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下的幽暗——評陳希我的長篇小說《抓癢》(馬青春作)
一、生存病候的診斷
消費時代的來臨,給人們帶來了豐盈的商品消費,物質生活因而也顯得空前安逸,由此不可避免地擴張了人的消費欲,佔有慾。在物慾橫流的時代,人又顯得異常困頓和渺小,精神世界越來越空虛,似乎陷入一種無法擺脫的孤獨和絕望境地,於是在物質富足和精神匱乏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一方面是自身慾望的不斷膨脹,顯得貪婪不堪,強烈的佔有慾被空前放大;另一方面在身份類同和佔有慾的摩擦中,對他者的猜疑也與日俱增,個體間的互相隔膜在不斷加深。在這種現實境遇中,長篇小說《抓癢》的敘述者,以特有的敏銳和犀利,無情地發掘被隱匿在安逸背後的生存病症。而對這些病症的洞察,主要是通過提出一系列具有質疑和顛覆性質的問題來凸顯的:愛情真的就那麼美好?生活真的無比滋潤?人的主體性在尋求慾望的滿足過程中真正體現出來了? 小說《抓癢》全部的敘事主要是圍繞家庭生活瑣事展開,無非是一些吃喝玩樂等庸常事件。可就在些平庸生活的表層下,作者發現了隱藏其下的「火山口」,連通著慣常生活和潛在危機這兩極。這種發現,首先是通過解構愛情、婚姻主題進行的。作品主要講述的正是一對貌似美滿幸福的夫妻(嵇康和樂果),在物質慾望的圍困中,逐漸厭倦日常的慵懶生活,內心的隔膜逐步升級直至在虛擬世界中毀滅的故事。在別人的眼裡,他們的婚姻本是令人無比艷羨的:丈夫年輕有為,妻子賢慧、美貌,他們既無感情上的困境,也沒有物質生活的隱憂。可實際情況是,結婚8年後的他們,逐漸清醒認識到了現實的虛偽,婚姻的荒謬,夫妻感情在生活的日常消磨中也開始持續滑坡(即嵇康感到前所未有的「膩歪」)。 在作品中,愛情變成了很不可靠的東西,(「愛是人類最大的謊言」),婚姻也是極其荒謬的所在(「它面對的不是生,而是死。是固定,不是發展。這世界上什麼都在發展,惟獨婚姻不能發展。戀愛發展了,成了婚姻;婚姻再發展就成了婚外戀了」)。愛的欺騙性,婚姻的凝滯性,帶來的只能是夫妻雙方的厭倦,而又不得不成天無奈地廝守和應付著。性愛也因此變成夫妻間應盡的一項義務。嵇康和「蘇州女人」聊天時隔著計算機屏幕能聞到她身體的味道,而近在眼前的妻子因為身上有「炸蔥花的味道」而大煞風景。激不起情慾的性愛越來越成為裝點婚姻門面的擺設。 為什麼愛情和婚姻變得如此不堪一擊?除了其本身可能存在的虛妄外,還應該歸因於物慾世界帶來的瞬時性效應。一方面是人的慾望前所未有膨脹,另一方面身體卻在不斷地萎縮,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又只能依靠商品消費尋求彌衡:要麼靠買補藥、吃「偉哥」,要麼去找妓、發展婚外情,以重新喚起身體功能。然而通過這種形式達到的慾望的滿足,表面上是人對物的自覺利用和掌控,實際上這種滿足只能像商品經濟的發展模式一樣,不可避免地具有「泡沫」屬性。人在利用其產生的瞬時性而非持久性的效應時,已經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物質和慾望的奴隸。在這種生存狀態中,一切顯得極不穩定,愛情、婚姻如此,道德、理想也難逃此劫。於是,當個體慾望得以滿足時,人的精神領域相伴隨的是良知的泯滅、道德的下滑,越來越變得流氓般恬不知恥:嵇康和樂果在網路上當著陌生人的面公然裸露自己的下身;朴一談起找妓流露更多的是自豪之情,還要死皮賴臉地拉著其他人一起去;卡拉OK廳門口出現的那個男人當著元配夫人的面,理直氣壯地抱著情婦揚長而去,等等。 