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三)

第三章、美國的外交是意識形態外交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日本第一任情報局長、駐泰大使岡崎久彥 　　「美國蔑視力量平衡的概念，認為實力外交不道德。美國的國際秩序的標準是，民主主義、集團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決」。——亨利·基辛格 　　一、美國的外交注重意識形態 　　美國自獨立以來，就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早期是對西部疆域的拓展，現在被說成是國內事務，實際上當初是從法國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國或奪或買地獲得土地，也是對外活動。南北戰爭之後，在形成現在的美國的規模之後，美國開始走出美洲，參與更廣泛的國際事務，其間主動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美國已成為影響全世界至為重要的國家，把握著幾乎所有國際問題的關鍵，從台海，到中東，到非洲，到歐洲，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幾乎所有國際熱點的當事國領導人，都把美國的態度當作首先必須考量的因素。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北美洲遠離世界的紛爭熱點，美國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對國際事務可以有較大的迴旋餘地，視國家的利害狀況，既可以採取的閉門的孤立主義，也可以採取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儘管美國一直有孤立主義的主張，但美國自建國以來孤立主義就沒有得志過，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一直是美國的對外政策主調，包括被認為是孤立主義的門羅主義，其實也是為了獲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區的支配權，是為了向太平洋地區擴展，也是一種開門主義。甚至，我們在美國的國際活動中看到，美國在對他國的問題上經常採取干涉主義態度。 　　為什麼美國一直採取開門主義政策，甚至是干涉主義政策？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國的開門主義和干涉主義，容易被理解是為了爭奪資源和搶奪市場等，被認為是追求國家物質利益的行為。一般世俗國家的學者都從利益角度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筆者曾在全國最大的書店找遍了關於美國外交的書，發現，除了美國人自己寫的書介紹了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之外，所有我國學者，都將美國的對外政策解讀為追逐利益的行為，沒有考慮到意識形態對其內外政策的影響。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解讀也是如此，認為美國參與二戰，是美日兩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長期爭奪利益的結果，日本想獨佔亞太，美國要求利益均沾，因為利益對立，不可調和，導致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在亞太地區火併。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也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等等。 　　其實，這種世俗化的利益論考量，是經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所佔的分量，就會發現，意識形態才是美國外交政的基石。 　　那麼，什麼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考察美國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這樣的內容和特色： 　　1，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 　　2，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 　　意識形態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統的價值觀，在這個意識形態的系統內，價值觀一般都有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傾向。在美國，美國人的選民意識、天命意識、和舉國上下的對自由民主的執著，一直是一種不容置疑的自我評判和價值判斷，是被認為是絕對有道理和正確的，是美國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構成內容。 　　首先，我們看美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美國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之好，是不容懷疑的，他們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權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獲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權的，就是壞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那個民族，也無論其窮或富，民智是否開化，經濟水平是否達到一定程度，民主都應該是應該實現的社會制度，人權都應該是受到保障。 　　