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吧：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藝地圖
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藝地圖
想起京都一隻鳥
來源: 廣州日報 孫小寧主編
看點：
這是一本由國內二十五位作家、學人所著的隨筆集。他們的足跡到過赫拉巴爾的布拉格，也探訪過張愛玲呆過的伯克利……他們描繪了一幅幅文藝地圖，這裡有他們對他者的發現、體味，還有他們自身創作心跡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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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小寧主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伯克利大學的張愛玲
文：祝勇
關於我的同事張愛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並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幾乎從來不見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伯克利大學，張愛玲幾乎是一個隱形人。這首先與她的體型有關。因為她的體型過於瘦小，在人群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灣學者水晶說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和威廉（WilliamSchaefer）坐在安德魯（AndrewJones）的車上，飢腸轆轆，在黃昏的車流中，向舊金山一間小啤酒館奮勇前進。我們談起張愛玲。安德魯指著路邊走過的一個小老太太說，如果你能見到張愛玲，她就跟她一樣。一個平
其次，張愛玲喜歡晝伏夜出，刻意地躲開人群。據她的助手、台灣學者陳少聰介紹，張愛玲通常是在下午到辦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裡。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面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只聞窸窸窣窣一陣腳步聲，廊里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陳少聰：《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第203頁，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當時的中國研究中心在校外辦公，不在緊鄰西門的現址。現在中國研究中心早已搬到富爾頓街2223號，那裡變成了一座銀行。人們進進出出，點鈔機決定著每個人的幸福指數。一切跡象顯示，這座大樓與張愛玲無關。
陳少聰與張愛玲同在一間辦公室辦公，只是中間隔了一層薄板。外間是助手的，張愛玲在裡間。所以，張愛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與陳少聰打一個照面，她們互相微笑一下，或者點頭致意，這種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們每天必須履行的程序。後來，她們連此也嫌麻煩。每天下午張愛玲要來的時候，陳少聰乾脆及時地躲開。
「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
不可救藥的字條愛好者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隻身來到深圳羅湖橋，準備從此進入香港。這裡是上海到香港的陸上必經之途。羅湖橋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證拿去檢查時，張愛玲和從中國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等待。在他們的焦急與無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時機地表現了他們的傲慢。他們若無其事地踱步，心態悠閑。有一名中國士兵見狀，走到張愛玲身邊，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陰處去站著罷。」張愛玲轉頭看他，那個士兵穿著皺巴巴的制服，滿臉孩子氣。人們客氣地笑了笑，包括張愛玲在內，沒人採納他的建議。她緊緊貼在柵欄上，擔心會在另一端入境時掉了隊。這是張愛玲最後一次體會來自同胞的溫暖。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張愛玲很少發出聲響。即使在辦公室，她在與不在幾乎沒有區別。她把自己視做一件寶貝，秘不示人。她與外界的聯繫大多通過紙頁進行，連電話都很少打。陳少聰說，每過幾個星期，她會將一疊她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張愛玲不在的時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條。「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里去找別人閑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來。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攪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沉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