人的消費慾望在不斷膨脹時,夫妻間的支配欲、佔有慾也在同步擴張,既要想方設法滿足自身的內欲,又擔憂對方行為出軌,因此相互的猜疑和隔膜便悄然而至。嵇康由於樂果一次夜不歸宿而耿耿於懷,施以暴力;妻子樂果因丈夫一次蘇州夜行而跟蹤偷窺,惴惴不安。當現實中無法完成心理撫慰和補償時,主人公走進了由網路構造的虛擬世界。在虛擬世界裡,似乎給人物提供了一片自由生存的天地,然而虛擬世界畢竟是虛幻的,就像小說最後人物走向死亡一樣,都只能是企圖尋求一種與現實世界相對的彼岸世界。情節上的這種安排讓人體會更深的是,現實的生存境遇已經無法完成人的精神救贖,通過小說世界所展示的「末日」圖景,可以勘破了生存境遇中的種種病症。這種無情,無疑具有強烈警醒作用,這篇小說帶給我們的長久思考是:我們的生活狀況到底怎麼樣?面對種種虛妄,人們還能否繼續沉湎於那種膚淺的自信?在這種意義上,小說敘述者的確是一個對人生存境遇的思考者和質問者,由日常生活出發,直至人的心靈危機、精神困境。 最能夠聚焦人物的慾望消長狀況的莫過於性主題了,而且它是作家陳希我所發現的,最隱秘又最有效解讀生存本相的重要載體。《抓癢》中的一些性描寫,看似直露和頹廢,但由於作品在整體上指涉的是虛無絕望的生存境遇,從而使性話題變得異常的苦澀、沉重,所以產生的審美效果是給人帶來更多的是心理「反胃」而非生理衝動。加之常以凡俗化、醜陋化的方式進行消解處理(如「我的父母就是這樣造出我的」「跟狗沒有任何區別」等),從而與一般色情描寫只追求單純的官能刺激拉開了應有距離,穿透性要讓人體會更深的是人生的蒼涼、生命的低劣和生活的破敗。
二、隱秘人性的探微
陳希我在《抓癢》中不僅冷酷質疑人的生存境遇,而且把筆觸更加細膩地伸入到人性深處,無情審視「超我」、「本我」和「自我」三重人格的糾纏與掙扎。具體到小說中的人物,「超我」主要反映在嵇康和樂果所堅持的個體理想,以及社會道德規範對他們產生的規約力上。他們自結婚以來期盼著過上更美好的生活,努力追逐著財富,但發財夢真正實現後並沒有帶來應有的欣喜,他們恰恰感到的是與理想的日漸疏離。小說也隱隱地表現了嵇康所代表的一代知識青年,後來雖然淹沒於追逐利潤的「下海」大潮中,但90年代以來遭遇不斷失落的人文精神始終與他們魂牽夢繞。因此嵇康在現實中活得近乎偏執,明知道最後等待他的將是毀滅命運,但他也絕沒有在現實處境中妥協和退縮。 作為社會性的個體,嵇康和樂果也必然地受到社會道德規範的約束。他們在事業上,一個艱苦創業,一個認真育人,分別是別人眼中的成功創業者和好教師。即使嵇康的房產生意越做越大,他也沒有通過犧牲工程質量來攫取高額利潤,他的所作所為仍具有充分的社會責任感。在家庭關係上,儘管他們彼此已經厭倦,但在社會倫理道德的管約下,仍儘力維護了那種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他們既沒有選擇離婚,也沒有刻意的出軌行為,分別是別人眼中的「模範丈夫」和「好妻子」。當然在這種社會道德、家庭倫理的管約下,人的本能和慾望並非消失或減少,而只是在不斷的規約和壓抑中潛伏在了潛意識之中,隨時在尋找「粉墨登場」的機會進行反動和突圍。 所以,《抓癢》的更深刻之處,在於作者透過理想和道德燭照下的「超我」層面,深入開掘人性中隱秘的「本我」,以及「本我」與「超我」相互爭鬥中「自我」發生的搖擺和游移。一旦把這種長久被隱蔽在理性和人性善後面的,非理性、人性惡的另一面大膽坦露出來,讀者因其目瞪口呆的同時,不得不深思關於人性的真實面目。 小說中對隱秘「本我」的曝光,是通過揭示長久受到壓抑而保留在潛意識的本欲完成的,集中表現在對「人性惡」的淋漓正視。