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茶具鑒賞（四）

06-13

遼白釉盤口瓜棱執壺

　　這件執壺，出土於河北宣化遼代張恭誘墓。張氏葬於遼天慶七年(公元1117年)。執壺的通高為21.6厘米，口徑7.2厘米，底徑7.8厘米，系盤形花口，頸細長，腹圓有瓜棱，嘴位於肩部，頸、肩之間有曲柄，可惜已殘缺。這件執壺，與在同一墓中出土的點茶圖中燒水的壺相似，表明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對品茶的執著。

　　從張恭誘墓中同時出土的壁畫點茶圖，可以看出，執壺是遼代用點茶法飲茶的主要器具。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壁畫右側繪的是一個紅色長方形桌，桌上放置茶具有6個茶盞，3個茶托，還有盤、盒等。桌的左前方著地放著一隻三足鐵爐，爐中炭火熊熊。炭火之上，置一白色長頸瓜棱執壺。其旁有一茶僮，手執團扇，躬身用力扇風，以加大火力，儘快將執壺中的水燒熱。桌後站著兩個人，從穿著打扮看，右邊的似為主人，手握一隻白色大盤，盤中有兩隻白色茶盞，似是等持執壺中水燒開，以便注湯入盞；左邊的一人雙手拱胸，側耳恭聽主人的吩咐，這是一幅為品茶作準備的點茶壁畫。壁畫點茶圖中的執壺與同一墓中出土的白釉瓜棱執壺相比，兩者均為白色，盤形花口，細長頸，長嘴稍彎，曲柄置於肩、頸、腹有瓜棱；這是我國遼代北方契丹民族所特有的點茶壺。出土壁畫圖中的執壺，腹呈橢圓，口上有蓋；而這件執壺，腹為圓形，口上無蓋，這正反映了遼代契丹族執壺造型的多樣性。

遼黃釉茶盞、托

　　這件茶盞、托出土於河北宣化。遼代張世古墓。張世古葬於遼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表明該器件屬於遼代晚期作品。

　　遼黃釉盞、托，由盞和托構成，一色黃釉，高7.2厘米，口徑6.8厘米，底徑5.7厘米。盞口稍斂，收腹，下連托。托呈四瓣花狀，下為外撇圈足。整個盞托，敦實端莊，線條流暢，既古拙樸實，又富有地方民族特色。這是一件具有重要價值的古代茶具珍品。

　　遼代是公元916年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權，先後與五代、北宋並立。遼代的瓷器，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造型而著稱於世，這件飲茶器具所具有的豪放氣勢，正反映了契丹民族所具有的氣概，可謂是我國遼代契丹民族飲茶器具的代表作品。

遼黃釉瓜棱執壺

　　本世紀70年代以來，河北宣化郊外，相繼出土數座墓葬，內有不少茶具，黃釉瓜棱執壺便是其中之一。

　　這件執壺，出土於張世古墓。張世古葬於遼大安四年( 公元1088年)，他曾以「進粟得官」，隨葬的黃釉瓜棱執壺，是遼代地方官吏使用的茶具之一，加之與眾不同的造型，更顯示了該器件的特殊價值。按照墓葬年份推算，這把執壺已有900年以上的歷史了。

　　此件器件通體一色黃釉，高16.3厘米，口徑3.6厘米，底徑7.8厘米。為瓜棱鼓腹，斂口直沿，塔形蓋，嘴置於肩部，相對應的一側有柄置於肩、腹間，可惜已失落，其底部有圈足。這把壺的造型，與在同地出土的遼韓世訓墓道壁畫「婦人品茶聽曲圖」中的執壺基本相似。該墓的主人韓世訓，葬於遼天慶元年(公元1111年)，比張世古墓晚23年。此圖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 一是一個貴婦人坐於圓墩之上，雙手捧盞，正在聽琴觀舞；二是四個男子或彈琵琶，或起舞，或鼓掌，或送茶；三是在兩張桌上，分別放有盤、盞、罐、執壺等飲茶用具，整個畫面，反映的是貴婦人品茶、聽曲、觀舞的情景。桌上茶盞、茶托旁放著的一把白色執壺，與這把黃釉瓜棱執壺造型上十分相似。但與葬於公元1117年的張恭誘墓中的壁畫點茶圖上的壺相比，雖然都處於同一時期，但造型不同。後者顯然與宋代中期的執壺比較接近。陶瓷學家認為，遼代器具的造型一般可分為兩類: 一是中原型，與北宋中原器具比較接近；二是契丹型，為遼代本民族所固有。這件瓜棱執壺顯然屬於後一種類型。

