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明教授講《金瓶梅》：寫出前所未有的官與商 | 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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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奇到寫實，從英雄到常人

先說一個文學史的話題。從《金瓶梅》開始，中國的小說有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從傳奇性的小說向寫實性小說的變化，這是一種跨越性、本質性的變化。而且，從世界範圍來說，這種變化都是體現著文學的根本性進步。

我以為，小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對人性的審視和演示，就是探究人是什麼以及可能是什麼。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是有限的，有很多生活變化，或者重大的變故，我們根本沒有經歷過，我們也不知道自己一旦進入這種處境時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而文學提供了理解各種人性處境的條件，我們可以從他人的經歷當中去體會人性的可能。

而比較起來，傳奇性的小說與寫實性小說有很大不同。傳奇性的小說寫非凡人物的非凡經歷，固然也可以體現人性，但是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區別，它的真實性是有限的，也難以達到深刻地顯示人性的目的。而寫實性的小說關注平凡的人和日常性的生活，在審視和演示人性的意義上，它是更真實和更為深刻的，因而有更高的文學價值。

在中國文學史中，標誌著從傳奇性向寫實性方向轉變的小說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一部天才的小說，雖然它有些粗率。作者是個天才，有些用很簡單的筆法描寫的內容非常有震撼性。讀《金瓶梅》會讓人非常不安。因為它非常真實地描寫了人的墮落、罪惡和生命的虛幻；在這虛幻中人們興高采烈、走向毀滅之深淵。這種過程會讓人產生某種驚恐。

《金瓶梅》創製的一種基本結構就是將家庭、社會相重合：一方面寫家庭內部的生活，描寫各種人不同的命運，由於不同的命運所形成的不同的個性、生活態度乃至不同的結局；另一方面又通過小說中的一些人物跟社會發生關聯，特別是從重要的男性人物的活動去反映這個時代和社會情狀。以後《紅樓夢》以及巴金的幾部小說也是沿承這一方向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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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結構中的「金錢」影響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中，《金瓶梅》描述了在以前文學作品雖有所觸及，但是沒有得到很真實反映的人物類群——商人。

我們知道明代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管對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採取什麼立場，明代社會的變化是不可否認的。而它的重要表現就是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人的活躍，從而對原來穩定的社會結構形態帶來一種衝擊。因為金錢可以影響他人的態度和生活方式，可以對社會造成一定的改變，金錢也是一種權力。

如果說金錢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權力的話，那麼它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體現自己的方式以及達成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在典型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可以明顯而直接地作用於政治，使社會政治體現資本的意志。但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金錢的作用會受到限制，它表現自身力量的方式要曲折得多。

中國社會歷來是一種大一統的官本位結構。中央集權、文官制度，保證了這個社會的穩定。一般而言，一個人獲得財富和社會認可與榮耀的依據，就在於他在官本位結構中達到什麼層級。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商人一直是官本位體制之外的一種力量。過去，處在「重農抑商」政策的抑制下，這個階層雖然對官本位結構具有一定威脅，但其力量有限。而到了明代，至少在東南沿海一帶，商人的勢力變得相當強大，這個階層需要表達自己的力量。

而國家的大一統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需要阻止商人勢力過度的膨脹，另一方面官僚階層也需要在商業經濟中謀求更多的利益，所謂富則求貴，貴則求富，官與商逐漸融合起來，構成中國社會的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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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與商結合的三種方式

在《金瓶梅》中，我們首先看到官與商的相互依賴。由於官員是從科舉制中選拔出來的，剛剛進入仕途的讀書人，家裡未必很有錢，但是又需要獲得一種與自己的社會地位相稱的生活方式，那麼依靠誰呢？貴則求富，富在商人那邊。

《金瓶梅》一開始寫西門慶的「事業」，說他經商的同時，「又放官吏債」。這個官吏債就是借錢給未得實職、還沒有機會撈錢的官員,一旦他們得到官職,就加倍償還。這也是一種生意，當然這需要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勢力。

直接的「有借有還」是一種簡單的官吏債。有時候，商人資助官員，並不定等著他還錢，而只是為了結交官員，從中獲得某種尚不明確的機會。這可以理解為一種遠期投資。

《金瓶梅》裡面寫到一個蔡狀元，他是貧寒人家出身，中了狀元，就有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可是眼前還很窮啊。蔡狀元跟太師蔡京聯了宗，認太師做乾爹。這當然是為自己在政治上找到一個靠山，而對太師來說則是擴大自己的陣營。狀元嘛，有前途的。可是，這位姓蔡的又是狀元、又是太師的乾兒子，卻很窮，乾巴巴的，合適嗎？蔡太師的總管就介紹他回去的時候去順道探望一下西門慶，說到了那裡必然得到厚待。這就是請富商掏錢解決蔡狀元的難題。

