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單挑全世界

06-13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室主任、研究員鍾飛騰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特朗普革命、新型全球化與亞洲局勢》。

全世界都面臨著古怪的特朗普的壓力，都試圖穩定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的關係。

一、前言

特朗普是美國百年來一位奇特出位的總統，他提出了頗有爭議的「美國優先」政策。

到目前為止，美國精英階層中的多數仍對特朗普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信仰持批評態度，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將失去二戰後領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能力。西方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輿論，普遍認為西方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因而多數人將原本只是屬於北美、歐洲和大洋洲等地區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想像為一種覆蓋所有國家的秩序，並且將冷戰以來經濟興盛與全球化的發展歸因於這種秩序。其他國家的很多精英也接受了這種論調，認為美國總統總是與美國精英的利益一致，將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作為首要任務。但是，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後採取的諸多措施表明，美國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關係出現了問題。特朗普對多邊主義不感興趣，將氣候變化問題扔在一邊，也不接受主流經濟學家對保護主義的口誅筆伐，並且輕率地試探「一個中國」的政治正確性。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動作，以及在推特上發布重大政策的手法，一度讓跟蹤和研究美國政經變化的人士out了。

特朗普上台本身似乎表明，美國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

二、新美國、國內政治與特朗普革命

如果僅從外表和整體看，美國還是那個美國。

例如，美國的經濟總量還在繼續上升。

IMF資料表明，2017年美國經濟總量為19.4萬億美元，凈增長738億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15.3%，跌幅為0.2個百分點。如果以美國農業部提供的國際宏觀資料計算，2016年美國實際經濟總量為16.9億美元，2017年上升至17.2億美元，凈增長371億美元，美國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22.0%下降至2017年的21.8%，跌幅不到0.2個百分點。因此，從經濟總量意義上說，無論是絕對地位還是相對地位，美國還是穩定的。從軍費開支看，美國也依然名列前茅，超出前十國的總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提供的資料顯示，2016年美國軍費開支為6111.9億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151.8億美元，佔全球軍費開支的36.0%，比2015年還增加了0.3個百分點。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在軟實力方面，美國下降的幅度也不像我們想的那麼大。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研發了一個「全球存在感指數」，其中包括經濟、軍事和軟實力三個方面。按分指數來看，2015年美國軟實力得分為1738.2，2016年得分為1745.0，增長6.8。從相對角度來看，中國的軟實力在2015和2016年的相應得分為452.9和461.2（列全球第三位），增長8.3，中國佔美國的比重縮小了0.4個百分點。由於移民政策是軟實力指標的8個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反對移民的政策將會減損美國的軟實力，但是指標的其他部分變化幅度不大，因而整體上美國的軟實力還依然強大。如此一來，僅從美國整體地位的變化來討論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不夠的，甚至具有誤導性。美國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傑夫·科爾根和羅伯特·基歐漢在2017年5/6月號《外交》發表《被操縱的自由主義秩序》一文，他們認為前幾年在討論美國對外政策時，問題的焦點是美國是否應該扮演領導角色，但從2016年以後，美國精英普遍認識到，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轉變，美國對外政策的挑戰主要不是國家間問題，而是來自美國國內。

這個重大思路在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哈斯的《外交政策始於國內》一書中有更為深入的論述。在中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內政決定外交，這麼簡單的道理還需要專門寫書強調嗎？是的，如今的美國似乎還沒有就此達成全國性的共識，特別是白人精英與中下層之間分歧嚴重。

