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滅六國」這樣重要的事，要做三遍

「重要的事情要做三遍。」公元前 221 年，當秦王嬴政掃平六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統的體制之時，他不知道，「大一統」與大秦帝國一樣脆弱的只有 14 年生命。秦漢之際的中國精英們更無法想到，在幾十年間，新舊兩種制度文化（秦發明的「大一統」與戰國式的「分封制」）又展開了兩次殊死搏鬥。將「秦滅六國」的劇本又重演了兩遍，才最終將秦始皇的大一統從「超前」的政治發明變成了後世看來理所當然的政治常態。1 第一次：失敗的文化統戰公元前 209 年，當大澤鄉的狐狸叫出「大楚興，陳勝王」的政治預言之後，中國的政治生態正處於一場「復古」運動中。以一個當時主流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僅延續了 14 年的「大一統」皇帝體制只是秦始皇拍腦袋想出來、缺乏歷史與理論資源的不靠譜政治狂想。周朝確立了八百年的王國「分封制」（封建制）才是歷史的常態與天道。而秦的統一，則可以看作一次短暫性的歷史方向性錯誤，因此，拋棄郡縣制「大一統」，回歸戰國分封體制也是一次必要的「糾偏」。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大一統與秦王朝的暴政被捆綁在了一起，在政治上處於名聲掃地的窘境。在某種程度上，一如蘇聯解體後的斯大林模式，被天下視為此路不通的失敗試驗，避之不及。◇陳蘇鎮先生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則提出了更為宏大的解釋。在他看來，秦的覆亡之因未必是主流歷史敘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亡於暴政。更深刻的是秦的關中文化與六國東方文化的巨大隔閡。無論是商鞅時代的「法治」及崇尚軍功的「軍國主義」價值觀，還是秦始皇統一之後的新玩意「大一統」，對於更加「自由散漫」的東方文化而言，皆是無法忍受的異質價值觀。秦始皇的所謂統一，只是一次軍事與政治統一，遠未實現難度更大的「文化統一」。在文化上，中國仍然處於「戰國」局面。在武力統合的鐵幕之下，涌動的是關東六國蠢蠢欲動的反秦思潮。或者說，關東其實始終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六國利益集團」，他們與秦式大一統遲早必有一戰。◇對此，即使是自負的秦始皇也是有一些認識的。比如說，秦始皇統一後汲汲於巡視東方六國，除了求仙之外，更現實的原因可能是向東方臣民宣示大一統的皇權，以高度儀式感的巡遊進行「文化統戰」。秦始皇無疑是失敗了，短短 14 年的「文化殖民」又怎能填平數百年的價值觀鴻溝。陳勝吳廣首義之後，六國舊貴族甚至是舊王族紛紛在六國舊地大搞「復辟」，被秦始皇「人為」中斷的「戰國體制」又站回了歷史的幕前。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是，就連秦中央政府也認可了六國的「復辟」。趙高在除掉秦二世之後，讓繼立的子嬰去除帝號改稱「秦王」，果斷拋棄了「皇帝」這個歷史包袱。14 年，宛如夢幻泡影，什麼「大一統」，一場鬧劇而已。歷史正頑強地「重歸正軌」，戰國體制，似乎是一種「歷史的終結」。2 第二次：「秦王」劉邦如果項羽戰勝了劉邦，有一種可能性是，「大一統帝制」就將作為歷史的流星轉瞬即逝。或是，數百上千年之後，再重新「被發明」。總之，中國曾經有機會像西歐那樣，長時間的「封建」下去。項羽並無意於取法秦始皇等皇帝，他的自我歷史定位是「楚霸王」。說白了，項羽很大程度上就是舊六國貴族利益集團的總代言人，對秦王朝「反攻倒算」後，自然不會再回到大一統，而是倒車回戰國做個諸侯之首。而劉邦是秦始皇大一統事業的「繼承人」，他通過擊敗「六國利益集團」代言人的項羽，挽救了岌岌可危聲名狼藉的大一統。正如田餘慶先生在名文《說張楚》中所說，劉邦項羽之戰「在一定程度上又似當年的秦滅六國」。◇那麼問題來了，沛縣人劉邦也是楚人，也曾是「六國利益集團」中一員，他怎麼會背叛「（反秦）革命」，甚至搖身一變，成為秦國「大一統」利益集團的一員呢？最直白的解釋是，劉邦的政治標籤很早就成為了「秦王」。反秦陣營中的諸侯曾有「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約定，背後隱含的意思是，雖然要顛覆大一統的「秦王朝」，但不代表要徹底消滅「秦國」，只不過秦王不會再讓曾破壞規則的贏氏家族幹了，誰先打進關中就是新「秦王」。依照這個邏輯，先入關中的劉邦早就該當上秦王，之後雖然項羽毀約，劉邦被迫退出關中成為「漢王」。但很快「暗度陳倉」消滅了項羽封的關中三國，佔據了秦國舊地，在地域層面成為了「秦王」。◇對於秦人來說，楚人劉邦集團起初也屬於「外來政權」，但秦人為何卻很快與劉邦達成了某種政治默契，成為了日後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的「基本盤」？先講利益訴求。對於秦人來說，嬴秦政權覆亡之後，秦人恐懼於六國利益集團的報復，本身就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庇護者，甚或是未來東山再起的政治依靠。對於劉邦而言，他雖為楚人，但「楚」的正統代言人是出身於傳統貴族家庭的項羽，楚人與楚地不僅不是劉邦爭奪天下的政治基礎，還是最大的敵人。從這個角度上說，秦人與劉邦是互相需要，是基於利益基礎上的結合。再講情感。即使項羽更為強大，秦人與項羽也很難走到一起。首先當然是項羽已有了「楚」這個政治基礎，對於秦人的需求遠沒有兩手空空的劉邦那麼強烈。