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家湯一介：「我不是哲學家」

國學大家湯一介：「我不是哲學家」

從上世紀末的「傳統文化熱」，到如今的「國學熱」，中國傳統文化經過近百年的沉寂，重新走上復興之路。然而人們是否知道他，一位最早提倡「國學」的國學大家，一位從不以哲學家自居的哲學家——

湯一介在思考《儒藏》

2011年農曆正月十五，湯先生特意颳了鬍子、穿了件紅棉襖，樂呵呵地參加學生們為他舉辦的生日聚會。這一天，湯先生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七個本命年。席間，他與老伴樂黛雲被弟子們圍在中間，不停地合影留念。這位不愛應酬的老人，和年輕人在一起，似乎忘記了年齡，忘記了疲倦……

生活中的湯一介是位沉靜內斂、為人平和的老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愛應酬，生活起居十分規律，堪稱一位「儒者」。然而在治學上，他卻是一位開放自由、追求創新，經常能吸引學界眼球的著名學者。

他追求哲學理論系統的建構與創新，不僅在哲學史上，以真善美為基礎構建中國哲學，開學界之先河，且不斷提出「建立中國的解釋學」、「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啟發人們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他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掀起了一輪傳統文化熱潮。他提出傳統文化不應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主張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弘揚傳統文化。

耄耋之年，他組織主持教育部重大學術項目《儒藏》工程，作為首席專家，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使命意識承擔起這一數百年來先人未曾完成的「盛世工程」。

正是這位在中國哲學領域卓有建樹，學術界公認的國學大師，卻總是自謙地說：「我從來不認為我的學問比起別人有多強，所以我非常反對說『大師』。我自知自已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差得很遠。」

「我只是一個哲學工作者」

在湯一介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輩子都與北京大學有關。從北京到重慶，從沙灘紅樓到未名湖，他與北大共同經歷了60多年的風風雨雨。「在北大有我無憂無慮的童年，有我熱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弔膽的中年，現在我已進入回憶思考的老年了。」憶起往事，這位耄耋老人不勝感慨。

1927年，湯一介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界少數幾位融會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學術大師之一。「辛亥革命前，父親曾在北京讀書，1918年赴美國留學，1919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1922年獲哲學碩士後回國，一直在大學教書。1931年應胡適之邀到北京大學做教授，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一直沒有離開過北大。」

「小時候父親很少管我們，也很少過問我們的功課。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是傳承祖輩的『家風』，學習做人的道理。」湯一介記得，父親曾經把他珍藏的一幅《頤園老人生日燕遊圖》拿給他，這是祖父60歲生日時學生們送的，上面有一段祖父約700字的題詞，其中他記憶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食，隨時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於功名，毋孜孜於逸樂。」「『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即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這段「為人處世」的祖輩遺訓，成為湯一介的座右銘，一生銘記在心，身體力行。

湯一介喜歡、學習哲學並沒有受到父親太多的影響。高中時，他對西方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嘗試寫了一些散文、雜文。1946年，北大為沒考取的學生設立了一個先修班，湯一介成為其中一員。這一年，他看了不少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麼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夢想著成為一名哲學家，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探索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

然而，真正邁入哲學之門後，湯一介總是稱自己為「哲學工作者」。「這不是自謙，那時我和所有學習、研究哲學的學生一樣，認為只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一定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自己這輩子當不了哲學家，只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湯一介認真地說，「當時我們這些『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方面：一是解釋偉大領袖們的哲學思想，一是教條主義批判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那時的哲學史研究很教條，一般是把一個個哲學家排列下來，分析每個哲學家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是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然後為他們貼上標籤就算了事。」湯一介說。

1957年後，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接踵而至，作為「哲學工作者」，湯一介也就自動或被動地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解放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此後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他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有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文章，也有批判別人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有學術價值。如果說還有點什麼作用，我想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麼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湯一介自嘲地說。

對於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年，湯一介沒有迴避，而是以真誠的態度，對過去的「我」進行無情的剖析。

