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階級形成史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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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7 只看該作者 日本武士階級形成史 從鎌倉幕府成立到明治維新，武士階級統治日本長達700年之久。武士政權或武家政權是日本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政權形態，而且直接與近現代日本相聯結，因此在日本社會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歷史)叢書，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寫武士階級形成的歷史。著者是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入間田宣夫。他在該書結語中評價了武士政權的歷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瑪竇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中對日本的文字說明：「尚強力」、「權常在強臣」，然後評論道：這個評語決不是褒獎語，其意思是說，日本人好戰，武力優勝者即可掌握權力，由於這種野蠻的風俗，日本不能成為先進的文明國家，這是很可悲的。著者認為：利瑪竇是從國際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場出發評價中世紀的日本人的，而國際性普遍性的立場，例如當時的中國人認為男子應以習文修學為最高目標，而視武人為鷹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習武，少習文」。著者認為:這正是武士政權存在的陰暗的一面，而這一中世紀的遺產即輕文重武的島國風氣，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現代也未能消除，對此我們難道不應抱有警惕么？入間田教授的論斷說明了武士政權對近現代日本的深遠影響。從了解日本、認識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階級的形成史是一個富有現實意義的課題。關於武士階級的形成問題，日本學者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從六七十年代以來，無論在史料的發掘方面，或是在視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從史料的發掘方面說，過去被認為史料價值不高的物語（話本）、軍記（戰記）一類作品受到重視；過去僅被作為美術史、風俗史史料的繪卷(畫卷)也被視為視覺史料而用於歷史研究；此外，日記、考古資料也得到廣泛的利用。從視角的深化方面說，隨著史料的多樣化，社會史、軍制史、地域史等新視角不斷提出，並取代階級分析的舊方法。從階級觀點研究武士的出現，一般認為是領主為自衛而建立私人武裝的結果，但是這個論斷缺乏史料的支持。社會史則從社會職能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武士的社會職能是練武、打仗，可以說是「殺人請負人」（殺人包干者），而武力的請負化是與當時王朝國家的基本統治原則「請負制」一致的。軍制史則強調武士與地方政權相結合，構成軍團制廢除後的國衙軍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與公權相結合對武士階級形成的意義。武士起源於東國，武士政權亦建立於東國，其原因何在？地域史著重探討這一間題，指出當時東國是防禦師夷的兵站基地，並由此而在那裡形成了軍事貴族，他們是武士的前身。相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從觀點上看，我國學者有關武士階級形成的論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學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傳統看法。吸取日本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據史實，用我們的觀點來闡明武士階級的形，成史，應該提上日程。本文作一初步嘗試，以拋磚引玉。」武士「一語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中國初出為：唐「天寶十一載（752）改諸衛士為武士」。日本初出為：寶龜二年（771）「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絲，各有差。其明經、文章、音博士、明法、算術、陰陽、天文、歷術、貨殖、恪勤、工巧、武士，總十五人賜絲十絢」。這裡的「武士」當然與本文所說的武士含義不同。本文含義的「武士」一語十世紀以前雖已出現，但不固定。同樣含義的詞語還有「兵」、「侍」、「武者」等。這幾個詞語間也稍有區別：「兵」，以戰爭為職業者；「侍」，貴族的警衛；「武者」，政權中的武人。日本學者認為這三個詞語反映同一實體的不同側面，到十二世紀時三者統一為「武士」。以上是「武士」的語源。武士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應該予以明確的定義。日本學者間有兩種定義方法。一種從職能定義，例如：「以武藝為專業者」（萬有百科）、「以武技、戰鬥為業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僅是一個職能集團，而且還是一個政治集團、社會集團。顯然這種職能定義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狀況，因此都需要作補充說明。例如：「在封建時代作為支配者而發揮權勢」（萬有百科）、「後來成為身分階層或其所屬成員的呼稱」（世界大百科）。但是，什麼支配者、什麼身分並不明確。另一種從階級定義，例如：「擁有武力並在農村居住的本地領主」（現代百科）、「憑依武力統治地方而又任職於政府者」（小學館百科）。這些定義雖然指出了武士的階級性，但又局限於「本地領主」、「地方統治者」，而實際上鎌倉幕府後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成為全國統治者。因此這些定義只適用於平安時代，而不適用於鎌倉幕府後的時代，尤其是江戶時代。顯然這種定義作為定義缺乏普遍性。武士出現於十世紀，200多年後鎌倉幕府建立，以後武士政權延續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維新。在這近1000年間，武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那麼應該以什麼時點作為定義的基準呢？上述兩種定義方法的問題恰巧是沒有弄清楚武士定義的時基準。