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之「二十四史」

2016-05-28 愛虎 時拾史事

一般來說，正史是在官方組織下安排人手、搜羅材料集中編纂而成的史書,是歷朝歷代的正統王朝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人物評判做出的權威說明。壟斷對歷史的解釋權是各朝各代維護自身統治、控制意識形態、記載過往事實的重要手段。但即使在這樣嚴密的安排和監控下，「二十四史」還是存在著有趣的地方。

「私人VS官方」

正史的官方色彩很濃。不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是司馬遷的個人作品。由於司馬遷撰史的背景、動機及其曾遭受過的待遇，在一段時期內，《史記》始終被《漢書》所壓制。從寫史條件來看，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參考、接觸了許多非常珍貴的資料。加之司馬遷和其父親司馬相如的任職關係，他們有機會看到宮廷內珍藏的秘密史料。

「前四史」，即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全部都是私人修史。

到了北宋的時候，文壇領袖歐陽修覺得《舊五代史》在內容和思想上質量不高，自己編了一部《新五代史》。這是北宋專門設置機構和官員來修史後唯一的一部私人史書。

「《史記》竟不全是司馬遷寫的？!」

無論你有沒有讀過「二十四史」，司馬遷和《史記》的響亮名頭一定是聽說過的。不過，從著作權和作者權益保護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說明，現在流通的《史記》版本，不全是司馬遷的原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他人補寫的。

在張晏對《史記》的注中，提到在司馬遷去世後，《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兵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等十篇全部遺失，只有目錄沒有具體的內容。這一說法歷來被史家所採納。這一部分的內容是後人補寫的。

此外，根據清代大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的考證，在《史記.匈奴傳》中的內容里，記載了有關李陵和李廣利帶兵出征匈奴的事，以及之後李廣利投降匈奴的事。不過，在年份上存在極大的錯誤，與《漢書》中的記載出入很大。《漢書》嚴格按照編年體記事，絕不會出現如此巨大的疏漏。甚至在《史記》中，還出現了一些司馬遷去世之後才發生的事情。只能說明：這些內容是後人補入的。

在《武帝本紀》中，其內容就是全文照搬了《封禪書》的下半篇，把其中的「今上」全部改為「武帝」，結果還漏改了一處。

那位補寫《史記》的，名叫褚少孫。在《史記》中，出現了幾處「褚先生曰」的字樣。但除此之外，仍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由褚少孫補寫的。

「以史為鑒」

在歷代君王裡面，唐太宗李世民對「以史為鑒」進行了系統性的理論概述。在他繼位後，安排以魏徵為首的一批官員編纂《隋史》，又安排以房玄齡為首的另一班人馬編纂《晉書》。

西晉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但其大一統極為短暫。內部出現了八王之亂，外部遭受到異族的入侵，陷入了南北朝的又一次分裂割據。其中的教訓耐人尋味，既是史家研究的話題，也是引起統治者警惕和深思的命題。作為一個渴望開創盛世的英明君主而言，唐太宗當然要避免重蹈覆轍。

隋朝統一了南北朝的亂世，並且還開創了「開皇盛世」，但也很快陷入到農民起義的巨浪中。從隋朝統治者身上吸取教訓，也是唐太宗的必修功課。

司馬光《資治通鑒》行書殘稿

到了北宋的時候，司馬光再次將「以史為鑒」的精神發揚光大，編纂了《資治通鑒》，索性挑明：史書不單單是用來記錄事情的，更關鍵地是要來吸取教訓、進行借鑒。當然，《資治通鑒》並不在「二十四史」的範疇之中。

明清時期，由於大批官方正史和民間史學記敘、論述著作的誕生，學習歷史，成為了皇子的必修課。張居正為了教導小萬曆，自己對《資治通鑒》進行整理、歸納、論述，搞出個《資治通鑒》「皇家專享版」。清朝時期的康熙帝、乾隆帝，都是精通經史子集的「學神型皇帝」。

不過，熟知治亂興衰的教訓，能否真的在遇到實際問題時活學活用，就不好說了。

「史書中的「私貨」」

史書畢竟是由史官及相關官員、人手來編纂的，有些地方，就夾帶進了史官自己的「私貨」。

司馬遷、班固和沈約在編纂史書時，將自己的父親記入了《自序》中，並未單獨列傳。蕭子顯本是南齊宗室的後代，為了表示願意為新建立的梁朝效力，就參與了編纂南齊史書的工作。他為自己的父親、南齊的豫章王蕭嶷單獨立傳，將他父親所受到的朝廷的褒獎、社會名流的稱讚洋洋洒洒全部收錄在內，全傳共有七千多字，大大超出了同類列傳的篇幅。當然，為了不這麼明顯，蕭子顯沒有把自己放入列傳中。