發掘中國哲學中「無用之大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給我留下的深刻教訓就是，我今後不能聽別人的，得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湯一介迎來了學術生涯的春天。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此時他已53歲，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但他仍然嚮往著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做點事情。

他開的第一門課是《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湯老師的課異常轟動，許多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也來旁聽。連換了3個大教室還是坐不下，最後只能以發聽課證的方式限制人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孫尚陽回憶說。之後，湯一介又相繼開設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等課程。在這一階段的教學與研究中，他努力把教學、研究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脫鉤，力圖在教學研究中堅持獨立思考。

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體系諸問題》一文，率先提出將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來考察，並試圖突破50多年來「唯心與唯物兩軍對壘」，「唯心主義」是反動的，「唯物主義」是進步的等教條，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快速推進了學術界反對極左教條主義的進程。在由《中國早期道教史》一課修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湯一介大膽提出，必須把「宗教」和「迷信」區別開來，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湯一介以他敏銳的哲學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討論的內容，開新時期哲學研究風氣之先。

「古人的思想觀念無論多麼有價值，都必須給它們適應現代生活的新詮釋，並使之落實於操作層面，才能對現代社會生活發生實際效用。」湯一介非常注重挖掘中國哲學中有價值的思想，並加以現代詮釋。

1983年，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會議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湯一介教授用中文發言，探討當前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台灣著名學者劉述先在《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議紀行》中描述道。在這篇《儒家哲學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中，湯一介把先秦哲學看作是中國儒學的第一期，將外來印度佛教衝擊後建立的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將在西方思想衝擊下的現代新儒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三期，並提出儒學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現代社會都沒有失去意義，理應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這一番發言雖然因為通過翻譯的緣故而占的時間較長，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論通過實感的方式表達出來，緊緊扣住了觀眾心弦，講完之後全場掌聲雷動，歷久不息。」劉述先描述道。

湯一介認為，「天人合一」思想不僅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時也是一個常新的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給以新詮釋的命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人們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界」(天)的關係問題，人要生存就離不開自然界。當前人類社會正是由於長期忽略了「天」與「人」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而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

當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具體地解決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個「人與自然矛盾」的問題，哲學也不可能直接解決人類存在的具體問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說：「哲學可以被視為『無用之學』，因為它不能一一解決具體問題。但它思考問題的路子，卻可啟迪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視為『大用之學』。」

湯一介認為，中國先哲們有許多有價值的寶貴思想，不僅具有某種真理的意義，而且也曾在歷史上發生過巨大作用。它們也一定會對今天的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

雖然湯一介從不以哲學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學問題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引發思考。他十分關注當前中國社會、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並以此作為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的熱點話題。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引發了海內外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亨廷頓說：「我認為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將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視為對西方文化的威脅，指出若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聯手，西方文化將會非常困難。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考慮西方如何應對21世紀遇到的問題。

對此湯一介寫了《評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衝突，甚至戰爭，但並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衝突和戰爭」。他認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化解衝突的原則。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湯一介以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跟著亨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捨的標準，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我一向認為，今後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進入21世紀，中國出現了「國學熱」。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湯一介就提倡「國學」，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國學」。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有益於文化的健康發展。他認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否則有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遊離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的陷阱。

或許正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兼收並蓄的治學思想，讓湯一介不斷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

未名湖畔的「兩隻小鳥」

未名湖畔的兩隻小鳥，是普普通通、飛不高也飛不遠的一對。他們喜歡自由，卻常常身陷牢籠;他們嚮往逍遙，但總有俗事纏身。現在，小鳥已變成老鳥，但他們依舊在繞湖同行。他們不過是兩隻小鳥，始終同行在未名湖畔。——湯一介

湯一介和樂黛雲是在各自學術領域都卓有建樹、享譽國內外的著名學者。「湯先生和樂先生，一個研究中國哲學，一個研究中西文化比較學，可謂中西合璧，他們能在學術上互相促進、比翼齊飛。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常海羨慕地說。