我認為定義武士應把武士作為一個階級或階層來看待，以其形成作為定義的時點基準。而作為一個階級或階層的武士，其形成又應以武士政權的建立作為標誌。根據以上考慮，我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指標來定義武士。第一，經濟上為領主，既可以是莊園領主，也可以是封建領主；第二，社會上以武藝、戰爭為職業；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權為目標；第四，思想上以主從關係為道德準則。作為一個政治集團、社會集團的武士階級應具備以上四個指標，尤其是第二、第三點最基本。這樣的定義把武士與一般的職業軍人、僱傭軍人區別開來，既適用於武士形成期，也適用於武士政權期。當然在武士形成期這些指標不那麼典型，但已具有這些因素。武士政權雖然歷經變遷但不出這些基本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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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7 只看該作者 階段武士形成為一個階級並建立政權，歷經近3個世紀的曲折過程。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土著擴張階段，939年平將門之亂以前；第二，對抗朝廷階段，平將門之亂----1028年平忠常之亂；第三，充當鷹犬階段，平忠常之亂----1156年保元之亂、1159年平治之亂；第四，形成新貴階段，保元、平治之亂----1185年平氏滅亡；第五，建立幕府階段，平氏滅亡----1192年源賴朝任征夷大將軍。以下以平、源兩氏勢力消長及有關重大事件為線索，描述各階段的基本狀況與特徵。土著擴張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賜姓平氏，被任命為上總介，下放坂東(關東)。坂東是鎮撫蝦夷的前進基地，是落後的邊陲之地。「兇徒結黨，群盜滿山」。高望王下放坂東是朝廷為加強邊備而採取的一個部署，但卻為平氏土著（定居、紮根）關東，擴張勢力提供了機會。因為邊陲遙遠，朝廷鞭長莫及，控制力弱。國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屆滿後，未回京都，而在坂東定居，以便擴大勢力。到其子代，勢力已達於上總、下總、常陸。高望王的8個兒子中，有3人任鎮守府將軍（長子國香、三子良將、四子良孫）。此外，國香任常陸大椽、二子良兼任下總介、良孫任上總介、七子良持任上總介、八子良茂任常陸少椽。而到其孫代，勢力更擴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將子將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陸奧（國香子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將門之亂爆發以前平氏已三代稱雄坂東。平氏擴大勢力的手段:與地方豪族聯姻，如國香與常陸椽源護有姻戚關係。源護為嗟峨源氏，也是賜姓皇族。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為私鬥，如931年良將子將門與伯父良兼因「女論」而發生戰爭（後者之女為將門妻）。四年後（935）將門又與常陸椽源護及伯父國香交戰，殺源護子及國香，繼而又與國香子貞盛等交戰。雙方都向朝廷申訴。先是朝廷發太政官符追捕將門，將門上洛陳弁後又發追捕良兼、貞盛、源護的官符。貞盛不服也上洛陳詞，朝廷又發太政官符責問將門。雙方都企圖利用與朝廷的聯繫，使爭鬥有利於自己。十世紀中葉，平氏已在坂東構築了足以發動反亂的實力。就平將門而言，他在下總國豐田莊建立據點，勢力範圍及於相馬郡與猿島郡。他在猿島郡的石井鄉還建有營所。營所既是將門出巡的休憩處、四方人馬來往的住所，又是儲藏兵器的倉庫、堡壘。將門有一支自己的武裝，大約一千人，稱為「驅使」（可能是親兵）、「從類」。此外，還能動員、指揮大約八千人的稱為「伴類」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貴族中也有自己的後台。將門不僅在同族間進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與國司間的爭鬥。如939年武藏權守興世王與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發生爭執，興世王違反慣例率兵強行進入足立郡內，沒收、查封百姓的財產和房屋，「將門急聞其由，告從類云：武芝雖非我近親，但我欲鎮定彼此之亂」。於是率兵「向武藏國」，與武芝一同責問國府。總之，經過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擴張，平氏已形成了稱雄坂東，足以發動反亂的實力。顯然一旦時機成熟，他們的能量散發出來，必然會形成震動全國的大反亂，而其導體即是國衙的壓迫。對抗朝廷本階段起自平將門之亂，迄止平忠常之亂。先敘述這兩次事件的概況。平將門之亂爆發於939年（天慶二年）。起因是常陸國新資族藤原玄明不服從國司，「素為國之亂人，至官物叫柬把不濟。行文多次，竟敢對抗不服」。於是國司藤原惟幾派兵追捕玄明，玄明逃奔將門的據點下總國豐田莊求援。11月將門率兵攻打常陸國衙，以千人勝三千國衙軍，佔領常陸國衙並奪印鎰（官印與倉庫鑰匙）。其時，武藏權守興世王建議將門攻佔整個坂東，「既已背朝廷，取常陸，則掠取坂東，其罪亦同」。將門接受此建議，於12月11日佔領下野國府並奪印鎰，15日又驅逐上野國守並佔領該國府。至此，將門己控制了下總、常陸、下野、上野四國。繼而，聽從自稱八幡大菩薩使者的女巫宣告的神諭，於12月19日在上野國府宣稱自己是新皇，任命了左右大臣、納言、參議、文武百官及坂東八國國司，並計劃在其根據地下總國亭南建造皇都。朝廷得報，大為震動。但遲至次年1月1日才任命東海、東山道追捕使，11日向東海、東山道諸國發布追討官符；同時停止節會，並向神佛祈禱(在1、3、6、7諸日)。但此次追捕使似乎未能成行。19日重新任命參議、修理大夫藤原忠文為右衛門督、征東大將軍，但組建征討軍又費時近20天。征討軍由「諸司各所堪兵者」及沿途徵集的「諸國之兵」組成。2月8日征討軍終於出發，但到達坂東時將門已被平貞盛與藤原秀鄉的聯軍打敗，並在2月14目的會戰中中箭身亡。藤原忠文不過掃蕩將門的殘部而已。平貞盛是將門的宿敵，藤原秀鄉也是地方豪族，當時任下野國押領使。兩人聯合，打著追討官符，糾集諸國勢力，也不過400兵。其取勝的原因是:利用平將門的約八千人「伴類」返回鄉土的時機。3月有功者敘位，藤原秀鄉從五位下，平貞盛從五位上，源經基從五位下。4月25日將門首級送至京都，掛於東市廣場示眾。平忠常之亂爆發於1028（長元元）年。平忠常是桓武平氏的一支，將門叔父良文之孫。他繼承父祖的遺產，以上總為根據地，成長為關東東部的有名的軍事貴族。他曾任武藏國押領使、上總介、下總權介等官職。平時即「對抗國司，懷有梟惡野心，反叛皇室，吞沒公物，並奪取調庸等稅品」（1046年源賴信在石清水八幡宮祭祀告文中言），從而得到不滿國司苛政的地方豪族們的擁護。1028年6月起兵攻安房國，殺國守藤原惟忠，公開叛亂。