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 | ?袁行霈：國學的當代形態與當代意義

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致力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兼及中國詩歌史、中國文言小說，享譽海內外。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年刊主編。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史》（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等。

國學的當代形態與當代意義

國學不是一潭止水，研究國學不是復古，國學應具有當代的形態。研究國學應採取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圍繞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宏偉目標,實現其當代意義。

一

我國古代所謂「國學」，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周禮·春官·樂師》：「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與近代以來所謂「國學」的涵義不同。近代以來所謂「國學」一詞，有學者認為源自日本，江戶時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滿等提倡對日本的古代典籍進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國學」之稱。「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推行歐化政策，導致社會出現徹底洋化的偏激傾向。1888年，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國粹思想，以求扭轉偏向。」（參見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或許是受這種思潮的影響，1902年秋，梁啟超曾與黃遵憲等人商議，擬在日本創辦《國學報》。1904年，鄧實發表《國學保存論》（《政藝通報》第3期），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1905年，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國學保存會簡章》），出版《國粹學報》，撰稿人除了鄧實、黃節，還有章炳麟、劉師培、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他們或為中國同盟會會員，或傾向民主革命。提倡「國學」與他們從事的革命活動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國學」的「國」字，則包含了愛國的情結。1906年，章炳麟在日本鼓吹反滿革命，同時提倡研究國學。留日青年成立國學講習會，請他講授國學，魯迅就是學生之一。1922年4月至6月間，章炳麟在上海講「國學大概」和「國學派別」。1934年，章炳麟在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對國學做了總結性的講解。章炳麟上述幾次演講經過記錄整理，出版了《國故論衡》（日本東京1910年初版，後多次再版）、《國學概論》（曹聚仁編，泰東圖書局1922年第1版）、《章太炎國學演講錄》（張冥飛筆述、嚴柏梁加註，梁溪圖書館，1925年上海第3版）等書，在二三十年代影響很大。章炳麟所謂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國學範圍的界定。此外，胡適、顧頡剛、錢穆等人也有關於「國學」「國故」「國粹」的種種論述（以上關於「國學」的追溯，以及國學、國故、國粹等說法，參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各家的說法頗有分歧，在這裡無須詳加辨析，若就其大致相同的方面而言，可以說「國學」即中國固有的學術，以及研究中國傳統的典籍、學術與文化的學問。

清末民初國學的興起，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密切的關係。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尋找救亡圖存之道，西學東漸成為社會的潮流。在這過程中一部分學者擔心自己國家固有的學術文化衰微，於是提倡國學。考察他們的初衷，明顯地帶有救亡圖存的意思，以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願望。

國學的提出雖然與西學東漸的刺激有關，但是從國學研究的實績看來，還是或多或少地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特別是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在吸收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同時，也以新的眼光審視自己國家數千年來固有的傳統。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詞中明確地說：「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向歐美日本學者學習。此時的「國學」和以前的漢學、宋學、乾嘉考據學相比，論範圍已經遠遠超出，論觀念已經幾度更新，論方法已經更加科學化、系統化。我們不妨以章炳麟所謂國學的五類略加說明。小學，本來是以通經為宗旨的學問，在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滋養後，已經發展為以描述語言文字發展規律為宗旨的漢語語言學和文字學。經學和諸子學，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原先雖有《宋元學案》（清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等人合著）、《明儒學案》（黃宗羲著）之類講述某一朝代儒學師承和派別的著作，但沒有以近代方法編寫的中國哲學通史，胡適在北京大學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發軔之作。這種哲學通史已不再局限於經學，而是將儒家經典與諸子著作、佛學典籍進行綜合的研究，描述了歷代思想、哲學的變化發展，從而成為經學和諸子學未能包括的一門新的學科。在史學領域，用新的方法撰寫的通史、斷代史，以及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等側重於某一方面的歷史著作蔚為大觀；中外交通史、中國科技史引起重視，並成為新的學科；傳統的輿地學發展為歷史地理學；金石學發展為現代考古學。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顧頡剛關於「層累地造成」古史的學說，影響了一代史學研究；王國維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第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這種「二重證據法」為史學打開了新的局面。考古學的新成果，如殷墟卜辭的發現、漢簡的發現、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引起史學、文學、文字學、語言學、宗教學等眾多學科的巨大變化，敦煌學進入了「國學」的疆域。在文學方面，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出版，將戲曲納入文學史研究的範圍；1920年魯迅應蔡元培校長之邀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從此，被視為「小道」的小說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成為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於是，戲曲和小說的研究也進入國學的領域。凡此種種，都使國學出現了新的面貌。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所發生的這些變化，足以使我們將20世紀以來的「國學」和以往的學術區別開來。

