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殺真相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說法，皆謂其乃係為維新變法而死。但考之史料，這一結論，實在大有問題。「六君子」之死，另有真相。「六君子」當年被殺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矇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換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詳細]

「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情形如何，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張氏素來鄙視康有為之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之學術旨趣，可想而知。楊銳早年對康有為曾頗有好感，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於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後，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慾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曾在給其兄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任職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為，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衝突：「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鐵杆康黨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裡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為「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為「鬼躁」。

左圖：楊銳；右圖：劉光第。因與康黨交惡，故政變發生前，二人認為並無出逃必要。入獄後亦處之泰然，自信經過審訊即可無罪出獄。孰料慈禧因擔憂外人干預，未經審訊即下旨殺害了「六君子」，朝野內外俱為楊、劉二人冤痛。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大致與楊銳相似，其進入軍機，同樣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但或許是因為劉雖得張之洞器重，但終非張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之後，也非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則與楊銳一般無二。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在軍機處值班期間，為緩和新、舊矛盾，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氏「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系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劉光第死後，查抄其家，曾搜得彈劾康有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嘆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銳的理由是與「康黨」無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劉光第的理由是擔憂自己「終以憨直賈禍」，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詳細]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其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觀林氏對康有為之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並無定見。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之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願與名聲不佳之「康黨」扯上關係。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氏之《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顯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

左圖：林旭；右圖：康廣仁。林旭乃榮祿推薦，但長期受康黨影響乃至左右，以至於被捕後榮祿拒絕對其施以援手。康廣仁被捕後，曾遭遇審訊，似曾供出某些朝廷尚未知悉的信息。

林氏之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或許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有平衡滿漢新舊之考慮：若以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之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之勢力；唯譚嗣同充當康有為在軍機處之代言人，當屬最佳解釋。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之擔憂，恐其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為影響，康黨之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之既定方針，林氏自難以接受榮祿之勸誡。但當京城空氣已空前緊張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此言雖是林氏被捕前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自我安慰式的樂觀預判，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存在一定的疏離。另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據《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綜合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

至於康廣仁，因其系康有為胞弟，其「康黨」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餘年之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碰到一名為劉一鳴之老獄卒，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據劉氏對汪精衛講：當年，「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日：『作詩耳。』……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獄卒之言，當屬可信，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至於林氏之「時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凜然不懼，因林氏參與了「圍園殺後」之密謀，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瞭然於胸，已不必如康廣仁般「以頭撞壁」。…[詳細]

唯譚嗣同一人甘願為其反滿革命理想而流血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時台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康黨擬定的一份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摺。奏摺中，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而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於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秘密金庫」，並請皇上准募300人，於9月23日正式發掘——所謂「秘密金庫」，根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秘密金庫」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為了完成其「圍園殺後」計劃——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楊深秀捲入此種密謀，其被慈禧定為「康黨」，並無誣枉。唯楊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遞之奏摺的箇中玄機，尚未敢斷言。

左圖：譚嗣同；右圖：楊深秀。譚嗣同乃激進之反滿革命黨，其參與維新，隱含推翻滿清之旨；楊深秀代康有為呈遞了至為關鍵的部署「圍園殺後」計劃的奏摺，但楊本人是否了解奏摺之玄機，尚不得而知。

事實上，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願意為之而死。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著作《仁學》為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啟超、章太炎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其中如此寫道：

「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爾），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攘為己有。攘為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為，台灣固無傷耳，尚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為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為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

正因為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為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為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詳細]

康黨事後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真相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後等內幕，並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後，康黨為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偽，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後，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後）、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後」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後關係，絕無什麼「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里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之《劉光第傳》則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但實際情形，據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於難。」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此類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詳細]

康黨對「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蓋，是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譚之原詩《題壁獄中》，有兩種流傳版本。其一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其二是：「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前者系非康黨人物所記；後者則是康黨所著力宣傳之版本。

這兩個版本的主要區別，在於後兩句。「歐刀」乃刑人之刀；「公罪」，如前所述，譚氏《仁學》中有謂：「謀反，公罪也」。如《仁學》中所述，譚氏認為滿清皇室殘害「中華」數百年，乃罪大惡極者，故在譚氏看來，「圍園殺後」乃是代表千萬「華人」對滿清最高領導層實施正義的刑罰，故有「歐刀」之說；所謂「手擲歐刀仰天笑」，乃系指「圍園殺後」計劃失敗，未能如願刑罰滿清皇室。譚氏認為：「謀反，公罪也。……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為之君者，尤當自反」，也就是說，「留將公罪後人論」一句，乃是譚氏自承謀反，且不認為謀反有什麼不對。康黨戊戌年之後，傳播譚氏絕命詩甚力，但這兩句，絕不見於其宣傳讀物，而被置換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與康黨在戊戌年後竭力否認自己曾有「圍園殺後」計劃及「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謀反行為，是相一致的。

至於「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是否康黨杜撰，目前還存疑。一種很大的可能是：這兩句其實也出自譚氏之手，只不過被康黨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絕命詩中。證據就是：譚氏應詔赴京時，唐才常為之餞行，譚氏曾口佔一絕：「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所謂「三戶亡秦」，乃明言此行目的，是陰謀推翻滿清之暴政，「崑崙」非獨指高山，亦有「華夏」之意。

除篡改絕命詩之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血書。內有「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聖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髮，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等語。渾不顧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之政治立場，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之忠臣烈士；更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反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語。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後來披露，這份血書，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捏造的。…[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