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魯陽公、墨子關係論略

葉公沈諸梁、魯陽公公孫寬、墨學創始人墨翟同時春秋戰國之際楚國傑出的人才。沈諸梁終生任葉尹公孫寬封於魯陽，墨翟故里在魯陽。葉（今葉縣舊縣鄉）、魯陽（今魯山縣昭平台水庫中邱公城遺址）又都在今平頂山境域之內。葉公、魯陽公、墨子關係如何？這是學術界尚未研究過的問題。本文試做點探討，以就正於方家。

一、葉公沈諸梁與魯陽公公孫寬的關係

葉公沈諸梁是楚昭王前期左司馬沈尹戌的兒子。沈尹戌是楚莊王的曾孫。從《左傳》看沈諸梁在楚國政壇上的活動開始於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夏，既滅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申公壽余、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為一夕之期，襲梁及霍」。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以方城之外的軍事力量入郢評定白公勝之亂，兼令尹、司馬二職，達到高峰。終於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魯陽公公孫寬是楚惠王早期司馬子期的兒子，因封於魯陽，故稱魯陽公。司馬子期是楚平王的兒子，楚昭王的庶兄。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吳楚柏舉之役，楚敗，吳軍攻入郢都，子期保護昭王避難於隨。捨生忘死，與隨人盟誓，求得庇護。次年又配合秦國援軍大敗吳國，使楚昭王得以還都。公元前489年，昭王救陳，病逝於城父（今寶豐縣李庄鄉）。子期參與謀劃，「潛師閉途」，迎立昭王之子熊章為惠王。惠王立，子期出任司馬。惠王四年（公元前485年），子期率師伐陳。九年（公元前480年）伐吳。十年（公元前479年）秋七月，白公勝發動叛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於朝，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不終！』抉豫章以殺人而死」。公孫寬出身於司馬子期這樣的忠貞賢良之門，在個人品格上受父親的影響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從世系輩分上看，葉公沈諸梁與魯陽公公孫寬同為楚莊王的玄孫輩，但若從年齡和從政資格的上說，葉公沈諸梁起碼與魯陽公公孫寬的父親子期相當，甚至還要年長於司馬子期，政治成熟程度也優於司馬子期。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司馬子期的哥哥令尹子西召王孫勝回國為白公並來令其繼己為令尹、葉公據理阻止一事看出來。葉公說：「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智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恩，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人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而修其心，旬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對於召任王孫勝一事，史書沒有留下司馬子期的態度，但從「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看，司馬子期與令尹子西所取觀點是一致的。葉公對王孫勝本質的分析可謂是入木三分，非政治閱歷極豐富的人不能言。可惜子西、子期不以葉公之言為然，而後來的事實，均在一個的意料之中，王孫勝回楚國為白公，釀成「白公勝之亂」，子西、子期被殺，「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吾不義。』」看問題是極客觀的。

葉公平叛成功，擁楚惠王複位，再造楚國。填補政治真空的責任當然就落到了葉公的頭上，所以有「沈諸梁兼二事」之事。「二事」即令尹、司馬二職。這在楚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葉公並不欲據此位,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個主要因素是年事已高。據史料推測，此時的葉公年齡當在七十五歲以上，而子西、子期被殺時的年齡應在六十歲左右，子期之子公孫寬的年齡估計不低於三十五歲。所以到第二年，即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楚國國內「既寧」，對外又取得滅陳勝利之後，沈諸梁與楚惠王研究選拔政治繼承人問題。楚惠王有意令弟子良出任令尹，沈諸梁經周密觀察和慎重考慮，認為子良政治上不很可靠，最後確定以子西的兒子公孫寧為令尹。史書沒有留下選擇司馬一職人選的情況，但可能與令尹人選的確定相類似，有點曲折，不過最終結果最按葉公的意見讓子期的兒子公孫寬接任了司馬。葉公把令尹一職讓位於子西兒子公孫寧；把司馬一職讓位於子期的兒子公孫寬，自己重返葉邑，仍做葉公，安度晚年。在楚國像葉公這樣高風亮節把令尹、司馬的職位讓於年輕人，也是沒有先例的。