陀思妥耶夫期基在《死屋手記》中寫過這樣的話:「劊子手的特性存在於每一個現代人的胚胎之中。」正因為殘忍、狠毒和強烈破壞欲等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者深入到「人性惡」的主題反觀人類命運,顯得特別難能可貴。如《抓癢》中最能體現人性的殘忍、狠毒的吃猴腦羹情節,圍觀喝彩的人數之多,吃法的獨特新穎,都能夠提示出人性的這種惡毒。在這裡,作為結果的吃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各種殘忍的吃法。從選猴、枷猴,到活敲腦殼,以及後來有人發明的把炙油澆到腦組織上,無一例外的都通過玩賞猴子的極端疼痛,來達到體驗刺激、享受快意的目的。為什麼要選擇猴子作為施虐對象?就因為它們和人一樣都屬靈長目,既可以肆無忌憚地折磨,又不會因殺戮承擔任何罪責。在樂果處理小樹和女同學的戀愛事件中,也暴露出了人物的強烈破壞欲。樂果在家中得不到丈夫應有的愛戀,後又因老張事件遭丈夫毒打,內心經受著巨烈的痛苦折磨。當她看到被戀愛的幸福所陶醉的小樹、嬌媚的女同學,潛意識中的妒忌、怨恨之情終於找到了噴發口。樂果對他們進行百般羞辱,通過肆意破壞他人的擁有而自己可望不可及的愛情,讓她找到了一個轉嫁和發泄痛苦的有效渠道,在玩味他人的不幸中使自己失衡的心理得到了補償。不難發現,一旦將附著在人身上的職業、身份、地位等外在的東西剝離,人本性的「墮落的底色」就會顯現出來。如小說中道貌岸然的校長和教務主任也具有的陰暗心理;網民在SINA網與樂果的對話,與其說是救贖他人,不如說是一場集體性的虛擬暴力亮相。 作為理性和非理性、「超我」與「本我」相互衝突、相互較量而產生的「自我」,在小說中也表現得相當充分。人物常在慾望和道德的衝突中進行著複雜的思想鬥爭。如小說中寫到的,「其實穿與脫,只不過是一念之間的事」,正反映出理性與非理性、善與惡之間關係的搖擺性、瞬間性。嵇康在網路上面對「蘇州女人」帶來的誘惑,按捺不住性的衝動夜裡偷偷跑去赴約,但當他真正踏進酒店即將面對陌生女人時,他內心又受到了良知和道德的譴責,最終只好放棄約會,但又內在強烈的慾望在沒有得到緩解的情況下他採取了自慰行為,以此達到相衝突的「超我」與「本我」的妥協與釋放。隨著小說敘事的不斷推進,儘管小說將隱藏在人物潛意識中「本我」這個「口子」越撕越大,但直到小說最後,嵇康和樂果也一直在努力恢復正常道德規範下的夫妻關係(如寫嵇康好幾次「希望她利用她的後悔,來改善你們的關係」 )。 「超我」與「本我」之間的衝突必須達到一定的平衡,一旦這種平衡被長期打破,激烈衝突就會造成主體意識的喪失,作為個體的人就會陷入癲狂地步,甚至走向毀滅。嵇康和樂果空前膨脹的個體慾望,在理性和道德規範的極力壓抑中始終無法滿足,二者的劇烈衝突讓他們逐漸喪失了對虛幻與現實界限的判斷能力,甚至後來沉湎於網路的虛擬空間,在瘋狂的性虐中結束了生命。 如果我們把對他者的施虐看作一種屬於「本我」破壞欲的顯露,那麼受虐就是因「自我」制衡作用的被打破,在人喪失主體意識後施虐行為發生的相應轉化,與施虐的不同僅僅在於對行為主體與客體的混淆。小說對人物的虐戀行為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表現,嵇康和樂果通過各種怪誕、血腥的虐戀方式,把痛感與快感、現實與虛幻相混淆,最終要達到的目的無非是麻痹神經、體驗折磨的痛苦和因宣洩獲得快感等。同時也暴露了他們對婚姻陷入絕境的焦慮,對夫妻感情日益淡漠的恐懼,以及對自身詭秘行為的負罪。