湯一介與樂黛雲相識於1949年。那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文學院有一個團總支，他和樂黛雲同時在做團的工作。「我是組織委員，她是宣傳委員。後來我們又一起到了團委，我做宣傳部長，她做群眾文化部長。」兩人經常在一起工作、聊天，慢慢建立了感情。1952年，他們組成了自己的家庭。

「我們的感情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始終都沒有懷疑過對方。」談起結婚50年來的坎坷經歷，湯一介說，「1958年，樂黛雲被打成『右派』，小兒子湯雙剛剛8個月，她就被送到門頭溝『勞動改造』，3個月才能回家一兩天。那時有幾十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被打成『右派』，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夫妻離婚的也不計其數。但我始終不相信她是『右派』，常常寫信安慰她。」因此，湯一介還在後來的『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在日後一次次的政治運動衝擊下，夫妻二人始終相互信任、攜手相扶、不離不棄。「明年就是我們結婚60年了，兒女們也都要回來慶賀，確實是不容易啊。」湯一介感慨道。

湯一介家學淵源、古文基礎深厚，而樂黛雲外語好，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信息。這種知識結構的差異，讓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相得益彰。「我較多接觸一些當前西方的理論思潮，他沒有時間和機會看很多這方面的東西。我常常把一些西方新的思維方式跟他探討，這對他和我都有幫助。」樂黛雲說，「我做學問常常憑靈感，不是很嚴謹，想起來就寫。我的文章都要經過他看一下，他常常給我挑出很多毛病，這個地方不準確，那個地方注釋不對，或者是哲學上講不通，對我幫助很大。」

或許是受傳統家庭氛圍的影響，湯一介性格儒雅平和，內斂沉靜，但這並不影響他開放、自由的治學心態。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又對西方文學、哲學以及西方古典音樂情有獨鍾。「雖然很多人說我是儒家，實際上我是很喜歡西方哲學的，特別是西方文學。我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應該講比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要更大一些。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羅曼·羅蘭，還有法國的紀德(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我的影響都非常大。我也非常喜歡聽西方古典音樂。」湯一介說。至今湯先生還保留著每天晚上睡前聽一小時西方古典音樂的習慣。「一方面是一種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可以讓整個人放鬆下來，有利於睡眠。」

如今，84歲的湯一介和80歲的樂黛雲過著平靜的生活。雖然兒女們都遠在美國工作生活，二老沒有兒孫繞膝，寧靜的屋裡多少有點冷清，但他們並未感到太寂寞。每天上午，他們各自工作或讀書;中午，身體不太好的湯一介是一定要睡個午覺的;下午，二老或工作或參加一些活動;黃昏，他們常繞著未名湖散步。

耄耋之年主持《儒藏》重大工程

「湯先生還是一名活躍的學術活動家、大型中國文化學術工程的組織者。他在上世紀80年代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掀起了一輪傳統文化熱潮。從上世紀末的『傳統文化熱』，到如今的『國學熱』，中國傳統文化經過近百年的沉寂，在順利回應了西方文化的挑戰之後，重新走上了復興之路。近年來湯先生又組織主持教育部重大學術項目《儒藏》工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盛世工程。」湯一介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廣保評價說。

1984年，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這在當時是國內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初建時，得到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當時我剛從美國開會回來，大家希望我來做院長。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這樣一個學術團體，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樣，『兼容並包』。所以我聯繫的學者是各種各樣的，有梁漱溟、馮友蘭先生，也有李澤厚、龐朴，還有『全盤反傳統』的，如包遵信等。我覺得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並包，才能夠有很自由的討論環境，也才能夠真正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