姚思廉的父親姚察是陳朝的吏部尚書，《姚察傳》有三千多字。作為兒子，能為父親做傳，這是一種榮幸。

「差點失去正史地位的史書」

北宋初年，以薛居正為首的官員們立刻著手編纂了記錄五代歷史的史書，稱為《舊五代史》。《舊五代史》編纂的主要依據是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和其它材料。等到歐陽修私人編纂的《新五代史》正式流通發行後，就出現了新舊五代史並行的局面。

金章宗泰和七年的時候，下詔停止使用《舊五代史》，一律使用《新五代史》。《舊五代史》一度面臨失傳的危險。幸虧在明朝編纂《永樂大典》時，收錄了《舊五代史》。清朝組織人力編纂《四庫全書》，也根據《永樂大典》繼續收錄《舊五代史》。

將《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相互比較的話，《舊五代史》收錄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內容豐富，史料詳實，長於敘事，然而，正是因為選取的材料過多，導致有些地方真假不明、過於繁瑣。《新五代史》長於議論，加之出自歐陽修之手，文筆更勝一籌。但是，在史料上卻略顯單薄，以致於後人在評論《新五代史》時，認為《新五代史》作為史書，卻缺少了最為基本也是最為重要的史料。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歐陽修作為文學家尚可，編纂史書實在不怎麼樣。

「編史的「大體之爭」」

在史書中，誰是正統、誰是僭偽，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元朝統一中國後，開始著手整理編纂遼、宋、金三朝的史書。到底以哪朝作為正統？成為了眾人爭論的焦點。還有人認為，索性把三個朝代並在一起來寫。

遼史存三十卷

這一爭，就是幾十年，結果元朝卻已危機四伏，要到別人給自己做史書的地步了。元朝最終分別為宋朝、遼朝、金朝編了一部史書。其中《遼史》因為內容簡潔、結構得當，博得了後世史家的稱讚。

「史書中的「絕版史料」」

史書本身不就是史料嗎？怎麼還弄出個「絕版史料」？

在《晉書》中，在一百卷之後，還專門有三十篇「載記」，記錄了五胡十六國的歷史。本來，有一本叫作《十六國春秋》的史書，是研究五胡十六國的第一手資料。然而，雖然《十六國春秋》的版本流傳至今，但早就有史家提出質疑，認為流傳下來的《十六國春秋》是偽本，是後人的偽作。

在《十六國春秋》真假難分的情況下，《晉書》中的三十篇「載記」就成為了研究這段歷史的珍貴信史。將現存的《十六國春秋》與「載記」進行對比，「載記」中的內容更為詳實。

「史官的命運」

在「前四史」的作者中，司馬遷遭受了宮刑；班固被誣衊後在獄中死去；陳壽在蜀漢時因不肯屈服黃皓，處處不得意，到了西晉後，也是仕途不順；范曄被卷進了一起謀反案件，受株連而死。

為北魏編修國史的崔浩因在史書中揭露了北魏先祖醜惡羞恥的歷史，再加之推行漢化得罪了權貴，最終慘死。

關於史官的壁畫

唐代大文豪韓愈曾經擔任過保管宮廷史書文集的工作，有人就勸他，利用工作之便，寫一部史書出來。韓愈當即表示，自古以來，編纂史書的人，下場歷來不怎麼好，自己就不趟這一渾水了。

「最大牌的避名諱」

避名諱是古代的禮法之一。要是你的名字和帝王的名字中有一個字相同，那就得麻煩你改名字。在出現你名字的書面材料中，必須換一個稱呼。

說起西晉動亂的歷史，不能不提劉淵。正是此君正式宣告了西晉的滅亡。但在《晉書》中，記載劉淵的篇目卻將其記為「劉元海」。道理很簡單，劉淵的「淵」字與唐高祖李淵的名字相同，犯了名諱。作為唐朝統治者編纂的《晉書》，自然要解決這一問題。

只是劉淵就要想了：同樣是皇帝，憑啥就得我給你「讓道」呢？

「當新史學遇上舊史學」

「二十四史」毫無疑問是舊史學的代表。近代中國不斷遭受著歐風美雨的衝擊，在史學界亦是如此。

梁啟超提出了「以新史學取代舊史學」的觀點。他認為舊史學是帝王將相的歷史，秉承的是一種復古循環的觀點。這樣的基本認知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發展。

胡適更進一步，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古史辯」運動。這一運動，將堯舜禹時期的歷史全盤否定。受此影響，中國古代歷史的真實性與「二十四史」本身受到極大衝擊。

這些西化運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引入新思想、新事物，卻在一個更大的程度上破壞了中國的文化根基，摧毀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註：二十四史，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由於《史記》的寫法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式的歷史寫作手法，故將和《史記》一樣用紀傳體寫作的史書稱「正史」。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約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29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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