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所經歷的「文化大革命」

父親自述：

我所經歷的「文化大革命」

一． 從意氣風發到情緒消沉——「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前後後。

經過幾年的調整、整頓，特別是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到了1962年夏，中國的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席捲大陸的飢謹已經基本過去，雖然物資供應還是很緊張，但是已經差不多能吃飽飯了。商店裡已經可以買到高價的點心和伊拉克的蜜棗（棗椰）。學校里實行的「勞逸結合」政策已經不再提了，教學改革提上了日程。人們的情緒開始恢復，這時我的副教授提名在學校已經通過，報到高教部審批去了。我很想大幹一場，能在教學改革中做出我的貢獻。

這年冬天，我到南京過寒假，去拜訪匡亞明，他原先是吉大的校長，62 年秋季已調到南京大學來當校長，他問我們的副教授提升是否已經批下來了。我說還沒有。他說：那就可能出問題。我當時並沒有理解他這話的意思，也沒太在意。可是當我回到學校後，發現許多事情做起來都很不順利。我的意見常莫名其妙地受到抵制。到了65年，學校也開始搞「揭階級鬥爭蓋子」，大會布置分析教研室的運動由時任副主任的我負責，可是到開會時，大家紛紛對我提出指責。會後我找黨小組長交換意見。我說我可能有許多缺點，有時作風還比較粗暴，但是我很不理解大家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沒想到這位黨小組長說：你的問題，不是作風問題，你自己應該清楚。我感到很苦惱。這時我的一個好朋友——張哲對我說：今天我在總支辦公室打掃時，聽到他們在議論，說要搞好教改，必須把你調開，你要注意。現在要抽人下鄉搞社教，估計很可能要你去。你不如爭取主動，自己報名。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在農村，你有這麼個機會到農村去了解一些真實情況，也是好的。於是我就報名了，當然馬上就得到了批准。後來我才知道，由於提出了「千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我這時已被列為懷疑對象，「揭階級鬥爭蓋子」運動時黨支部暗地裡已經布置要把我孤立起來。只不過我自己還毫無知覺而已。即使是副教授的提升沒有批准，我也沒有往這方面想。因為自認為十幾年來，一直是聽黨的話，處處服從組織安排，認真工作的，因而心懷坦蕩。

我和空軍醫院的一位小護士包了一個隊，東北農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隊長「靠邊站」了，我白天黑夜地領著社員幹活。也了解了不少農村的情況。65年底，報紙上發表了姚文元的「海瑞罷官」，我覺得很不理解。認為有點牽強附會，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味道。當時領隊的是五九年曾被錯誤地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過的前黨總支書記，我問他的感覺。他說：羅瑞卿的總參謀長都已撤了，這是又一場大風暴將要來臨了的信號。

從農村撤回來以後，「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已經開始了。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前幾年寬鬆的政治氣候已經完全沒有了。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一天遇到我的一個好朋友——小王，他也是系裡的老師，我知道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有不少「看法」，所以對他說：看來57年的形勢又來了，現在有點清朝搞「文字獄」的味道。說話可得小心。他說：我知道，凡是形諸文字的東西，我都是小心謹慎的。我說：即使是不形諸文字的，也得小心。

66年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揪出了以陸平為首的反革命黑幫」的消息。吉大的學生也開始動蕩起來了，大概是14號，傳來了南京大學打倒匡亞明的消息，吉大也就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了。校園裡四處都在批鬥歷史上有過一點問題的老教師，戴高帽、抹黑臉，住我樓上的校工會主席、化學系副教授伊保芳，校科研處處長張英華先後跳樓自殺，校園裡一片恐怖氣氛。校黨委癱瘓了，黨委書記挨了斗。十幾年來一直是按黨委的布置行事的我，感到無所適從。市委緊急派來了工作隊，可是在召開大會時，一部分學生借口紅旗掛歪了，工作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把他們趕出去了。我是心急火燎，連話都講不出來了。接著又來了省市委聯合工作隊，宣布「停課鬧革命」，教職工一律上班搞大學習、大批判、大揭發。一時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教研室里也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我當時真希望局勢能平穩下來。

第二天，領導小組成員，原來的黨小組長問我覺得怎樣。我說：我沒有什麼，只是小王，情緒有點激動，好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你最好做做他的工作，不要亂放炮。沒有想到的是第三天我一上班，就看到一張大字報：「吳某某是什麼人？」掛在大廳里。其上不僅有我的家庭情況和我在1950年寫的關於我解放前的思想檢查的內容、包括了我和小王的以及兩天前和那位領導小組成員的談話，而且還說我擺在書桌玻璃板下的照片是地主階級要反攻倒算的明證。我頓時感到如五雷轟頂，要大難臨頭了。進到教研室，看到只有一位姓劉的同志在，我強打精神和他聊了幾句，這時外面有腳步聲，有人來了。他怕受到牽連，便急急忙忙地坐到另一邊去了。當時我的心情沮喪到了極點，覺得自己已是如此地孤立無援。感到無比地委屈。

