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泡沫有多大? - FT中文網
呈貢是昆明——中國西南重鎮之一——附近的一座新城。它於2003年開始興建,迄今取得了顯著成果:13座美倫美奐的地方政府大樓,每座都鋪著大理石磚;一所配備室內泳池的高中;兩所佔地寬廣的當地主要高校。嶄新的高層公寓樓排排聳立,簇新的窗戶在亞熱帶的陽光下十分耀眼。
唯一的缺點是:此刻的呈貢幾乎是一座空城。寬闊的馬路上不見車輛,銀行支行里沒有客戶,市鎮辦公樓的門廳里堆積了一地落葉。
開始讓人們對中國經濟真實狀況的看法出現分歧的,正是像呈貢這樣的地方。中國是全球危機中的大贏家。去年,在其它國家陷入衰退之際,中國經濟增長了8.7%。然而,隨著農曆新年假期的結束,圍繞以下問題的分歧正在形成:中國政府為渡過全球低迷期而實施的刺激方案,將會產生何種長遠影響?
雖然在有些人看來,中國在基建和城市規劃方面的投資具有前瞻性,並將為新一輪增長奠定基礎,但其他人擔心,去年的復甦其實是建立在投資泡沫上的海市蜃樓。對於脆弱的全球經濟而言,這個問題同樣關鍵。如果中國的復甦夭折,全球其它地區很可能受到拖累,從而陷入「雙底」型衰退。
去年的瘋狂放貸——新增貸款翻了一番——有何風險?對於這一問題,政府內部存在激烈的辯論。由於擔心中國經濟依然疲弱,一些官員希望保持投資閥門的敞開,而其他官員則擔憂通脹和產能過剩的潛在威脅。專業投資者的意見分歧則更大。著名英籍投資者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最近宣布,他將移居香港,管理一隻中國基金,並對「中央統籌經濟的有效性」讚不絕口。但對沖基金經理吉姆?夏諾斯(Jim Chanos)——他以發現安然(Enron)帳目造假而聞名——則表示,同樣的中央計劃體制已經在投資領域——尤其是房地產領域——吹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泡沫」。在呈貢,這兩派都可為自己的觀點找到論據。
以下三方面的問題顯而易見。首先,投資在中國經濟中承載的負荷過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余永定表示,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過去在25%左右,如今正向50%靠攏。「投資率的快速上升正引發嚴重問題。投資率目前已經過高,但仍在大幅攀升,」他表示。「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未來很可能嚴重惡化。」
比照歷史可以發現,中國本輪投資熱具有某種前所未有的特性。《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指出,即便在掀起去年的投資熱潮之前,中國投資佔GDP的比重也已達到了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夕泰國的水平,或者上世紀60年代日本投資高潮階段的峰值水平。
余永定表示,目前的體制鼓勵地方政府投資於政績工程,比如閃亮的新城和行政中心,因為如果項目在5年內基本上沒得到使用,官員們有時也並不介意,因為5年後他們將另有他任。他表示:「產能過剩有其重要的制度原因。地方政府具有進行此類投資的強大動機。」
刺激政策引發的第二個擔憂,是它將催生金融泡沫,尤其是房地產領域的泡沫(見下文)。除此之外的第三種擔憂,是大量新增貸款最終將變成壞賬,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尤其如此——它們在大部分基建支出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這些支出通常通過數以千的特設投資工具完成,資金來自於銀行貸款。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學者史宗翰(Victor Shih)仔細翻閱了地方政府文件和評級機構資料,根據他的推算,大陸地方政府目前負債11.4萬億元人民幣(合1.67萬億美元),比官方的估計高出一倍以上,相當於GDP的三分之一。他表示,銀行已同意在2011年前,向這些「地方政府公司」再放貸12.7萬億元人民幣,而其中有些公司肯定會無力還貸。
他補充稱:「我的數字是保守估計,因為可能還有很多放出去的貸款是我們不知道的。」
但即使存在所有這些風險,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實際威脅被大大高估了。在他們看來,修建像呈貢這樣的地方並不是浪費,而是對國內最貧窮的地區進行了非常必要的升級。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陳利君指出,他所在城市昆明的市中心——距離呈貢約20公里——過於擁擠。因此他認為,不出幾年,像呈貢這樣的新城就會人滿為患。(一些市政部門將於今年夏季遷入新城。)呈貢項目只是昆明市及雲南省改造工程的一部分,那裡的官員辯稱,他們是在奪回失去的時間。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初,首先發展起來的是東部地區,接著是中部,之後才是西南地區,」 陳利君表示。「昆明錯過了與沿海城市齊頭並進的機會,這讓我們面臨諸多挑戰。」