自二戰以來，美國白人精英主導的很多對外政策，並非只是立足於國內利益，而是基於這些人廣泛分布的全球利益。通過將美國的整體利益拓展至境外，美國白人精英的財富、權力和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為了拓展和保衛這種利益，白人精英採取了兩種戰略，對外是霸權，控制關鍵的資源和通道，在海外駐軍，將美元轉變為國際貨幣等。對內是「內嵌式自由主義」，即把他們從海外擴張獲取的利益部分轉讓給中下層，以求得他們的支持。美國二戰後的對外戰略之所以獲得成功，主要是擺平了國內勢力的干擾。在此之前，美國白人精英曾多次品嘗失敗的苦果，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戰結束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沒能說服參議院批准加入國際聯盟。而二戰後幫助美國奠定全球地位的那一代人，多數人的年輕時代就曾生活在威爾遜治下的美國，由於經歷了大蕭條、二戰等重大的歷史性巨變，這批人擁有非凡的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既有能力規劃未來，也有意願跟中下層搞好關係。這甚至讓美國戰略界的第二代——如布熱津斯基等，都甚為敬佩和羨慕，布氏將其最後的著作取名為《戰略遠見》。由於美國的對外戰略是如此的成功，甚至最終以和平的方式贏得了冷戰，我們便接受了對外戰略這一個向度的邏輯，即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美國一定有利，因而美國將維護這套秩序，防止他國衝擊。比如小布希時期的「戰略競爭者」、「利益相關者」，奧巴馬時期的「中美兩國論」等，都是白人精英對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一種定位，核心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

以往，我們假定當選的美國總統總是能代表美國的整體利益，推進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維護美國霸主地位，這符合白人精英統治集團所認知的美國國家利益。很多研究美國的國際問題專家，通常也是從美國白人精英口中瞭解美國政府的政策主張，雙方討論的是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框架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可能有的發展空間。大多數專家到美國調研訪學，也主要是走進大城市，如華盛頓的智庫聽聽「旋轉門」的人怎麼看，然後將這些談話寫成分析報告。很少有學者能獲得機會到美國的鄉鎮調研，更不用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面對面交流一下。2016年11月特朗普勝出之後，基本上宣告了這種精英認知模式的破產。

特朗普上台表明，美國國內問題比國際問題更為嚴重而緊迫。如果不對美國內政有深入的瞭解，恐怕不能認識美國對外政策的變革。

認識特朗普時代的新美國，需要的不只是國際問題專家，而更多的是美國國內問題專家。

以往，全球多數國家的美國問題專家被巨大的慣性牽著走，以為只要瞄準了美國精英階層的對外政策，就可以和美國周旋，卻喪失了將美國白人精英的對外戰略和對內戰略關聯起來考慮的意識。特朗普的上台顯露出，美國白人精英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主導這個國家，他們有時候也不完全能推選出喜歡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執政一年多，解僱了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等執政層的核心成員。據說被解僱的這些要員，是白人精英群用來制衡特朗普的。顯然，美國內政的鬥爭相當激烈，白人精英集團對特朗普不滿意，但又不能打破民主制度，因為特朗普是民選的，而民主制度也被白人精英所認可。