形勢發展很快，北京開始批判工作隊「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學校的省市委聯合工作隊也撤了。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我在挨了幾張大字報後，就再也沒有人理睬了。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形而上學的「血統論」甚囂塵上，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政治壓力。這些政治組織我都不能參加，書也看不進去，整天無所事事。就在這個時候，我遠在無錫的岳父患了胃癌，手術後需人護理。當時「革命大串聯」正搞得紅火，火車客運一片混亂。我的鄰居建議我和他一起「串聯」去無錫，他是黨員，家庭出身也好。所以他鼓勵我說：不用害怕，將來有什麼說道，我可以替你作證。於是他去領了兩張免費的「串聯票」。但是我還是感到害怕，就私下找了原來的「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徵求他的意見，他是我的同學、學生和同事，為人比較正派，他說：考慮到你的情況，你最好還是不要離開的好，免得以後出麻煩。這樣只得臨時改變主意，由我的前妻和鄰居的夫人一起走了。直到停止大串聯，我岳母才領著兩個孩子去把她替換回來。

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破四舊」也搞得雷厲風行，紅衛兵的通令滿天飛。他們可以隨意闖人住戶，進行抄家，發現了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就把家裡的人拉出來批鬥。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我們也在家裡不斷地清理原先保存的一些舊東西，怕它們會給我們引來麻煩。許多保存了多年的紀念品，也不得不忍痛割愛，連洋鐵桶上的畫也一個個精心颳去。社會上許多歷史的遺迹，都被紅衛兵砸了。長春唯一的一座寺院——護國般若寺，已被紅衛兵進佔，成了紅衛兵總部。街上燒書的火光此起彼伏。我的藏書基本上都是關於數學的，雖有「資、修」之嫌，但牽涉不到「封」字，我才斗膽地把它們保留了下來。

紅衛兵的通令愈來愈奇怪，今天說那幅畫是反革命黑畫，明天說什麼圖案中隱藏著反革命標語，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天，我騎著我的破車到南湖去散心。在路上看到一個「通令」，說新生廠生產的塑料涼鞋底下的花紋是「三八」二字，是「反革命陰謀」。我當時穿的正是這種涼鞋，就趕緊往回跑。可是看到前面正有紅衛兵在攔路檢查，我只好脫了鞋子，光著腳落荒而逃。這段時間我的心情的沉重是無須置言的。

二． 我身邊的幾個關鍵的人。

在這裡，我要交代一下我身邊的幾個關鍵的人物。

首先是我的前妻。她出身於一個職員家庭，生在無錫，長在上海，是我的先後同學和學生，她很漂亮而且為人善良，善於持家，但膽小怕事。當時在長春數學研究所工作。因為我，她放棄了南京的工作，調到了東北，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受到很大打擊，頭髮都全白了。性格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變得多疑和偏激。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是她的鼓勵與支持，使我保持了繼續生存下來的決心。這在下面將要說及。我們97年的分手是因為她要在美國定居，而我卻不願意離開中國，由她提出來的。

其次是張哲。他是學法律的，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研究生，本來是法律系的教師，因為家庭出身和「生活作風」問題（後者是我後來才聽說的）被調離。要他去圖書館，他沒有去，64到65年期間在數學系搞清掃勞動，當時我們每周要勞動一天，所以和他搞得很熟，他想學點數學，我在他家給他講過數學，就成了蜜友。此人多才多藝，能拉一手好的小提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談論的問題最多，後來受到了我的牽連，遭到很大的打擊，挨了很多的打，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1988年在北京參加工會代表大會時，我還見到過他，當時他是汕頭華僑大學的法律系主任和校工會副主席。後來不幸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

鄒某。黨員，轉業軍人，原為哲學系教師，崇拜黑格爾，為人正直，57年被錯劃為「右派」，調到圖書館工作，是張哲的鄰居，和張哲一起聽過我講數學而成了朋友，我和張哲議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時他多次在座。我們三人被一起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到78年平反後才重回哲學系。

小王。他原是我的學生，後來成為同事。在一個教研室工作，身體較弱。健談，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不少「看法」，經濟生活困難時期牢騷較多，黨小組長對他很注意。我對他的情況比較同情，那時我作為九級講師，每個月有一斤白糖、三斤黃豆的照顧，這些東西大部分是和他一起消耗的，我們對當時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有不少議論。當時教研室的「核心小組」分配我負責和他聯繫，在每周的「抓活思想」碰頭會上，他的這些牢騷，一般我都不彙報。到了65年，他向黨總支作了一次思想彙報，把前幾年的情況，包括和我的議論都談了，後來因為他在「文革」中的活動而被作為「反軍派」受到審查時，就成了我「包庇」他的「罪證」和我的一部分「反革命言行」。為此我受到了最嚴重的一次拷打。

王老師。這是我上大學時的授業老師。他博聞強記、學問淵博，對我的幫助很多，是我最敬重、關係最密切的老師。他為人正派、耿直，抗日戰爭時期投筆從戎，當過國民黨軍隊中的美軍翻譯，這成了他的一個主要歷史問題。「文革」期間，他的家和我緊鄰，他憂國憂民，時常到我家來談論當時的形勢和國家的前途。我們無聊時還多次和文科的幾位老師一起打橋牌。很不幸的是他已經在不久前患肺癌去世了。

三．「反革命小集團」中的議論。

自從「革命大串聯」進入高潮以後，我就閑起來了。但是看到秩序混亂、生產停頓，我深深地為國家的前途、個人的命運而擔憂，忐忑不安、坐立不寧。於是就常去找張哲聊天，他也偶然來我家談論。

