌也成為她發表小說的重要陣地。《親愛的舒拉》、《捕獵猛獁》、《彼得斯》等都是她比較重要的作品。此外,作家用十四年時間完成出版了她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克斯》,該小說在俄羅斯文壇和2003年春季她參加的德國萊比錫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獲得了不小的轟動。她的作品不斷地被譯成中文。在創作的同時,她還兼任報社記者和「文化」電視台的談話節目主持人,並在文化頻道主持脫口秀《惡語學校》。
托爾斯泰婭短篇小說的創作特點是:一、語言絢麗,結構簡單。她善於運用大量的隱喻營造童話王國,先讓人們美夢做盡,暫時找到心理的平衡,然後再回到現實世界。難怪美國的兩位評論家彼·瓦伊里和阿·吉尼斯將托爾斯泰婭的短篇故事與童話作比,得出一個結論:「托爾斯泰婭的隱喻就是將生活轉移到童話里的魔棒,是擺脫現實生活旋渦的惟一的方式,不相信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二、將遊戲情節作為揭示人物形象的手段,將其貫穿在主題、布局、辭彙、修辭和人物的心理上。托爾斯泰婭用這種遊戲情節來揭示主人公幼稚可笑的世界觀。遊戲即現實生活的舞台。這種寫法既有很強的諷刺性,同時也是一種作家不問政治的創作選擇。三、人物形象耽於幻想。作家塑造了很多幻想家,包括成人和孩子。主人公的幻想通常是從海市蜃樓開始,卻結束於實實在在的垃圾桶。人物性格比較單一。一般具有兩大特徵:孩子般放任不羈的幻想,對未來的浪漫遐想;深切感受到生活的不如意。如《火與塵》中的麗瑪,《苦行僧》中的嘉麗婭,《輪迴》中的瓦西里等。作家幫助他們編織了各種美麗的夢,然後美夢突然破滅,等待他們的是失望和傷害,生活原來和他們開了個非常殘酷的玩笑。托爾斯泰婭筆下的女性通常是天真無知、耽於幻想,很容易被捉弄和欺騙。如索尼婭(《索尼婭》)、舒拉(《親愛的舒拉》)、卓婭(《捕獵猛獁》)等。四、托爾斯泰婭從來不在作品中教訓人,只是喜歡通過主人公的眼睛看世界。正如她所說,她天生就是個觀察家。她一邊觀察,一邊思考這個充滿悖論、滑稽和愚昧的生活大舞台。
托爾斯泰婭的每一部短篇都是對病態的幻想的顛覆。有人問:托爾斯泰婭為什麼這樣無情,不想為她作品中的人物帶來幸福呢?作家認為,殘酷的生活淹沒了人們的幻想,她所寫的先夢想後碰壁的主人公不過是正常的人罷了。她寫的是完整的人,完整的生活。她不能給主人公任何出路和幫助,她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用X光透視人的存在。
柳·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生於1938年。80年代中期作為散文家進入文壇。散文集《最後一個人的舞會》由作家本人選編而成,該集子收入了20世紀作家最優秀的中短篇小說。此外,柳·彼得魯舍夫斯卡婭還是個劇作家,寫了很多劇本,如《三個穿藍色衣服的女孩》、《20世紀之歌》、《音樂課》和《科倫賓娜的住所》等。她創作的人物類型、寫作方式和創作觀與俄羅斯傳統創作大相徑庭。她的作品在中國偶有譯介。
首先,在人物選擇上,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筆下的人物多數是追逐軟弱或無情的男人的女人、妓女、酒鬼和被拋棄的早熟的孩子。她的女主人公在生活中不能獨立,一旦被丈夫拋棄後,就不斷地獵取別的男人,不斷地喝酒,自暴自棄,萬念俱灰,因而仇恨家庭,仇恨父母和孩子,對生死全然麻木。如小說《孩子》、《葛利沙叔叔》、《自己的圈子》、《帶小狗的女人》和《夜間》等。很多女人在心理上不健康,經常是因情緒低落或自殺未遂而住進精神病院。如《流感》和《阿里芭芭》。在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的小說里幾乎找不到一個正面的女人形象,不是生孩子的機器,就是男人的玩偶,沒有自尊,沒有自我。因此有人說作家編織了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中的「惡之花」。
在表現手法上,她也表現出了極大的殘酷和無情。為了說出生活殘酷的真理,她不加任何矯飾,不考慮使用委婉的表達方式,她不想給人們帶來視覺和心理上的享受。讀了她的作品後,讀者怎麼也不會忘記作品中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場面:渴望得到丈夫的真愛並奉獻了自己全部真愛的妻子死後變成一隻無家的貓,又回到丈夫家(《不朽的愛》);夜裡女兒發現父親死了,竟沒有感到吃驚,也沒有打電話急救,而是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似的躺下睡覺去了,早上起來先去送孩子上學,然後才把父親送到醫院的太平間(《自己的圈子》);作品中常提到死亡的孩子和生病的孤兒,沒有臉或眼睛的女人。作家把女人的生活寫得那麼頹廢、那麼齷齪、那麼空虛,使人不禁想起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繪畫。他把美女畫得面目猙獰,五官不全,畫成非人非鬼的怪物。女作家也是千方百計地將人物進行變形,從而展示女人不正常的、病態的生存狀態。她簡直就是將女人的污濁的生活用放大鏡放大後給人看,真令人有些目不忍睹。
從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對作品中人物的選擇上和表現人物命運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她的創作觀也是反傳統的。她從不諱言自己的創作態度:「我不想美化這一切。」是的,她摧毀了所有層面的烏托邦。在她的作品中,愛情就是導致處女膜破裂出血和毫無意義的宣言,家庭幸福就是無數個不眠之夜和無休止的吵鬧。以傳統意義上的「人性」的理解,她的創作是無人道的,無人性的。她在努力建造廢墟上的田園牧歌和地獄中的現代幸福生活的神話。據說,畢加索在畫他所愛戀或敬重的人時,總是避免使用立體主義,比如他的妻子、母親和他的幾個好友在他的筆下都是自然形態的。如果我們把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的殘酷理解為是一種創新,那麼是不是女作家內心某種激憤和仇恨的交織加快了她這種創新求異的步履呢?
總體上看,三位女作家的創作手法是大相徑庭的。托卡列娃代表了傳統的創作方法,她的小說里充滿了浪漫和理想的因素。難怪她的作品被譽為「上帝的短笛」。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她的作品是最容易貼近讀者的,尤其是在壓力重重的當今社會,她的作品能給人帶來身體和心理上的愉悅。她在呼喚「別了,苦難」!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和托爾斯泰婭儘管都被列入俄羅斯文學的「另類」創作,但創作風格卻不盡相同。托爾斯泰婭是用童話的形式揭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用冷峻的目光審視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最後她不得不喚醒她的主人公「告別幻想吧」;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的寫作手法要殘酷得多,她被稱為「營造醜陋天堂的人」。她為了表現痛苦和失意的存在,不惜讓她的人物變形、扭曲。此外,她在寫作形式的創新上也走得更遠些。媒體和批評界較之普通的讀者更加喜愛和關注她。更重要的一點,我認為,這三位女性作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維持了文學生態的平衡與和諧,這世界不是絕對一極的悲觀或樂觀,在她們各自創造的文學世界裡,我們的讀者對世界的感受總能在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之間得到些許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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