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關於五四新文化的反思檢討

關於五四新文化的反思檢討

張耀傑，文載鳳凰周刊2014年第19期

[題記：本文寫作於2014年5月，摘編整理自新星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的《北大教授與〈新青年〉》一書，更加翔實的歷史敘述請參考該書的原文。書中關鍵處的幾段議論文字，由於責任編輯的擅自篡改，部分偏離了本人原意，特此說明。]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地區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隨後出現了與「五四運動」一樣廣為流傳的專用名詞「新文化運動」。嚴謹意義上的五四運動，是一個雖然扭轉了歷史軌道卻並不具備可持續性的突發性政治事件；嚴謹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是由《新青年》雜誌直接啟動並且持續到今天依然沒有走上充分世界化的文明軌道的一場文化振興運動。

1、胡適區分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

關於新文化運動比較經典也比較恰當的敘述，無論如何都要首推《新青年》的靈魂人物胡適。1922年3月3日，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寫道：「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

胡適所說的「新文學運動」，指的是以白話文寫作為突破口和切入點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場運動的全面展開便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但是，在實際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更加常用的是把政治與文化捆綁在一起加以稱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95年來，尤其是1949年之後明確把五四運動定性為學生愛國運動並且寫進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思想的相關教科書之後，作為歷史當事人的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魯迅、梁漱溟等人，針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負面現象所進行的批評檢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文化視野和歷史記憶。

2、梁漱溟批評五四運動

談論中國現代歷史，人們常常從《新青年》雜誌及五四愛國運動入手。而《新青年》同人團隊及五四愛國運動的最大盲區，就在於最能夠體現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文明價值和常識法理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

在法律人明顯缺席的情況下，「五四運動」期間明確張揚現代社會的法理精神的，反而是以弘揚中國傳統的佛教及儒教文化為己任的北大講師、前司法部秘書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其中寫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檢廳如果因人多檢查的不清楚，不好辦理，我們盡可一一自首，就是情願犧牲，因為如不如此，我們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為這實是極大的毛病。什麼毛病？就是專顧自己不管別人，這是幾千年的專制（處處都是專制，不但政治一事）養成的。……這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制度，更不能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後的制度。質而言之，就是不會作現在同以後的人類的生活，不會作這種生活，不待什麼強鄰的侵略，我們自己就不能在現在世界上未來世界上存在。」

這裡所說的「學生事件」，指的是北京學生於5月4日火燒外交總長曹汝霖位於趙家樓的住宅，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的刑事案件。為了提倡遵守法律程序的文明意識，梁漱溟建議說：「最好我們至檢廳自首，判什麼罪情願領受，那真是無上榮譽。這好榜樣，可以永遠紀念的。」

然而，梁漱溟的上述意見，並沒有得到自以為愛國有理的青年學生的真誠響應，反而得到據說是來自《新潮》社的匿名警告。當年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在被捕之後所寫作打油詩中表現出來的，恰恰是梁漱溟所批評的「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的愛國有理：「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

3、錢玄同的反思檢討

隨著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回遷上海，此前站在陳獨秀「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專斷立場極端排斥林紓、張厚載等人的錢玄同，從此面臨著被新任編輯陳望道等人強行改稿的屈辱待遇。

1920年9月25日，鑒於周作人一再替陳獨秀催討稿件，錢玄同在回信中反思檢討了自己此前的相關表現：「我近來很覺得兩年前在《新青年》雜誌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沒有意思。……仔細想來，我們實在中孔老爹『學術思想專制』之毒太深，所以對於主張不同的論調，往往有孔老爹罵宰我，孟二哥罵楊、墨，罵盆成括之風。其實我們對於主張不同之論調，如其對方所主張，也是20世紀所可有，我們總該平心靜氣和他辯論。我近來很覺得拿王敬軒的態度來罵人，縱使所主張新到極點，終之不脫『聖人之徒』的惡習，所以頗憚於下筆撰文。」

1922年4月8日，面對「中國列寧」陳獨秀關於「非宗教同盟運動」的極端表態，錢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再一次反思檢討說：「中國人『專制』『一尊』的思想，用來講孔教，講皇帝，講倫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來講德謨克拉西，講布爾什維克，講馬克思主義，講安那其主義，講賽因斯，……還是一樣的要不得。……我們以後，不要再用那『務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來作『訑訑』之相了。前幾年那種排斥孔教、排斥舊文學的態度，很應改變。若有人肯研究孔教與舊文學，鰓理而整治之，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

與錢玄同這番話相對應的，是被包括錢玄同在內的《新青年》同人反覆攻擊的前輩文人林紓早在1917年2月8日刊登於上海《民國日報》的《論古文之不宜廢》，其中有這樣一段經典話語：「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換句話說，《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盲區，並不在於藉助西方現代文明反傳統、反儒學、反孔教，而是在於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走出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孔教文化的「學術思想專制」。他們反傳統的所謂「新文化」說到底只是以舊反舊、以儒反儒的舊文化。

4、魯迅與周作人的批評反思

五四運動一周年的1920年5月4日前後，多家報刊都開展了紀念活動。與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公開表態相印證，魯迅在1920年5月4日寫給早年的學生宋崇義的私信中表示說：「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近來所謂新思潮者，在外國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國，便大嚇人；提倡者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採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而社會守舊，新黨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

接著這段話，魯迅又強調說：「今之論者，又懼俄國思潮傳染中國，足以肇亂，此亦似是而非之談，亂則有之，傳染思潮則未必。……中國學共和不像，談者多以為共和於中國不宜；其實以前之專制，何嘗相宜？專制之時，亦無忠臣，亦非強國也。仆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

由此可知，魯迅當年對於「所謂新思潮者」的正面希望，是「採用新說」和「熬苦求學」。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提倡「新思潮」的「新黨」，所表現出的卻是「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的「行不顧言，一盤散沙」。作為提倡「新思潮」的《新青年》同人團隊中的一員，魯迅儘管沒有點出陳獨秀的名字，「行不顧言」四個字，顯然是他對於陳獨秀等人最為真切的印象，在此之前，陳獨秀已經由於「行不顧言」的嫖娼狎妓，而被魯迅的浙江鄉黨蔡元培、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等人排擠出了北京大學。

關於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局限性，魯迅在1925年5月10日寫給許廣平的兩地書原信中表示說：「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筋斗么？在學校里，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

1925年8月10日，魯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在他自己主編的《語絲》周刊上發表《代快郵——致萬羽的信》，其中針對五四運動反思檢討說：「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以為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漢之黨人，宋之太學生，明之東林，前例甚多，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門戶傾軋，驕兵悍將，流寇，其結果——總之不是文藝復興！」

1959年3月12日，晚年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針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新青年》同人的歷史局限性，另有更加深刻的反思檢討：「現在在四十年之後，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我在新近出版的《北大教授與〈新青年〉》一書中，對於五四新文化的歷史局限性另有總結：中國社會的病灶死穴，並不是朱學勤教授所說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而是中國傳統儒教二元對立、一元絕對、單邊片面、黨同伐異的「存天理，滅人慾」的思維模式。《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盲區，並不在於藉助西方現代文明反傳統、反儒學、反孔教，而是在於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走出過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孔教文化「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學術思想專制」。他們所標榜的極端反傳統的所謂「新文化」，說到底只是以舊反舊、以儒反儒的舊文化。來自西方社會的民主與科學一旦被陳獨秀等人極端絕對化，也就蛻變成為打著絕對民主的旗號反民主、打著絕對科學的旗號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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