民主制度選出了一位不被白人精英所認可的總統，這是民主的悖論嗎？要知道，二戰時期，德國的希特勒也是民選的。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新時代美國的政治體制的性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理論上都應該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一種是代表整體的利益。後者顯然並非是常態，需要相當大壓力的外部競爭環境、更為複雜的政治制度設計和更為高超的統治藝術。如果特朗普並不代表白人精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其他階層的利益，那麼我們就不能把二戰結束以來所總結的一套經驗用來認識特朗普。這一點有些類似於十月革命前後的俄國與蘇聯，蘇聯替代俄國帝國，事實上是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蘇聯要維護和鞏固的國家利益，完全不同於俄國時代，儘管有些目標也是一致的。但由於大蕭條和二戰，美國精英階層對蘇聯的認識相當矛盾和複雜，直到二戰勝利後，美蘇雙方要劃分勢力範圍時，終於發現擺不平國際事務了。1946年2月，長期觀察、研究蘇聯的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凱南發回一封長電報，美國精英階層才確認將蘇聯當作是美國的最大敵人。今天的美國是否也是如此呢？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著美國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以往我們看到的政權和體制變更，通常都是美國人搞其他國家，這次好像是白人主導的美國被國內普通中下層搞了一把，換了個總統來統治。說特朗普政權有可能是一種革命性的政權，原因可能在於支撐特朗普上台的力量是中下層。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持續支持，特朗普難以坐上總統寶座，也很難贏得2018年11月的中期選舉。特朗普之所以能聽到美國白人中下層的意見，是因為新媒體等技術性原因，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美國中下層不用花費巨資、刊登廣告，就能把自己的意見直接推送到總統候選人那兒，這顯然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以往的總統選舉都是億萬富翁的選舉，中下層的意見很難被總統候選人聽到和重視。如今，美國中下層在溝通、獲取資訊時更加重視推特，而不是希拉里等白人精英重視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主流讀物，甚至也不是小清新喜歡的臉書。2016年8月，筆者在華盛頓調研時，酒店裡贈閱的《華爾街日報》，基本上認為希拉里妥妥地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而特朗普是「推特治國」，幾乎不看這些主流媒體的資訊，如果從加強與中下層的聯繫來看，這也是一種統治的藝術。美國中下層與白人精英利益不一致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只是這一次中下層終於忍無可忍，起來反抗了。二戰以來盛行多年的「內嵌的自由主義」，曾讓美國中下層生活過得優越，中產階層不斷發展壯大，有關中產階級的理論就發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也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器。不過，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創造美國世紀的那一批人老了，上台執政的新人沒有那麼多的懷舊情感，面對蘇聯的競爭壓力，創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美國跨國公司加速向外轉移，截至2016年，美國流向海外的直接投資存量接近6.5萬億美元，佔全球四分之一。從80年代起，一大批從哈佛等名校畢業的精英學生，紛紛以進入華爾街為職業志向。結果，高學歷、高智商的一批人因從事金融服務業，其收入水準遠遠超過了在製造業討生活的中下層。隨著社會階層的固化，最近十年，甚至一般中產階層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從名校畢業，也很難再現父輩的好生活。對於這些人來說，美國夢已經難得實現。特朗普勢力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源於美國夢的破產，代表著新美國力量的上升。特朗普所說的「美國優先」，包含著對「美國」的新認識，即他所認同的美國，不是白人精英所認識的那個整體性的美國，而是中下層認知中的美國。「美國優先」最重要的含義，首先是美國內部的調整，其次是美國與世界的關係的調整，這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但可惜的是，多數人討論「美國優先」將重心放在國際部分。討論的問題主要是A1和A2哪個方案更好，而難以分析對外關係領域的A類選項與國內領域的B類選項之間的聯繫。之所以形成這種思維定勢，與我們所接受的有關美國對外關係政策的諸多理論有關，這些理論的創造者多數屬於美國20世紀的第二代人物，是喬治·凱南、漢斯·摩根索等人的學生輩。例如，5年前去世的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肯尼士·沃爾茲出生於1924年，去年5月去世的布熱津斯基出生於1928年、自由國際制度主義大師羅伯特·基歐漢出生於1941年，這些人的理論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引入美國國際關係學知識體系時，正好是這批人在美國學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

美國第二代人物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他們的對外政策認識是建立在第一代人物已經確立的基本框架，即美國霸權地位和國內支持的良性互動之上。但是，第一代人物所確立的框架並不會持久不變。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民眾的基本價值觀將隨著收入水準的持續提升而改變，從尊重權威和秩序轉變為爭奪話語權和重視社會活力，西方的這個轉變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目前，美國政治領導人物已經更新至70後，如共和黨候選人瑪律科·盧比奧、特德·克魯茲等人都出生於1971年，這些人都有拉美裔背景，與傳統的白人精英政治顯著不同。但是，美國政治人物（也包括其他行業人物）的這種代際差異，還沒有引起佔據中國學術舞台中心位置的一批學者的足夠重視。