遼黃釉龍柄盞

　　這件龍柄盞，出土於河南宣化遼代張世古墓中。宣化，位於河南省西北部，遼置歸化州，當時為我國北方契丹族地方政權轄地。墓主張世古，葬於遼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其妻焦氏於金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與張世古合葬。出土的黃釉龍柄盞，通高7.5厘米，口徑13. 8厘米，底徑8.5厘米。侈口，弧腹，平足，厚壁，外加龍形耳狀柄，龍口咬盞沿，龍尾接腹下，猶如黃龍擊水蛟龍化雨，構思極為巧妙。

　　這隻龍柄盞，整體一色黃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粗獷豪邁之氣，又有中原文化端中見秀之感。值得深思的是，其地當時並不產茶，茶主要出自南方，而遼代張世古墓中與黃釉龍柄盞同時出土的還有黃釉茶盞托、黃釉執壺、黃釉茶碗等茶具，說明當時我國北方飲茶也已成為習俗。據古陶瓷史學界人士考證，這些黃釉茶具為遼代境內的窯場燒制。有人推斷，至遲在遼代晚期，其地已開始燒制具有自己特色的茶具製品了。遼代的陶瓷茶具在受中原影響的同時，也留下了契丹民族文化特點的烙印。特別是在茶具的造型上，表現最為明顯。所以，古陶瓷學家認為遼代瓷器的造型有中原型和契丹型之分，前者可謂是農業經濟的反映，後者是畜牧經濟的產物。

明青花瓷鳳凰紋三系把壺

　　明永樂青花瓷鳳凰三系把壺，是明代的沏茶用具。壺的把柄製成竹節形，壺頸制三系，以便倒水時與壺蓋繫緊不脫落。青花裝飾紋樣是鳳凰紋、纏枝紋，紋樣疏朗，筆意自然。

　　明早期的青花瓷器，特別是永樂時的青花瓷器，在明萬曆和清康熙、雍正、乾隆時被大量仿造，那時制假者甚至嘗試摹仿諸如「暈散」效果等本屬於燒成上的缺陷。仿造品畢竟是仿造品，人們仍可從工藝燒成，所用泥料，青花料配比，以及繪畫風格等方面加以識別。目前流傳下來帶有永樂年號的青花或其它瓷器品種，幾乎很少是真正永樂時期的青花御瓷。雖說考古文獻中，把永樂看成明代最先在景德鎮燒造官窯的年代，但大部分帶永樂款的瓷器是明末清初仿造的，並非是永樂時期瓷器。這件明永樂青花紋三系把壺，且不說是真是偽，但其造型與青花紋樣的精美程度都堪稱是古代青花瓷茶具中的精品。

早期青花瓷器的鑒定，如果沒有款識，要準確地定出它們的年代是件困難的事，目前考古界人士對於沒有帶年號瓷器的斷代，把誤差限在50年左右。

明白瓷僧帽執壺

　　這件白瓷僧帽壺，通高19.0厘米，是明永樂時期景德鎮窯的製品。壺身通體施白釉，白中泛青，釉面晶瑩肥美，以單色釉突出器物造型的美感。壺口製作僧帽形狀，故名僧帽壺。帽沿就是口流，手柄邊制一繩系，以便倒水時系壺蓋。壺身沒有任何彩繪裝飾，壺體製作精緻。

　　僧帽壺，元代已開始燒造，其時造型比較敦厚。至明永樂時風格上比較雋秀。這種盛水注茶的執壺，它的造型是受外來造型影響的結果。

　　明永樂白瓷僧帽壺，造型奇特，釉色白瑩，為人珍視，所以後人多有仿製。鑒定時，要細心觀察永樂白釉層的肥厚滋潤感，注意明永樂白瓷製作工藝的時代特點。

明永樂白瓷暗花蓮卉紋茶碗

　　這件暗花蓮卉紋茶碗，是明永樂時景德鎮窯燒造的甜白瓷飲茶用具。傳世的明永樂時飲茶用器中，以青花彩繪瓷為多，甜白次之。暗花是指裝飾刻劃紋樣隱約可見，刀線較淺。

　　明代時，我國傳統制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一改變表明為:宋、元時還盛行的團茶、餅茶、末茶衰落，葉茶和芽茶成為茶葉消費的主流。從而使飲茶方式也發生了改變，隨之而來的是飲茶用器的轉變。明代普遍使用的茶具和現代的較相似，為更好地襯托茶湯的色澤之美，茶具也推崇以白為上，明許次紓《茶疏》中就有「其在今日，純白為佳」之說。明·高濂《遵生八箋》中解釋其原因是「欲試茶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而明永樂甜白茶碗，增飾暗花紋樣，目的在於平添品茶情趣。

