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之 中國富人再掀移民潮 富跑跑留下一串問號 - Qzone日誌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今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海外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原因：
與當年出現的知識分子移民潮相比，現在的富人移民潮不同之處在於，出去的主要是富人、明星等非富即貴群體，帶走的是巨額財富；
富人為何會選擇移民？富人自己的說法，有投資環境不好，有稅費太高，還有就是缺少安全感。但問題是那些已經或是準備移民的富人們，很大部分更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潛在受害者，至少既得利益要遠大於潛在損害，否則他們為何如此富有？更何況，投資環境不好可以出國投資，這與改換國籍完全兩碼事。至於稅費太高，則尤其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我們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富人承擔的稅負比例太少。
真正有意義的辨析話題，是富人的安全感。不管「仇富情緒」與「為富不仁」孰雞孰蛋，富人對於自身財富也許的確有一種緊張感，甚至擔心再來一次「均貧富」。這也許是一些富人選擇移民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平民的「仇富情緒」仍然只是一個幌子，關鍵在於富人可能從自身親歷行為中看到了社會中的嚴重不公，在日趨拉大的貧富差距中看到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筆者相信，很多富人越是去思考自身的財富來源，越是可能會有一種取之無道的原罪感，原罪感越深自然安全感越少。
但是，這種對原罪感的清醒反思以及對社會不公與貧富懸殊的擔憂，並沒有激發他們的集體意識和抱團精神，進而化作有益於社會的正面行動；相反，很多人越是熟諳於此越是瘋狂攫利，因為他們知道，身在全球化的時代，只要有錢，遍地都是退路———我移民出國之後，哪管故土「洪水滔天」？
正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缺少集體認同感，自然就不會珍惜社會的基礎秩序和道德底線，只會將制度的潰瘍之處當作攫利的絕佳機會，將「無暴不富」演繹到極致之後，通過移民一走了之，逃離被自己親身參與破壞的社會。移民國外之後，非但無損在國內攫利反而還有外資優惠，何樂而不為？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從眾暗示作用的惡性循環，也恰恰是我們必須正視的關鍵點。
他家之言：
《經濟觀察報》在刊發《富人移民進行時》的同時，又在頭版配發社論《富人的離開值得追問》，對中國富人階層移民海外的動向予以強烈的關注和憂心。
而5月25日《南方都市報》即發表社論《正常的社會該給富人怎樣的預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少華認為，此篇恰好可以看作是對《經濟觀察報》報道和社論的回應。由於兩報社論在一些觀點上有所不同，《經濟觀察報》長期以來傾向於表達關注中國中產階層乃至富人階層的價值、立場。而《南方都市報》則在利益的表達上，似乎更傾向於代表更廣泛的社會公眾，或者說社會的中下層。「所以，這也可以代表不同階層的兩個媒體的交鋒。」
《經濟觀察報》提到整個社會的「仇富情緒」，還提到：是剝奪富人，從而使得整個社會實現「均貧富」，還是讓更多的人分享財富增長紅利，實現共同富裕，輿論包括一些政策選擇傳遞的信號，也在將財富階層推向更遠處。而對於「仇富」之說，《南方都市報》社論並不認可：用「仇富」來說事有時更像矯情甚至是要挾。
《南風窗》的報道用一種擔憂的口吻寫道：「中國會不會再現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現在已有苗頭。」
星期柒新聞周刊：新一輪富豪移民潮又出現了，您有何評價？
夏學鑾：過去，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好像都是些高知人才在移民，因為國外比較發達，教育方面做研究的條件比國內好，這是一波潮流。現在是另一波移民潮，出去的好像都是大款。
星期柒新聞周刊：對，都是一些被稱作富豪的人，2003年前後出現過國內富人移民潮。
夏學鑾：這種現象，多麗絲·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認為，現代化過程中，資金、人才、技術從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的轉移是世界的趨勢之一。現在咱們國家不是這個趨勢，中國的財富、人才應該向西部轉移，這才是一個正常的趨勢，但是現在一些有財富的企業家們卻把財富向發達國家轉移，這說明這些大款或者說企業家對國家的認同感不強，社會責任感不夠強，出現了對國外的一種盲目的「追隨」，也就是「國外的月亮比中國圓」。各種制度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文化也是，中國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文化，幾千年的文化綿延不絕，經久不衰，說明它還是很有內在魅力的，可以說既古老又常青。