二

今天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的時代，這是一個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是一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此時，我們所研究的「國學」也應當以一種新的、富有當代特色的形態出現。我之所以提出「國學的當代形態」這個命題，就是要強調：研究「國學」不是復古倒退，也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義的、面向未來和世界的學術創造活動。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當代的國學應當立足現實，服務于振興中華、增強民族凝聚力，實現現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

上面說過，國學是在清末救亡圖存的呼聲中提出來的。中國的近代史已經證明，真正挽救了中國並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不是國學。但這並不是說國學無用，只要我們研究的態度正確，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學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因為現代化不等於全盤西化，必須充分重視中國的國情，國情既包括中國的現狀也包括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我在1993年發表的《國學研究發刊辭》中有這樣一段話：「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國學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我重申這段話是想進一步說明：應當自覺地把國學放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全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寶貴遺產，值得加以挖掘整理，使之轉化為當代的資源。例如關於和諧的思想；關於天人合一的觀念；關於憂國憂民的情操；關於尚善的態度和通過修身養性以達致高尚人格的追求；關於敬業樂群的意識，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準則；關於整體思維的思想方法等等，都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大力弘揚。此外，還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還有眾多美不勝收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可以陶冶我們的性情，美化我們的心靈。可見，國學研究天地廣闊，只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踏實認真地去做，以學者的態度去做，是可以為提高全社會的人文素養，增強民族凝聚力，弘揚民族精神，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貢獻一份力量的。

2．當代的國學應當建立在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文物認真整理的基礎之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

國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詳盡地佔有原始資料，從資料出發，進行實事求是的整理分析，是國學研究的基礎工作。隨著國內外所藏古籍善本調查工作的進展，一些原來秘不示人的善本已經公開，各種善本可以更方便地被研究者所利用，古籍的整理工作可以做得比前人更加完善，從而使國學研究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大量的出土文獻、文物，又為國學研究開拓新的局面提供了充分的條件。例如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荊門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為國學提供了大批極為寶貴的新資料。由於這些新資料的出現，許多亡佚已久的先秦古籍重見天日，一些傳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錯誤得以糾正，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解釋，一些被疑為漢代以後偽作的古籍被證明不是偽作（參見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將傳世古籍與出土文獻、文物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就有可能對中國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學史等許多學科得到新的認識。這是以前的學者無法想像的，是時代給與我們的眷顧。

然而，我們不能滿足於資料的整理，應當在此基礎上建立理論的體系，從而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規律，以及中國文化的未來有一種理性的認識。這種理論自覺，不僅有助於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也必將對世界文明的健康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3．當代的國學應當注意普及，要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面臨斷裂的危險，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以及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都亟待加強。近年來人民群眾對傳統文化的熱情持續升溫，海外華人華僑尋根的願望十分強烈。在這種形勢之下，國學研究義不容辭地應當擔當起普及優秀傳統文化的任務。國學能不能走出象牙之塔，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得到認可，是國學研究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之一。當代的國學應當具有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的品格，應當在群眾中得到檢驗，找到知音。

弘揚傳統文化，可以利用各種傳媒手段，特別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應當落實到提高人的素質上，讓傳統文化的營養像春雨一樣沁入人的心田。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不可急功近利，尤其不可進行商業炒作。用商業的方式炒作國學，甚至用國學來牟利，從根本上違背了學術的宗旨。

4．當代的國學應當吸取人類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同時要確立文化自主的意識與文化創新的精神。

人類文明的歷史表明：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借鑒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很難得到發展，甚至還會逐漸萎縮，中華文明也是如此。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開始得相當早，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漢和帝時期，另一位使者甘英的足跡，已經抵達波斯灣，與古羅馬帝國（時稱「大秦」）隔海相望。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廣泛，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達百萬之多，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於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和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國、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繹不絕。到了明代，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途經東南亞、南亞、西亞各國，最遠到達東非沿海。明末清初，以來華傳教士為媒介，中國又與歐洲一些國家建立了文化交流關係。