三、貧富差距、認同危機與新型全球化

從收入水準來看，大部分美國人其實日子過得一般。按照美國勞工部的資料，2016年，美國大約有1.4億勞動力，人均年收入大約5萬美元左右。但是這個人均數背後卻是嚴重的收入分布不均衡，金融、管理、律師、教授等崗位的收入顯著高於其他行業，絕大部分藍領的工資很低。美國高收入白人精英階層主要是以下幾種。目前美國管理類崗位數大約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為11萬美元；律師崗位110萬個，人均年收入10萬美元；商業金融從業人數也差不多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7.5萬美元；從事電腦和數學的人大約有420萬，人均年收入約9萬美元；生命、物理和社會科學家從業人員約為115萬，平均年收入也在11萬美元左右。總體上而言，這2100萬人基本構成了美國白人精英階層的主體。當然，這個圈子也是高度金字塔型，站在頂尖的1%控制了美國90%以上的財富。與白人精英層對立的是數量龐大的、收入較低的中下層。如，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數220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銷售崗位1450萬人，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食品行業1300萬人，人均年收入2.4萬美元；製造業91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交通運輸業崗位970萬，人均收入3.6萬美元。收入水準在3萬美元以下的群體，還包括440萬清潔保養人士、450萬護理和服務人員、460萬農林漁從業人士，這些群體的總人數超過了8200萬。收入差距造成了美國人的認同危機。歐美有相當大一群人不認同全球化，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就發生過反全球化勢力的遊行。在21世紀初，美國人辯論外包與工作的關係時，政治學家亨廷頓發表了《我們是誰》一書，從學理上論證了美國有可能在2050年變成一個拉丁裔人口主導的國家，白人的優勢地位將不復存在。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就不顧政治正確性，揚言要修改奠定二戰後美國國力基礎的移民政策，上台之後也是不遺餘力推進，這充分說明美國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美國。比貧富差距更難以忍受的是，這個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還在繼續擴大。2003年，美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為3.7萬美元，2016年上升至5萬美元。隨著美國高技術公司的全球布局，核心工作崗位留在美國國內，這表現在商業和金融類、電腦和數學類等崗位擴增，而一些低端的工作崗位則被外包到海外，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明顯萎縮，而且這些行業的年均薪水佔全國平均水準的比重在下滑，資料顯示其他中低收入行業佔全國的比重也是下降的，這些階層的獲得感變差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特別是一些亞洲國家，比如中國人的收入卻在快速地改善。例如，2003-2016年間，中國的人均GNI從1280美元增長至8250美元。因此，美國國內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部分地也與全球化相關了。　　

對美國中下層而言，要在美國繼續實現美國夢，就必須打破白人精英階層主導的財富生產和分配框架，其中一部分與全球化相關。

2018年1月初，特朗普任上的第一份《總統經濟報告》披露，2017年底，美國貿易額比1973年增長了11倍，絕大多數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實現的。因此，對於早期的中產階層來說，由於美國的國際貿易佔比並不顯著，他們也不會是美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貿易的擴大和日漸深入美國腹地——比如美國大豆的出口，現在的情形肯定不同以往。美國學術界現在正在辯論的問題是全球化、新技術與收入差距的關係。

對於中下層來說，要理解複雜的世界是有相當難度的。白人中下層看到的圖景，的確是中國人變得富裕了，而自己卻停滯不前。他們對工作、收入和貿易的關係理解不深，仍停留在製造美國夢的50年代，他們相信勤奮工作就可以，而不管技術進步、甚至產業轉移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和替代效應。正是由於白人中下層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的理解相對簡單，也造成了特朗普願意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待美國的貿易逆差。大多數教育程度在高中、大專水準的美國人，事實上無法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後世界貿易格局變遷的理論邏輯，包括特朗普本人的世界觀也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初，即在收益遞增、規模經濟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變成主流之前的舊貿易理論。舊貿易理論的核心，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南北貿易模式，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資源產品，美國的例外在於它也是農產品出口大國。

