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形物語》：不只是成人童話

06-13

在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水形物語》拿到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在內的四項大獎。這是一部愛情童話，但又不僅僅是一部童話，作為墨西哥裔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在浪漫的故事裡埋下了自己對戰爭、種族、移民等諸多問題的思考。

《水形物語》劇照

《水形物語》還沒完成拍攝時，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Guillermo del Toro）就與飾演吉爾斯的理查德·詹金斯聊過這個話題：「我喜歡這個故事，但我不知道觀眾會給出怎樣的反饋。」

詹金斯還記得，這個對話發生在一次早餐中。當時，他們都沒想到，這部投資2000萬美元的「人魚戀」童話能取得超過1億美元的全球票房。電影在導演的故鄉墨西哥上映時，同期票房甚至超過了商業大片《星球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

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

更超出他們預期的是，《水形物語》不僅打動了觀眾，還打動了奧斯卡評委。在剛剛結束的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它力壓《三塊廣告牌》，成為當晚的最大贏家，斬獲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在內的四項大獎。在奧斯卡入圍電影商業性越來越弱的今天，《水形物語》也成了近五年票房最高的奧斯卡最佳影片。

一個愛情童話

《水形物語》和托羅之前的幾部作品一樣，都是那種有一定觀影門檻的電影。這門檻指的不是知識、閱歷或者其他什麼高傲的背景，而是某種與導演在心智和精神上的契合。

電影一開始，如果你能進入托羅打造的復古、夢幻又有點冷酷的世界，那你就會相信他在那個環境下所講述的一切。如果不能，那接下來出場的所有人物、怪獸，以及他們之間的情感就都失去了說服力。喜歡《水形物語》的人是相信了托羅造的夢，不喜歡的人也並非真的不喜歡，只是從未真正走進過他的夢。

這個啞女與怪物的夢境始建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托羅向電影公司推介了一個電影創意——一個兩棲人的愛情故事。電影主角是一個探索亞馬孫的冒險者，故事也是傳統的怪物故事，類似於被解救的兩棲怪物，為了報恩，用屬於它的方式改變了救命恩人的命運。故事沒能打動電影公司，托羅本人也覺得它缺少那麼點新意，於是，這個拍攝計劃一度擱淺。

直到很多年後，托羅在多倫多拍攝《環太平洋》，和編劇丹尼爾·克勞斯共進了一次早餐。「當時他跟我說，我有一個創意，大概是講一頭兩棲怪物被關在秘密的政府研究所里，它和研究所里的清潔工成為了好朋友。」托羅聽後很激動，趕緊制止了想要繼續講下去的克勞斯。「我要從你這裡買下這個創意。不要再說下去了，也不要寫成劇本，就把你的創意歸納成三行文字，然後給我報個價。」

托羅買下這個創意後，就開始著手寫劇本。他一提筆就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影——《黑湖妖譚》。在那部電影里，怪物曾和女主角朱莉·亞當斯一起在水裡游泳。在當時的托羅眼中，那是最有詩意的畫面，他被那種純潔的美震撼了。

《黑湖妖譚》，1954

上映於上世紀50年代的《黑湖妖譚》沒有給怪物和女主角一個美好的結局，這是托羅童年的一大遺憾，他決定在自己的電影里彌補遺憾。

於是，《水形物語》就有了現在的模樣。上世紀60年代，美蘇正展開「冷戰」和太空競賽，一頭髮現於亞馬孫的兩棲怪物被美方帶進位於巴爾的摩的秘密政府研究機構，政府和軍方希望通過研究這隻怪物，攻克太空科技中的幾道難題。啞女艾麗莎在這所研究機構做清潔工，她最先發現了怪物具有人類的情感理解力，並很快與它建立了信任。研究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美方沒法掌控這個怪異的生物。懷著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和自保心理，以特工斯特里克蘭為首的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希望殺掉怪物，以防止不必要的麻煩。已經與怪物建立情感的艾麗莎決定營救怪物。她與幾位好朋友一起，幫助怪物重獲自由，與此同時，她也打破禁忌，成就了自己與怪物的跨種族之戀。

「不管我拍的是什麼，最終都會成為一段童話。」托羅總結自己的電影。但與迪士尼式童話不同的是，他的童話世界常常是破碎的，被黑暗包圍著。沒有王子解救公主的橋段，大多是一群孤獨的人彼此靠近，彼此救贖。