而這些平常只見於人物的潛意識當中,只有當「自我」高度分裂時才得以外露。 與充分揭示人物隱秘人性、暴露人格中「自我」分裂狀況的表達需要相適應,小說採用了第二人稱 「你」的敘述口吻。「你」在文中基本上是以嵇康的敘述視角展開的,因此可便於在人物內心展開 「本我」與「超我」兩種聲音的激烈爭論,由此直抵對人物隱秘靈魂的追問。但這種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也往往導致敘述者含糊不清的特殊效果。所以,在《抓癢》中的這種敘述口吻,敘述者既像掌握著手術刀一樣細緻入微地剖析人物的心理發展軌跡,又好像冥冥宇宙中的一雙無比犀利的眼睛、一種威嚴的聲音,隨時隨地窺視著人物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這既讓接近於全知全能地鋪排生活的所有方面,尤其是被遮蔽的生存隱秘、人性陰暗成為可能;也使得和人物、和讀者之間的深層的心靈對話成為可能。讓我們在風平浪靜的生活表面下體察人心的絕望,在太平盛世的景緻中發現絕境中的掙扎,在昏聵的靈魂深處驚嘆人心的猙獰與險惡。
三、日常經驗的透析
作家往往要在一部作品中傳達的一些藝術經驗,這些藝術經驗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們常以「反常化」、「陌生化」的方式,打破了日益僵化的常規邏輯秩序,積極大膽地挑戰日常經驗,從而阻止或延遲了人們對日常生活的審美鈍化,以此重新喚起對「存在」狀況的關注。蘇珊·朗格因此認為:「藝術家是這樣一種人,他向人們固有的關於體驗的觀念挑戰,或者向人們提供關於體驗的其他信息,並對體驗做出其他的解釋。藝術家會說:『對於這種體驗存在著這樣的陳腐觀念,或者那樣的誤傳;現在我來告訴你們體驗的本來面目,或者,我來告訴你們觀察它的另一種方法。』」在陳希我的小說世界裡,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已不再停留於簡單拒斥事物表象,而更是持一種質疑姿態對日常經驗進行重新審視,力圖發現教條化的陳腐觀念中可能被遮蔽的事物本相。在這個過程中,既顯示出作者對生活的洞察,藝術想像力的豐富,同時又啟發人們重新思考:我們對這個現實世界真的了解嗎?已經形成的種種認知經驗可靠嗎?如果世界的本來面目與日常經驗不相符合,那它又將是什麼樣的? 小說《抓癢》對日常經驗質疑和挑戰的地方隨處可見。如小說中對慶典、儀式的意義的重新審視。越是接連發生大樓倒塌、橋樑斷裂事故,就越顯示出隆重舉行商貿城開城慶典的價值。舞獅、放炮、敲鑼打鼓,慶典的目的已經突破了原有圖喜慶、圖熱鬧的一般意義,而是為了能有效地趨利避害,在投機取巧中僥倖逃脫贏利背後潛在的隱患。所以作者說「中國的慶典是很有鎮邪意味的」。而結婚儀式因為預示著愛情的停滯,為雙方套上在厭煩中苦苦「廝守」一生的婚姻枷鎖,所以結婚儀式在某種意義變成了一種「蓋棺儀式」。 喪酒也不只是對死者的哀悼和對親朋的犒勞。活著的人在喝酒,死去的人在喝酒的人的對面,在這死寂般的沉默與世俗的喧囂中,喪酒的意義便是對生者「還活著,還能吃能喝,還活得如此滋潤」的一種反證。嵇康在計程車司機的葬禮上看穿了生與死的界限,選擇了拒絕喝酒證明他還不麻木。死者是因婚外戀敗露而自殺的,嵇康透過死亡發現了婚姻的普遍困境和作為男人的恥辱,可以看成是在洞穿這種虛偽形式之後的一種反抗。 小孩一周歲時的「抓周」,在孩子面前擺放各種各樣的東西看他能抓到什麼,以此來預測他的將來。因為有了真實的發現——孩子的手「與其是在企圖抓著什麼,勿寧是在尋找支撐」,這種傳統習俗的虛假和成年人的虛偽便暴露無遺,「只有這小孩將來會死,是一定的」。