而新貿易理論試圖解釋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貿易品，不是製成品或者資源品，而是同一產品的零部件。在舊貿易理論存在的世界中，利益的分配是相對簡單的，這是締造美國世紀的一代人可以在政治上構建「內嵌的自由主義」框架的經濟基礎。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登上美國政治經濟舞台的新人，他們面對的技術水準和貿易環境完全不同了，很難區分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貿易的收益分配，因而也不太能夠讓中下層分享這種利益，其結果是美國越來越發達，中下層所佔相對份額越來越少。從中下層的認知來看，他們並不認為高技術能夠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收入水準。在他們收入獲得感變差的二三十年中，美國的技術領先水準幾乎是個不變數，就跟前文提到的美國國際地位和絕對的經濟總量一樣，甚至還處於增長態勢中。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這批人來說，要弄懂高技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僅需要花費時間，也需要美國聯邦政府付出更大精力培訓再上崗。因此，中下層所希望和要求的特朗普政策目標，難以把打壓其他國家的高技術發展能力作為核心目標。如果把握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特朗普擴大對華貿易摩擦的邏輯所在，高技術可能是目標之一，但絕不會佔據首要地位。正如哈佛大學教授、長期研究中美經濟關係的帕金斯最近指出的，特朗普並沒有弄明白「中國製造2025」的確切含義，他目前還在繼續削減美國研發領域的研究經費，這顯然與高科技領域競爭背道而馳。

如果特朗普提高關稅清單的性質是一場「高技術戰爭」，中美就不會有談判的空間。

相反，如果特朗普的目標是為了擴大就業、增加收入，那麼意味著美國最關心的問題是中美貿易關係中的收益分配如何更多地轉向美國中下層，這既涉及到美國國內製度調整，也涉及到中美關係的調整。與更加重視國內分配的貿易關係相匹配的國際制度框架會非常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後美國要推動的全球化，不會是以往的那種更有利於金融企業和大公司的全球化，而需要更多照顧工人階層的利益。從技術水準上看，文化程度並不高的工人階層能夠參加的產業領域是有限的。或許，美國型的資本主義正向著北歐型的資本主義轉變。但是，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向會很劇烈，因為美國遠比北歐國家擁有更強大的實力調整國際格局，白人精英也不會眼睜睜看著特朗普隨意更改這麼多年來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雙方的博弈還會繼續加劇。從中下層的利益來講，如果發動一場戰爭有利於增加傳統軍工產業的產出，從而有利於增加工作機會，中下層也會投票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這種戰爭只是繼續有利於金融集團，那麼支持力度會很有限。因此，二戰以後盛行的所謂經濟相互依賴有利於降低衝突這種定見，可能也不完全適用於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至少，美國白人中下層並不認為經濟相互依賴加大會顯著改善他們的生活。按照民主制度的投票規則，這些人顯然會有很大的權力。特別是，在所有中下層的收入都普遍降低時，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力是很強大的。特朗普戰勝希拉里就是這種集體力量的體現。從特朗普需要中下層的投票這個邏輯來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心是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時代創設的國際規則，而不是將矛頭對準崛起中的中國等新興市場。

因此，我們不難看到，特朗普最初提高鋼鐵、鋁製品關稅時，名單中也包括歐洲、韓國和加拿大。後來，在給予這些國家臨時豁免權時，仍要求提高日本出口至美國的鋼鐵產品關稅。顯然，如果是奧巴馬在台上，他不會對同盟夥伴出這種招數。事實上，奧巴馬的言論遠比特朗普更赤裸裸地揚言要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TPP簽署時，奧巴馬明確宣布，不能讓中國制定21世紀的經貿規則。而特朗普雖然是個大嘴巴，他本人卻從來不會說這種話，他只是強調主權、公平和開放的「印太地區」。一個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使用「主權」這樣的字眼，過去是很少見的，由此可見，特朗普的聽眾並不是白人精英。