看到紅衛兵代表列席了中央全會的消息。我們感到不可理解。覺得這些人不僅不是中央委員，甚至連黨員都不是，為什麼可以列席中央全會呢？張認為這是為了壓制反對意見。鄒說：有他們在場，誰有不同意見，就可以揪斗誰。我說：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民主可言。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報紙上天天在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張問我認為這是指的誰。我說：我看林彪最象。當年赫魯曉夫捧斯大林捧得最厲害，甚至說是他的「父親」，現在林彪也是拚命捧毛主席，把他搞得昏頭昏腦，居心叵測。「三面紅旗」明明問題不少，可是他卻把它說得天花亂墜。「毛主席語錄」已經成了聖經了。當時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鄒說：這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到了頂峰，今後還要不要發展了。張問我怎樣理解林彪說的「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說誰的話也一句是一句，除非他是個大喇叭。我們很不同意「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說法，覺得那是搞愚民政策，和希特勒搞的「一切有領袖幫你想」一樣。

公布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各地開始批判劉少奇。鄒說：老毛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懂經濟建設，卻精通中國封建社會的鬥爭權術。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劉少奇。前幾年的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是劉、鄧的路線挽救了中國。江青在北京的批判大會上大罵王光美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臭老婆」，我非常氣憤，對他們說：這那裡是搞政治鬥爭，簡直是潑婦罵街。老鄒說：女人不能干政，現在江青、葉群都出來了，非壞事不可。

鬥爭會從戴高帽、抹黑臉、剪陰陽頭、坐「噴氣式」發展到了拳打腳踢、鞭子抽。一天我看到省歌劇院在斗省文化廳廳長和他的夫人——省歌劇院院長，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廳長還被打斷了兩根肋骨。我心裡非常難受。很快省市委和各個基層的黨政組織都被衝垮，都成了「黑幫」。我們又在張哲家湊在一起議論。我說：現在我實在沒法理解了，「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卻都是黑幫！基層組織的幹部過去執行的都是中央的政策，現在卻把他們這樣往死里斗，今後誰還敢當幹部？老鄒說：你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毛主席是老糊塗了。張說：這是上面的鬥爭很激烈的反映，你不用擔心，將來官還是有人願當的。

我們也談到大字報上提到的幾張照片的問題。我是個喜歡拍照的人，但是我自己一直沒有照相機。59年夏天，我回湖南。本來我就是個有比較濃厚的懷舊情結的人，覺得今後回家鄉不易，就想拍幾張照片留作紀念。所以在路過武漢時借了我妹夫的135照相機，回家後只拍了幾張，膠捲卡住了，就拉倒了。不過那幾張照片中有三張是我家解放前的房子和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歡，就請張哲托他的一個在學校搞攝影的朋友放大了擺在書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沒想到「放者無心，見者有意」，成了我的一個「嚴重」問題。我說：這真是不知道從何說起，我只不過是想留點童年時的紀念，怎麼就成了反攻倒算的憑證呢。如果一張照片就可以是要房子的憑證，那我去把銀行大樓照下不更好。張說，這種事你是說不清楚的，本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還得注意不要把我那位朋友也牽連上了。不過現在看來這次主要是要解決上面的鬥爭，我們以後可能不會再有什麼事。

後來我們談得多的是當時的經濟形勢，擔心會出現地方割據和發生戰爭。我問他外國會不會趁中國混亂的時候打中國。張的看法是，一般不會。中國大亂，對敵人只有好處。除非中國發動戰爭，因為當內部矛盾無法解決的時候，發動對外戰爭是一個解決的辦法。現在看來，最大的危險還是出現地方割據，回到北洋軍閥時代那種狀況，那老百姓就要受苦了。

四． 兩派的對立與武鬥的升級。

由於報紙上一再提到毛主席早年提出的「造反有理」，以工人、一般幹部和原來的紅衛兵組織為核心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成立了。出於對原先的領導幹部看法的分歧，更由於爭奪各單位和省市委的黨、政、財、文大權，造反派組織很快就分成了對立的派系，並逐漸相互聯合成了兩大派——紅革會、二總部和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外地還有分成三大派的）。各個大樓頂上都架起了高音喇叭，互相攻擊，街上也常有各派的宣傳車參與論戰。不久這種「文斗」就升級成了武鬥。街上時不時看到有一串串載著造反派武鬥隊的大卡車呼嘯而過。雙方都出現了人員傷亡。一次我站在大樓里的辦公室，看到街上正進行這種武鬥。好幾百人都拿著長矛大棒和彈弓，戴著柳條帽高喊著「沖呀！沖呀！」，人浪卷過來卷過去，相互追殺。就好象回到了古戰場，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紅二」派中工人較多而且包括了省市委中大多數幹部並有「支左」的解放軍的支持，力量比公社派要強。公社派以吉林工大紅色造反大軍、長春地質學院紅色造反兵團、吉林大學（當時叫東北人民大學）紅旗野戰軍和長春光機學院8.15兵團為核心,是以大學的師生為主的。各單位的群眾,除了被「打倒」了的原領導和少數所謂「逍遙派」以外，都參加了一派或者跟著某一派「活動」。我這時的恐慌心理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緩解，而且看到系裡絕大多數老師都參加了公社派，也就跟公社派活動，每天到教研室看看報紙、幫著抄寫大字報。大字報主要是攻擊對立派和傳播各種小道消息。這種小道消息，來自各種渠道，有真有假，真是五花八門。我有時也上街去看外單位的大字報。