朝廷得知安房守被殺，立即派平直方（平貞盛之子）等為迫討使，但公卿們討論出兵的吉日費了40多天，到8月5日才正式出兵，也不過200騎。而在此以前平忠常又佔領了上總國衙。平直方追討軍與平忠常轉戰2年，屢戰屢敗，未能平定。後者在房總半島(上、下總、安房三國)掌握政權達三年之久。1030年9月朝廷召回平直方，任命新任甲斐守源賴信為追討使。源賴信率「館乃者共」（警衛國司的直屬軍）與「國兵」（國內之兵）共2000人，同時得到左衛大夫平惟基的3000騎兵支援，合計5000人。平忠常的兵力沒有記載，從平直方2年未能平定，源賴信需要平惟基的騎兵支援看，平忠常的兵力當在他們兩人之上。又從上總守在亂後的報告中所稱：「追討忠常後關東之民仍抗拒公事」看，其兵力大部分如將門那樣也是伴類，即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但當平忠常得知源賴信出征後，卻在其出發以前突然親自往甲斐向賴信呈名簿和謝罪狀，表示服從與投降。後在押解京都途中病死。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源賴信初下關東時已使忠常服從自己，因而當忠常聽說自己的主人任追討使時立即請降，或是因為連年戰爭，房總荒蕪。據說上總國原有22900餘町步田地，戰後減少到18町步。離散他鄉的民眾經數年以後才返回故里。平將門之亂與平忠常之亂相隔近一個世紀，但有許多共同點。第一，反亂的主角是恆武平氏。平將門一文因反亂失敗而衰亡，其他平氏仍在關東發展，因而又有平忠常之亂。在近一個半世紀中，關東為平氏的勢力範圍。第二，目的明確：以武力耷取地方政權，對抗朝廷。將門雖開始並不想以朝廷為敵，但一旦舉事就十分堅定。不但自稱新皇，建立對立的朝廷，而且提出了一套理論。他在給原主藤原忠平的信中稱：「將門為柏原帝（桓武天皇)的五世孫，即使永久領有半國，豈可謂非運哉。」又舉契丹阿保機滅渤海國建遼國為例，稱「以兵威取天下者史書不絕」，「將門揚兵威於關東，耀武功於中外，必能戰勝當世之人而為君」。平忠常雖未稱新皇並提出造反理論，但一開始即以國衙、朝廷為對抗的目標，而無須其他導體的引導，如他人的建議、女巫宣告的神諭等，反映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建立政權的目標更加成熟。第三，形成了一支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作為奪取政權的工具。將門的驅使、從類、伴類總計約有一萬人；平忠常早已是關東東部無與倫比的「兵」，其兵力決不會在將門之下。將門之亂初，時任武藏介的源經基曾向朝廷告密，但朝廷未採取行動。而平忠常之亂一開始朝廷就十分重視，也可說明其規模超過將門之亂。第四，時間長。平將門之亂，不算私鬥，從將門干涉武藏國司與足立郡司之間的爭鬥算起，延續了一年多。平忠常之亂堅持了三年之久。地方反亂以前也有，如藤原廣嗣之亂（740），不過是中央貴族爭鬥的延長，所用兵力為軍團兵士，並且不出月余即被朝廷派遣的追討軍平定。將門、忠常之亂無論在反亂目標上、動用兵力上，或是在延續時間上，都與以往的地方反亂不同，他是不同性質的反亂。第五，失敗非因朝廷軍事鎮壓的結果，而是出於內部原因。朝廷雖派遣了追捕使、追討使，但動作遲緩，能動員的兵力遠不及反亂軍。平將門之亂因平貞盛與藤原秀鄉的倒戈而失敗，平忠常不戰而降也是由於源賴信的威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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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8 只看該作者 從上述第二、第三兩點看，即從奪取政權的明確目的即階級意識，與具備獨立的武裝力量及主從原則在武力編組中開始起作用這兩方面看，應該說武士作為一個階級似已初步形成。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它又是不成熟的。從政治上看，奪取政權仍屬於初步嘗試。因為他們這時的目的僅限於地方政權，還沒有奪取全國政權的明確意識。即使將門自稱新皇，其目的也僅限於「暫且奪取坂東各國」。平忠常則局限於房總半島。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對中央貴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態，而要消除這種心態，在認識上來一個飛躍，超越對中央貴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態，樹立奪取全國政權的觀點，還需要經歷更長的歷史過程。從組織形態看，雖然主從原則開始在編成軍力上發揮作用，但尚未形成嚴格的規範。這不僅表現在伴類的集合離散（如將門稱新皇后，8000伴類離去，最後所剩不足1000人，以至被平貞盛等擊敗），而且驅使從類中也經常出現投敵的情況。與以後以嚴格的主從關係和家屬結合原理編組的武士隊伍相比，尚處於某種自髮狀態。但是，即使武士奪取的是地方政權，也畢竟宣告了它作為一個階級開始形成，並登上歷史舞台。也正因為這樣，這兩次反亂震蕩了日本列島，使朝廷大為驚恐，「京官大驚，宮中騷動」。自此以後，朝廷在京都治安的維持、中央貿族的警衛以及地方叛亂的鎮定等，總之一句話，在維護權門貴族的統治方面，只有依靠武士的力量。因為，與將門、忠常同樣的武士平定了這兩次反亂。京都貴族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要利用地方豪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藉助他們的力量來鎮壓叛亂，利用他們作為爪牙來維持統治和秩序，也就是要把武士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引進王朝國家體制。平將門、平忠常之亂的失敗，也為武士自身提供了教訓。這就是:武士自身的發展也必須藉助於朝廷的威望。當時的社會是一種向心的社會結構，重中央、重貿族，而輕地方。武士要形成嚴密的組織，必須以貴族世界的承認為媒介，才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最後實現奪取全國政權的目的，也必須進入中央政界，而固守於落後邊遠之地是無法進入中央政界的。因此，他們以後就由對抗朝廷轉向了躋身於貴族世界，即便充當他們的鷹犬即「侍」也在所不惜，以藉助於朝廷的威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用中國的比喻說，就是採取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中去的戰術。這是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又是一條必由之路。平忠常之亂以後再也沒有發生武士的地方反亂，其原因即在於此。投靠權門，作為其「侍」，以求發展這種路線，在將門之亂以後源氏的動向中己見其端倪。源氏的始祖是經基。他是清和天皇第六皇子的長男，將門之亂時任武藏介，因向朝廷告密將門反叛有功，被授予從五位下，接著又被任命為追捕南海凶賊副使，參加平定藤原純友之亂。死前961年賜姓源氏，是為清和源氏之始。至其子滿仲時確立源氏在貴族中的「京侍」地位，滿仲被稱為「天皇、大臣以下共用」的工具。