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李開元在《秦崩》中所說，坑殺二十萬秦軍是項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誤」，此後秦地可以說是家家縞素，視項羽為全民公敵。反觀劉邦，一進關中就通過「約法三章」安定了關中父老的民心，《史記》中甚至有「（秦人）唯恐沛公不為秦王」的說法。而蕭何日後在關中的苦心經營，批判性的繼承了秦國制度，這可以看作劉邦集團對秦文化的一種妥協。在秦人心目中確立了「秦王」劉邦的形象，不再被視作一個情感上疏離的外來政權，甚至在歷史記憶中已部分替代了贏氏家族。◇在利益與復仇的雙重驅動下，秦人與劉邦走到了一起。在劉邦的軍隊構成中，創業時代自然是以楚人為主體的聯軍，但在佔據秦地正式與項羽爭霸之後，秦人開始源源不斷的被徵召，逐漸成為了劉邦軍隊的絕對主力。所謂「楚漢爭霸」，難道不也是一種新版本的「秦楚爭霸」么；所謂的統一全國，不就是劉邦以關中為基地，效法秦始皇掃平關東諸國的過程么？3 第三次：結束一國兩制在建立漢帝國的過程中，劉邦繼承了秦始皇的各種政治遺產（負資產）。一方面，劉邦是秦始皇大一統體制的精神繼承人，「承秦之制」，步秦始皇的後塵，再造帝業。但同時，在劉邦時代，秦始皇時代的東西文化衝突仍未得到妥善解決。親身經歷了反秦戰爭全程的劉邦不可能不知道，秦帝國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不僅僅是表層的「暴政」，更在於關中文化與東方文化的衝突、秦開創的大一統體制與東方分封舊制的隔閡。因此，劉邦在漢帝國的國家架構上，採取了中庸之道：漢中央政權的郡縣直轄之地仍然主要是以關中為主體的秦國舊地，而執行分封制的區域主要是東方的舊六國之地。簡單說就是「一國兩制」，郡國並行，帝國的西半部實行郡縣制，東半部實行分封制。漢王朝儘管名義上為大一統的「帝國」，但現實政治也有「漢王國」的另一面，同戰國時代有雷同之處。東方諸侯不僅是其臣屬，也是需要長期戒備的「敵國」。以劉邦建都長安為例，其中不無取法秦國，利用關中地理優勢「東制諸侯」的苦心。此種態勢下，漢初很容易讓人有穿越至戰國的恍惚感，彷彿只是秦換了個名號繼續與六國對峙。總的來看，劉邦僅僅完成了秦始皇大一統體制的一半。他雖在楚漢爭霸中掃平了「六國」，但又不得不在東方繼續執行分封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逐步將東方的異姓諸侯國替換成同姓諸侯國。在實質上就是，東方民眾在文化與制度心理上，仍然未做好同西方的漢王朝「一國一制」的大一統準備，他們僅僅能接受在「分封」體制下的名義統一。如果劉邦強行推行秦始皇式的武力征服，即使在短期內能夠奏效，也很難保證不像秦末那樣在東方出現復辟戰國舊體制的反覆。◇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務。從漢文帝開始，漢帝國的國策之一就是削弱東方各王國的權力與勢力，並令王國全面遵行「漢法」，以期漸收文化統合之功。然而，這些並不能在根本上解決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一種古老的學說在此時主動擠到了歷史前台，向漢中央政權發出了「換我來吧」的政治信號。儒家來了。簡單的說，儒家的復興，憑藉它的「禮治」基因，無疑部分消解了漢帝國法治文化的強度，讓「文化統合」在理念上更易讓東方文化接受。更根本的看，儒學正是源自東方（山東）的一種學說。它的復興或許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當漢代出現了文化統合的難題時，特別是在關中文化遲遲難以同化東方文化時，東方社會提出的一種「以我為主」的文化統合方案。◇而西方的漢中央政權為何又願意「屈尊」接受這一方案呢？或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利益交換，源於東方的儒家在反對西部「法治」的同時，通過自我理論更新升級，並不反對西部的「大一統」文化。反而，在董仲舒時代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統」學說，亮明「統派」的底色。以仁義禮樂積極主動地介入到文化統合的帝國戰略中，從而在政治上也獲得了漢帝國中央的認可。在同一時代，漢帝國在武力上也對東方諸侯國勢力進行了最後一擊。在漢景帝時代平息了東方諸侯國的七國之亂，終結了東方諸侯國對中央政權的武力威脅，又在漢武帝時代出台「推恩令」，在制度上徹底清算了諸侯國的「強大」。如果說漢景帝第三次完成了「秦滅六國」的歷史任務，漢武帝則在父祖的基礎上，以「獨尊儒術」首次系統提出了東西方文化統合的終極方案，而這曾是秦始皇與漢高祖都無法完成的「偉業」。◇大一統時代，就這麼到來了。它此後在中國政治文化上的壓倒性優勢又維持了如此長的時間，以至於我們幾乎遺忘了，「大一統」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聲名狼藉，曾一國兩制，曾以兩朝數代帝王的政治生命為賭注，才成為了後世上千年的「理所當然」。本文由作者張明揚授權羅輯思維獨家首發。商業轉載請取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微信公眾號「羅輯思維」。

曾國藩說——「辦大事，首在找替手。」找不到靠譜的接班人，你畢生從事的大事就危險了。為什麼這麼說？1. 真正的大事，是觀念變革的結果。2. 辦大事的人在有生之年，能改變的事很多，但能改變的觀念其實很少。3. 好在，帶有舊觀念的人，會死。4. 如果你有「替手」，他會在你死後，在新生一代中，把你的成就鞏固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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