這種局面維持了大約一個多月，古典式的武鬥就現代化了。手槍、步槍、衝鋒槍、手榴彈甚至炸藥包都用上了。各大樓的窗戶都用磚砌死了，只留下射擊孔，成了一個個的堡壘。槍聲不斷，路人時有被流彈擊倒的。到了晚上，曳光彈漫天飛，街上行人絕跡。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冷槍聲和各種高音喇叭傳出的對罵。為了防被流彈擊中，我們晚上在窗戶上掛上棉被。一天晚上十點左右，我正坐在床上倚著板牆看書，突然覺得板牆一顫，接著就聽到一串槍聲。我知道是有子彈打進來了。趕忙拉滅燈，滾到地板上躺下。第二天發現這棵子彈是打在我鄰居家的窗戶上，穿透了棉被和板牆，最後掉在走廊里。又有一天的上午，我在房間里聽到外面喊「快繳槍」，就急忙跑到後面陽台上去看，看到在我家樓下街拐角處，兩派的人正對持著。我們的孩子「三三」正在街上，我心急火燎地叫她快躲進院子。就在我剛離開陽台的時候，槍聲響了。兩棵子彈正打在我原來站的那個位置，連陽台圍欄的鋼板都被大穿了。過後我下樓一看，地下有一灘鮮血，說是有一個人帶傷跑了。那時人們生命財產的安全，完全失去了保障。

武鬥最激烈的時候，坦克學校教學用的坦克都開上了街。長春火車站前東方紅公社總部所在的天池飯店被燒成了平地。這次動用了炸藥包，死傷不少，我們系的一個學生就死在這場武鬥中。在武鬥期間，我們系共死了兩個學生，另外一個是晚上在大樓內被窗外的冷槍打死的，是65年剛入學的姓劉的預備黨員。

五． 大難臨頭。

到了1968年，各地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武鬥逐漸停止。學校里也成立了「大聯委」，進來了軍宣隊。學生開始「複課鬧革命」，我又重新走上了講台，暗自慶幸逃過了劫難。可是一天早上，我正帶著講義去上課。在上樓梯時幾個紅衛兵攔住了我，要我帶他們到我家去看看。我說我要去上課。他們說這不用我管，已有安排。原來已由別人接替了我的課，他們是去我家抄家的。

我是1950年一根小扁擔挑著一個行李卷和一口小皮箱去東北的。我家裡的東西幾乎全是我岳母他們從南京搬去東北時帶去的幾十年積累的家當。我還從來沒有打開看過。這次他們收走了全部搜出的金銀首飾、我的來往信件和筆記本。這時我已是六神無主，知道災難即將來臨。下午我去找過張哲，問他應該怎麼辦。他說：你應該挺住，什麼也不能說。我說我們議論過的事，是不是會出問題。他說：絕對不能談。我們什麼也沒有議論過。我說：你會不會出問題？他說：我不會有事。老鄒他是「摘帽右派」，估計跑不了挨整。我說：你替我給他打個招呼，我沒法找他了。

兩、三天後的一個晚上，來了兩個學生叫我帶好洗漱用具和換洗衣服跟他們走。就這樣我失去了自由，被隔離審查了十個月。

我被安置在圖書館樓的學生的臨時宿舍里。命令我學「毛選」，寫「交代」材料，不準回家，也不準和任何非「專案組」的人接觸。圖書館樓當時是學校「紅、二」派「紅色革命造反大軍」的總部所在地，很快我就發現系裡的好幾位老教師和原來的黨總支書記也都被圈在這裡了，他們分別安插在不同的房間里和學生住在一起。每天上午都集體參加大樓內的清掃勞動，打掃廁所和清除牆上大字報的殘跡。我是心亂如麻，特別使我憂心如焚的是不放心家裡。那時長春數學研究所已撤消，併入長春物理研究所，我前妻要乘班車到十幾公里外的鐵北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來，家裡只有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真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干過什麼壞事，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的，就只能寫思想檢查，但是當我交上這份檢查後，狠挨了一頓批評，並且說你要把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去過什麼地方，和誰談過什麼都如實寫出，從明天開始你也和那些反動傢伙一起勞動去吧。於是第二天我也和那些老教師一樣每天上午參加「勞動改造」。這中間有原系主任、52年從北京大學調來的王湘浩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52年從清華大學調來、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徐利治教授、52年從燕京大學調來的孫恩厚老師、55年從東北工學院調來的王柔懷副教授，這些人都是教過我的課的老師。此外還有原黨總支書記和辦公室的教學秘書——阮壽南。阮是個隨同國民黨憲兵學校起義後參加個過抗美援朝的轉業軍人，工作一貫認真負責，這時說他是歷史反革命。