公孫寬之登上政壇，是葉公高風亮節主動推薦和讓賢的結果。葉公不僅能主動讓賢，而且做到了扶上馬送一程。《左傳》所載葉公最後一次出征「伐東夷」、「盟於敖」就屬於這種性質的舉措，因為此前數月「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的事情發生。不僅如此，葉公功成身退、知雄守雌的理念對公孫寬的思想還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若干年後，當楚惠王要封公孫寬戰略要地梁邑的時候，公孫寬從常思量，退而求其次，要了魯陽。《國語》對此作了記載：「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逼，逼則貳。夫盈而不逼，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不知其他，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公孫寬遂為魯陽公。

葉公沈諸梁與魯陽公公孫寬的關係可以說是老一輩政治家間關懷培養年輕一代政治家的關係。葉公沈諸梁為國選賢，言傳身教，思想引導，對魯陽公公孫寬的成長、成熟產生了極為有益的促進作用。

二、魯陽公公孫寬與墨學創始人墨翟的關係

公孫寬於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接任司馬一職，十三年（公元前476年）「春，越人侵楚。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其後史書缺載，不知情況如何？《左傳》載公孫寧獲封於析，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巴人伐楚，楚公孫寧大敗巴師之日。以此推之，公孫寬獲魯陽應該在其任司馬期間「追越師至冥」之後。從上所引公孫寬獲封魯陽時與惠王一番對話的語氣判斷，其年齡當在四十左右。「追越師至冥」的時間與此大致吻合。魯陽公的後半生曾謀劃伐鄭。《墨子·魯問》載魯陽公語：「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君，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鄭人三弒其君指公元前455年弒哀公，公元前423年弒幽公，公元前369年弒濡公，與魯陽公的年齡不合。「三世」弒其君，天誅才使其「三年不全」，未免太輕了點。我認為「三世」二字為衍文。按前推算，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89年）公孫寬接任司馬一職時年齡不低於三十五歲，那麼到鄭哀公被殺的公元前455年，公孫寬的年齡在六十歲左右。這樣的年齡還有足夠的精力謀劃伐鄭事宜。應當說魯陽公也是一個高壽之人，他的晚年極有可能像葉公一樣辭去了司馬之職，退居魯陽。

墨翟籍貫，史書沒明確記載。清代乾嘉考據大家畢沅、武億考證為楚國魯陽邑人。其後雖有學著不同意這種觀點，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使墨子里籍楚國魯陽說的論據越來越充分。墨子的生卒年，史書也無記載。學術界雖有多種說法，我認為吳毓江《墨子校注》所附《墨子年世考》的考定更符合實際。吳氏二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從大學時代開始於著手對《墨子》進行研究，積二十年之功，撰成《墨子校注》十五卷。吳氏考證墨子生於楚惠王元年（公元前488年）至十年（公元前479年）之間，卒於楚聲王六年（公元前402年）前後，享年八十左右。也就是說，魯陽公比墨子年長二十歲至三十五歲。公孫寬獲封魯陽時，墨子為翩翩少年，魯陽公謀劃伐鄭之年，墨子當年不惑，創立起自己的學派，當魯陽公辭去司馬一職退居魯陽時，墨子年近花甲，思想體系高度完備化。

保存到今天的《墨子》五十三篇中《耕柱》、《魯問》、《公孟》、《公輸》等篇為墨子弟子記錄言行所成，是研究墨子身世思想的最可靠材料。《耕柱》有墨子與魯陽公對話兩則，《魯問》有六則，是墨子與魯陽公關係的真實記錄。這些對話肯定不會發生在同一時間，而是相當長時間內、多次接觸、反覆交談的精髓，但可以肯定基本上是魯陽公退居魯陽前後的思想交流。在這些對話中墨子稱魯陽公謂「主君」，口氣是很誠敬的。魯陽公也頗能心平氣和地與墨子討論問題，二者相處是十分平等融洽。討論的問題涉及對外戰爭、仁義治國、忠臣識別等方面。篇幅最多的是對外戰爭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墨子反覆舉例說明「非攻」的道理。