在美國，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是一個被絕對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聖的意義的詞，意味著幾代人的理想和奮鬥精神及奮鬥歷程，就像前幾十年在中國提起共產主義、老紅軍等這樣的詞一樣，被絕對化和意識形態化。人們看到，由於對民主自由的執著和意識形態化理解，美國人有時表現得很單純，許多由別的國家跑到美國的流亡者，只要聲稱自己是民主鬥士，就會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愛戴，獲得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相反，只要你表現為不理解或不喜歡民主，你就會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們看美國人的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上帝的國家，是上帝選中、受上帝祝福、體現上帝榮耀的國家。美國負有上帝賦予的使命，體現著上帝的意志，美國要做全世界的領導者，將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在美國的歷史上不斷地被表述，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特有的自我感覺。 　　馬塞諸殖民地的英國的清教徒宣布，他們建設的新大陸將成為耶穌所說的建在「山上的城」，將成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總督文思洛宣稱，新教徒「新世界的開拓，是上帝賦予的使命」。 　　首屆總統華盛頓在給各州州長的信中說：「現在，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這個舞台，是上帝為了顯示人的偉大與傑出而特意設計的。」 　　十九世紀與愛倫?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約翰?奧薩利班在一篇《前途遠大的偉大國家》的文章中說：「我們國家，註定要向人類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們是讓人類進步實現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國家，我們一定能完成這一使命。這將是我們今後的歷史，美國正是為了這一使命而被上帝揀選的。」 　　奧薩班利還說：「美國命中注定要採取好的行動，我們除了對一些可以吸取的經驗以外，對過去的事情一概不感興趣，遠大的未來才是我們的舞台，我們的歷史要在未來中創造。在我們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標，有沒被過去污染的良心，我們正在進入人類未曾踏入過的空間。我們註定要成為引導人類進步的國家，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擋我們的前進，上帝的意志與我們同在。」 　　近期的里根總統則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應該像一座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著我們。所以，如果我們在所承擔的這項使命中虛偽地對待我們的上帝，並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現在這樣保守我們，那麼我們必將成為世人談論的趣聞和笑柄了。」 　　里根還說：「我們必將再度成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燈塔」。 　　現在的布希總統說：「在美國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當中，無處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希在第二次就任演說中還說，美國要做黑暗世界的燈塔。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還表現為美國人的自信和優越感。托克維爾在其《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這一點，他說：「美國人在與外國人相處時，不允許說美國的一點壞話，並且無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國人稱讚」，「如果這個外國人對此有抵觸，那麼他們就開始自己稱讚自己，他們即便是對自己的業績持有懷疑，但也願意用自鳴得意的目光來欣賞自己的業績」。托克維爾舉例說：「我曾經向一個美國人說，你們的國家真不錯，這個美國人馬上回答說，真是這樣，世界上再沒有這麼好的國家了。我誇獎了美國的自由，這個美國人馬上對我說，自由是上帝的恩賜，可是世界上還有那個民族配享這樣的自由呢。」 　　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的幾個特點，強烈地體現在總統的就職演說上。總統的就職演說一般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大展示，歷史學家瑞克申科曼（RickShenkman）研究了歷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發現它們有個共性，就是所有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必然會提到以下幾點：美國人應該敬畏上帝、美國人應該推動全球自由民主與和平、美國是世界的楷模、美國人應該全民團結、總統對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開國元勛等。 　　