尤其投靠攝關家，為攝關政治的確立立下汗馬功勞。在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實賴誣陷左大臣源高明謀反的安和之變（969）中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在藤原家內部兼家為與伊尹爭奪攝關地位而策劃的花山天皇出家事件（986）中擔負警衛任務。滿仲還利用與攝關家的關係，歷任攝津等國的國司，積累了蓋世之財。他在攝津多田莊建立基地，組織武士團，成為其棟樑(首領)。《今昔物語》描述滿仲晚年出家時的狀況稱：出家前夜，在其住處四周有四五百武士警衛，以防有人偷襲；出家當日有50餘親信郎黨（侍從）跟隨。滿仲奠定了源氏的基礎。滿仲有三子：賴光、賴親、賴信，皆仕於藤原道長；尤其賴信為道長之侍，許可升殿。從滿仲開始，源氏的基地在畿內，如賴光以大和為根據地，賴信以河內為據點，賴信為河內源氏之祖。但賴信不戰而平定平忠常之亂，一舉提高了源氏在關東的威望，如忠常之子願代代為源氏的從者。這不僅鞏固了源氏的京侍地位，而且成為其勢力伸向關東的契機。賴信歷任伊勢、河內、甲斐、陸奧、信濃、美濃、相模等守，並任鎮守府將軍。總之，源氏三代的活動說明，他們走了一條與平氏完全不同的道路。這就是，以畿內為根據地，投靠權門，藉機發展。當然，總的看來，這一路線此時還處於摸索中，其成熟的實施有待於下一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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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9 只看該作者 謝謝辛苦 這期的一等獎就是俺的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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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9 只看該作者 充當鷹犬平忠常之亂的平定意味著武士對抗朝廷，以武力奪取政權階段的結束；而保元平治之亂則是源平兩氏之間的代理戰爭，戰勝者平氏成為新貴，形成與攝關政治、院政相併的平氏政權。在這兩次事件之間的一個多世紀是過渡期。其特點是：不僅源氏，而且平氏也走上了投靠權門，充當其侍，或所謂「朝廷之固」，以求發展的道路。如果說前一階段源氏充當攝關家之侍，出征平亂是被動的；那麼在這一階段它似乎更自覺地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它有意識地挑動反亂，製造出征機會，名正言順地組織地方武士，從而取代平氏成為以關東為基地的最大武士團，並成為院的近臣，上升為新的權門。前九年之役(1051一1062)和後三年之役(1083一1087)即其表現。前九年之役是源賴信之子賴義與安倍氏父子之間的戰爭。安倍賴時為陸奧俘囚之長，領有陸奧六郡，形成半獨立國，不納年貢徭役，並攻略鄰郡，國司不能制。1051年朝廷任命源賴義為陸奧守，前往鎮撫，安倍賴時一度歸順。但是不久又反，1056年陷入全面戰爭。1057年賴時戰敗死，但其子貞任等善戰，大破賴義軍。賴義苦戰2年，1062年得出羽另一俘囚長清原武則率兵萬餘支援，時賴義軍3000餘，兩者結合，戰局才為之一變。9月16日斬貞任，戰爭結束。後三年之役是源賴義之子義家與清原氏之間的戰爭。1083年清原武則之孫真衡與義弟清衡、家衡之間發生內戰，時任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的源義家支持真衡。不久真衡突然死亡，清衡、家衡降義家，戰事一度中止。但是，1086年清衡又與家衡發生爭執，家衡襲擊清衡，焚燒其家，擊殺其妻。清衡向義家申訴，義家攻家衡，數月不下，後撤退。次年義家與清衡聯合攻家衡，苦戰三月勝之，斬家衡等48人。義家要求朝廷補發追討官符，朝廷以私戰為由，不許，並解除其陸奧守職，召回京都。11世紀後半期的這兩次戰爭，是當時兩大勢力即坂東集團與奧羽集團之間的直接衝突，而且又是鎮壓化外之民即蝦夷俘囚的戰爭，因此無論時間之長(十二年、三年)、規模之大(前九年之役中源賴義斬首一萬八千級，取千耳二箱回京，建立耳寺埋之）、戰鬥之激烈（反反覆復，互有勝負），都非以前之反亂可比。因此不僅需要武勇，而且需要武略，要靠戰略策略奪取勝利。賴義被評為「性沈毅，多武略，乃將帥之器也」。前九年之役時苦戰十二年，最後爭取清原氏參戰，一舉結束戰爭，這是爭取同盟者的策略。當時，「坂東猛士，雲集雨來，步騎數萬，輜重戰具，重疊蔽野，國內震俱，無不響應」。義家參加了前九年之役，但被當時有名的儒學者大江匡房批評為不懂兵法，於是他拜匡房為師，學兵法。在後三年之役中，他利用了清原氏內部的矛盾，又傳說他從空中飛雁隊列散亂而判斷有伏兵，說明這時他已深通兵法。義家不僅善於用兵，而且也善於帶兵。他設剛臆座，鼓勵士兵英勇戰鬥。他愛兵如子，用自己的身體去溫暖凍傷的士兵。後三年之役被朝廷視為私鬥而不予賞賜，義家將自己的私產、沒收的敵產分賞有功者。這樣，在長期戰鬥中結成的生死之交又具有了經濟上的基礎，主從關係更加鞏固。義家的聲威大震，甚至超過賴義，被譽為「猛將武略，通神之人也，弓馬之達者」，「武威滿天下，誠足為大將軍者」，「天下第一武勇者，武士之長者」等，總之，對他贊口不絕。由於賴義、義家的武功和聲威，各地武士紛紛投奔其門下，宣誓效忠。「賴義之政教威風大行，會坂以東弓馬之士大半為其門客」，「逢坂山以東武士大半為義家之從者」，「愛知以東武士皆為源氏家來」（會坂、逢坂山、愛知以東，皆指廣義的東國)。後代的許多武士皆以自己的祖先曾從屬於「八幡殿」（義家的尊稱）為榮。源氏的勢力分布於全國，但核心是關東各國的武士，無論賴義軍團或義家軍團都是如此。前九年之役攻擊小松柵（安倍氏據點之一）時拚死奮戰者皆為坂東精兵，後三年之役攻擊金澤柵（清原氏根據地）時右眼中箭仍奮戰的三浦為次是號稱相模之雄的三浦氏的始祖。源氏取代平氏成為關東最大的武士團。這個武士團的組織形態已具有主從原理與家族原理相結合的雛形。後三年之役時義家弟義光聽說其兄陷入苦戰，辭去官職前往支援，可見同族結合的加強。但是，主從關係超過家族關係。1091年，義家與其弟義綱因從者間爭奪領地而反目，雙方準備在京城會戰，「天下騷動無有此大者」。朝廷為此向五畿七道發布命令，禁止義家在各國的從者上京支援。這說明義家的私兵分布之廣，主人一旦有事，從者有義務支援；同時也說明為保護自己從者的利益而不惜兄弟相爭，也就是說主從關係高於血緣關係。應該指出，源氏的根據地本在畿內，當時他們是作為京侍而活動的。但是，畿內地區貴族勢力強大，在那裡不可能形成大武士團。因此，要擺脫京侍之域，成為獨立的力量，必須向關東轉移。因為關東接近邊境，有用武之地，又遠離中央，易於發展。源氏走的正是由畿內向關東伸展勢力的道路，而平氏則正好相反。軍事力的伸展伴隨著經濟力的擴大和政治力的上升。源賴義因平定安倍氏反亂有功而升任伊豫守，頭兩年未赴任，但稅收和食封仍須向中央交納，他只好以私財充抵，可見其富有的程度。領地寄進是武士效忠的一種形式。作為武家棟樑的義家已經成為寄進莊園的領家或本所，其莊園之多引起朝廷的驚恐。1091年朝廷發布命令，「禁止諸國百姓動輒以田地、公契向朝臣義家寄進」，1092年又下令停止義家所立莊園，對個人立庄發布禁令僅此一例。