這種觀點魯迅曾在《立論》中早就提了出來,但在多少年後這種虛假形式甚至在現代化大都市仍然盛行的今天,重提這一批判觀點不僅必要,而且體現出一個作家關照現實的強烈責任感。 施捨行為,因為有對不幸者的救濟、幫助的人道主義精神,體現的是施捨者的同情心、愛心,一直被不容置疑地大力提倡。但在施捨行為的背後,施捨者的動機一定都是單純和崇高的嗎?小說中就發掘出了它作為富人 「一種一本萬利的生意」的另一面。在樂果每次給乞丐施捨不少錢的行為中,因為對於擁有萬貫家財的她們來說,花一點錢根本無所謂,她要真正贏得的是乞丐「如搗蒜」般的磕頭,以及圍觀者能「清晰分別出了誰是幸福者,誰是不幸者」的目光。所以在這種情境中的施捨行為是可疑的,它變成了一種顯示身份和財富的便捷通道,一種為滿足一己虛榮的擋箭牌。 教師因為教書育人的特殊職能,一直被神聖化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即使社會外部環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校園也始終作為一片「凈土」而不受污染。但小說中的優秀教師樂果,經常會遭遇的卻是育人的尷尬、職業的庸俗。為達到特殊的教育效果,教師往往對學生隱瞞真相,儘力吹噓連自己也不信的道理,在這種意義上教師就變成了「騙子」。小說中樂果教育小樹只要好好讀書,即使大學畢業面臨失業問題,還可以繼續讀碩讀博,在她的嘴裡學生的問題就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因為「教育的秘訣在於矯枉過正」。對學生的教育啟蒙也是有限度的,只給他們滲透遙遠的理想主義,拒絕把某些與現實逼近的本質的東西說得明了,因為「教育是有限的啟蒙」,「根本目的是為了欺騙」。 在《抓癢》中,類似的質疑、挑戰各種固有經驗,力圖發現、還原事實本相的地方隨處可見。如「沒有對衣服的敬畏,哪有對衣服後面肉體的慾望?」「世界上很多東西似是而非。在正與邪之間,在愛與恨之見。」「所有女人對女人的仇恨,都是對妓女的仇恨」等等。這些帶有強烈思辨性的內容,因為要詳細展開其思想蘊涵,也往往造成敘述時間上的延宕,要是單從情節連貫性角度來講不可避免地顯得有些拖沓、枝蔓。但正如昆德拉所說,「小說是速度的敵人,閱讀應該是緩慢進行的,讀者應該在每一頁,每一段落,甚至每個句子的魅力前停留」,閱讀陳希我的小說,讀者也是在一次次的閱讀受阻中駐足下來,仔細琢磨作品中包含的種種「奇思妙想」。由於敘述者是一個敢於挑戰一切的質疑者和追問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思維也會變得相應敏銳起來,以同樣的質疑眼光重新審視日常經驗和敘述者提出的各種言論。需要指出的是,小說的思辨畢竟與哲學的思辨不同,由於所有思考都是在特定的敘事語境中被自然地提出,因而思辨避免了空泛和教條的弊病。
四、文本符號的隱喻
為能準確傳達小說文本所蘊涵的深刻內涵,便於讀者更加準確地把握小說主題,《抓癢》中設置了大量帶有象徵意義的形象符號,以此隱喻某些不便於也不必直接言明的意蘊。較小的隱喻符號如「野貓」、撕開的「口子」、狠狠划出的「刀痕」、歌曲「春天的故事」、「香奈兒鑽石項鏈」等,具有整體性隱喻意義的如主人公名字「嵇康」和「樂果」、題目「抓癢」等。此外,隨著一些形象符號的多次復現,它們相應發揮了在小說情節結構以外的潛在線索作用,以一種「主導動機」的特別形式意義,參與了推動情節發展和敘事展開過程。 