這幾個共性都包含了對民主自由的執著以及美國人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 　　美國的意識形態在其建國之初就存在，可以說是美國生來具有傳統悠久的東西，我們從首先到達美國成為美洲開發之父的「五月花號」搭乘者們簽訂的契約中，從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後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基本要素。以後的美國各個時代重要人物的言論、各時代的主流思想，都表達出這種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以及對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續到美國的今天。 　　這種意識形態，決定了美國建國以後的對外政策的主調，它使得美國人自建國以來就在周圍世界推銷自由民主制度，然後隨著美國的實力和影響的擴張，逐步開始在全世界充當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護人。以後，又加上了推行人權保障體系。 　　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美國的對外關係史，來看看意識形態是怎樣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美國在贏得獨立後，迅速開始了向西部的擴張。1803年，美國從拿破崙一世那裡購得與十三州一樣廣闊的土地，將美國的國土擴張了將近一倍。1819年，美國從西班牙手裡獲得佛洛里達，並與英國劃定了加拿大界線。1845年美國從墨西哥手中獲得德克薩斯，1846年，在經過與墨西哥的兩年戰爭後，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自此成為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廣袤的大國。 　　在獲得德克薩斯之後，澳薩利班闡述了美國向外擴張作的動機，他在《合眾國雜誌與民主評論》上撰文說：「為了每年都增添的幾百萬人的自由，我們負有向新大陸不斷擴張的明確的天命，這個大陸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誰也阻擋不了這個使命的完成」。 　　奧薩利班提出的「明確的天命」這個詞，為以後的美國人所好用，現在的新保守派們在向美國民眾闡述對外的干涉主義外交時也經常使用這個詞。「明確的天命」一詞，可以說明白地反映了美國人的心態，反映了美國人的天命意識。這個「明確的天命」在殖民地開拓時代，表現為向西挺進，驅除印第安人，趕走天主教徒，不斷地獲得領土。在這以後，表現為用武力或用脅迫或用宣傳向全世界輸出美國式的價值觀。在這個「明確的天命」的呼召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開拓了西部，來到了太平洋，參與了本來與它不相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主動投入進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反共產主義的盟主，陷身於越戰，並且今天，在伊拉克打了個焦頭爛額。 　　繼而，奧薩利班又撰文主張從墨西哥手裡奪取加利福尼亞，並進行了一番頗能引起美國人共鳴的鼓動，也滲透著美國式的意識形態。他說： 　　「像墨西哥這樣愚蠢和混亂的國家，根本無法進行像樣的統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魯薩克遜移民的先遣團手拿桑樹和槍桿已經進入了加利福尼亞，隨著他們的腳步，到處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學校、大學、法院、議會政體、工廠、以及市民的聚會所，這一切都是作為自然的結果產生的，是各個原則的自然發生作用的結果，加利福尼亞獲得自由的日子不遠了，大西洋帝國成為連接兩大洋的帝國的日子，也不遠了。」 　　也就是說，作為上帝的選民，盎格魯薩克遜人註定要驅逐愚蠢的墨西哥人的統治，然後在那裡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先進的教育體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給那裡帶來自由和進步。在這裡，美國意識形態的關鍵詞都可以找到，也就是民主體制以及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天命。 　　天命意識和對建立民制度的渴望，讓美國人在短短的半個世紀從小小的十三州迅速將領土擴張幾倍，成為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廣袤帝國。然後，抱著同樣的使命感和對民主主義的執著開始了向海外的擴張。 　　最初反映出美國要向海外擴張意向並且對後來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綱領，是門羅主義。門羅主義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孤立主義的綱領，實際上，考察當時的國際環境，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美國的向外擴張的綱領。門羅主義的主要內容是，美國作為新興國家，不干涉歐洲的事務，歐洲的國家則不許干涉美洲的事務，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務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干涉。這個內容進行另一番解讀，也就意味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國的擴張範圍，歐洲不許染指。以後美國以依照這個門羅主義開始從墨西哥奪取廣闊領土，並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務。