源氏以前主要是攝關家之侍，源賴義也不過是敦明親王的判官代（官職名，親王的近侍，五、六位官），而到義家上升為天皇、院（上皇）的近侍。院政時期最重大的社會問題是僧兵問題，義家成為白河院追捕惡僧、保衛天皇及院的武士。如1081年9月寺門(園城寺)惡僧300餘進攻山門(延曆寺)，白河院命檢非違使並源義家入寺門追捕。同年10月天皇參拜石清水八幡宮，12月參拜春日社，都由義家率郎黨數十甚至百餘人武裝警衛。以後成為慣例。1098年義家被授予正四位下，許可院御所升殿；時宮內有反對者，但因白河上皇壓制，而無人敢言。這反映源氏政治力量的上升已非貴族們所能阻止。雖然義家在朝廷中的地為還不高，還未升入公卿（三位以上）之列，但已成為天皇的近侍、院的近臣，已接近於構成一個獨立的新權門。然而，源氏到義家時達於極盛，從義家晚年尤其1106年義家死後，走向衰落，而在這期間平氏勢力開始抬頭。源氏衰落的原因，一是自相殘殺：1091年義家與義綱準備兵刃相見是其發端。繼而1109年義家的繼承人義忠被暗殺，義綱受嫌，義忠養子為義率軍討義綱，義綱及其子被殺。1154年為義孫、義朝子義平與其叔義賢捲入武藏國秩父氏的繼承鬥爭，義平殺義賢。自相殘殺當然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二是義家死後未出現能作為棟樑的人物，相反其子孫中一再出現因胡作非為而被朝廷追捕者：義家嫡子義親1101年任對馬守時，殺人民，奪公物，不服從大宰府，被解職併流放隱歧國。以後又偷渡到出雲，殺該國目代，奪調庸物，1107年再次被討伐，而討伐者正是平正盛。1108年平正盛挑著義親的頭班師回朝，給世人以平氏代替源氏的深刻印象。1154年為義三子為朝在九州胡作非為，不聽朝廷召喚，其父因此被免職。這些當然有損於源氏的威望。三是在皇室、攝關家內部的鬥爭中站錯了隊：在保元之亂中，除源為義長子義朝站在後白河天皇一方外，源為義一族站在崇德上皇一方，因失敗而滅亡。義朝又在平治之亂中敗於平清盛，結果河內源氏一支僅年方13的源賴朝（義朝長子）免於一死。源為義站在崇德上皇方面反對後白河天皇是自源義家以來與鳥羽院方面關係逐漸惡化的結果，這又反映在政治鬥爭中缺乏判斷力，即完全從眼前利益出發而無遠見。反覆無常亦是初期武士的本性之一。總之，以上三方面都說明，即使義家時源氏也還不能說形成了組織嚴密而有強大制壓力凝聚力的政治軍事集團，因此不足以對付公家的各種陰謀詭計，而容易被分化利用，各個擊破。例如，朝廷利用義綱牽制義家，利用義朝對付為義，利用平氏消滅源氏。這樣，從源義家死到十二世紀八十年代，源氏處於衰落中，而其頂點則是平氏政權的三十年間。《吾妻鏡》說源賴朝「長吁短嘆地度過二十年，憂心重重地歷經四八載」，恐怕也是他總結源氏成敗教訓而成長為成熟的政治軍事家的苦思冥想時期吧。與源氏衰落的同時，平氏的勢力開始上升。但與過去發動地方反亂不同，它也走上了躋身貴族世界，充當權門鷹犬的道路。平氏的根據地本在關東，如平將門、平忠常；與將門敵對的平貞盛的根據地也在常陸。平貞盛在平定將門之亂中立功，被授予從五位下。但自其子維衡起即由常陸轉移到伊勢，其原因不明，很可能以平定將門之亂為機，走上了與源氏同樣的道路。維衡曾接近藤原道長，向右大臣顯興贈馬。他是伊勢平氏之祖。維衡以後正庋、正衡兩代無起色，到正盛、忠盛兩代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就進入中央政界，勢力超過了源氏。平氏得勢的原因，一是善於利用時機：1097年正盛通過院的近臣，如藤原顯季（任播磨守時正盛為廄別當[長官]）、藤原為房（任加賀守時正盛在該國檢非違所任職）以及寵妃祗園女御，向白河上皇的愛女郁芳門院嫂子內親王的菩提所（私家寺院）----六條院御堂，捐獻伊賀國靳田村、山田村20餘町宅地和水旱田，從而投靠白河上皇，成為北面武士。這時正是後三年之役後源義家的威勢達於極盛之時，白河院為了牽制義家，利用其兄弟矛盾而起用義綱。1092年任命義綱為陸奧守，次年又命他討伐出羽國豪族的反亂，因功而被授予從四位下。正盛正是利用院企圖扶植其他勢力壓制義家的機會，因此一舉得寵而為近臣。忠盛則討好鳥羽法皇，為其建造得長壽院千體觀音堂(三十三間堂)，而被許可由升殿。因破格提升引起不滿，在他上殿時險過暗殺。他的地位已超過源氏。二是運用政治策略：1107年正盛受命追捕義親，僅一月即捕殺之，並在返京前即受恩賞，轉任但馬守。時人評曰：正盛力量下品者，卻任第一國，乃因殊寵之故。這說明時人對此有懷疑，因為不久有自稱義親者在陸奧活動。因此所謂追捕義親，可能為一計謀。1129、1135年忠盛兩度受命赴西國捕海賊，對此日本學者根據史料考證，認為也有疑問。因為1129年並無海賊情報，雖有追捕的院宣，但無恩賞。1135年所捕的70人中有不少人並非海賊。因此實際是以追捕海賊為名，到西國組織武士團。再加上正盛、忠盛兩代利用院的殊寵，歷任畿內返國及瀨內地區的國守，如伊勢、伊賀、因播、若狹、但馬、備前、贊岐、播磨、安藝等國守，因此在西國形成了自己的武士團。與源氏的東國武士團不同，平氏的西國武士團大多為小武士團。這反映平氏為對抗源氏而急速在源氏影響小、又無大武士團的西國發展勢力。但數量比源氏多百騎，又說明在正盛、忠盛兩代已奠定了戰勝源氏的基礎。源平兩氏勢力的消長都說明，兩者走了同一條路。而源氏之所以在義家以後開始衰落，其原因除主觀因素外，就在於當時院的力量還不能忽視。正因為她脫離了依靠院廳的道路，或說走上了一院對立的道路，於是衰落下去。因此，孫行者策略是當時歷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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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6:59 只看該作者 形成新貴這一階段通稱平氏政權。然而，平氏雖為武士 ，但他不是以武士身分，而是以新的貴族身分掌握權力的，因此不是獨立的武士政權。從武士階級形成史的角度，以「形成新貴」概括這一時期的特點，比較恰當。平氏掌握政權始於保元平治之亂。保元之亂起因於皇室內部對立和攝關家內部爭權鬥爭的交織。1156年（保元元年）7月鳥羽法皇病死，崇德上皇與後白河天皇的對立公開化（祟德、近衛、後白河三人皆為鳥羽之子，鳥羽逼迫崇德讓位於近衛 以後又由後白河繼位，因此崇德對鳥羽和後白河不滿）。時關白忠通與其父藤原忠實不和，後者策劃以另一子賴長取代忠通。於是崇德與忠實、賴長結成一方，後白河與忠通結成一方。雙方都企圖利用武士的力量壓制對方，崇德一方召集源為義、為朝父子起兵，後白河一方則依靠平清盛及源義朝的兵力。雙方激戰一日（7月11日)，結果崇德一方戰敗。上皇流放，賴長戰死，為義被義朝所殺，為朝流放。但論功行賞不均，立大功的源義朝（原為下野守，任左馬權頭）反在平清盛（由安藝守轉任播磨守）之下，引起義朝的不滿，而中下了平治之亂的禍根。保元之亂後三年，1159（賓士元）年爆發平治之亂。後白河院（1158年讓位於二條天皇）的寵臣信西勾結平清盛，兩人專權，引起同為院近臣的藤原信賴與源義朝的不滿。12月，平清盛赴熊野山參拜，信賴與義朝乘機襲擊信西成功（9日）。平清盛得報後回京，27日兩軍激戰，義朝敗。信賴、義朝及其子皆被殺，僅年方13的源賴朝倖免，被流放伊豆半島。經過平治之亂，平清盛成為京都最有力的武士團的首領，奠定了掌權的基礎。保元平治之亂是因皇室和攝關家或貴族內部爭權奪利而引起的戰爭，因此都是武士進行的代理戰爭。通過這兩次戰爭，武士成為左右政局的決定力量。但平清盛並非以武力奪取政權，而是在代理戰爭中護衛皇室的一派有功，晉陞為貴族，從而執掌政權的。