對於伯克利來說，張愛玲既存在，又不存在。這也與現在沒有什麼不同。現在，2006年秋天，在伯克利，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伯克利大學兩年的時間內，完成她的研究工作，並撰寫了論文。但很少有人看見過她。我詢問過當年在中國研究中心和東語系工作過的教授，並得到印證。1971年，張的上司陳世驤去世，張愛玲參加他的葬禮，是她在伯克利屈指可數的公開露面。但她只待了幾分鐘，就匆匆離去了。對於很多人而言，張愛玲只是一個名字，而不是身體。
張愛玲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字條愛好者。胡蘭成第一次去見張愛玲，在上海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張愛玲不見，胡只得到她從門洞里遞出的一張字條。他已經很幸運了，因為張愛玲連字條都十分吝嗇。近三十年後，水晶前往張愛玲在伯克利的公寓拜訪，張愛玲堅持不開門，後來幾次打電話，張都不接，最後允諾會給他寫張字條，而字條，也終於沒有來。
愛上了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張愛玲愛上了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並且因此而上癮。鍥而不捨的水晶最終成為為數不多的進入過她的居所的人，他對她生存環境的描寫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長窗。」（水晶：《蟬——夜訪張愛玲》，《替張愛玲補妝》，第14頁，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4年版）「
「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她房裡竟是華貴到使我不安，那陳設與傢具原本簡單，亦不見得很值錢，但竟是無價，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的。陽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際雲影日色里，底下電車噹噹地來去。張愛玲今天穿寶藍綢襖褲，戴了嫩黃邊框的眼鏡，越顯得臉兒像月亮。三國時東京最繁華，劉備到
張愛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蘭成帶走了。他們最好的日子是在滬上的公寓里，「牆壁上一點斜陽，如夢如幻，兩人像金箔銀紙剪貼的人形」。（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144頁，文匯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1944年，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婚書上寫：「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有點像決心書，對紛亂的世道，同仇敵愾。這並不容易，何況胡蘭成還是才子、流氓、帥哥、官僚、漢奸的混合體。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張愛玲卻有「對人生的堅執」(同上，第137頁），說：「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同上，第144頁）
後來胡蘭成「飛」到溫州躲起來，並迅速另覓新歡。張愛玲來了。「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你就在著那裡，這溫州城就像含有珠寶在發光。」（同上，第149頁）胡蘭成照例逶迤周旋。張愛玲是描寫心計的大師，但她卻從不具備實踐經驗，她的努力註定失敗。第二天，失望的張愛玲乘船回上海。數日後，胡蘭成接到張從上海來信：「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同上，第154頁）
張愛玲來美國時一名不聞
「張愛玲來美國時一名不聞。全美國沒人知道他。」我對安德魯說。坐在汽車后座上的威廉插嘴：「我們同張愛玲一樣。」我疑惑地看他。他說：「首先，因為我們在美國；第二，全美國沒人知道我們。」我們大笑。
1955年秋天，張愛玲夾雜在一群難民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Cleveland），駛向一片未知的大陸。她在中國的全部影響被宣布過期作廢。沒有人知道這個瘦弱的中國女人身上發生過什麼。憑藉新罕布希爾州的麥道偉文藝營提供食宿，她度過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緊這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寫作，以換取稿費。不知這一境遇是否出乎張愛玲的預料，不過對此，張愛玲小說中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在此，她認識了她未來的丈夫、潦倒詩人賴雅（FerdinandReyher，1891~1967）。他們結婚，有了一個家，並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的婚姻是令人費解的，沒有人相信他們的婚姻會成功。他們的差距一目了然：張愛玲三十六歲，賴雅已六十五歲；張愛玲理財精明，賴雅花錢如流水；張愛玲對左翼思想毫無興趣，賴雅卻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兩人的共同點只有一個：沒有固定收入。他們經濟拮据到連買床單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們卻始終相依為命，一直持續到賴雅去世。賴雅癱瘓在床時，是張愛玲為他伺候大小便。此時，那個患有嚴重潔癖的貴族小姐已經去向不明。