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謂福:陳獨秀故居今日蒿蓬難掩昨日輝煌(炎黃春秋 2006年第4期)

陳獨秀故居今日蒿蓬難掩昨日輝煌劉謂福2006年第4期 炎黃春秋雜誌48

陳獨秀故居2005年11月初的北京,北風蕭蕭,天日朗朗。我懷著朝聖的心情,尋訪了陳獨秀的故居——箭桿衚衕20號(原9號)。我按照一篇文章的標示,由沙灘北京大學紅樓舊址向西再折南,沿著北池子大街走300多米,估摸著快到了。恰巧旁邊閃出一個年輕姑娘,她邊吃著油餅兒,邊向門外走。我急忙走向前探問箭桿衚衕陳獨秀故居,她搖頭不知。又問了四五個人,還是問不出頭緒。我盲目地鑽進騎河樓街,問一餐館50多歲的女主人,她也「不曉得」。我靈機一動,前往一賣報小攤,60多歲的老漢略加思索說:「哎呀!箭桿衚衕被拆除了。你從這裡向西再向南,走大約100多米,就在那一片兒。」我七拐八轉,憑感覺前行,終於有一中年男子一揚手說:「喏!就是東邊這個衚衕。」我走了五六步,進入一個小巷口,打眼看去,卻見不到那北京衚衕埠都有的衚衕名稱標牌。這已不成其為「衚衕」的小巷,長約40來米,只有路南一個門樓。走近才看到,這是一個只相當於半間屋的舊門樓,大木門外框的紅色幾乎褪盡,中間新裝了寬約一米二三的兩扇小木門,閃著鮮亮的朱光,門楣兩端各有一根突出來的六棱木柱,其淡紅的殘漆中透出上面雕刻的「吉祥」二字。只有小木門旁的兩隻約高60厘米的殘舊石獅子,還能多少顯示出舊主人的威嚴。如果不是大門外西邊立的一塊約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著「陳獨秀故居」,誰也不會知道,這裡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故居。再仔細看,在大門框的西上方有一小紅牌,上寫「箭桿衚衕20號」;再西首外牆上,有一塊被茂密的爬山虎遮去左上角的約50×40厘米鐵牌。其上寫著:陳獨秀故居陳獨秀(1879—1942),原名慶同,安徽懷寧人,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提倡民主和科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改為文學院長),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1920年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書記,直到1927年,歷任中共最高領導。2001年,陳獨秀故居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這裡籠統地說「2001年」,而石碑上記得清楚:這裡作為文物保護單位,是2001年7月12日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而石碑是這年10月立的。而這個小院在這前後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現在只見大門緊閉,衚衕里寥無他人。我不願這樣離去,就在那裡轉悠著,等待裡邊有人出來,以便詢問詳情。隨著一聲門響,出來一個30來歲的青年人。我走上前問能否進去看看,他轉身一指:「你沒看到嗎?這是居民住家,不能進的。」我這才注意到,在大門框的東邊上有一方白紙,上面有電腦打出的八個字:「居民住宅,謝絕參觀!」他說完話,不容迴旋地走向對面的公共衛生間。我仍不甘作罷。又等了大約半個小時,從門裡走出來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她叫郝秀華,已80多歲,但身骨硬朗,面目和善。當我亮明身份、說明來意後,她馬上微笑著說:「行,你進來看看吧。」她指著門樓西邊說:「門樓和西邊連著的兩間耳房,還有再西邊的三間北屋,都還是舊房子,最西邊的三間瓦房是新翻蓋的,變得比這邊高了,其實原來是一樣高的。聽說陳獨秀夫妻(即陳的第二位夫人高君曼)就住這三間舊瓦房。」她還告訴我:她老頭兒叫孫志誠,已87歲了,他從小就隨大人移住到這裡;這院里原有三戶,後又住進兩戶,搭建了這麼多小房子,原來是一個院,現在變成了兩個。我在裡面轉了一圈,看到實際上已不成其為院子,所謂倆院,只不過是幾條狹隘通道被中間一個小木門隔開而已。老人還說:這箭桿衚衕原是與東邊一條大街相通的,住有六七十戶呢;後來,被拆遷蓋大樓啦,東邊成為民政部,北邊成為高檢院;我們這一戶原來也要拆的,可市文物局不同意,才保留下來。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這四周即使只有一箭之地的人,也不知道箭桿衚衕了。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就是對陳獨秀的評價問題。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對他是一邊倒地加以否定;只是近些年才開始逐步走向客觀些,儘管當前還未到位。對其人如此,其故居更何談!君不見,其故居立碑掛牌是遲至2001年下半年的事嗎。但是,五四運動前後,這裡可是個車水馬龍、風雲際會的極為重要場所。陳獨秀是在1917年1月來北京為《新青年》雜誌(由《青年雜誌》改成)募款,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留聘文科學長的,不久陳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也隨之遷來北京,編輯部就設在陳住的院子內。