《墨子·魯問》載：「魯陽文公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今使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若何？』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財貨，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君，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吾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民人，取其狗豕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墨子分析得鞭辟入裡，很有說服力。魯陽公聽得仔細，探討深入，吸納誠懇。

從而可知，魯陽公與墨子的關係是以一位對楚國政治有較大影響了力年長封君與一位出生於本土年紀較輕的學者、學派領袖、思想家之間平等相處開誠布公探討政治得失的關係。通過這樣一種關係，墨子力圖用自己的理論和主張說服魯陽公並影響其政治思想和政治決策。魯陽公也積極吸納墨子的理論觀點以豐富自己的政治思並指導自己的政治實踐。

三、墨子與葉公的關係

墨子出生時葉公已年當古稀上下，墨子不惑之年思想成熟，建立起自己的學派時，葉公肯定已經作古，所以在葉公生前二人直接接觸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是作為一位注重實際的學者和思想家的墨子肯定十分重視把本國現當代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納入自己思考和研究的視野。葉公這樣一位春秋末年楚國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及問政於孔子、平定白公勝之亂等重大政治活動勢必要引起墨子的關注。

事實也正是如此。《墨子·魯問》中就有墨子與孟山討論白公勝之亂的記錄。葉公問政於孔子更為墨子所重視。公元前489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葉公在葉邑接待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問政於孔子，孔子答：「近者悅，遠者來。」這件事受到春秋末到戰國年間各主要學派的關注。儒家經典《論語》記載了此事，《尚書大傳略說》和《孔子家語》還記載了孔子的學生子貢向孔子求教為什麼要答以「近者悅，遠者來」。孔子曰：「夫葉之地廣而都窄，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法家代表韓非在其著作《韓非子》中對此也有論述，稱：「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葉民有背心而悅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鼎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政亂而民叛，以亂政治叛民，未見其可也。」墨子對此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墨子·耕柱》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也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知，以所知告知，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也。」表面上墨子既否定葉公之問，又否定孔子之答。事實上重在指責孔子所答非所問，沒有答到根本上。在墨子看來，判定優秀政治的標準為「近者悅，遠者來」，是盡人皆知的常識。《墨子·修身》就指出：「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而來遠。」但根本問題是怎樣才能使「近者悅，遠者來」。墨子認為葉公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何嘗不知道「近者悅，遠者來」是優秀政治應該達到的境界，他想了解的是怎樣才能形成這種局面，而孔子卻沒有就此闡述出自己的觀點。

「尚賢」是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張之一。《墨子·尚賢》稱：「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頒爵以貴之，襲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譽則歸之上。是以美譽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將之與楚威王時莫敖子華對葉公的評價「昔者，葉公子高身或於表薄，而財於株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聯繫起來看，很難說墨子的「尚賢」觀沒有受葉公這位賢良政治家政治實踐的影響。「非攻」是墨子的又一主要主張。「非攻」即反對戰爭，特別是侵略戰爭。我們從昭奚恤對葉公的評價「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侵，葉公子高是也」可以看出，葉公的行事原則對墨子的「非攻」觀的形成滲透之深。

可見，墨子與葉公的關係是一代思想家以先輩政治家的實踐、政治理念為素材，批判繼承，吸取升華，形成自己理論觀點的關係。通過這一層關係墨子在借鑒了葉公政治遺產的基礎上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精到和縝密。

楚惠王時代生活於平頂山境域的葉公、魯陽公、墨子都是楚國的第一流人才。他在政治、軍事、思想等方面為楚國的振興乃至中華民族的文化積累作了極大的貢獻。他們三者以葉公為核心構成了十分密切的關係，葉公在政治上培養了魯陽公，並把他們推到了楚國政治舞台第一線。思想家墨子從葉公的政治實踐中吸取了極其豐富的營養。墨子與魯陽公的關係是同一代思想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其發生是以葉公與魯陽公的關係、墨子與葉公的關係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