因此他對院具有極強的依賴性，這正是平氏政權的重要特點。因為在數百年的貴族社會中形成了森嚴的門第觀念，在貴族的心目中武士不過是侍、鷹犬、工具，地位很低，單憑兩次戰功並不能升進高位。保元之亂後平清盛不過升任播磨守，仍然是地方官。因此，要克服各種阻力，進入高位，必須與院結合，藉助於院的權威，以至院的庇護；而且，即使如此，其晉陞也不像攝關家或其他貴族那樣可以越級，而必須一步步地上升，否則阻力會更大。因此，平清盛在平治之亂後次年1160年進正三位，列入公卿，任參議。次年任權中納言，1162年迸從二位，1165年任權大納言，1166年進正二位，任內大臣，1167年進從一位，任太政大臣。太政大臣是輔佐天皇的最高官職。平清盛任太政大臣是藤原氏以外任此職的首例，也是武士任此職的首例。從此平氏才進入全盛時代，因為由此平清盛獲得了任官敘位的決定性發言權。但這己距保元之亂12年之久了。平清盛對院的依賴性從以下事例也可看出。1171年平清盛以女德子入後宮為高倉天皇妃(次年為中宮)，但武士之女為后妃這是打破貴族社會傳統的重大事件，阻力很大。為緩和阻力，德子以後白河上皇養女的身分進宮，可見也必須利用院的權威。1177年以西光為首的院近臣陰謀打倒平氏，但被發覺，西光被斬，稱為鹿谷事。時西光供認：「我們策劃危害歸依佛教的相國（平清盛），法皇及其近臣都參加了謀議」，但是平清盛並未對院加以追究。1179年平清盛因後白河上皇與基房聯合密謀消滅平氏，率數千騎進京，迫使後白河上皇停止院政。但次年1180年源平內戰開始後不久，即請求恢復院政。1181年1月高倉上皇病亡，後白河院政重開。二個月後平清盛去世，其子宗盛宣稱：今後一切聽從院旨，承認院的領導地位。當然，平氏與院是互相利用的關係，但平氏的角度看，其政權的存在是以與院相結合為前提的。因此，嚴格地說，平氏政權是平清盛與後白河院的聯合政權。這是平氏政權的特色之一。其次，從形態上應該說，平氏政權是王朝國家體制的變異。平氏執政的形式，首先是平清盛任太政大臣（2月任，5月辭，被稱為前相國)，以及同族佔據公卿和主要官職。平氏任公卿數不斷增加，1170年約在7一9人之間，最多1183年達12人，大約佔公卿數的一半(但在比例上未必超過攝關時期)。任地方國守大約在10國左右，最多時達29國。這是律令形態。其次是外戚。平清盛妻妹滋子為後白河上皇寵妃；其子1166年立為太子，1168年2月即位為高倉天皇，平清盛作為外戚而掌權。但他不是天皇的外祖父，只能說是准外戚。1179年11月停止院政後，准外戚的身分顯然不夠了，於是1180年2月迫使高倉天皇退位，由其女德子所生年僅三歲的安德天皇即位，這時才成為真正的外戚，從而成為實質上的最高權力者。這是攝關政治形態。第二，平清盛1168年患病，為此出家，但是後來痊癒。以後平清盛一直以出家的外戚身分掌政。當然這是偶然性，即因病出家，但以後長期以此形式掌政，就具有了與院政同樣的性質，即可不受法制的約束。因此，平氏政權無論其那種執政形式，都未脫離王朝國家體制的框架，而不過是把太政大臣制（律令體制）、攝關外戚政治、院政三種形式集於一身。平氏政權並未創造出新的政權形態，它與以前的政權區別僅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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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是武門新貴;(2)他綜合運用以前的政權形式。因此，平氏政權不過是王朝國家體制的變異形態而已。第三、平氏政權在經濟和軍事上依附於舊體制。平氏政權的經濟基礎有三：知行國、莊園、對外貿易，主要是前兩者。知行國其領主制的一種形式：領有知行國者派至親或近臣擔任該國國守，掌握統治權，除應向朝廷和寺社上交的租稅外，其他收益均歸自己所有。平氏的知行國隨著其權勢的增大而增加，平清盛升任公卿的1160年只有一個，1167年任太政大臣時達5個，以後保持在3--6個之間。1178年德子生皇子並立為太子後增至10個，廢除院政後猛增達30國。由於有武力作背景，平氏對知行國的統治十分嚴厲。如大和國一度為攝政思通的知行國，因國內寺社反對丈量土地，而不得不改換石見國。然而平清盛任大和國知行國主後，派其子基盛為大和守，壓制寺社的反對，成功地實行了土地丈量。但知行國數並不穩定，如1179年其子重盛死，其知行國越前被上皇沒收，而轉給其近臣。又如1180年平清盛請求恢復院政，為此而上獻贊歧、美濃兩個知行國。平氏的莊園據說多達500餘個，分布於全國。如九州薩摩1197年的土地帳水田總數4010町，平氏莊園12個1105町，佔四分之一強。平氏莊園的取得也是其勢力擴張的結果。1158和1166年平清盛與其弟賴盛任大宰大貳，與一般貴族都不親自赴任相反，賴盛親自赴任，其目的即在於加強在九州的勢力，建立莊園，擴大從者隊伍。平氏莊園的特點是，平氏非最高莊園主，在其之上另有本家，平氏不過是領家或預所，這與皇室或攝關家的莊園不同。再一點，本家都是與院或皇室有關者。這都反映平氏是作為院的近臣之一而上升為新貴的。因此他的莊園也是不穩定的。如1163年平清盛以女盛子嫁於關白基實，從而取得了攝關家領的實際管理權，但是1179年盛子死後管理權就轉入上皇之手。總之，從經濟基礎看，平氏基本上依附於舊體制，因而十分脆弱。平氏的軍事基礎也同樣。平氏的武士團以伊勢、伊賀為根據地，組織畿內近國尤其瀨內一帶的武士而構成。但作為全國政權僅靠這樣的兵力顯然不夠，他必須掌握全國的軍事權和軍力。平氏取得全國的軍事權的途徑有二：（1）由朝廷授予全國的軍事警察權。平清盛任太政大臣的1167年，根據上皇的院宣，命平重盛（清盛之子，時為大納言）追捕東山、東海、山陽、南海諸道賊徒。這不是指具體的追捕任務，而是授予其權力。院的目的是建立院的軍事體制，以應付當時的賊徒和惡僧，平氏則由此而得到了全國的軍事警察權。1176年又再次授予此許可權。（2）通過國衙吸收地方武士作為自己的家人。如大宰府在廳官人（地方下級官吏）有力武士原田種直成為平氏的家人，即是一例。根據日本學者考證，有史料可查的平氏家人計614人。再，源平內戰時平氏通過國衙動員的各國武士是其軍力的主要部分。這些武士被稱為「國之驅武者」，意即各國被強征的武士。可見平氏在軍事上也依附於舊體制，作為武士團尚未形成嚴密的系統的組織。建立在院宣和國衙基礎上的軍事權是可以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源平內戰後期源賴朝就得到了後白河上皇的追討平氏的宣旨。而「國之驅武者」其戰鬥力遠遜於東國武士。《源平盛衰記》記載，富士川會戰前夕平維盛（重盛之子）和齋藤實盛比較雙方軍力時說：坂東武者進行戰鬥時置生死於度外，而畿內近國之驅武者則缺乏鬥志。總之，無論從平氏政權的性質、形態和基礎看，都不能說是獨立的武家政權。它不過是王朝國家體制中的一個階段，甚至可以說是院政時期內的一個小階段。因為後白河防政並非僅是形式，它雖被平清盛停止一年，以後又恢復了。武士掌握政權而未脫離舊體制這種平氏政權，其出現不是偶然的。這是武士在以武力奪取政權失敗後，走上曲折的投靠權門的道路的必然結果，也是武士進行的代理戰爭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形態的政權不僅沒有解決王朝國家包含的各種矛盾，相反增力了武士與其他權門之間的矛盾。以前武士是被利用的工具，在矛盾中處於次要地位，現在則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眾矢之的。