美國成為連接兩大洋的大國之後，門羅主義經過海權主義的創始人馬海姆的演繹，開始適用於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門羅主義，也就是說，太平洋成為美國的擴張目標。 　　馬海姆怎樣演繹了太平洋的門羅主義呢，是用是文明論，用一種基於美國意識形態的文明論。馬海姆說，環顧宇內，將來能與基督教文明抗衡並很可能對基督教世界產生衝擊的，只有東洋文明，也就是黃種人的東亞文明，在馬海姆時代，代表東亞文明與基督教文明抗爭的，被認為是日本帝國，中國那時被認為是在將來有可能對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脅的「睡獅」。為防止這種「黃禍」的發生，馬海姆說，美國依據歷史上強國的經驗，應該建立強大的海軍力量，建立起海上強權，並且要向太平洋挺進，讓太平洋成為新的門羅主義適用範圍，也就是美國的後院。尤其是要佔領夏威夷，這是抵制「黃禍」的橋頭堡，然後要佔領菲律賓，這是影響中國的前沿和跳板。這樣做的目標，不僅是要防止東洋的黃禍，而且是要「將包圍著自己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所謂「自己的胸懷，自身的理念」，就是指適用美國意識形態的世界。 　　海權論決定了美國新一輪開拓的方向，美國開始向太平洋挺進。在海權論發表後的不到十年之內，美國就佔領了夏威夷、關島等太平洋諸島，並從西班牙手中獲得了菲律賓。在獲得菲律賓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麥金利為此激動得「向上帝跪了下來」，他「感謝上帝給了美國人民將這些異教徒改造成基督教徒的機會」從那以後，菲律賓長期都是美國的殖民地，並且接受了基督教。現在，菲律賓與韓國一樣成為東方少有的基督教國家，確實融入了美國的理念和懷抱。 　　融合了菲律賓後，就到中國的家門口了，美國開始對中國事務提出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 　　眾所周知，中國那時正處於被帝國主義瓜分的時代，歐洲集權強國或民主強國彼此爭奪世界、瓜分世界，把中國也當作一塊可以瓜分的肥肉。美國作為新興的大國，在這種帝國主義的時代背景下，針對中國問題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蘊含著與帝國主義不同的內容。門戶開放政策的意義，依據當時美國國務卿約翰海的兩次照會的解釋，包含著兩個明確的原則：一個是中國及有關國際勢力促使並保證使中國打開大門，讓中國不搞閉關自守並不在中國搞封閉的勢力劃分，商業機會均等，另一個是保障中國的領土及主權完整。它的本質是反對帝國主義式的瓜分領土，以及接受美國式價值觀的輸出，也就是美國式意識形態的輸出。李普曼說，「門戶開放政策是輸出美國生活方式」。中國學者把它看作是商業情結與傳教士情結的結合物。美國學者說，門戶開放是與「獨立宣言一樣古老」的政策，其動機是讓其他異域文明打開大門，接受美國的文明體系。實際上，美國自門戶開放政策開始，以後在於中國的交往中一直試圖讓中國接受美國式的價值體系，讓古老的代表性的東方文明納入美國的基督教文明懷抱。關於這一點，留待下面詳述。 　　然後就是美國人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新興的帝國主義向老牌帝國主義挑戰。新興帝國主義因為晚到一步在瓜分世界的大餐中撈得太少，要求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試圖從老牌帝國主義嘴裡掰出一點殘羹剩飯，因而導致帝國主義之間大打出手。新興帝國主義是指德國義大利日本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老牌帝國主義主要以英法為代表。日本在開戰前宣稱：「如果國際秩序意味著日本這樣的強國也只能守一點領土，那麼，這個國際秩序還有什麼公正可言」。 　　這場帝國主義戰爭本來與美國無關，屬於純粹的歐戰，美國早期沒有參戰，屬於隔岸觀火，賣點軍火發點財的角色。但是，當歐洲唯一的共和制大國法國被專制的德國打得支招不住時，美國的意識形態開始起作用了，美國就趕緊出來，向霍亨佐倫王朝的德國宣戰，以保衛歐洲的共和制國家，拯救世界的民主力量。在當時，歐洲實行共和制的只有四個國家，而作為實際意義上共和制大國，全世界只有法國和美國是真正的共和制國家。美法兩國曾經因為同樣的意識形態而長期結盟，當美國為擺脫殖民統治而為獨立而戰的時候，法國幫助他打仗，並給以其他方面的支持，在美國成為共和制國家之後，法國又贈送其高大無比的自由女神像，一戰時，美國又反過來支持他的民主制夥伴。這個自由女神強調著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帝國之之間的利益爭傾軋，但因為美國參戰而帶上意識形態色彩。現在，英美法等國家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說成是「民主主義對專制主義的戰爭」，否認這場戰爭的起初的帝國主義性質，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說法反映了美國當初參戰的動機，反映了美國的參戰對戰爭性質的影響。實際上，通過這次戰爭，歐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佐論王朝、羅曼諾夫王朝都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歐洲世界產生了眾多的民主制國家。所以，一戰的結果，客觀上是民主主義的勝利，也就是美國的意識形態的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在威爾遜主義中得到了系統的表達。威爾遜主義是在一戰後和談期間提出來的，是指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戰後建立什麼樣的國家秩序而提出的一些列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反對進一步殖民地劃分、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權、民族自治、和平主義等等。