然後蔡狀元就到了西門慶那裡，西門慶得到蔡京總管的交代，當然要好好款待他，一切都很順利很風光。可是老是喝酒吃飯聽小曲，沒有真金實銀，蔡狀元著急了，直接對西門慶說：「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笑說「不勞老先生吩咐」，就是說這個事不用你說。這個細節表明蔡狀元做官做得不久，還不懂官商之間交往的規則，著急了，丟份了。西門慶自己也是受蔡太師的扶持的，他有義務照顧好蔡御史，給予必要的資助。

那麼，這對西門慶而言有什麼好處呢？蔡狀元現在是他的朋友，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遠期的合伙人關係。過了一年之後，蔡狀元外放了一個官叫兩淮巡鹽御史，手裡有實權，代表國家掌管壟斷性的鹽業經營。西門慶手裡有鹽引就是鹽業經營的許可證，他需要去領這個鹽拿到市場上賣，先領到、足數領到，利潤就高一些。他和蔡御史是有交情的，交情產生於他原來對蔡御史的投資。現在當然還需要殷勤招待，包括請美貌妓女陪夜。事情很好辦，一切都順利。當然蔡御史現在跟以前也不一樣了，說話非常合身份，風雅又體面。

這裡可以看到官與商結合的最常見的方式。在商人而言是出資購買權力，使國家公權力為己所用；在官來說就是所謂權力尋租，拿國家公權力為自己換錢。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結合方式，但是這種結合方式不穩定，於是就有第二種方式，就是使自己進入體制，成為官本位結構中的一員。《金瓶梅》在這方面的寫得不是很好，比較簡單粗糙，就是說他到蔡太師那裡送了多少錢，然後蔡太師手頭有一些空白的官員委任狀，他就將西門慶提拔為山東提刑副使，一個五品官。這個寫法有點漫畫化，買官賣爵不是市場上買青菜羅卜，不能那麼公然的。

但儘管《金瓶梅》寫高層政治往往不太準確，但還是用比較粗糙的方法描繪了這樣一種社會事實：商人通過金錢的運作獲得一種政治地位，使自己直接進入體制，成為權力機構的一部分。這種地位對於他們的商業利益當然會有保護作用。

但是仍然有問題。如果我們把西門慶買官的情節還原到明清比較真實的歷史場景，可以看到商人進入體制的通行和合法的方式是捐官，就是拿錢向國家買官。但這種官員和經科舉出身的官員還是不同的。經科舉出身的官員體現著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的本質，他們是官僚體制的核心。而直接用金錢買來的官員身份,並不在本質上代表官僚體制，也不可能成為國家權力的核心。簡單說，直接通過金錢進入體制，結果也只能是依附於這個體制的外層，而體制的外層是非常容易剝落的。所以西門慶一方面看不起文官，因為他們窮，可是自己生了個兒子，抱在懷裡，還是殷切地祝願他「將來好歹掙個文官」，因為只前經科舉出身的文官，才是國家機器的核心。

這樣我們來說明清時代官商結合的第三種也是最高形態：官商一體。

西門慶的兒子沒有長大，他並沒達到我們說的最高層面。但明代有很多史料可以同《金瓶梅》所寫的官商關係相互印證。明代有很多富貴相兼的家庭，這種人家如果有幾個兒子，就會讓有的兒子讀書做官，有的兒子經商發財。這樣，做官的兒子能夠維持家庭的社會地位，保護家庭的經濟利益，而經商的兒子則負責支撐家庭的經濟地位並擴大財富，同時也從經濟上支持做官的家庭成員。

這是明清很常見的也可以說是經典的官商結合方式。明萬曆年間做到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的張四維家族就是如此，隨著年四維政治地位的提高，年家在控制山西鹽業的過程中獲得的經濟利益也越來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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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結合雖然給商人帶來很大的利益，但同時也帶來很多危險。官場的權力鬥爭是很難預測的，政治風波一旦興起，依賴權力謀求商業利益的人們必然會被捲入這種風波，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金瓶梅》第十七回說到西門慶勾搭上李瓶兒，正打算將她娶回家，忽然晴天一個霹靂：東京禁軍提督楊戩受到彈劾，被逮捕查。這個楊戩是西門慶攀上太師蔡京以前最重要的靠山。這消息令西門慶驚惶失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正在建造的花園、新房馬上停下來，全家人不許外出走動。太太吳月娘寬慰他：「各人冤有頭債有主」，這事到底跟咱們沒有直接關係。西門慶惱道：「你婦人都知道些甚麼？」他心裡明白：上層的權力鬥爭，拔起一個，必帶起一堆。雖然最後西門慶通過緊急公關逃過了這場危機，但根本的原因是皇帝不想深究楊戩，也就是風波本身沒有鬧大。不然，一個商人再有錢，在政治權力這頭巨獸面前也只能說微不足道。

比較起來，那種實現了官商一體化的家庭，抵抗政治風波的能力要強一些，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權力結構中的核心部分。但正因為他們和政治結合得更緊，一旦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他們的經濟利益也會喪失得更徹底。

轉自公眾號「復旦大學EMBA項目」

作者駱玉明為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本文是駱玉明教授據其在復旦大學EMBA項目「人文復旦」講座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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