1179年平清盛發動政變，停止後白河院政，平氏權力達到頂點，這時真正可以稱為平氏政權。但正是在這時各種矛盾一起爆發，各種反平氏力量紛紛起事，使貌似強大的平氏政權在僅僅五年之中即土崩瓦解。這無疑應該說是平氏政權本身的脆弱性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平氏政權僅僅充當了由王朝國家向武士國家過渡的角色。 | >j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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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7:00 只看該作者 建立幕府這裡的幕府指鎌倉幕府。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武士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建立是武士作為一個階級形成的標誌。那麼，為什麼說它是武士政權，它與平氏政權又有什麼區別呢？第一，平氏政權不過是小規模帶有軍事政變性質的武士間代理戰爭的結果，而鎌倉幕府則是武士間的全國性內戰的產物。這次內戰稱為「源平會戰」或「治承壽永內戰」。參加者有平氏、源義仲、源賴朝三大武士集團。歷時五年，從1180年（治承四年）4月至1185年（文治元年）3月，主要在壽永年間（1182--1184）進行，波及全國。1183年以前平氏處於官軍地位，追討佔據北陸的源義仲和佔據關東的源賴朝。1183年源義仲進入京都，平氏西走，雙方地位倒轉，源氏成為官軍，平氏被迫討。並形成三足鼎立：西方平氏，京都源義仲，東國源賴朝。最後源賴朝滅源義仲（1184年1日）和平氏（1185年3月），結束內戰。繼而又追討對其不滿的弟義經（1185年11日），1189年出征奧羽，消滅藤原氏，以武力征服了全國。在這個過程中，源賴朝以軍事實力和實際佔領地為後盾，先後迫使後白河法皇承認他對東國的實際統治權（1183年10月），對全國派遣守護地頭權（1185-11），以及軍事委任權（1190年任大將，1192年任征夷大將軍），這樣又取得了合法的外衣。但這不過是利用而己，通過武力奪取的政權，再也不必像平氏那樣依賴於院的權威。日本學者石母田正指出：在全國性內戰中成立的鎌倉幕府，「早就不能像平氏政權那樣成為貴族國家的一部分了。」(《日本史概說》）第二，與平氏政權依附於律令官制不同，鎌倉幕府建立了獨立於朝廷以外的行政系統。幕府的行政機關是逐步建立的。1180年富士川戰役和控制關東後設立侍所，職務是統制御家人和掌管軍事警察。這是最早的機構。1184年10月同時設立負責一般政務的公文所和掌管訴訟的問注所。這時已滅源義仲，並於一谷戰役中打敗平氏，離最後消滅平氏已為時不遠，因此源賴朝著手完備其中樞機構。這些機構開始帶有源賴朝的家政機關性質，隨著掌握全國的權力而演變成正式的行政機構。1190年源賴朝上洛（進京），被授予右近衛大將軍職，次年1月公文所改稱政所。這些機構統稱幕府，後來幕府就成為武士政權的代稱。幕府機構的基本特色即是獨立於朝廷之外。首先，幕府所在地即武士政權的首都設在遠離京都的關東的鎌倉。關東是源氏的根據地，把武士政權的中樞機構安置於此，是為了有所依託，並可不受貴族的影響，保持武人的本色。其次，不僅有獨立的中樞機構，而且有自成系統的地方機構。設奧州總奉行掌管奧州御家人和有關訴訟，京都守護六波羅探題負責朝幕間的聯絡和京都的警衛、治安，西奉行掌管九州的軍事、行政、訴訟等事務；各地派守護（每國一人），主要職責為「大犯三條」，即鎌倉等警衛的派遣、殺人犯和謀反人的追捕；對莊園和國衙領派遣地頭，負責維持治安、管理土地和徵稅。源賴朝建立獨立的行政系統，其理由是：他不想混雜於公卿之間，像平清盛那樣毫無顧忌地出入宮廷，干預朝政。實際上，這樣一個獨立的行政體系可以不受朝廷的牽制和干涉，獨立地行使對全國的指揮權，控制分布於全國的御家人；同時也可因不佔有公家的官職，而避免朝廷公家的不滿和反對。這是吸取了平氏失敗的教訓。幕府機構還有一些特點，如比較簡單，不像律令官制那麼複雜。這適合剛建的武士政權，便於運作，也便於源賴朝集權於一身。在源賴朝時，幕府機構不過是其輔佐機關，決定權、判決權集中於源賴朝個人。又如公文所和問注所的長官由下級貴族或下級官吏擔任，前者由大江廣元任首任別當，後者由三善康信任首任執事，這兩人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學者。既獨立於朝廷而又利用公家的人才，這也反映了源賴朝政治上的成熟。第三，形成了主從原理與家族原理相結合的統制武士的制度，這就是以總領製為基礎的御家人制。這是在內戰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隨著戰爭的勝利進展，佔領地不斷擴大，家臣隊伍也不斷擴大。源賴朝的家臣本以東國為主，隨著佔領地的擴大，御家人被派到各地任守護地頭，再加上各地新臣服的武士，源賴朝的家臣分布於全國。武士為武勇之輩，其特性為「殺人請負人」，具有犯罪者的側面，自相殘殺、反覆無常、胡作非為，不一而足。對於隊伍大，分布廣，而又不易控制的武士如何加以統帥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間題。而這時形成了以總領製為基礎的御家人制，以主從關係（縱的）和家族關係（橫的）的結合來統制武士。總領制是以總領為中心，由總領統率全族，以加強同族結合的制度。總領即族長，由本家的嫡長子繼承。總領制的基礎是土地的分割繼承。武士間實行分家制，土地在諸子中分配，但不是平均分配，嫡長子即總領分得最多最大，剩餘的土地再分配給庶子。庶子分家後並不完全獨立，仍在本家總領的統制之下。總領對全族領地享有最後處理權，總領之名即由此而來。總領制雖為家族的結合，但並不排斥無血緣關係的小領主加入，結成擬似的血緣關係，成為家子。這是日本家族制度的特點。總領的職責是，對內統帥庶子，祭祀族神，分配領地和賦役；對外代表全族，為幕府服役，戰時率領一族出征。總領代表全族，關係到一族的興衰，因此其人選十分重要。總領原則上由嫡長子繼承，如果嫡長子不肖，也可從次子中選擇。因此嫡子又有生得嫡子（天生的）與取立嫡子（選拔的）的區別。而且，總領還有反悔權，如發現已立的嫡長子不行，可反悔另立他子。幕府也從法律上承認總領制，對一族頒發領地證明書（稱為「領地安堵」）以總領為對象，御家人一族應盡的義務也規定由總領承擔。幕府除以下兩種情況外，對總領一族內部事務一般不干涉。(1)在嫡長子因繼母讒言或偏愛次子而不立時，幕府規定必須給予嫡長子以五分之一的領地；(2)總領死亡無遺言，又不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由幕府來分配遺領。幕府利用總領的統御力來掌握御家人，總領製成為御家人制的基礎。御家人的意思即是家人。因為是將軍的家人，為對將軍表示尊敬，而稱將軍的家人為御家人。同時也有對將軍的家臣表示尊敬而稱之為御家人的含義。將軍與御家人之間的關係是主從關係。結成主從關係要履行一定的手續：謁見將軍並宣誓，稱為見參式；將軍則頒發領地證明書，稱「本領安堵下文」。繼承時也要履行同樣的手續。但是西國不那麼嚴格，因為人多了，改由代官將名簿呈報將軍，將軍發給下文（通知），即成為御家人。到後來更加簡化，不再由將軍發給下文，而由代官給予奉書（奉將軍之命而發的文書）。