就其內容看，帶有鮮明的反帝國主義色彩，一反當時的帝國主義潮流，使盛行於世界幾百年的帝國主義炮艦外交遭到了來自西方國家內部的人權主義的挑戰，這在當時的帝國主義的時代有著很不平凡的意義。儘管威爾遜主義在一戰後的世界局勢中沒受到尊重，並且因為納粹的崛起和新帝國主義潮流的涌動而受到嘲弄和蹂躪，但是，隨著美國在世界的影響的逐漸增強，威爾遜主義逐漸在國際政治中發揮出影響來。二戰後，隨著殖民地人民鬥爭的勝利，西方世界也在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下，帝國主義時代宣告結束。 　　威爾遜出身於牧師家庭，是個虔誠的清教徒，在國內外政治上是個理想主義者。因為威爾遜主義的提出，以後美國的注重意識形態而不注重實利的外交常被稱以威爾遜主義。 　　然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在歐洲是在一戰中失敗的德國發動的針對戰勝國的復仇之戰，也是獨裁的法西斯國家集團與民主國家集團之間的世界大戰，美國基於其意識形態，又一次充當了民主主義保護人的角色， 　　二戰初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歐洲以及亞洲的戰火都燃燒不及美洲，美國是一個隔岸觀火的角色，如果仿效帝國主義國家的手法，美國人也可以扮演一個火中取栗或乘火打劫的角色，延續百年並且在一戰後仍在主導世界的帝國主義分贓邏輯和實力邏輯，給了美國這樣的機會，美國當時是生產總值世界第一的強國，當時的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都懾於美國的實力，避免將美國捲入戰爭。 　　希特勒作為一個戰略家，在取得歐洲戰場勝利之前，他一直避免與美國這個大國發生衝突，雖然他憎惡美國的民主主義，並且將美國列為最後一個要「狠狠揍」的國家，但在解決歐洲事務前，希特勒避免與美國這個巨無霸對抗。二戰爆發後，希特勒穩住美國，通過外交途徑和自身的演說，多次向美國示好。甚至在美開始利用中立國身份為反納粹國家運送作戰物資之後，納粹也極力剋制，不敢對美國有所為。當時負責大西洋戰役的德國雷德爾將軍要求希特勒依照國際慣例，對美國船隻進行截奪，遭到希特勒的壓制，德國軍艦遭到美國軍艦開火後，德軍要求反擊，也被希特勒拒絕。1941年7月，美軍接替英軍佔領了冰島，幫助英軍作戰，實際上已經參與了戰爭，德軍也認為這是美軍的參戰行為，要求「有權在必要時可以在護航取擊沉美國貨船和攻擊美國軍艦」，希特勒沒有同意，只下令將冰島不再化入戰區，以避開美軍。羅斯福下令美國軍艦見到德國船隻就開火，希特勒則在納粹長老聚會上對此回答說：「羅斯福命令他的船隻已經發現德國軍艦立即開火，我要求我的軍艦遇到美國船隻不要開火」。為避免美國參戰，希特勒對美國表現出極大限度的忍讓和退避。 　　日本在亞洲，為保住長期侵略中國獲得的實利，也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對抗。為穩住美國，讓其不要干涉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活動，日本曾提出一個強國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即把全世界分為四大塊，大東亞圈、歐洲圈（含非洲等殖民地）、美洲圈和蘇聯圈（含印度、伊朗），由當時的列強依據歷史既成事實和地理優勢來予以瓜分，其中，大東亞圈自然被考慮為是日本的，美洲圈則被考慮是美國的，在此基礎上，日本還提出可以與美國平分太平洋霸權，不獨佔太平洋利益，並承諾保證美國的在華既得利益。 　　日本看到了當時的另一強國蘇聯與德國一道瓜分了波蘭，於是幻想美國能與他做交易，而在東亞採取綏靖政策。 　　同時，除了忍讓和利誘之外，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還結成三國同盟即軸心國，旨在威脅美國不要干預與歐洲戰爭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因為軸心國聯盟意味著，美國一旦與這些國家交戰爭，將面臨著兩面作戰的局面，三個國家的領導人相信，美國絕對不敢冒這個險。軸心國締約後，納粹外長里賓特洛夫對美國警告說，如果美國參戰，「美國不得不與超過兩億五千萬的三國人民的團結的力量作戰」。 　　但是，美國拒絕與德國或日本獨裁陣營做帝國主義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軸心國的威脅。 　　對德國陣營，在德國侵佔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侵佔阿爾巴尼亞之後，美國要求這兩個獨裁國家對不再進一步侵略做出保證，並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個國家的名字。在德國進攻波蘭，二戰正式爆發之後，美國對民主陣營給予大量支持，羅斯福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的軍火庫」，美國提供軍火長略物資給民主陣營，並用軍艦護送作戰物資到歐洲目的地。1941年，美國驅逐艦涅布拉克號在大西洋向德國潛水艇發射深水炸彈，同年，美軍佔領冰島，進入歐洲戰區，讓冰島成為援助歐洲民主陣營的基地。還是同年，羅斯福下令，一經發現德國艦隻，美國軍艦可以立即開火。這實際是向德國不宣而戰。 　　對日本軍國主義，美國起初要求其從中國滿洲之外地區撤兵，並在滿州地區不搞事態擴大化。隨著日本侵華的升級，美國也開始對日本予以經濟制裁，禁止廢鐵、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並增加對華貸款和援助的額度，連續三次提供當時金額5千萬、1億、兩億美元的貸款。在日本出現南進跡象時，美國開始對日本實施石油鋼鐵等戰爭物資的全面禁運，使日本的戰爭機器無法繼續運轉。在日本拋出橄欖枝，提出四大區域瓜分世界、與美國平分太平洋霸權、保證美國在華利益等條件後，美國仍堅持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這次包括了從日本經營多年的滿洲撤軍，這其實是要求日本放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來日本所掠奪的所有權益，自然是日本絕對不能接受的。