明寶石紅僧帽壺

　　這件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通高20厘米。為鼓腹、圓頸，僧帽式口，矮圈足。壺的一側有嘴，與頸部流槽相通；與其相對的另一側，有如意狀把柄與頸、腹相接。腹部上大下小。蓋上的一面有一流形與嘴相吻；另一面有系，與壺身的把柄相連；蓋上還有鈕，可隨時將蓋上下啟動。壺身施以一色紅釉，紅艷透光，煞是可愛。

　　寶石紅，實為紅釉的一種。因這種紅釉，明亮透紅，閃閃泛光，猶如紅寶石一般，故有「寶石紅」之稱。這種銅紅單色釉瓷器，始於明永樂年間，但它不同於鈞窯的銅紅瓷，「鈞紅」是紅中透紫或透青，常需兩次燒制而成；而由當時景德鎮窯燒制的寶石紅器皿，是生坯掛釉，一次燒成。這種紅釉具有鮮艷的紅色，燒制的難度很大，對燒成條件要求很高，質量很不穩定，有「火之藝術」之說，所以，要燒成一件寶石紅茶具極為不易。明代王世懋著《窺天外乘》，對明永樂、宣德年間瓷質茶具曾經作過這樣的評價:「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跺。其時以棕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常，以鮮紅為寶。」由此可見，這件僧帽壺之珍貴所在。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的珍貴，道理也在於此。歷史上曾出現過寶石紅瓷仿製品，清康熙仿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就是一例，此壺通高21.0厘米，造型與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幾乎完全一致，釉也很相似，幾可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但若細細體察，相互比較，才能從大小、形體、釉色中找到一些微小的差異，只是一般人難以識別罷了。

明紅釉瓷蓮瓣紋鹵壺

　　這件明宣德紅釉瓷鹵壺，器身刻有蓮瓣紋裝飾。壺的造型成凸字。直口扁腹。紋飾刀刻粗獷，利用高溫燒成時紅釉流淌露白使蓮瓣紋裝飾更為豐富。造型、紋飾和紅釉結合，尤如紅蓮盛開。

　　宣德紅釉，是在明洪武、永樂紅釉燒造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影響到以後各朝紅釉單色器具的製造。紅釉器具在宋代均窯已經燒成，元代的釉里紅也是一種紅釉，但明初永樂、宣德紅釉色澤鮮紅，是紅釉製造的高峰時期。宣德紅釉器沿口常有一圈白釉寬線。紅釉器具紅色色澤變化較多，因此，古陶瓷研究和收藏界人士對其分類的命名也很多，有寶石紅、雞血紅、牛血紅、醉紅等等。由於明代紅釉器主要用作祭器，因此也稱「祭紅」，後人常用諧音字稱「霽紅」。宣德以後，紅釉器歷朝都有生產。清康熙、雍正、乾隆時期也燒造過紅釉瓷，當時紅釉的區分名稱更具體。如清康熙時因督陶官為郎廷極，就有了郎窯紅。清代的紅釉，釉面有垂流的叫郎窯紅；釉面不垂流，不開片，釉層薄，呈血紅色，色澤深沉，有橘皮紋的紅釉為祭紅。清代還有很多品種的紅釉，如豇豆紅、珊瑚紅、胭脂紅等。

明紅釉瓷蓮瓣紋鹵壺

明青花瓷人物提梁壺

　　這件青花提梁茶壺，是明萬曆年間景德鎮民窯燒造的。青花色調，藍中泛紫。畫面圖案繁密，用筆粗獷，布局繁亂。瓷胎質地較粗，胎體厚重。萬曆的青花瓷發色雖達到明嘉靖時期的濃艷色彩，但質量有下降的傾向，繪畫上也開始變得草率。對於萬曆青花瓷質量下降，陶瓷史學界人士一般認為原因有兩點。一是萬曆時期王公貴族窮奢極欲，儘管江西災情嚴重，但仍有太監潘相督造瓷器，以到窯工童賓跳火自焚，激起了工匠的反抗。二是位於景德鎮麻倉山的優質瓷土礦開始枯竭，陶工不得不從很遠的地方去取土，因為缺少優質瓷土而導致青花瓷器質量下降。

　　但到明萬曆時，茶的炒制工藝已經十分嫻熟。期間，也出現過幾本茶學專著。從而推動了茶科技和茶文化的發展。

　　這件明萬曆青花瓷壺，是專供泡沏茶水的用器，不同於明嘉靖以前的一些瓷壺，既可作飲茶器具，也可作酒器或其它飲具用。萬曆時期茶學獨興於時，促進和推動了壺類器具中飲茶用具的專業化。