一天上午在刮牆上的大字報殘跡時，王柔懷老師偷偷地對我說：看來打橋牌的事要出麻煩。我說：打牌就是打牌，有什麼！回到住處我聽到隔壁房間里正在拷打一個叫劉海江的「反動學生」，他被打得呼天叫地，就想找軍宣隊去反映意見。可是還沒有等我行動，他自己就去找了軍宣隊。沒想到的是換來的是另一頓更厲害的拷打。這天下午，專案組把我找去，對我說：你看到劉海江的情況了吧。現在我們對你還是客氣的，如果你再不老實，你想想會有什麼下場。你到現在還在對抗。你不是還在和王柔懷訂攻守同盟嗎？你們打橋牌的事，很不簡單。這時我知道我和王老師的那兩句對話，有人「告密」了。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是我們中間那個人乾的。這一夜我一夜沒有入睡。

在66-67年期間，我一直認為毛主席搞「大躍進」、「反右」到重用林彪、江青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到了68年，看到中央一再肯定毛主席的做法並把林彪正式確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開始懷疑是自己錯了，跟不上革命發展的形勢。這在我交上去的第一份思想檢查中也如實地談到了。現在看來，正是這份「思想檢查」徹底暴露了我的真實思想。使我愈來愈被動。

我想我的問題就是思想認識跟不上革命形勢的發展，雖然在私下裡說過一些錯話，但也是出於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擔心，並沒有干過什麼壞事。大家對我的懷疑，是他們不了解我，是一種誤會。只要我如實的把情況說明，大家知道了我們都談了些什麼就明白了。我這樣硬頂下去不行。解放前我對共產黨、解放區也有過許多誤解，思想有很大的問題，50年交代、檢查了，不也就沒事了嗎。當然我也想到這可能會牽扯到張哲他們，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和我一樣，是存在「嚴重的思想認識問題」而並沒有干過壞事，不是「壞人」，是同樣可以取得大家的諒解的。這樣經過了一夜的反覆考慮，我決定按他們的要求，把我到過誰家談過什麼都如實地寫出來。並且由「專案組」派人陪同我回家說明我這個態度。並要我的前妻把她所知道的我的情況也如實地「交代」。記得當時她臉色很難看，一句話也沒說。我知道她既生氣，又難過。因為在「抄家」後，發現還有一些國民黨時期的舊幣沒有發現，我怕這些東西會惹來麻煩，叫她私下銷毀了，這可能成為她的一個「大問題」。這次見面，是我被「隔離審查」十個月期間見到她唯一的一次，以後不論是我要什麼，她都不置理睬，我需要錢、糧票和換洗衣服時，都得由「專案組」派人陪我在她上班去了時回家去取。當時我天真地以為我交代了這些情況後會放我回家，但是事實上是情況愈來愈嚴重了。每天早上都要我站到大樓門口，低頭「向毛主席請罪」。表面上平靜了幾天後，我看到張哲、老鄒也被關到我們樓里來了，早上「請罪」時，看到他們都受到過拷打，特別是張哲被打得不能自己站立，要由兩個人摻著。我心裡感到無比的難過，覺得自己不應該寫那些材料，把他們也牽連進來。從而有了一死了之的想法。

晚上，我怎麼也想不通，覺得十幾年來，自己聽從組織的安排遠來東北，辛辛苦苦的工作，現在落得這樣一個局面，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於是就打算到大樓頂上的平台上去跳樓自殺。事有湊巧，我剛走到樓頂就聽到大高音喇叭里廣播蘇聯出兵捷克，已進入布拉格。出於多年來的習慣，就不自覺地聽下去了。聽完後，覺得真是天下大亂了，我要看看還會出現什麼局面。於是我又走回了住的地方。

「八、一」那天，我看到幾個學生在走廊里兇狠地拷打孫老師，叫他老實交代是什麼動機。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他把一支鉛筆、兩把小刀和一個茶缸捆在一起放在了「毛選」上了。學生要他承認是「反革命活動」，說鉛筆代表知識分子，小刀代表「工、軍宣傳隊」，因此他是在說「毛主席支持宣傳隊迫害知識分子」。他不承認，說只是覺得無聊，隨便綁的，所以挨打。到了最後他還是不得不按他們的說法「認罪」。這時他已精神彷彿了，在去廁所時，誤人了女廁所，結果又說他「耍流氓」再痛打了一頓。

「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以後，我們都搬到灰樓，由系「群眾專政小組」看管了。開始時我們都住在二樓的一間宿舍里。一天幾個學生來了，要孫老師重新交代「八、一」那天的「反革命罪行」，當他講完後，說和前幾天交代的不同，是不老實。於是就加以拷打。起初叫我們站在旁邊看，後來又叫原來的黨總支書記動手打，看到他不肯用力，就說：「你捨不得下手？我來教你。」於是把他也打了一頓。這次孫老師被打得昏死了過去。在他開始醒過來時，突然喊了一聲「毛主席萬歲」，這又犯了大忌，說「你們這些反動傢伙，有什麼資格喊『毛主席萬歲』！」他們把他吊在雙層床的柱子上，又狠打了一頓。這是我第一次當面看到如此兇狠地打人，但是沒有想到更可怕的場面還在後面。