陳以《新青年》和北大講壇為陣地,高揚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以北大著名教授和社會上激進的名流蔡元培、胡適之、魯迅、周作人、吳虞、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和一批愛國青年為大將和骨幹,向著封建專制、帝國主義及沒落反動的舊文化,奮勇衝殺,所向披靡。先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後任校長辦公室秘書的李大釗,更在《新青年》上連續發文,宣傳馬克思主義,呼籲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正是在這種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才產生了五四運動,才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據考證,1920年1月,在北大圖書館新聞紙閱覽室當助理員、一月只有8塊大洋薪水(當時北大一個學生的每月生活費約需6元)的毛澤東,曾到箭桿衚衕拜會過名聲煊赫的、每月有300元俸金的一代宗師陳獨秀。這次會見,以及陳獨秀在北大期間的言行,給毛澤東教育很大、影響深遠。直到1945年,也就是這次會見25年後,亦是陳獨秀死於重慶市附近的江津後第三年,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七大」預備會議上高度評價陳獨秀。毛澤東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事實確是這樣。為避北京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陳獨秀由李大釗陪同,化裝坐騾車出城,然後從天津乘火車重返上海。二人在騾車上約定,分手後即分別在上海、北京創建中國共產黨組織。這年8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陳獨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同時,他又與京湘粵鄂魯等地的先進分子聯繫,發起成立共產黨。第二年7月,即在上海召開了中共「一大」,向中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儘管陳獨秀因在粵有事未能出席「一大」,但他仍被選舉為中央最高領導人;而且直到1927年4月召開的「五大」,這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一直是非他莫屬。由此可見,他對中共的創建和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佇立在陳獨秀故居前,看著這座舊門樓和那幾間舊瓦房,感到這在北京數不清的四合院中實在是普普通通的;但想像著其主人在這裡三年多時間內的所做所為及其產生的影響,又豈能以「驚天動地,功勛卓著」幾個字了得!近10年來,陳獨秀研究漸成熱點,評論陳的文章時見報端,《陳獨秀傳》也出了好幾本。但我感到,從總體說,還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感。我從北京購得兩本《北京名人舊居》的大部頭書,都是去年以來出版的,其中一本有陳獨秀故居,而另一本中排了38位近現代名人故居,可就是沒有陳獨秀的。這時有時無,猶如早春,乍暖還寒。毛澤東在1942年3月30日談到《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時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時間又過去了63年,現在是否到了「要講一講他的功勞」的時候了呢?我看是應該到了。這使我想起著名學者歐遠方生前寫的《陳獨秀之死》(1997年7月)。歐老在文中以自己的調查和研究,並綜合引用其他學者的觀點,對陳獨秀作了高度評價:陳獨秀領導了新文化運動,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兩件事,如果任何人只做其中一件,都應該彪炳史冊,而陳在這兩件大事中都各領風騷;陳的功績是偉大的,而他所犯的錯誤與之相比是微小的,歷史終究會發展到給陳獨秀塑銅像予以紀念。由此我又想到,北京現在的陳獨秀故居是徒有其名,裡面幾乎找不到陳的遺物舊跡。這不能不使人遺憾、悵惘。依愚之見,陳獨秀故居還是應該有名有實,應該辦個展覽室或紀念館,應該有些他當年的遺物、著作等,以反映這位近、現代史上的偉人的品格、言行和貢獻。而對故居的現狀,則不必作大的改動,只需搬遷出兩三家住戶,稍作修葺即可,留些痕迹也可說明對陳獨秀的認識過程。我將離去時,只聽「吱」的一聲響,一輛三輪車停在身後。我看到一個中年男子,推著車上兩個大學生模樣的姑娘,大聲說:「這就是陳獨秀故居,其實裡面啥也沒有,只住了幾戶居民。現在這裡成了一個旅遊點。」姑娘們只抬眼打量了一下院落,流露出驚疑、不屑的神情,那潛台詞似乎說:「原來是這樣子。」她們連車也沒有下,就隨三輪車掉頭而去。然而,那三輪車師傅說的「旅遊點」的話仍迴響在我的耳旁。我不由得作深一層想:這裡難道僅僅是個旅遊點嗎?(責任編輯 趙友慈)http://www.yhcqw.com/html/hyp/2008/418/0841817251IGJKA16313H884C2FG06EF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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