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但使中華文明得以弘揚，也使中華文明得到滋養；這種弘揚與滋養，涵蓋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各個方面。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入歐洲，對西方文明的偉大貢獻已是公認的事實；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以及園林建築，營造了18世紀瀰漫於歐洲的「中國情調」；而中國的孔孟儒學、科舉制度、文官體系以及文學藝術，不僅在日本、韓國等亞洲近鄰國家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還曾遠渡重洋，成為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重要學術資源。與此同時，中華文化也從外來文化中吸取養分。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用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激起了中國一部分士大夫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包括古希臘數學、地理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機械工程學，以及火器、水利等等；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16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玉米、甘薯和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對中國開發地廣人稀的山區，滿足人口大國的糧食需求，進而發展生產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與造紙術，西傳歐洲，經過改造後又傳回中國，再次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與傳播（參看袁行霈、嚴文明、張傳璽、樓宇烈主編：《中華文明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回顧歷史，中華文明曾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令人痛惜的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正當西方文明實現了向近代化的轉型，中華文明急需吸取其營養奮起直追的歷史關頭，清朝統治者卻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故步自封，不圖進取，喪失了歷史機遇，中華文明遂被排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之外，處於落後地位，而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甚至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這是我們應當牢牢記住的慘痛歷史教訓！

現在，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突飛猛進，經濟總量已經躍居於世界前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加自覺地發展與我國地位相稱的、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先進文化，是一個帶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如果沒有文化自主的意識，如果沒有文化創新的精神，我們就很難在這個競爭劇烈的世界中立足和生存。科技要自主創新，文化也要自主創新。一味地照搬古人和照搬外國，都是不足取的。繼承傳統文化，要有所取捨，不能復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捨由我，不能不分優劣，全盤西化。復古倒退和全盤西化都喪失了文化自主創新的立場，都是沒有前途的。自覺地創造我們自己的、具有時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華文明復興的關鍵所在。

在這裡，我想特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的歷史使命。閱讀明清以降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常常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大多來自西方人自己的著作，如傳教士的書信及報告、冒險家的遊記等等，或褒或貶，都未能反映出一個全面的真實的中國。截至目前，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固然還很不夠，但是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則更少、更膚淺。這就迫切需要我們以主動的姿態，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和方式，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真誠地介紹給世界各國人民。現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現明顯的入超狀態，有人統計，文化的進出口比例為14：1，這未必是精確的統計，但值得我們注意。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日益繁榮，世界更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國。我們在廣泛吸取世界上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同時，有責任使優秀的中華文明走出去，讓各國人民與我們共享。

總之，國學研究既要保持其傳統性與本土性，同時也要彰顯它的時代性與世界性。當代的國學已經具備了各方面的有利條件，足以使之成為不同於以往的新國學。換句話說，現在已經是重建國學的時候了。

三

國學的當代意義是與國學的當代形態聯繫在一起的，國學如果沒有新的發展，其意義必然受到很大局限。國學的當代意義是圍繞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宏偉目標來實現的。我曾經說過：不要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國學。如果僅僅從國學中尋找對工商管理、金融、經濟、公關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簡單化了。有人問我：國學究竟有甚麼用？要說沒用也真沒用，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資賺錢。但其精華部分能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協調人和自然的關係以及人和人的關係，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用到造福於人類的正道上來，這是人文無用之大用，也是國學無用之大用。試想，如果我們的心靈中沒有詩意，我們的記憶中沒有歷史，我們的思考中沒有哲理，我們的生活將成為什麼樣子？（參見拙文《國學與二十一世紀》，《光明日報》2006年1月10日）

國學的當代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研究態度。我們研究國學，應以承傳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是一個民族的標誌，也是一個民族的驕傲。傳統文化關係到每個民族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伴隨這種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來的文化尊嚴感。傳統文化又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一個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佔領了，還可以收復；一個民族的文化被人滅絕了，或者自己拋棄了，則萬劫不復！國學作為傳統文化中深層的、學術性的部分，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密切相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擁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必須自覺地維護自己的根，這樣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學已經逐漸引起社會的重視，目前又一次出現了「國學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加清醒。我要強調的是：對待國學應當抱三種態度，即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所謂分析的態度，就是要分清國學中的精華和糟粕，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所謂開放的態度，就是要處理好中外的關係，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讓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謂前瞻的態度，就是要正確對待古今的關係，立足當前面向未來，建立具有當代形態和前瞻意義的新國學。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國學研究是嚴肅的學術工作，不可滿足於泛泛的議論，而應沉潛下來，認真鑽研，將切實的成果貢獻給社會。「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滾滾不盡的江河，不斷吸納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緩，或漲或落，變動不居。國學也是這樣，漢有漢學，宋有宋學，今後則必有以今之時代命名的學派。歷史悠久的國學只有不斷以新的形態代替舊的形態，才能永葆青春。」這段話是我在1993年《國學研究發刊辭》中曾經說過的，我還想強調一句：國學只有與現實生活密切結合，在人民群眾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才能充分實現其價值，並永遠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文字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8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