在與日本開戰之前，美國退役軍官陳納德以義勇軍的方式組織美國軍人加入飛虎隊，來華幫助對日本作戰，日本政府就此抗議，美國政府則對此故作不知，後來與日本開戰後，美國政府索性將飛虎隊編入了美國正規軍。 　　美國的這種支持中國抗戰，要求日本從中國包括滿洲撤軍、並且卡斷日本戰爭補給的態度，使得日本軍閥認識到，美國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條件下達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會議上，日本軍閥判斷，在侵華戰爭陷入沼澤、戰爭物資補給被美國人卡斷、與美國和解又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日本如果維持現狀，那就如同坐以待斃，必死無疑。如果與美國決一死戰，雖然勝算不大，但如若僥倖戰勝，那麼日本就會全線盤活，既可確保近半世紀在亞洲掠奪的利益，也可進而控制太平洋地區，獲得石油等戰爭資源。東條英機在與當時的首相近衛爭論是否應該向美國開戰時說：「有時人不得不閉上眼睛從清水台往下跳」。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殺勝地。於是，軍閥們鋌而走險，發動了賭博式的太平洋戰爭。 　　美國對法西斯陣營開戰，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理由，而不是一種帶有經濟考量的行為，從戰爭開始前美國可選擇的道路以及在戰爭中美國付出的巨大代價而言，美國的參戰對於他們而言很不經濟，美國在戰爭中犧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民經濟倒退幾十年，並且在戰後為了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國又通過馬歇爾計劃等給與了歐洲和日本兩大地區巨額的經濟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美國還是參與了戰爭，在這裡，美國人意識形態又起了作用，在美國看來，法西斯陣營是專制獨裁國家，是民主與自由的破壞者，是對美國人認為的真理和正義的挑戰。美國人說，當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脅的時候，「美國人有責任保護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論述二戰時說：即便是沒有珍珠港，美國也會參加戰爭，因為「為了自由的未來和美國的安全，羅斯福無疑會讓美國參戰」，進而，基辛格說，美國的參戰「是美國的偉大並勇敢的領袖進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導致的結果」。 　　日本第一任國家情報局長岡崎久彥在論述二戰時說：「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 　　在這裡，岡崎所說的道德和國民的好惡，就是指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具體美國人的好惡是什麼，將在下面講述。 　　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也一直貫穿於二戰以後。 　　二戰之後，美國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無可比擬的國家實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藉此對西方世界進行了整合。在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美國成了資本主義陣營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最強大最堅定的捍衛者。此期間，美國出兵朝鮮，出兵越戰。美國大兵賣命流血，目的也是為了防止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的「赤化」。美國在越戰遭到了慘敗，成為美國自立國以來的首次遭遇的敗績，因此，在美國一直有越戰值得不止得打的疑問，但從意識形態來講，至今仍然有許多人認為值得，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可能印度支那半島早全部成共產國家了，這也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角度的評估。 　　進入七十年代，卡特執政以後，在冷戰的環境中，美國在無法改變大多數中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條件下，為爭取中立國家的支持，共同對付社會主義陣營，沒有把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當作對外交往的普遍要價。但出於其意識形態，美國提出了人權外交，這個人權外交既被用來苟病社會主義陣營，也成為美國針對其他國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後，人權開始成為美國的外交的基石，人權的狀況成為除政治體制以外的衡量敵友及遠近的標準，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目標。 　　在以後的歷屆總統的對外政策中，人權都是其響亮而重要的對外要價，幾乎每屆總統在選舉過程中都把人權外交當作自己未來政策的重要賣點，以獲取選民的支持。 　　共和黨總統老布希曾在中國居住多年，擁有眾多的中國朋友，被認為能理解中國的現狀，帶有親華色彩。但即使這樣，布希在執政期間，對中國實施基於人權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繼老布希之後掌權的柯林頓總統批評其前任在人權問題上「軟弱」，在人權外交上大進一步，柯林頓在任八年，打了兩場人權戰爭，一場是為制止種族屠殺而出兵肯亞，另一場是在「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下發動的南聯盟戰爭。