當地政府希望通過建造15座橋樑和高架公路——它們的模型和設計圖都陳列在一座嶄新的城市規劃博物館裡——以及一個全長163公里、很快可以連通呈貢與昆明市中心的輕軌網路,來減輕該市嚴重的交通堵塞。與此同時,一條高鐵線路將把昆明與近2000公里以外的上海連接起來,並幫助這個曾經與世隔絕的地區,更緊密地融入全國經濟。
大舉投資的另一個目的,是把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向,從面向中國較為富裕的東部沿海地區,轉向西南方的亞洲鄰國。隨著一座大橋的竣工,連接昆明與曼谷的公路已全線貫通,另一座連接雲南和越南北部公路上的大橋也已接近竣工。通往中緬邊境的公路與鐵路連線已經修繕完畢,一座斥資230億元人民幣、旨在使昆明成為東南亞旅遊業樞紐的機場正在建設之中。陳利君表示:「如果交通更方便的話,我們與東南亞的貿易額完全可以再翻一番。」
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駐香港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那些擔心基建投資過度的懷疑人士忘記了,從發展階段看,中國更像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而非80年代泡沫時期——的日本。換句話說,中國很多地方仍急需基礎設施建設。
他補充稱,政府促成最近一輪投資熱潮乃是明智之舉,因為再過幾年,社會將趨於老齡化,屆時可能無法拿出推行此類大膽計劃所需的金融資源。「2015年後,就業人口將開始減少,儲蓄也將隨之下降,」他表示。「在那之前,我們有5年時間來建設一套先進的基礎設施。這不僅是應對去年出口下滑的便捷之道,也是這個國家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麼孰對孰錯呢?這些數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的確表明中國仍有一定的喘息空間。如果中國經濟全面陷入產能過剩,效率和投資回報率會出現驟降,這也意味著中國今後的增長將明顯減速。
余永定表示,這一點已經在衡量投資效率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數據中清楚地體現出來。(數字越大,意味著一個國家必須加大投資,才能生成額外產出。)日本在投資熱潮期間,這一數字大約為3,中國在1991至2003年間為4.1。而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目前這一數字已高於6,在余永定看來,這是一個明顯的警示信號。
但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前十年,當有關產能過剩和投資過剩的警告不絕於耳時,公司利潤實際上出現了增長,儘管某些行業有時會蒙受損失。此外,學術研究已表明,期間資本回報率一直保持穩定。
此外,高增長率可以讓產能過剩問題迅速消失。正如彭文生所言:「過去10到15年,任何根據產能過剩理念來分析中國的投資者,都賺不到一分錢。」
另一個問題是,金融體系是否會被壞賬阻塞?史宗翰提供的數據,讓許多經濟學家都靜下心來想一想刺激方案可能開出的賬單,尤其是考慮到人們對錢到底怎麼花出去的所知甚少。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的比爾?亞當斯(Bill Adams)在北京表示:「透明度很低,能見度極差——這正是人們對投資熱的擔心所在。」
不過,除非壞賬激增,否則中國有能力在不損害金融體系的同時,消化大量不良貸款。坐擁2.4萬億外匯儲備的中國,能夠在銀行遭遇問題時,輕鬆地重組其資本結構。實際上,中國在過去十年的最初幾年正是這樣做的——當時,各大銀行由於之前的信貸狂熱,技術上已陷入了破產境地。
《中國經濟季刊》(Chinese Economic Quarterly)出版人葛藝豪(Arthur Kroeber)指出,未來10年,如果能保持合理的增長率,這些壞賬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將迅速下降。他指出,基礎設施空置引發的恐慌,往往會在過幾年項目完全投入使用後煙消雲散。
但就連他也認為,中國無法長久地利用其銀行,來為資金來源可疑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謀得貸款。否則壞賬規模可能會大到危險的地步,如果中國要繼續維持增長,就需要大大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
葛藝豪表示:「中國正在接近用這種方式為增長融資的極限。」他補充道,管事的中央規劃者「這一次或許能擺脫危險,但如果他們繼續打算如此行事,就會陷入麻煩」。
譯者/章晴、陳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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