《水形物語》延續了托羅一貫的風格，故事時代背景寓意深刻，電影里拯救怪物的並非英雄，而是和它一樣被壓抑、被排擠的邊緣人。愛情女主角艾麗莎不是公主，她不能說話，一點也不漂亮，她甚至不夠純潔，每天都要自慰，但就是這樣有缺陷的人組成了《水形物語》的童話世界。某種程度上，托羅在挑戰觀眾的審美。

Sally Hawkins 飾啞女艾麗莎

怪物情結與迷影包裝

在《水形物語》里，善於飾演非人類生物的演員道格·瓊斯出演了電影中那個一半天真一半暴戾的兩棲怪物，這是他與托羅的第五次合作，此前，他已經在托羅的電影里扮演過形態各異的怪物。

托羅是個「怪物控」，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我曾買過一本名為《吉爾莫·德爾·托羅的奇思妙想》的書，托羅在書中公開了他的一部分藏品和手稿，這些收藏和手稿幾乎都是各種各樣的怪物。

「有些人找到了耶穌，我則找到了弗蘭肯斯坦。我還活著，還能表達，還半醒著，都要歸功於這些怪物。」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托羅曾這樣分析他與怪獸之間的關係。他口中的「弗蘭肯斯坦」是一部小說，曾多次被改編成電影，中國觀眾更熟悉的譯名是《科學怪人》。

這本瑪麗·雪萊創作於19世紀初的小說是科幻小說的先驅，熱衷於研究生命起源的生物學家弗蘭肯斯坦誤入歧途，製造出了一個面目可憎的怪物。這個怪物擁有和人類一樣的情感需求，同時也被人類社會所排斥。小說有一個符合當時倫理觀的結尾，製造怪物的弗蘭肯斯坦和怪物都以死亡清算了各自的罪孽。

當時，瑪麗·雪萊希望借這本極具寓言性的小說喚起社會對於科技進步與人類倫理的思考，但100多年後，當年少的托羅拿起這本書時，他看到更多的是怪物的孤獨，以及它在這世上所遭受的冷漠和排擠，這種邊緣感讓他感同身受。

再加上生長於墨西哥，拉丁美洲這片魔幻現實主義土地更讓托羅對怪物陷入痴迷。「墨西哥的創意和北美其他國家的創意是很不一樣的，在墨西哥這個國家日常生活和神奇元素可以同時共存。一個人和不一般的生物能夠一起生活、做愛，這也是墨西哥的風格。」托羅說。

接受採訪時，有人問托羅生活中有過什麼奇怪的經歷。「我還曾聽過兩次鬼叫呢，真的聽過。」他的回答不容置疑。

導演們只能拍攝他們相信的事，托羅相信鬼怪，因而不斷以它們為主角進行創作。從處女作《魔鬼銀爪》，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潘神的迷宮》，到好萊塢工業化的產品《環太平洋》，再到眼前的《水形物語》，托羅的每一部電影都與怪物有關。

《魔鬼銀爪》，1993

《潘神的迷宮》，2006

如果說，「怪物」是托羅童真和墨西哥血統的一面，《水形物語》里那些致敬電影的橋段就是他融入好萊塢文化，並清楚如何駕馭它的一面。

「這個電影就是為了講兩個主題，一個是愛，一個是電影。」托羅說。電影在《水形物語》里不是陪襯，而是貫穿始終的元素，他希望用那些好萊塢經典提升電影的情感濃度，也揭示人物隱秘和壓抑的內心世界。

電影中，艾麗莎用毛巾堵住門縫和出水口，水漸漸充滿整個洗手間，艾麗莎與怪物第一次在水中交歡。這場戲是《水形物語》的高潮部分，也是托羅對電影《黑湖妖譚》的致敬。不僅橋段相似，兩部電影里怪物的造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只是托羅的版本更精緻，線條感更強。

托羅似乎想借《水形物語》告訴大家，如果一個人熱愛電影，那他應該不太壞，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怪物。電影里，艾麗莎和忘年交同性戀者吉爾斯租住的公寓在一家電影院上面，怪物被他們救回家，第一次出走去的地方就是樓下的那家電影院，當時，大銀幕上正放著聖經電影《路得記》。當困在冰冷實驗室里的怪物走進影院，它身上就有了人性的一面，儘管在溜進影院之前，它剛剛吃掉了一隻小貓的頭。