明青花瓷六棱提梁壺

　　這件明青花瓷六棱提梁壺，紋飾布局較繁亂，雲氣紋、人物、松林及蕉葉紋等繪畫風格繁縟麻密，幼稚滯拙。青花發色灰暗昏散。壺的造型為六棱瓣狀，流和提梁呈方形，採用模具成型。紋飾、造型具有日本特色。這是因為在16世紀後期(相當於中國明萬曆時期)，日本豐臣秀吉時代的高僧千利休，創立茶道。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四規，其中，清、寂的要求除茶室有幽雅清靜的環境和古色古香的陳列外，還對飲茶用器有嚴格要求。日本的陶瓷茶具的製造一直受中國的影響，茶道創立後，曾在明萬曆和天啟時間專門在景德鎮定製飲茶用器。這件明萬曆青花六棱提梁壺，很可能是當時為日本燒造的。

明青花瓷游魚紋茶碗

　　這件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碗，是古代飲茶用具，它的造型與胎釉製作不像官窯那樣精緻細膩，光潔漂亮。但民窯青花瓷的重要特色在於別樹一幟的繪畫。此瓷碗上的游魚，畫法簡潔，手法熟練、流利酣暢。畫意天真自然，有稚雅之趣。瓷碗上只畫了天趣橫生的幾條游魚，用筆剛健潑辣，構圖單純，大面積利用白中泛青的瓷面，使人感受到天水一色，水清魚現，富含意境之美，這與明末清初的畫家──八大山人畫意十分相似。

　　瓷器上的繪畫，明代官窯瓷以裝飾為目的，故青花彩繪都很工細，純裝飾性圖案是官窯青花瓷繪的主流。民窯把宋元時期發展起來的文人水墨畫技巧滲進了圖案裝飾里，使得瓷畫具有紙上水墨畫的效果。這種效果，使得中國瓷器的彩繪藝術語言更具東方情韻，瓷器上的彩繪，不同於紙面繪畫，器皿的體積感，使空間得以延伸，視覺藝術的視點也發生改變，可以多視點地觀看瓷繪圖式，這使其藝術語言更加豐富。這種瓷畫風格的形成，可能是匠師借鑒紙畫藝術的表現，經過長期實踐，才得以創作出來的。這件茶碗明顯具有八大山人的畫意，從而使它顯得更為珍貴。

明青花瓷乳虎紋茶碗

　　這件青花瓷乳虎紋茶碗，大約是15世紀時明代景德鎮民窯產的飲茶用具。該碗裝飾畫面用線活潑，縱筆揮灑，給人一種新鮮活潑的美感。乳虎的描繪生動活躍，筆調酣暢，氣韻天成，給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中國民間藝人的美學品格是樸實無華的。藝匠的「通俗」性格，在明代民窯青花瓷繪中得到了充分發揮。他們不拘形似，天真樸拙。他們創作的青花彩繪瓷產品，與官窯相比，是官窯器所望塵莫及的。他們的個人美學品格在這件青花瓷繪「乳虎」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民窯青花乳虎紋瓷碗，是當時景德鎮生產的「大眾化」的日用品。有著一定民眾基礎和時代感；同時還蘊含著民眾的審美意識，有著雅俗共賞的民族美學傳統。乳虎紋瓷碗的彩繪，反映了民眾的美好願望和民俗風情，是一件民窯青花瓷茶碗的傑作。

明青花瓷花卉紋茶碗

　　這件青花瓷茶碗，口徑為10.3厘米，是明永樂時期由景德鎮窯燒造的。

　　這件茶碗造型奇巧，製作精緻考究，青花紋飾單純大方。碗壁內外裝飾有回紋、卷草紋、蓮瓣紋等，青花色澤鮮艷濃重。在製作工藝上，器物規整，修胎十分講究。在器底削足處理上，改變了元代的斜削方法，底足基本平削。在圖案布局上，改變了明洪武以前的多層次、繁密的格局，多留空白地。在繪畫用筆上，每一筆起筆落筆的筆跡都能看出濃淡。釉面白中泛青，由於燒成溫度較高，釉面內有微氣孔，釉色「肥亮」。

　　永樂青花茶碗，一些書上稱之為壓手杯。對於壓手杯底足的處理方法，在《留青曰札》中是這樣記載的「陶辨器足，永樂窯壓手杯，滑底沙足，宣窯壇盞，釜底線足。嘉靖窯魚扁盞，饅心圓足。凡陶器出窯，底足可驗火法。」永樂時的茶碗器形，在元代和明初洪武時期是沒有的，它是永樂朝才開始的。永樂時期的青花瓷器，明代特色已很明顯。歷史上，每個朝代的瓷器造型都有自己的時代特色，明代瓷器特點的產生，一般認為是從永樂開始的。所以，這件明永樂青瓷茶碗，是一件具有大明特色的早期茶碗，彌足珍貴。