具體來說,小說中多次出現在嵇康垃圾郵件里的野貓,「它瞅著綿延到遠方的都市,神情落漠,像個癮君子」,它既是現實環境中刁然一身、孤立無援個體的代表,又是慾望的化身,還像偷窺者的眼睛,隨時注視著都市的凄涼、人性的陰暗。為生活撕開一個「口子」,目的是真實暴露婚姻的荒謬、現實生存的虛無以及人性的醜惡,隨著「口子」被越撕越大,主人公也在空前絕望中走向了毀滅。在小車光潔的噴漆上狠狠划出「刀痕」,形象地映射出人的強烈破壞欲和隱匿於人性潛意識中的惡毒、殘忍。被一遍遍重複的歌曲《春天的故事》面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生活的感知、判斷能力,思想變得麻痹後就只剩下「盛世,喜慶,歡樂,幸福」的同一,而生活中可能有的破敗、醜惡面被悄悄地遮蔽。「香奈兒鑽石項鏈」本來是曾經美好愛情的見證,但後來逐漸變成了夫妻彼此確認身份的標誌,這種指代意義上反諷性的變遷,揭示的正是精神物化帶來的理想淪陷。 小說兩個主人公的名字更具有豐富的隱喻意義。「嵇康」本是魏晉時期一個決不與現實妥協而尋求歸隱之路的詩人,食慢性毒藥五石散,演奏《廣陵散》。後來因寫《與山巨源絕交書》得罪司馬昭,雖有三千太學士為他求情可以得到赦免,但他決不向司馬昭低頭,最終被殺。「樂果」作為一種毒藥,也是在毀滅他者和自身的同一過程中實現其價值。「樂果」如同五石散,既能讓「嵇康」在吸食毒藥創造的虛幻境界中尋求飄逸和超脫,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摧殘著生命。從「嵇康」與「樂果」存在的這種悖謬關係,就可以看出兩個主人公之間既相互依賴又痛苦折磨的複雜性。他們透過婚姻的荒謬、人性的醜惡發現了人生的虛無,但他們並沒有尋求現實妥協之路來淡化悲苦,而是一種徹底的決絕與反抗。他們口口聲聲要「苟且」,偏偏又不是「苟且」之人:嵇康既不去嫖,也沒有發展婚外戀;樂果雖和老張發生過一次不正當關係,但帶來的並不是精神苦痛的緩釋,而是一種更加清醒的絕望。最終的結局,只能在反抗到底的決絕中走向毀滅。 小說最深刻的意蘊可能在於題目「抓癢」。本來無癢可抓,但為了確證對「癢」的感覺能力不至於喪失便開始盲抓,結果越抓越癢,越癢越抓,直至抓破了皮肉、抓出血來。「抓癢」在表層上是為了在無奈的婚姻中尋求刺激、追逐情愛,深層上卻是在生活的安逸處「抓」出破敗和腐朽,在人性的偽善中「抓」出背後的邪惡。所以這「癢」便是一種來自於道德死亡、慾望凸現時,人對自我的難以把持所產生的切膚之癢、心靈躁動。
「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在陳希我的小說世界裡,始終貫穿著冷酷的質疑、追問,著力開掘的並不是世界的真、善、美,而恰恰是通過發現生存之丑、人性之惡、常規之假,以此達到警醒和激發人們「思考存在」這一目的。因此,陳希我的小說的確算得上一種「另類」寫作,且因其精神內核的挑戰性、表現手術的獨特性而具有一定「先鋒」色彩。當然,長篇小說《抓癢》也存在一些不盡令人滿意的地方,如作品在題材方面的略顯單薄,小說後部分的敘事上的突兀和倉促,以及在敘述人稱轉換方面存在的生硬和含混之處。另外對作家來說,也應警惕這種審問造成的文本單調,以及質疑的徹底、嚴厲對讀者自主對話能力的可能性剝奪。這些值得商榷之處也許正是一個作家在不斷走向成熟過程中的必需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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