星期柒新聞周刊：有的移民富人擔心「說不定哪天均貧富」，且不說這種說法多有幼稚之處，就社會責任而言，這些先富者也忘記了帶動窮人致富的責任或義務，光想著「仇富」，為什麼不想著去幫助窮人呢？
夏學鑾：這種說法確實是幼稚的，對於很多企業家來說，他們是靠了國家的政策致富的，如果沒有「先富」政策，沒有各種優惠政策，他們不可能富，而富了之後，他們當思報效國家，報效人民。但是現在他們中的不少人自己走了，把錢也帶到國外去了，對國家、民族可以說是不夠忠誠的行為。
這是逆向而動的潮流
星期柒新聞周刊：他們能成為富豪，離不開背後千千萬萬的窮人，現在他們拍拍屁股走人，帶來了什麼樣的深層次隱憂？
夏學鑾：「先富」政策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先富者理應帶動後富者致富，而他們移民，把財富帶走，對國家來說是巨大的損失，對窮人既不公平也不利，對其個人來說，也意味著他們進行的是一次錯誤的選擇，我相信他們將來有一天會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並且受到良心的責備。
夏學鑾：這些移民的富豪往往對國外的認識陷入某種誤區。上個世紀90年代的移民潮過後，很多人不是也回來報效祖國了嘛，包括一些在國外功成名就的人，真正有水平有知識的人不會把在美國等國家生活當成一個忠誠的選擇的。在國外充其量也只能做一個二等公民，沒知識沒文化的人到了國外能做什麼公民？有的人選擇投資移民，但投資移民看的是你的錢，沒有錢不會讓你移民。
星期柒新聞周刊：如果投資失敗那就更難說了，估計什麼公民夢都會破滅。
夏學鑾：對，有可能是要飯都沒門。現在的國內條件比過去好多了，我就不知道這些急於移民的人是怎麼想的，知識分子在紛紛回國，他們卻紛紛出國，這是逆向而動的潮流。
體制：
富士康「12連跳」、本田「罷工門」等事件的接連發生，令當前社會形成一種情緒，「政府為什麼不出手」、「強行關停整頓」的意見頻見於網路與現實之中。這在近來多個地方發生的民眾向政府和官員下跪事件中多有體現。在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民眾首先想到的是權力，而不是法律。在某種程度上，呼喚公平正義變成了呼喚「青天大老爺」。這不知是誰的悲哀。
不可否認，以強勢公權力進行財富重新分配，其實現所謂「公平正義」的效率無疑是相當高的。但是，這種人為的「公平正義」往往導致更大的不公平、不正義。一個更大的可能是，富人移民的步伐加快，全社會的創富功能陷入停滯。
當務之急，是繼續深化改革，限制公權力，消滅其畸形效率，真正形成市場經濟所遵循的財富增值和分配體制。這必然要求將改革由經濟體制領域推進至政治體制領域。必須形成一套透明的，民眾和公權力都必須遵守的，包括法治在內的政治體制架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各得其分、各安其所」。只有這樣，民眾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總寄望於「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為民做主。
具體到富士康以及本田等諸多案例上，則應採取並不斷完善類似黃光裕案的處理方法，以相關勞動法等法規，通過法制途徑解決矛盾，而不是一味要求政府出手，迅速「關停、整頓」了事。
中國社科院學者曾省存說，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國大陸移民潮之前，中國台灣地區也曾有類似過程。新加坡、韓國甚至一些發達國家，也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後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
「在全球化時代，『人才獲益』、『人才流轉』、『軟實力』等概念已逐漸取代了『人才流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表示，目前看來，新加坡、印度等國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除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更重要的是，當時它們均採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人才迴流的措施。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近年來陸續推行一系列吸引「海歸」的優惠政策。2008年中央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計劃在5~10年內，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引進並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今年6月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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