明青花瓷纏枝花卉紋茶碗

　　這件永樂青花纏枝花卉紋碗，造型靈巧端莊，雋秀幽雅，工藝製作規整，胎體細膩輕薄，足跟較窄。古陶瓷研究界和收藏界稱這種造型的碗叫雞心碗。這件碗上的青花裝飾疏朗秀麗，筆意自然，釉面細膩、光潤。青花枝紋、波濤紋、回紋色澤鮮艷濃重，凝聚處現黑色斑點。

　　雞心碗在明代永樂瓷器品種中和壓手杯一樣，是當時飲具中最高水平的產品。碗類器皿從產生起，就以日用為主要目的。一件精美的用品，也是良好的收藏品和陳列品。明代永樂時期的雞心碗主要為宮廷皇家服務，也用來賞賜王公大臣，贈送有關國家使節。雞心碗類似飲用器具，質地要求很高，往往不惜工本，用最好的原料，由最優秀的匠師製造。

　　明代時，景德鎮不僅瓷器名揚海內外，茶葉生產也很有名。景德鎮自唐代開始，就是全國著名的茶葉產地，瓷器、茶葉是當地的兩大特產，也是重要的貢品。明代初期以後，景德鎮的瓷器生產有了飛躍發展，瓷器飲茶用具和茶葉相互輝映。從這件永樂青花瓷纏枝花卉紋碗上，即可窺見一斑。

明青花瓷鬥彩嬰戲杯

　　這件成化鬥彩嬰戲杯，以青花線條勾勒出紋樣，畫面主體是兩個放風箏的少年。在釉下青花勾成的輪廓線內隨意的填上釉上彩色，有爭相鬥艷的藝術效果。這件鬥彩瓷杯，紋飾線條纖細，用雙紅勾勒填色法，所填色彩較淡，用平塗的手法，色彩間分濃淡而不分陰陽，無任何渲染烘托。少年身上的衣服，只繪單色外衣，無內衣做襯托，這就是常說的「成窯一件衣」。胎質純潔細潤，胎體輕薄，迎光透視呈牙白色，如脂似乳，瑩潤光澤。釉質肥厚，光潔晶亮，胎精釉亦精。

　　鬥彩，又稱逗彩。在國外拍賣市場一個高12厘米的成化鬥彩小壇拍賣價高達100萬美元。

　　由於成化鬥彩瓷價值連城，所以成化以後仿者不斷，以清康熙和清末、民國初年仿造得最好。關於鬥彩瓷的鑒定，目前市面上鑒別的書籍不斷出版，但影響較大的有這樣兩本: 一是已故孫瀛洲先生編寫的《成化官窯彩瓷的鑒別》；一本是耿寶昌先生編寫的《明清瓷器鑒定》。

明玉盌

　　盌，古時為碗的異體字。玉盌系1956年發掘出土的明神宗朱翊鈞(公元1573年—1620年)墓中3000多件隨葬品之一，距今已有370餘年的歷史，為皇帝用的飲茶器具。現珍藏於北京定陵博物館。

　　這件器物，金玉合制，由碗、蓋和托盤組成。碗用玉琢成，青白色，與普通碗相仿，圓形，有圈足。通高15.0厘米。胎薄明潤，光素無紋。蓋為金制，高8.5厘米，鏨刻而成。蓋身鏤空鏨鏤有三排波濤中神遊的蛟龍，活靈活現，深蘊動態美。蓋口與碗口正好相吻，使之連成一體。蓋頂巧飾一蓮花形紐，使之更富生態。托盤中央凸起一圓圈，用來承托玉碗。這樣，這件器物兩頭金，中間玉，黃白相配，相映生輝，既雍容華貴，富麗堂皇，又色澤調和，典雅精美；再加上工匠們的精雕細琢，使這件玉碗的藝術價值非同一般，成為國寶。

明李茂林菊花八瓣壺

　　這把菊花八瓣壺，通高9.6厘米，橫寬11.5厘米。呈菊花狀，整把壺輪廓除有水平方向的線條外，還有垂直或傾斜的「筋紋」線。粗看壺型好似一個罈子，只是另加上了柄和嘴。此壺整體上方圓互寓，剛柔相濟，使人在挺拔中見到端莊，瀟洒中顯見穩重，風格甚為高雅。現珍藏於香港茶具文物館。

　　菊花八瓣壺的製作者李茂林( 約公元1567-1619年)，字養心。是明代紫砂壺製作步入成熟時期的一位名家，以朴致敦古善制小壺聞名於世。「另作瓦囊，閉入陶穴」，是李茂林的一大貢獻，使紫砂壺的製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這裡所說的「瓦囊」，就是指燒壺時用的匣體。在李氏創造匣缽前，紫砂壺坯燒制時不裝入匣缽，與缸罐混放入窯燒制，成品不免粘上缸壇釉淚，影響美觀。自有匣缽以後，壺坯置於匣缽內燒制，不再與瓦罐陶缸直接接觸。壺坯燒制時受到保護，從此不再沾染釉淚釉斑，使紫砂壺的製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明時大彬僧帽壺