「對學術研究來說，『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種最寶貴的創造力。」湯一介說。

2002年10月，湯一介向北大校領導提出編纂《儒藏》的構想，2003年教育部批准立項，北京大學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並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正式啟動了《儒藏》工程，這是教育部迄今為止最為重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攻關項目。湯一介介紹說，歷史上有《佛藏》、《道藏》，就是沒有儒藏。中國的《佛藏》從宋朝開始編纂，到現在已累積有20多部佛教文獻集成。《道藏》從宋朝開始編，現在留下來的是明朝的《道藏》。當時，《佛藏》、《道藏》的編纂多是靠寺院支持做起來的，儒家不是一個宗教派別，沒有寺院支持，應該由國家來做。明朝的學者已經提出編纂《儒藏》，沒有實行，當時編了《永樂大典》。清朝的學者也提出來做，也沒有做成，當時編了《四庫全書》。現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儒藏》編纂可以做了。

「我們編纂《儒藏》的目標是，之後100年內不會有人超過，而且成為世界上通行的儒學研究本子。」據湯一介介紹，《儒藏》工程是一個總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編纂《儒藏》精華編，計划出書330本，收書500餘部、約2億字的儒家經典著作;第二部分是編纂《儒藏》大全本，將收入5000部著作、約10億字。第二項工作現在沒有啟動，要等第一部分完成後才進行。目前已經出版了精華編40本，計划到2015年完成。

「我算是編纂首席專家，組織了近400人的專家隊伍。我們不僅要把中國的儒家文獻典籍包含在內，而且要聯合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家的學者，把這些國家用漢文寫作的儒家典籍都包含在內。這是帶有一定跨國性質的大工程，確實不太容易。」湯一介說，「我接手這項任務時已經76歲了，按道理不應該接這麼大的工程。我覺得這也是受我父親的影響，『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就應該負起責任來。」湯一介認真地說，「既然儒學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那麼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那就不應該沒有《儒藏》。」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成立，湯一介出任院長。「這也是長期以來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從上世紀90年代我就提出來要建立這樣一個儒學研究基地。國內高校里，四川大學設有一個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設有一個佛教研究基地，至今還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儒學的基地。儒學研究院首先是一個研究的平台，把《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等機構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課題、帶研究生、開設儒學課程。同時，它也是一個開放的平台，可以加強與國內外儒學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因此我們成立儒學研究院的目標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傳承儒學思想精粹，闡釋儒學特殊理念，尋求儒學普遍價值，創構儒學新型體系。』」

「湯先生以自己半個多世紀學術工作積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開闊的學術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課題，不僅為中國儒學搭建了一個研究的平台，更是為我們中國哲學未來10年的發展作出了整體規劃，可以說是總設計師。」在2011年農曆正月十五，湯一介先生84歲生日聚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王博這樣評價說。

學術成果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

著有《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英文版)等，在國內外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為哲學研究史上不可不讀的著作;

著有學術隨筆《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學術文化隨筆》、《非實非虛集》、《昔不至今》、《郭象》、《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反本開新》、《和而不同》、《儒學十論與外五篇》、《新軸心時代與中國文化的建構》、《佛教與中國文化》、《生死》、《LaMort》(法文版、義大利版)等，筆墨清新，雋永;

主編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第一次系統、完整地展示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的百年歷程，被張岱年先生稱為「一項貫通中西哲學視野的難得的學術工程」;

2003年，以耄耋之年發起並主持《儒藏》工程，任編纂首席專家。這是教育部迄今為止最為重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攻關項目。

湯一介說

一個人學問的高下往往和他境界的高低相聯繫，「做學問」與「做人」是統一的。「做人」首先要真誠，「做學問」同樣要真誠。

「自由」是一種最寶貴的創造力。對學術研究來說，「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並包，才能夠有很自由的討論環境，也才能夠真正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

古人的思想觀念無論多麼有價值，都必須給它們適應現代生活的新詮釋，並使之落實於操作層面，才能對現代社會生活發生實際效用。

我自知自已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如熊十力、陳寅恪諸先生差得很遠，但我和我這一輩的人卻也在努力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復興做力所能及的事。

哲學可以被視為「無用之學」，因為它不能一一解決具體問題，但它思考問題的路子，卻可啟迪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視為「大用之學」。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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