艾麗莎和吉爾斯的個性，以及他們的生活細節也是在幾場與電影有關的戲份中展現的。吉爾斯家中那台黑白電視機是兩人重要的快樂來源。盯著《康尼島》里貝蒂·格拉布爾飾演的漂亮姑娘，吉爾斯感懷自己青春已逝。《春風得意》里的艾麗絲·費伊又讓他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他們都曾厭惡眼前的陳規和裝腔作勢，選擇離開一個圈子或一種可能更體面的生活。鄧波兒在《小上校》里學跳了一段樓梯舞，艾麗莎對這段舞意猶未盡，出了門也悄悄學跳了幾步，那幾步舞蹈里有她對美的追求。電影臨近結尾處，艾麗莎即將與怪物分手，在她的幻想中，自己不再是個啞女，她放聲歌唱，並和怪物翩翩起舞，這段舞蹈是在致敬上世紀30年代的經典電影《海上戀舞》。

迷影橋段為《水形物語》增加了一個觀影維度，與此同時，也讓電影更能打動知識分子階層和那些喜歡自我感動的好萊塢人，這顯然是《水形物語》在奧斯卡中突出重圍的加分項。

隱喻與爭議

如果《水形物語》只是一部有迷影情結的成人童話，那它顯然不會得到奧斯卡如此的青睞。在這童話背後，托羅加進了種族、移民、同性戀、戰爭等幾乎所有近年來美國備受關注的議題。這是《水形物語》在藝術之外，具備社會價值的一面，但也正因為這些元素，《水形物語》的得獎讓它被一些人視作「政治正確」的受益者。

「如果從歷史來看，戰爭是殘忍的，戰爭可以讓你看到殘忍，最好詮釋的方式就是進行對比，通過想像或者和神話的美麗來進行對比，把殘酷的現實和傳奇神話當中不可能實現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水形物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托羅為自己的電影辯護。

除了對戰爭、政治表態，《水形物語》也被托羅個人和了解他的人視作他最私人化的電影。電影里不僅有一直以來得到他同情與關注的怪物，還有一群與怪物一樣被邊緣化的人。啞女艾麗莎被同事排擠，被特工斯特里克蘭威脅恐嚇，甚至性騷擾。工作中，黑人同事澤爾達是她唯一的朋友，生活中，鄰居吉爾斯則是她唯一能溝通與交流的人。吉爾斯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他是失去穩定收入來源的藝術家，窮困潦倒，艾麗莎是他唯一的朋友。不僅如此，他還是個壓抑的同性戀者，暗戀著快餐店的年輕店員，一冰箱難吃的綠色派就是他愛的證據。奧克塔維亞·斯賓瑟飾演的澤爾達所代表的階層更顯而易見，一個為生活奔波的黑人女性，家裡有一位無所事事又大男子主義的丈夫。

特工斯特里克蘭所代表的階層則是主流，是上層和中產階級。在故事發生的1962年，美國與蘇聯的「冷戰」令世界局勢陷入壓抑與恐慌，越南戰爭正在進行中，移民、有色人種、女性權益等民權運動剛剛發生或正在醞釀中。當時，大多數人對待少數派和未知事物的方式是拒絕和排斥，而不是了解與接受。就像斯特里克蘭一樣，面對兩棲怪物，他寧願將對方殺掉，也不願花點時間去了解這個如此不同的生物。

《水形物語》中與怪物站在一邊的那些人都在經歷共同的命運，托羅本人對此也感同身受。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托羅曾說：「我本人是墨西哥裔，生活中的移民者。我曾經因違反交通規則被警察攔住，相對於普通人，他們對我有更多疑慮。尤其當他們聽出了我的口音，事情就會變得更複雜了。這聽起來有些膚淺，但事實上，我所經歷的一切從奧巴馬和柯林頓時代就開始醞釀了，問題一直在那兒。如果我們被查出了腫瘤，並不意味著癌症是從現在開始的。」在托羅眼中，今天這個世界比1962年更好了，但不平等依然廣泛存在。

即便如此，托羅依然沒有在《水形物語》中去呼籲、去抗爭。相較於恨，他更希望用電影去傳達愛。這一點兒也不酷，卻是種更溫柔的抗爭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