她可能已忘記，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對胡蘭成表達她對西方人的惡感：「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131頁，文匯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賴雅死後，張愛玲得到了伯克利的職務，那一年，她已四十九歲。張愛玲堅持不與人交往。水晶送書給她，她退回來。張愛玲生病，陳少聰去探望，知道她不會開門，便撳了門鈴，把配好的草藥放在門外地上。幾日後，陳少聰上班，發現自己書桌上有一個字條，是張的筆跡，壓在一小瓶「香奈兒五號」香水下面，字條寫著：「謝謝。」胡蘭成說：「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凄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的，明凈。」（胡蘭成：《評張愛玲》，《張愛胡說》，第194頁，文匯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她在伯克利的工作十分吃力。陳世驤認為她沒有像她的前任夏濟安和庄信正那樣，「遵循一般學術論文的寫法」，「而是簡短的片段形式」（見
這個老人，是不隨和的
文：蘇北
對汪曾祺也是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從剛開始學習他的小說創作法，到後來迷念他的人格和風采，到寫出《憶·讀汪曾祺》這樣一本書，其實我至今並沒真正讀懂汪曾祺。
我是走了捷徑的。從抄他的《晚飯花集》，到上魯迅文學院結識他，一切彷彿那麼自然，又是那麼的順湯順水。他對我和另外一個青年總是客客氣氣。他說過：「你們兩個人身上沒有什麼俗氣。」這是對我們最高的評價了。我也曾經給過他兩篇小說，私心中想請他寫幾句話，也好抬高抬高自己，可是並未能如願。
提起這件事，是因為我剛聽說了一件事。有個文學青年在某個場合認識了
這個湖東的老人，他是善良而純真的。他在《自報家門》中說：「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也從他的父親那兒學習了這些品格。他認為這個文學青年挺不容易的。可他確實寫得不好，帶來的稿子都髒兮兮的。老頭終於無法忍受，用一種很「文學」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舉著牙刷上樓敲門，老頭打開門，堵在門口。一個門裡，一個門外，老頭開腔了：一，你以後不要再來了，我很忙；二，你不允許在外面說我是你的恩師，我沒有你這個學生；三，你今後也不要再寄稿子來給我看。講了三條，場面一定很尷尬。我聽到這個「故事」是驚悚的。十五年過去了，今天回憶起那時到這個老頭家的那些快樂時光，更加慶幸自己的無知和無畏了。
這個老頭是不隨和的。我們多數時候誤讀了這位老人，以為他做做菜、畫下畫、喝喝酒，就好說話了。他是不隨意附和別人的。這從他的文學觀就能看出。他在1986年在《自選集》的自序中說：「我是相信創作是有內部規律的。我們的評論界過去很不重視創作的內部規律，創作被看做是單純的社會現象，其結果是導致創作缺乏個性。」這個觀點不僅僅是他六十歲後的認識，他二十七歲在上海寫的《短篇小說的本質》里就莊嚴地宣布了「要在一樣浩如煙海的短篇小說之中，為自己的篇什覓一個位置」。之後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創作的個性」。不久前揚州的杜海公布了汪曾祺一篇極短的逸文《說「怪」》，此篇也是他讀了杜海給他看的習作之後寫的讀後感。他在文中希望家鄉的文學青年，「要充分表現個性，別出心裁」，「能夠繼承揚州八怪的傳統，盡量和別人不一樣」。
汪曾祺是對故鄉最充滿深情的一位作家。他筆下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寫故鄉的。可是有一個現象學界一直沒有注意過：汪曾祺十九歲離鄉，直到六十一歲才第一次回鄉。他為什麼四十多年不回故鄉？是千山萬水、旅途阻隔？不會吧，即使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京滬線還是相對方便的，到了南京，換乘長途車直達高郵，也不是太困難。是沒時間？沒旅費？都不像。而他卻通過筆下的文字，一次次抵達（回到）故鄉。故鄉的風物、人情、吃食以及街衢巷裡、三教九流，都在他的筆下得以復活。
汪曾祺四十年不回鄉的問題我雖然始終沒有搞懂，但從創作上來講，這一種與故鄉保持一定的隔膜，對創作是有益的。這使記憶中的故鄉，相對較完整地保存，是會產生一種創作上叫做「離間」的效果的。但我想，汪曾祺絕不是為了保持這種「創作效果」而故意不回故鄉，一定是另有隱情。他自己不說，別人也無從理解。但從汪曾祺研究上來說，這一段空白，是有意思的，是值得注意的。
在生活中，汪曾祺並不是一個特別善於表達的人。他的話並不多，有時喝了幾杯酒，話稍多一點，但也不是很多。他也不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雖不如他的筆下的高北溟（他的小學
他把他的熱情全部傾注到創作中去了。他年輕時就寫得那麼好。他早期一篇很長的散文《花園》，對於研究汪曾祺，應該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花園》充分顯示出汪曾祺的創作才能。他對事物的細部描寫得那樣豐沛、細微和準確。比如：「一下雨，什麼顏色都郁起來，屋頂，牆，壁上花紙的圖案，甚至鴿子：鐵青子，瓦灰，點子，霞白。寶石藍的好處這時才顯出來。於是我們，等斑鳩叫單聲，在我們那個園裡叫。等著一棵榆梅稍經一觸，落下碎碎的瓣子，等著重新著色後的草。」足以證明汪曾祺早年才華的展露，也印證了汪曾祺自己所說：「沈從文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自報家門》）
不久前，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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