幾天後，我們都被趕到了一樓的一個門廳里，沒有了床，只在水泥地上鋪了一些草墊。凳子、桌子一律沒有，白天基本上見不到陽光。有一天半晚上，來了幾個「群專」的人，手裡拿著鋼絲鞭子，打開燈，叫我和徐老師站在旁邊，其他的人都跪下，說我們兩人還能交代自己的一些問題，其他的人都是頑固不化。於是就逐個鞭打。叫王湘浩教授趴在一口大鍋上，用鞭子猛抽他，當他喊叫時，就脫下他的膠鞋塞到他嘴裡。當打到王柔懷老師時，當胸一腳，把他踢了個後滾翻，他爬起來後又要他跪下。這時王老師抬頭望了他們一眼。一個傢伙惡狠狠地說：「你看我幹什麼？你們這些反動傢伙，進來了，還想活著出去？沒那麼容易。」這時就好象進入了人間地獄，那種恐怖的氣氛，真是無法用文字來描述。

大約過了半個月不到，全校一百多名被「定性」了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到了紅樓，由校「群專」統一看管。每人胸前都要掛一塊白布，上面寫上名字和「身份」，這時我的問題可能還沒有最後定性，所以只有名字沒有「身份」。所以我又有了或許還能逃脫大難的幻想。

在校「群專」打人成了家常便飯，天天都看到有人挨打。有一位從中宣部調來的姓周的女老師，好幾次被用練刺殺的木槍當胸捅倒。我們吃飯得大彎腰，排著隊到幾百米以外的食堂去，「群專」的人，拿著鞭子在旁邊驅趕。人的尊嚴受到了徹底的踐踏。我們身上的小刀、火柴等都被收去，只有到大操場去放風的時候才准抽煙。孫老師煙癮特大，放風時間短，他就一次點上兩支煙一起抽。

有一天晚上「專案組」來人把我領到三樓的一間教室里。那裡兩排課桌後坐著大約二十名左右「革命師生」。他們逼我跪下交代和揭發問題。我說我實在沒有什麼問題可以交代的了。他們說：今天主要不是要你交代自己的問題。今天主要是要你揭發王某某（小王）的問題。我說：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字報上公開了我對他說的話後，我就沒有和他私下接觸過，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他們說：，他的問題很嚴重，是反軍派。你過去和他關係密切，在一起發表過許多反革命言論，他都交代了。你還想包庇他，決沒有好下場。接著他們還舉出了我在經濟生活困難時期和他談過的事作為例子。一個姓李的學生和一個叫劉玉春的工人（計算機實驗室的）拿著鋼絲鞭子，邊問邊打。他們說：今晚只要你能揭發他一個有份量的問題，就讓你過關，否則，你別想過去。我覺得我是很難熬過去了，但是我也不能捏造事實，無中生有呀。從晚上七點一直拷問到了第二天凌晨一點：有人問我：「你和王某某到底是什麼關係」。我說就是一般的同志關係。他說：「只是一般的同志關係嗎？以前你對他關懷備至，他有那麼多反革命言論，你都隱瞞、，包庇，不向上彙報，這只是一般的同志關係嗎？」在我最後承認「實際上」是反革命小集團關係後，他們才把我放回住處。並說：「回去好好想想，寫揭發材料，明天我們再找你。如果明天你還不揭發問題，看你怎麼過。」經過這六個多小時的拷打，我的後背和屁股都滿是鞭痕，只有屁股後面有一小塊，由於我口袋裡有一個能放二十支煙的大鐵皮煙合的保護，才得以倖免。我就是靠著這塊好的地方，倚在被子上過了這晚的。但是真不知道第二天晚上怎麼過。好在第二天他們並沒有再找我了。這是我挨到的最厲害的一次拷打，後來雖然還有幾次挨到工宣隊員和「革命群眾」的打，但那已是小巫見大巫了。

那時，我最怕的是追問我的「動機」。許多事情實在是說不清楚。武鬥期間我常去辦公室看報，問我家裡有人民日報，為什麼還要去辦公室看報。我說是想看看「參考消息」，就問我為什麼對「參考消息」那麼感興趣。是不是希望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打回來；他們問我65年我去搞四清時，為什麼要穿一件國民黨軍隊軍官服；問我回家時為什麼要拍那幾張照片，又為什麼敢把它放在玻璃板底下，等等，等等。

到了11月份，關在校「群專」的「牛鬼蛇神」一批批地被送到農場去「勞動改造」去了。我和留下的人，除了去參加過收秋菜等勞動外，還是整天被關在大樓里。一段時間很少有人來過問我。這時我真希望我也能被送去「勞動改造」，我渴望能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本來我的身體是很好的，很少生病，但是到這時我已經感到胃裡常常不舒服了。不過心情的苦悶比一切都難以承受。