對特朗普的中下層選民來說，21世紀的經貿規則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經貿規則，他們是這種規則的受害者。

特朗普機智地選擇從雙邊角度突破這種規則，這說明特朗普頭腦中有一套做法，不是臨時出招的。因此，中美關係中長期以來流行的一些說法，比如經貿關係是壓艙石，需要重新思考。下一階段經略中美經貿關係，務必更加精細、精凖，讓美國中下層認識到中國的貿易力量。

四、政經關聯性增強下的亞洲局勢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白人精英喪失了二戰後主政者那一代人的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目前在國內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不僅沒有辦法彌合政治對立，還有可能衝擊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分配出了大問題。以往，在收入分配問題不大的情況下，美國的國內政治與世界經濟是相對分離的，美國精英通過國內的一套制度安排，便可以穩定工人階層，不用分心時常考慮國內民眾的需求，專心致力於在海外進行實力拓展。只要白人精英海外利益持續穩定地分配給國內民眾，那麼這種國內-國際協調的機制就是穩定的，但是一旦不能分配好，這種機制就是不穩定的。目前的美國正處於重新構建國內-國際相互協調機制的新時代，國內政治與世界經濟的關係重新密切起來。尤其讓特朗普支持者焦慮的是，在國內分配的制度還沒有重新調整過來時，海外的政治經濟安排也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因此，美國亞太政策的舊框架已被打破。如果以這種視角重新看待美國與亞洲的關係，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新的結論。長期以來，美國運籌其亞太雙邊同盟關係的基礎是美國國內-國際相互協調的機制穩定存在。如果忽視這種基礎，我們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坐標，很多判斷類似於《呂氏春秋》記載的「刻舟求劍」的故事，決定美國政策框架的那個基礎早已今非昔比，而我們還在劃線的那個地方尋找美國對外政策的真實目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亞太政策框架開始初步建立，那個時候「內嵌的自由主義」大框架也同步確立。20世紀70年代，美國從越南戰爭撤離，在雙邊同盟框架內拉攏中國對抗蘇聯的擴張，中美關係成了一個「凖同盟」，這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一個大的調整。但是基本上來講，還是以蘇聯為主要敵手，美國國內基礎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90年代末，美日經濟競爭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主要推動力，美國亞太政策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日本憑藉日元升值，成為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美國農業部資料顯示，1989-1997年間，日本的人均GDP高於美國。IMF資料則表明，以現值美元計算，1987-1997年間，日本的人均GDP高於美國。這一階段也是美日貿易摩擦最為激烈的一個階段。1992年，柯林頓上台後，立馬停止了雷根總統的星球大戰計劃，將國家建設方向調整到經濟。1993年7月，柯林頓到訪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柯林頓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共同體，核心是重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特別是扭轉對日巨額的貿易赤字。不過，那個時候，憑藉互聯網等新經濟，美國國內經濟增勢良好，「內嵌的自由主義」框架還在發揮作用。美國白人精英繼續贊同多邊主義，比如將關貿總協定升級為WTO，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區，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等。特朗普時代的亞太政策顯著不同於以往，但有很大一部分延續了奧巴馬時代的做法，不過原因有些不一樣。例如，2015年底，奧巴馬出台了其任期內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大幅度修改了對地區重心的安排，將亞太置於首要位置。事實上，從1987年美國出台第一份國家戰略報告起，歐洲就是美國首要關心的地區，其次是中東，然後才是亞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地區重心的排序上，與奧巴馬政府的第二份報告是一樣的，只是其範圍更廣一些，從亞太擴展到了印太。其原因，除了安全方面的考慮——白人精英更有遠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極力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而特朗普更為重視經濟收益的分配，因此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動機。從美國貿易赤字佔比來看，印度的重要性超過韓國。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在國會作證時明確指出，美印關係的三大支柱分別是賣軍火、賣能源和擴大貿易。鑒於印度目前的增長態勢以及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潛力，美國是南亞地區最大的交易夥伴，特別是美印貿易中服務業貿易佔比較大，特朗普將印度視作平衡美國貿易的主要夥伴，也是說得通的。此外，特朗普也明白，如果美國經濟發展不行，他的國內再分配方案也難以行得通。只有把蛋糕做大，他所代表的勢力才能與白人精英階層達成新的國內分配方案，這也是他同意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部分採納奧巴馬方案的原因所在。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為，特朗普的亞洲政策打破了以往歷屆美國總統的禁忌。比如，在台灣問題上，特朗普上台初始便與蔡英文通電話，最近又通過了「台灣旅行法」，美國國務院高官已經訪問台灣地區。在朝鮮問題上，特朗普更是答應了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多次說過要重新商談奧巴馬時期簽署的伊核協定。在TPP問題上，特朗普又表示考慮可以重新加入TPP，前提是新TPP框架給予美國更多的好處，對此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都表示歡迎，但這些國家同時又強調不願意更改已經達成的TPP11國協定。