　　明代萬曆後期，宜興紫砂茶具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的學生時大彬。時大彬做壺要求很高，稍不合意，即打碎重做，不留於世。現藏於香港茶具文物館的僧帽壺，就是時大彬的傑作之一。

　　這件僧帽壺，通高9.3厘米，橫寬9.4厘米。壺身的上部，口沿長有五瓣蓮花，壺蓋呈正五邊形，邊緣隱現在花瓣之中。蓋鈕為佛球狀，猶如僧帽之頂。壺頸不長，緊接花瓣，好比是帽沿，如此造型，活像一頂僧帽，僧帽壺之名，也由此而得。僧帽壺的壺底為正五邊形，再加上壺的嘴和柄的造型也非常奇特，整體給人以剛健挺拔，神韻自若之感，因而為世人稱絕。

　　傳說宜興金沙寺僧始創紫砂壺時，做的就是僧帽壺，他是仿造自己的僧帽製作而成的。後來，供春也製作過僧帽壺，時大彬也仿僧帽制壺。其實，據查證: 明宣德窯曾燒制過寶石紅僧帽壺，這種壺的形狀是仿西藏茶壺的，造型與時大彬僧帽壺大同小異。而宣德年間(公元1426—1435年)至少比供春所處的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 要早70年以上，也就是說，僧帽壺並非金沙寺僧首創。

明時大彬三足圓壺

　　時大彬，別號少山，紫砂大家。他制的壺，初仿供春，喜作大壺，後作小壺。壺技超過其父時朋，也為後人所不及。製作紫砂壺時，他喜在陶土中摻雜鋼砂，或把舊壺搗成粉末重製，凡遇有不滿意之作，立即擊毀，不留人間。時人認為，時大彬的作品繼承了前輩技藝, 又有創新開拓，故而名噪海內。1984年從墓中出土的大彬三足圓壺，是時大彬壺由大改小的代表作之一。與壺同時出土的墓誌表明墓主是明代南京翰林學士華察之孫華師伊，卒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葬於明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表明此壺至少已有360年以上歷史，現珍藏於江蘇無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華氏當時是無錫望族。越劇《三笑姻緣》中大畫家唐伯虎在無錫華太師府屈尊當書僮，最後終於點中丫環秋香作妾。這個華太師，指的就是華察。不過，這是戲而非歷史。

　　這件三足圓壺，通高11.3厘米，口徑8.4厘米。壺身呈球形，素麵無飾。只是在壺蓋面上，環繞壺紐飾有四瓣柿蒂紋。壺的底部有三隻小足，與壺身有機結合，渾然一體，無粘接之感。壺嘴外撇，與柄對稱。在壺柄下方的腹面上，橫排陰刻「大彬」楷書。壺的通體呈褐色，面上有淺色針裝顆粒，雖不細膩，卻有「銀砂閃點」之譽，後人稱之為「砂粗質古肌理勻」。

1994年，我國郵電部發行的《宜興紫砂陶》郵票中，其中有一枚的畫面就是時大彬的三足圓壺。它飲譽國內外，是明末紫砂器中不可多得的瑰寶，每每為收藏家所稱譽。

明時大彬六方紫砂壺

　　這把六方紫砂壺，出土於江蘇都丁溝鎮曹氏墓中。它是作為隨葬品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入葬，於1968年出土的，為一代「良陶」匠師時大彬的晚期作品，距今已有近400年的歷史，屬泡茶、飲茶器具。現珍藏於江蘇揚州市博物館。

　　這件六方紫砂壺，整體通高為11.0厘米，口徑5.7厘米，底徑8.5厘米。一色赭紅，坯體含有小砂粒，所以，雖經打磨，仍少平整，欠明潤。壺身由六片大小相同的長方形平面組成一個菱柱形體，形態自然，無銜接之感。壺嘴、壺把和壺口處於同一高度。壺蓋圓形，中有圓錐形紐。這可能與時大彬的「天圓地方」的觀念有關。整把壺素麵無飾。只是壺底刻有「大彬」兩字，無署款蓋章，這與清代李景康說的時氏作壺「從未見署款而兼蓋章者」一說是相符的。

明時大彬雕漆紫砂壺

　　紫砂壺的裝飾形式很多，常見的有素麵素心，模擬仿生，題畫刻銘，掛釉加彩等幾種。此外，還有包錫、嵌玉、髹漆等裝飾方法。這把雕漆紫砂壺便是採用髹漆的裝飾方法。該壺系時大彬款，現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實屬一件珍貴稀罕之物。