結成主從關係的基礎是所謂御恩與奉公。御恩包括：1、本領安堵；2、新恩給予（分給新的領地）；3、發生領地等糾紛時加以保護；4、向朝廷推薦官職。奉公包括：1、率領一族參戰；2、皇宮、鎌倉等的警衛；3、皇宮、幕府、寺社以及驛站等的修建費用等。奉公義務由侍所通過守護按各人的領地分配。奉公要嚴格執行，不得怠慢，否則要削減領地，剝奪身分，甚至處死沒收領地。以總領製為基礎的御家人制，形成了以將軍為頂點的金字塔式的武士統御制度。若用圖表表示之，則如下頁表。御家人制本來是私人間的主從關係，從1185年源賴朝獲得任命守護地頭權以後，遂成為正式的制度。並且與幕府的中央地方官制相結合，形成了將軍----侍所----守護----地頭的統轄系統。1189年奧州會戰時源賴朝動員66國的武士，命令他們必須按時到達指定地點，拒不參加者和遲到者將受到處罰，直至沒收領地。顯然，源賴朝的目的是通過此舉測試各地御家人的忠誠程度，同時重新進行編組。可以認為奧州會戰時的軍事動員是以總領製為基礎的御家人制形成的標誌。這種主從(縱的)關係和家族(橫的)關係相結合的統制武士制度的建立，應該說是歷史經驗的總結。而這也正是鎌倉幕府與平氏政權在組織形態上的根本區別所在。這樣一種制度的建立才保證了武士政權的長治久安，而不像平氏政權那樣成為短命政權。第四，制訂了最初的武士社會的成文法典----貞永式目，也稱御成敗式目（審判法規）。1232（貞永元）年在北條泰時主持下制定。它不是依據或模仿律令法，而是根據武士社會的道德、習慣和源賴朝以來的慣例而制訂的。它的制定並不取代律令法，它是專門為武士制訂的第一部武士法典。貞永式目共有51條。從內容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有關守護地頭的職權，如第三條規定：守護的職責是大番催促、謀叛殺人犯的追捕等，即大犯三條；第二類有關御家人的領地繼承，如第二十三條規定：可養子並繼承領地，而這在貴族社會是不許可的；第三類有關領地糾紛的裁決，如第七條規定：源賴朝以後歷代將軍恩賜的領地，即使舊主提出訴訟也不得變更；第四類有關朝幕關係的處理原則，如第六條規定：關東（即幕府）不得干涉國司、領家（朝廷公家）的爭端，而公家法也明確規定軍事警察權委之於武家（如1191年3月的公家新制16條）；第五類有關其他刑罰等。貞永式目雖多達51條，也不過是原則規定。以後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有補充修改，修改補充的單行法稱為「式目追加」。貞永式目雖以武士為對象，但因鎌倉幕府是全國政權，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逐漸變成全國性的法律。它不僅對當時的公家法、本所法（本所為名義上的最高莊園主）有影響，而且成為後世武士政權制定法規時效法的範本。貞永式目制訂的意義就在於，它把數百年武士社會和生活中形成的習慣加以規範化，並製成獨自的法律。當然，貞永式目主要是為審判提供一個基準，目的是制約武士的不法行為。但即使這樣也反映：在思想意識上武士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成熟了。從以上四點看，應該說鎌倉幕府與平氏政權有著質的區別。鎌倉幕府才是真正的武士政權。但應注意：源賴朝並未否定公家政權，他是在承認公家，並保持其全國政治統治權的前提下，建立武士政權的。因此形成了公武兩個政權並存，並長期保留天皇制的政治結構。而這也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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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 中 小 發表於 2006-3-20 17:00 只看該作者 小結以上概述了武士階級形成的五個階段 ，即土著擴張、對抗朝廷、充當鷹犬、形成新貴、建立幕府。綜合起來說，就是：皇族列，入臣籍，放地方，主要是關東地區，擔任地方官 任期屆滿後，在當地定居，通過各種方式擴張實力。以此為基礎，公開以武力反抗朝廷，企圖奪取地方政權。失敗後改變策略，走上了躋身貴族世界，充當鷹犬的道路。藉此以登上中央政治舞台，並逐步成為新貴，掌握實權，進而建立獨力的武士政權----幕府。上述階段劃分和綜合，是就武士作為一個階級，其形成和取得政權的總過程而言的，即是從整體上說的。具體到這個過程中的兩個主角----源、平兩氏各自所走的道路，則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從共性即共同點說，兩氏都先後走上了充當鷹犬之路。平氏在武力對抗朝廷失敗後，轉而採取這個策略；源氏則一開始就充當「京侍」。兩者都藉助、利用舊制度來發展自己，並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掌握政權。平氏建立平氏政權，源氏建立鎌倉幕府。這說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充當鷹犬是武士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並取得政權的必由之路，舍此別無他途。從個性即相異點說，兩氏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平氏發跡於關東，反抗朝廷失敗後放棄關東，投靠院政，藉此在西國發展勢力，最後依靠西國的力量，在代理戰爭中取勝，並在原體制內建立政權。其圖式是：關東--京都(畿內近國，伊勢平氏）+西國+京都。源氏先是以畿內為基地，充當朝廷政爭與鎮壓地方反亂的工具，藉此在東國發展勢力，最後以東國為依託，在武士間的全國性內戰中取勝，控制全國，建立獨立的幕府政權於東國。其圖式是：畿內（河內源氏）+關東+京都（西國）+關東。兩氏所走的道路不同，決定了各自所建政權性質的不同，及其最後結局的不同。平氏所建政權是王朝國家的變異，是舊制度的最後點綴。源氏所建的政權獨立於王朝國家之外，是真正的武士政權。前者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短命政權。後者則開創了一個武士統治的新時代，而武士統治的時代在日本歷時700年之久。這就是說，源氏所走的這條道路決定了日本歷史發展的方向：使日本最終脫離了東亞歷史的常規，成為例外的異常存在，即尚武而非尚文的國家。如果我們假設一下，歷史在平氏政權時就打上句號，也就是說武士的最後發展採取留在舊制度內的平氏政權形態，又將會是怎樣呢？那時歷史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吧。律令體制從總體上說將繼續下去，雖會有變化，但決不會出現幕府這種武士政權形態；日本仍將留在東亞國家的總體框架內，成為一個尚文而非尚武的國家吧。那麼，為什麼平氏路線行不通，而歷史選擇了源氏路線呢？我以為，這恐怕和當時日本的人文風土----由於吸取外來先進文明而高度發達的中央與極端落後的地方相結合----密切有關吧。這是一個重大的研究課題，有待於今後深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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