五、美國外交政策變化與中國的應對

從特朗普政權的性質來看，美國外交政策的革命性變化更應從國內政治經濟入手考察。

特朗普的主要動機和目標在於，重構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讓美國中下層更能獲得好處。

因此，我們看到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其實是這種系統變革的產物，是舊框架解體、新框架逐漸成型中必然出現的不一致、不協調和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在各國普遍感到敏感的重大政治、安全問題上施壓，主要目的並不是打壓這些國家、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

如前指出，美國的霸權地位到目前為止受損很有限，而特朗普對維護美國霸權地位興趣不大。特朗普希望的是交易，即通過打政治牌、安全牌，迫使相關國家在貿易關係上對美國讓步。從實力地位上說，特朗普的美國也有這種能力，不過打壓過狠了，容易招致他國的針鋒相對。比如，從國家利益角度看，中國完全有實力抗衡貿易上的施壓，儘管中國局部產業和地區會有損失，但從大盤子考慮，這種損失完全可以在國內層面調整和補充。但是，美國就不同了，美國的精英階層絕不會放任特朗普這麼做。甚至，眼光並不是很長遠的中下層，在遭受別國強烈反擊時，也會要求特朗普謹慎行事。特朗普的稅改其實是觀察這種矛盾性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內一些人簡單將它理解為降低稅率，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的，儘管其核心是公司稅改革，但其範圍要更廣闊一些。從特朗普的主要目標來看，是要調整美國跨國公司的收益分配，讓美國跨國公司將更多的收益留在美國國內。關於跨國公司和民族國家的關係，學術界長期以來就有深入研究，但過去的研究主要是討論跨國公司與發展中的東道國關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以聯合國貿發會為代表的發展中國際機構，普遍將過去的敵對性態度轉變為頌揚跨國公司的好處，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起，聯合國貿發會出版的《世界投資報告》基本就是這個基調。反過來講，當發展中國家普遍受益時，意味著作為大多數跨國公司的母國——發達國家，其收益會相對減少或者增加有限。而跨國公司通過價格轉移支付，將更多的稅收留在不對跨國公司徵稅的發展中國家，從而大幅度減少了對美國政府的納稅。此次特朗普改革稅收，就是要改變這種格局，讓跨國公司給美國政府繳納更多稅收。按照余永定提供的資料，稅改前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利潤高達2.6萬億美元，2008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中43%的來源是人口佔比不到世界1%的小國和離岸金融中心，如百慕大、愛爾蘭、盧森堡和荷蘭。事實上，亞太地區並非美國稅改的主要針對區域，因美國跨國公司在這一地區的外資存量非常有限，大約略低於17%，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顯然，調整投資的收益分配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貿易也處於核心位置，但主要是政治意義上的，貿易在經濟上附屬於調整美國與跨國公司的關係。前文提及，美國民眾對貿易關係的認識並不深，而投資關係遠比貿易關係來得複雜。很大程度上，現在全球的貿易格局是跨國公司主導的，有的專家認為80%以上的世界貿易都由跨國公司主導完成。中美之間之所以有這麼大量的貿易，一半以上都是不被中國政府控制的跨國公司產生。按照中國統計局的資料，中國進出口的一半是由外資公司實施的。如果算上中國公司在內的零部件貿易，那麼這個數字會相當的大。對於特朗普來說，在對外關係上瞄準中下層更容易理解的貿易關係，顯然是一件得選票的事情。如果要改善美國中下層的收入水準，目前在整體貿易赤字上佔比超過一半的中國，顯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儘管我們多次強調，美國對華服務貿易的順差排在美國前幾位，但是對於美國中下層而言，比如沃爾瑪的售貨員，他（她）顯然不太能理解這種邏輯關係：如果特朗普提高關稅，沃爾瑪的銷售額將下降，售貨員的薪水也會下降。反過來講，如果中國滿足了特朗普的要求，特朗普是否會收手呢？