柯林頓當政期間，在國際上支持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兩人共同把人權提到高於國家主權的高度。 　　小布希時代，美國一國獨大，世界呈單極格式，美國不再顧忌，在人權之外，又將「政治自由」作為外交公開的對外要價。對中東阿拉伯世界，小布希除了依法反恐為由，打擊伊拉克，將獨裁者薩達姆送上審判台之外，又靠宣傳及威脅，迫使中東實現民主化；對中亞及原蘇聯地區，小布希靠鼓勵顏*色*革*命來促使其進一步民主化，對俄羅斯的被認為破壞司法獨立的案件聲稱要進行制裁；在近期的對非洲債務的免除上，小布希的條件也是非洲對象國的民主化。小布希在二次就職演說中公開宣稱，美國人的使命是掃除地球每一角落的專制體制和獨裁者。 　　布希時代的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義的活躍。新保守主義是一場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發動的保守主義運動，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黨，領導者是共和黨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PANC的組織，由現任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斯斐爾德以及評論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組成，這些人在多種場合對新保守主義外交做了闡述。這些闡述可以歸納為這樣一些觀點： 　　1，美國由於其市場經濟的成功，以及在婦女解放、人權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絕對影響力的帝國； 　　2，這個帝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他不同於過去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帝國，過去的帝國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從，獲得殖民地；而現在的美國帝國的目的，是給這些國家帶來民主與法治。 　　3，美國政府應該繼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推行美國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充分發揮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蘇聯帝國，並給世界帶來了民主化。 　　4，為確保美國的價值體系，並在世界上推行這個價值體系，美國的應該時刻準備打一場小規模的局部戰爭，歷史證明，美國曾經進行的這些局部戰爭，如奪取菲律賓、出兵西伯利亞、出兵古巴、越南戰爭、波西尼亞戰爭、科索沃戰爭等等，都在確保了美國的價值體系起到了作用。 　　5，在這些局部戰爭之後，還要考慮這些國家的重建(NationBuilding)，為確保這些戰爭對象國的民主建設，美國應該準備類似於二戰後援助歐洲建設的馬歇爾基金。 　　歷史上，美國改造他國的成功案例是納粹德國及軍國主義的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被美國摧毀後在美國的重建下成為獨立的繁榮的民主國家的。 　　我們可以看出，伊拉克現在成了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實驗地。 　　實際上，考察美國的外交史，就會發現，新保守主義闡述的外交政策，其實正是美國政府歷來一貫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在今天美國獨大的世界裡，這個政策得到了明確的無所顧忌的表述。 　　關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擔任過國務卿、並對現代的美國外交也有著一定影響力的基辛格做了一個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他在《外交》一書中說： 　　「在舊世界維持和平的最為傳統的方法，是維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國蔑視力量平衡的概念，認為實力外交不道德。美國的國際秩序的標準是，民主主義、集團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決」。 　　基辛格是猶太人，是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不屬於保守派，也不信仰基督教，是梅特涅實力均衡外教的信奉者，是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巨擘。基辛格在被尼克松拉入自己的團隊之前，一直是民主黨的熱心擁護者，是民主黨競選智囊，並參與過天主教徒肯尼迪的總統競選。基辛格對中國的態度一直友好，是中美建交的先驅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封鎖和制裁中國。在現在，他也在中美合作領域中很活躍，擁有一個專門的諮詢機構，從事中美交流。我們看到，即便是這樣一個世俗化的美國外交家和不拘意識形態的人物，也認為美國的外交的本質是意識形態，是「民主主義」。 　　中國學者一致認為美國的外交是追逐利益的外交，把美國外交的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也理解稱逐利行為，說全球的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利益。這樣的學者應該從基辛格的觀點中獲得啟示和反省。（1.2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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