　　這件紫砂壺，壺身呈四方形，其足由壺身的四個面延伸而成，每邊呈拱橋狀，看上去毫無故作姿態之意。此壺全身外髹紅雕漆，做工十分細膩，充分顯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藝水平。特別是壺身靠視線一面雕刻而成的「高士品茗圖」十分傳神，使品茗者更能體察到飲茶的樂趣。在這幅圖中，天空的雲彩，對面的群山，近旁的大樹和流水，展現了一派具有超脫凡塵野趣的品茗環境。而高士半倚方桌，茶童近旁奉茶，更加平添了「茶不醉人人自醉」的氣氛。

明徐友泉盉形三足壺

　　這件盉形三足壺，現藏於美國華盛頓藝術館。它的通高12.4厘米，橫寬8.2厘米，仿青銅器盉的形式製作而成，給人以古雅之感。史載:「盉」原為酒器，標準的造型是圓口，深腹，有蓋，有嘴，下有三足或四足，這些特徵在這把壺上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作者徐友泉，明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年)人。明代周高起在《陽羨茗壺系》中說: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為戲，不即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尚屈一足，注視捏塑，曲盡厥狀，攜以視，大彬一見驚嘆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為壺。」徐友泉製作的壺，壺式多仿尊諸器，泥色有原砂紫、海棠紅、淺墨、葵黃、梨皮等。吳梅鼎在其《茗壺賦》中稱讚徐友泉的壺藝是「綜古今，極變化，技近乎道，集斯藝之成。」徐友泉制的壺，以古樸風雅，妙出心裁，而為後人崇尚。然徐友泉直至晚年仍自嘆曰:「吾之精，終不及時(即時大彬)之粗」，充分表白徐氏對壺藝的無限追求。

明蔣伯海棠樹榦壺

　　在明代晚期的一批紫砂大家中，蔣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製作的海棠梅干壺，匠心獨俱，寓意深刻，堪稱一絕。

　　這件海棠樹榦壺，壺身正好為一段海棠樹榦；壺的嘴和把柄，也做成樹枝形狀，好似從海棠樹榦上伸向兩側的幾根分枝；壺蓋隱現在由樹榦形成的壺身之上。蓋上的鈕，又似一根彎曲延伸的短枝。在壺身上，還粘貼有從分枝上長出的若干海棠莖、葉，點綴其間，顯得生機盎然。整體造型，酷似一段海棠樹榦，故而名曰海棠樹榦壺。更有意思的是，在組成壺身的樹枝上有一隻鷹，樹下又有一隻熊，因為「鷹」與「英」是諧音，「熊」與「雄」也是諧音，以此隱喻「英雄」，而海棠在古時有「美人」之說，因此，又有人稱此壺為「英雄美人壺」。至於壺底上用楷書刻就的「萬曆癸丑」四字年款，表明該壺是公元1613年製成的。

　　作者蔣百，原名時英，字之敷。明代萬曆人，紫砂大家時大彬的弟子。與文人交往甚密，常和文學家、著名茶人陳繼儒切磋壺藝，成為知交，陳氏遂改其字「之敷」為伯。清代吳騫的《陽羨名陶錄》里說蔣伯為: 「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他的作品雅而不俗，堅緻嚴謹，後人譽稱他的作品為「天籟閣壺」，視為瑰寶。

明三寶紫砂壺

　　這件明嘉靖三寶壺，是紫砂壺開始興盛時的作品。作為紫砂壺早期的作品之一，它的造型當然脫離不了仿銅、仿瓷的幾何型式樣，但卻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當為至寶。

　　三寶壺的通高為5.5厘米，橫寬6.7厘米。嘴、柄、蓋、身配合得宜，看上去既小巧玲瓏，又顯得氣度不凡。在壺的底部，刻有楷書「大明嘉靖年制」字樣，刻字採用的三刀法。加之壺蓋行決造成三層塔形，壺蓋上的鈕，塑成三山形，這樣就使壺的主題，即三寶明白地揭示在人們面前，三寶壺之名也由此而來。

　　此壺在製作過程中，採用泥片拼接而成。壺的嘴和柄，用木片模壓，裝好後還可見到模縫。這類手工製作的紫砂壺，能使賞壺者津津樂道的是制壺者的走泥軌跡，盡收眼底。只是此壺的作者，僅根據現有資料尚難確定，好在它有確切的製作年代記載: 明嘉靖(公元1522—1566年)制，而這一時期的紫砂壺傳世之作，目前三寶壺可說是唯一的。這為研究紫砂壺的發展，研究紫砂壺早期的造型、製作和燒造，具有重要的意義。