從理論上講，貿易關係調整如果會讓美國中下層的福利水準提高，而且美國國內層面的制度調整深入，那麼特朗普並不會要求更多。但關鍵是，這個邏輯鏈條也很長，美國白人精英承擔受損的意願也是有限度的，特別是白人精英階層的目標要比中下層來得多元，除了經濟收益，還要求維護美國創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些人會繼續跟特朗普所代表的勢力博弈，在特朗普出台的政策中塞入他們的方案。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表述，有時候相互矛盾，原因也是被塞入了精英層的意見。

畢竟，一個國家的政策是否生效，不完全是最高層的意見表達，還需要官僚團隊中各個層級的精心實施。除非特朗普的執政基礎相當穩固，團隊的方案構想能力和執行能力超強，比如類似於權威主義政府那樣一言九鼎，否則我們還將繼續看到特朗普方案中的矛盾性。

從美國產生特朗普政府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事件來看，美國國內調整遠不是一件短期的事情。

有的美國精英人士甚至表示，這種調整將至少持續十年以上。在美國國內中下層與精英層達不成大妥協之前，不管是精英層選上的總統，還是中下層選出來的總統，美國意欲實施的政策效應都將大打折扣。因此，特朗普對外政策也不會像以往那樣明晰和穩定，以往美國的對外政策其實很簡單，就是要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現在由於國內基盤不穩、遭到精英層的掣肘，特朗普對外政策的搖擺、虛張聲勢和交易性仍將持續。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依然需要保持戰略定力，並始終以我為主推進開放型經濟。

至少，我們要牢記蘇聯和日本的教訓，防止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而是堅定地推進本國的發展戰略。雷根時期，美國以誇張的星球大戰計劃，將蘇聯拖進了軍備競賽，而日本由於美日同盟關係，也在貿易摩擦上步步滿足美國的要求。從未來發展態勢講，時間在中國這一邊，因為21世紀中國的新一代完全有能力比肩美國20世紀的第一代，擁有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如今，中國每一年畢業的本專科以上學生高達800萬。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畢業生累計幾乎超過1億人次，這些人成長於中國受惠於全球化的時代，是現代經濟增長體系的有力支撐者，也是中國政府推動全球化和開放經濟的堅定力量，更是中國邁向2050年強國目標的建設者。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未來一段時期將步入新框架階段，這倒不是說因為美國精英層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讓中國融入世界的大戰略失敗，美國要改換門庭，而是因為中國本身已經完全不同於以往。中國是一個大國，不管是中國特色的大國，還是西方特色的大國，這一次中國的實力地位完全有能力抗住任何壓力，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內-國際兩個層面的協調性、一致性和戰略共識依然強大，這使得中央層面的政策得以匯聚全國性的意見，並且在地區和全球層面也能扮演某些引領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