隨著天氣的變冷，校「群專」的「牛棚」撤消了。於是我又回到了灰樓。這時我發現我們增加了幾個新夥伴：小王、力學教研室的青年教師金正贊和「反動學生」王星晨。另外那些被送去「勞動改造」的人也陸續回來了。年底，「清理階級隊伍」正式開始了，我們才又轉移到八宿舍。這時系裡的師生混合編成各種「專案組」，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提審」我，提出從解放前到被隔離以前的各種各樣的問題要我交代和回答。後來我已被逼得實在承受不住了，連著幾個晚上不能入睡，精神彷彿，不能不用安眠藥了，直到加到四片，睡了一覺才得以緩解。最後召開了一次我的小型批鬥會。從會上的發言，我知道了從64年起我就一受到了監視，我也知道了「揭階級鬥爭蓋子」時黨支部要大家把我孤立起來的布置和我的提升副教授沒有獲批準是因為政審不合格。不久後學校召開了全校人員「落實政策大會」，在會上宣布了對我們這個「現行反革命集團」的處理，說我思想反動，「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拍攝「反動地主莊園」的照片，企圖反攻倒算。本應嚴加懲處。但念尚能主動交代問題，從寬處理。免戴反革命份子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張哲的處理是「戴帽」，老鄒則「當眾逮捕」。我還受命當場作「感謝黨的寬大」的表態。至此，到69年的四月，飽受折磨，長達十個月的隔離審查，總算是告一段落，我重新獲得了「自由」。抄家時收去的東西也得以返還。

遺憾的是在我放出來後不久，金正贊同志就跳樓自殺了。金是朝鮮族，共產黨員，他父親原是抗日聯軍的將領，後來去了北朝鮮。經濟生活困難時期金帶學生去校農場勞動時，拿了食堂的幾根胡蘿蔔，被學生看到了，感到難以自容，便跑到北朝鮮去了。後來知道他父親在朝鮮戰爭時期受到了軍法處置，無奈又跑了回來。只因他以前的女朋友說的他回國的時間比海關的記錄早了幾個月，認為他在這之前偷回了一次，可能成了北朝鮮的特務而受到審查的。當我們都一個個受到了「寬大」後，就只剩下了他一個人。那天他「承認」自己是特務並寫了一份很荒唐的「交代」材料上交，沒想到受到了「肯定」，感到絕望了而跳樓自殺的。當時我們雖然已經被「寬大」，但還和他在一起學習，我看到他收好東西，向我點點頭，微微一笑，就走出去了，走向了死亡之路。現在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但是當時的情景，猶如在目前。

六． 走「五七道路」。

被放出來後，我就去梨樹小寬農場和第一汽車廠勞動。我前妻則去了錦州的五七幹校，小孩送回了無錫。我的家已經沒有了，我只能用拚命的勞動來安撫心中的創傷。這樣到了十月末，傳來了消息，說是為了戰備的需要，幹部教師都要下放農村，走「五七道路」。我被從汽車廠調回。為了要我下鄉，宣布我的「結論」改為「犯嚴重的政治錯誤」，因為現行反革命是不能當「五七戰士」的。

按當時的政策，下放要「四帶」，即帶家屬、帶戶口、帶工資、帶口糧，不過工資和口糧只保證三年內不取消，三年以後就不知道怎麼處理了。下放是「自願報名」，不過誰都知道這個「自願」是怎麼回事，不報名是不行的，何況我那種身份。我認為我是不可能再回來的，因此我要考慮今後的生活怎麼辦。「四清」時我已對東北農村的情況用所了解，知道憑我的勞力，要靠種地養活一家六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都是南方人，對東北農村的生活也很難適應，特別是老岳母，她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動過兩次大手術。我無法想像到了東北農村她怎麼辦。於是我反覆找「革命領導小組」以她本人不在長春，我不能代她做主為由，請求把她的戶口暫時留在長春。最後總算得到了「恩准」，把她的戶口，寄掛在一鄰居家。其次是去哪裡的問題，我看到和龍這個點是在圖門江邊，氣候較好、大米較多，就要求去和龍。但是得到的答覆是：和龍屬邊境地區，我沒有資格去。要我去扶余。實事求是地說，扶余是吉林省北部一個較好的地區，在松花江畔。可是我覺得那是平原地區，如果真和蘇聯打起來，屬於「放棄」地區，那時我的處境一定很難辦。況且平原地區燒柴困難，謀生手段少。所以不願去。當時確定的點中有個靖宇縣，那是高寒的長白山區，流行克山病和大骨節病，人們都不敢去。可我知道那兒燒柴方便，土副產品多，謀生容易，便挑了這個地方。70年元旦前夕我們到了靖宇縣花園公社的新華大隊。

新華在一個山溝里，風景秀麗，但是經濟落後，由於既是林區，附近又有煤礦，工人多，物價高，屬於九類工資地區。我是打算在這兒「紮根」下去的，所以去前就作了各種準備，買了各種工具，還特別買了不少有關醫藥和針灸的書和針灸用品。

大隊的幹部和社員對我們的接待還是很熱情的，我們的房東叫李鳳鳴，有點文化，當過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據說因生活問題被解職，他父親是個老「山林通」，挖過人蔘，伐過木頭。已經七十多歲了。