明提梁紫砂壺

　　這把出土於江蘇南京中華門外馬家山墓中的提梁壺，是供春時代的作品。墓主吳經，為明代司禮太監，從同時出土的磚刻墓誌可知，吳經下葬於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表明此壺差不多與供春是同時代的作品，這也是目前唯一有絕對紀年可查考的我國早期宜興紫砂茶壺，只是壺的製作者還不得而知。

　　這件提梁壺，通高17.7厘米，口徑7.0厘米。壺身渾圓周正，近底部略收縮，提梁彎曲呈兩個倭墮的拱形，後部有一個小系，兩頭與腹肩相接。壺蓋扁平，壺鈕呈葫蘆狀。壺蓋與壺腹吻合不是常見的子母口，而是蓋內生一個「十」字形凸起，四角正好與壺口內沿相接，使壺蓋穩定於壺身上。壺嘴與壺身相接的壺面上方，環繞壺嘴根部，塑貼有四瓣柿蒂紋，其內為單孔與壺嘴相連。此壺泥色紅褐，質地比較粗糙。壺身的一側，還粘著淺土色的斑塊，表明做工亦較粗放。儘管如此，這把有確切年代記錄的先期紫砂壺作品，對研究我國宜興早期紫砂壺的製作、燒造，以及紫砂壺的發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壺的珍貴也就可見一斑了。

明項聖思紫砂桃形杯

　　此杯為明代晚期作品，距今已有400年左右的歷史，屬飲茶類器具。原為江蘇宜興儲南強先生珍藏，本世紀50年代初，儲先生將其慷慨奉獻給國家，現珍藏於南京博物館。

　　這件紫砂桃形杯，由杯和座組合而成，通高8.4厘米，杯高7.0厘米，口徑10.5厘米。它以連枝切開的交桃作杯，內外壁平整烏潤，整個杯將桃的枝、葉、果有機相聯。桃子豐碩肥大；與杯柄相連的枝幹，古老蒼勁，盤屈連叉，蘊含「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之意。參差扶疏的大小桃葉，緊貼杯壁，顯得意氣風發。枝端上的小桃，為老樁增添了活力。而稍稍伸出的葉端、小桃和枝幹，處於同一水平面上正好三足鼎立，成了杯底的三個支撐點，使桃形杯穩定在底座上，桃杯外沿下，還刻有「閬苑花前是醉鄉，拈翻王母九霞觴」詩句，署名「聖思」，並鈐「聖思所作」陰文小印一枚。「聖思」，其人不詳。不過，儲南強先生曾於1924年請裴石民(公元1892—1977年)為桃形杯配置底座，內有題記，曰: 「聖思，相傳為修道人，姓項，能制桃杯，大於常器。花、葉、干、實無一不妙，見者不能釋手。廿年前，簡翁得此於燕市，歸而寶之。壺底葉小損微跛，名手裴石民，時方以第二陳鳴遠名於世，善為前人修舊。昨年用賓虹老人之意，為供春壺重配蓋。今歲復以鄙請，為此杯加一托，中虛而涵納之，趾乃足。遂為之記略，兼揚其藝絕，以光於陶史為二美」。但此題記為誰所作，卻不得而知。

明惠孟臣朱泥梨壺

　　這件惠孟臣梨壺，以朱泥為原料，在造型上匠心獨具，製作上精工極巧，大有獨領風騷之感，堪稱古代紫砂壺中的珍品之作。

　　這件朱泥梨壺，高9.0厘米，橫寬10.0厘米，為朱泥小把壺。壺身、壺蓋相連，形似一隻果。壺鈕是個小圓珠，壺嘴斜直，柄呈耳形，壺底落「知君於此景，孟臣」銘款。通體硃色，使人有格調高雅，線面明快, 輪廓清晰，神韻清爽之感。作者惠孟臣(約公元1598—1684年)，明末清初江蘇宜興人。制壺以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壺多，中壺少，大壺罕見。時人評惠氏制壺: 「大者渾樸，小者精妙。」由此可見，孟臣朱泥梨形壺的珍貴了。

明孟臣折腹壺

　　江蘇宜興紫砂壺，向以壺的造型和韻味見長，加上精細的加工技藝，歷來被視作拱壁，當作藝術品來欣賞。這把由孟臣壺藝、盧仝茶詩融為一體的紫砂折腹壺，已有300餘年的歷史。

　　這把折腹壺,通高6.6厘米，最大橫寬18.2厘米。造型屬標準孟臣式折壺，壺身輕而平滑，有光亮。其上刻有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句:「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其字為行草，流暢瀟洒。壺底落款: 「平生一片心　孟臣。」表明此壺為明末紫砂大家惠孟臣所制。壺的蓋上，以鈕為圓心，環形刻就「盧仝七碗香」五個字，製作者持壺身上詩的內容與作者，用簡捷的筆法在壺蓋書明，既告訴壺的主人，又因此增加了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