開始時，我積极參加隊里的集體勞動，領著搞水稻育秧。還一度被評為「學毛著積極份子」。在開始搞「斗、批、改」時，我們「五七戰士」都參加了工作隊，我還和公社幹部一起到遼寧、河北、山東一帶去搞過「外調」。這階段我的情緒是比較好的。可是不久，我和另外一位從中文系去的老師被從工作隊里除名了，因為我們兩人「有嚴重政治問題」屬於「不可用的人物」。接著我們全家都得了急性肝炎，我的情緒又跌落到了低谷。我從此再也沒有參加過隊里的勞動，在家潛心研究針灸，在自己身上練習，在家裡人身上試用。當時農村缺醫少葯，當社員知道我會「扎針」時，就來求我治病，我還真治過好幾個疑難病症，後來連公社衛生院的醫生都要病人來找我。由於我的心情不好，每天一早我就背是背筐，帶上鐮刀、乾糧和指南針上山，遠離人群和大自然為伍，直到太陽快落山了才回。這幾年的生活雖說是很悠閑，但是是很不愉快的。我特別為我三個女兒的前途擔憂，雖然說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但是我從自己的經歷中深切體會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處境是何等的艱難，我二姐52、53年兩次考大學不被錄取，最後被逼得精神失常的情況說明，如果我不是在50年土改以前就上了大學，也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學的。70年那個時候，大學和中專的招生（工農兵大學生）都是要推薦的。可是真正憑自己的表現得到推薦的是少而又少，一般都要靠關係、走門路。象我這種情況，真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面對貧困的農村現實和僵化的農村政策，女孩子連自己的生活都很難維持，更不要說別的了。我從來不敢和她們談我和我家庭的情況，怕影響她們的情緒。三女兒上小學時，說要該跟她媽媽姓，我馬上同意，我想這也許多少可以淡化一點和我的關係，當然我心裡也很明白，這是無濟於事的。三個孩子在學校的表現都很好，學習成績也不錯，可是她們的一切努力，都可能被「家庭出身」葬送，我卻又無可奈何，這更使我特別感到心痛。

當「五七戰士」大批往回調時，我曾請求留在當地工作，但最終還是被調回了學校。這時已是74年，林彪的事情早已出來了。我認為我的問題定得太重，便要求進行複查。因為我的問題當時是由學校一級處理的，所以仍由學校成立「專案組」處理。組長是以前的人事科副科長張玉清，他也是當時參與處理我們「小集團」的人。另外還有校機械廠的工人呂師傅和我系的一位女教師，她也是我的學生。張向我宣布，複查期間我得照常給學生上課，但是不得離開長春，外出要請假。每天要去彙報，不得和任何人，包括家裡的人談論複查的情況和內容。很快我就發現他們是要對我重新進行審查，他們到全國各地去進行了「外調」，張的態度愈來愈兇橫，動不動就拍著桌子訓我。我感到他是力圖再把我定成「反革命份子」，於是又一次感到了絕望。一天上午我從「專案組」辦公室出來後，完全喪失了生活的勇氣，就直接去了南湖。可是我想再見一次我的前妻，就到旁邊的物理研究所去找了她出來，對她說：看來他們是決心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不想活了。她問我到底是不是還有什麼她不知道的問題。我說絕對沒有，他們抓住不放的問題，就是家庭出身、那幾張照片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議論。她說：「如果是這樣，你不要害怕，學校里說不清楚，可以找市裡，市裡不行，可以找省里，省里不行，我們還可以找中央。最後頂多我和你帶著孩子再回農村種地去。你千萬不能有別的想法。」這幾句話，使我重新恢復了生活下去的勇氣，我們一起推著她的自行車回了家。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她對我說的這幾句支持的話是我永生難忘，銘感於心的。從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輕生的想法，一直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頂住他們給我的高壓，直到76年「四人幫」垮台，「複查」也沒有得出結論。一天我在校醫院遇到張，他還說：你的問題，我們打算定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處理。我沒有表示意見。我的問題遲遲地沒有結論，也就影響到子女，77年我的兩個女兒都面臨加入共青團的問題。她們學校（17中）多次向吉大發外調函，吉大都不答覆。班主任老師很著急，對我說：你們孩子在學校各方面表現都很好，應該批准她入團，但你們吉大不回答我們的外調，我們很為難。我聽了後，真是心如刀割，只得厚著臉去求系裡的黨總支副書記尹志良，請他答覆17中學的外調，尹本是我的學生，這時冷冷地答覆了我一個「好」字，但是在答覆時說的是我有嚴重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做結論。這樣我女兒還是入不了團。這件事，連繫里的一位老教師都深感不平，找到黨總支說：吳的問題是吳的問題，為什麼要影響到他的子女？這樣，才又補充了一個答覆，加了一句「不影響子女入團」的話。

78年，我找到校黨委，要求對我的問題下個結論，給個說法。我說：抗日戰爭也只有八年，我的問題已搞了十年了，難道還搞不清嗎？這時系總支也要求對我的問題早作結論，張堅持他的主張，這時是不能再說我攻擊了林彪和江青的了，就說我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所以必須定成敵我問題。總支書記和他爭論說：吳反對搞武鬥、反對打倒一切幹部，只能說明他對黨、對黨的幹部有感情，你當時也被「打倒」過，還可能挨過紅衛兵的打，你說當時斗你、打你是對還是不對？張無言以對，只好說：那麼，他的問題你們系裡去處理吧。這樣經過黨委同意，系裡對我的問題重新複查，直到1978年底，才經黨委批准於以徹底平反，在全校人員大會上宣布，同年提升我為副教授，並批准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進修一年。1982年我在美國訪問期間進一步提升教授。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我相信中國再也不會出現這種大災難，我萬幸活著度過了這一場劫難。但是身體卻搞垮了，81年因為胃潰瘍作了胃切除手術，後來還發現有大腦委縮的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