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的使命

導讀：「在決定性時刻，不要過度擔心行動的危險，而要擔心不行動的危險。「作為經濟學家的易綱和作為央行行長的易綱，其擁有高超的專業素養和國際化視野將幫助他取得成功；而他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履職經驗則有助於央行與更高決策層的協調和溝通，對央行行長來說，良好的溝通力和執行力也很重要。」

來源：中國證券報

過去二十年，歷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一個激蕩的時代選擇了周小川作為時代的印記，而塑造這個時代的元素仍在繼續發酵。

3月19日，60歲的易綱接過了周小川的旗幟，成為新一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自1997年加入人民銀行以來，易綱在人民銀行一待二十年，由一個關注現實的經濟金融學者最終轉型為頂級金融官員。

在難以複製的職業生涯中，周小川是他的上級，也是影響他最重要的人物。

借用19世紀法國大文豪雨果評價伏爾泰語，周小川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在他擔任央行行長的16年，時代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伴隨著2001中國這艘巨輪成功入世，接下來不可遏止的全球化浪潮，將中國推向了世界工廠的地位，短短15年，中國GDP總量從2003年的1.65萬億美元一躍至12.24萬億美元，GDP排名從全球第六躍居全球第二，人民幣隨之在全球崛起，2005年以來頻繁的中美貿易爭論和匯率爭議讓人民銀行市場曝光在鎂光燈下，大國央行，周小川成為中國的新名片；2009年之後中國積极參与全球規則制定，2016年人民幣成功加入SDR，作為周小川副手、長期擔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的易綱，可謂居功至偉。

在此期間中國龐大的國有金融體系藉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入世外部壓力倒逼，先後於1999年和2003-2010年兩次以外科手術般的制度大變革得以脫胎換骨。無論是1999年成立不良資產公司剝離和財政注資，還是2003-2010國有四大行一系列債務剝離、財務重組、引進戰投、股改上市，周小川都是當之無愧的改革設計師、操刀者。作為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推動者，易綱在完善央行貨幣政策框架、推動利率市場化、金融業對外開放方面的所作的努力也有目共睹。

與此同時，2009年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出「四萬億」刺激計劃，副作用已顯現。過去5年，中國經濟處於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之下，股市、債市、匯市、樓市金融亂象叢生，各種金融風險不斷積聚，房地產泡沫擴大，銀行壞賬上升，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

這是中央為何2017年提出用三年時間打好金融防風險攻堅戰的的背景，也是新一屆政府肩負的重要使命。2017年10月十九大金融系統代表團的討論會上，周小川公開講到中國要重點防止出現明斯基時刻，一石激起千層浪。

「如果經濟中的順周期因素太多，使這個周期波動被巨大的放大，在繁榮的時期過於樂觀，也會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我們要重點防止的。」

周小川的公開講話，被賦予臨別贈言的性質，也是對繼任者們的囑託和告誡。中國經濟金融確實需要一場槓桿和債務拆彈行動，易綱肩負的使命，用他的話講，一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二是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

「在決定性時刻，不要過度擔心行動的危險，而要擔心不行動的危險。」一位熟悉央行的權威人士借用丘吉爾的話如是說，「作為經濟學家的易綱和作為央行行長的易綱，其擁有高超的專業素養和國際化視野將幫助他取得成功；而他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履職經驗則有助於央行與更高決策層的協調和溝通，對央行行長來說，良好的溝通力和執行力也很重要。」

學者官員成長史

1977年高考恢復後成功考取北大經濟系，1980年代公派留美，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90年代毅然回國……易綱的個人成長史，就是一部改革開放當代史。他日後的諸多經濟學思考與實踐，觸發點往往是他的日常生活經驗。

「這年我19歲。鄧小平先生果斷恢復的高考，改變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後，易綱回憶1977年12月冬天的那場高考時，如是寫到。

「我是直到最後才報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數學系，後來覺得時間太緊，沒有時間複習物理和化學了，所以選擇了報考文科。我的第一選擇是政法(後來的法律系)，因為聽說需要政審，我的家庭出身有問題，就改報經濟學了。至於第一志願報北京大學，純屬撞大運，根本沒有期望北大會錄取我。」

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的決定改變了一代知青的命運，19歲的易綱有幸成為一份子，告別了下鄉生涯，成功考取北京大學經濟系。1977級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成為難以複製的一代，那年冬天570多萬考生湧入考場，最後錄取率僅為4.6%，被淹沒了十年的人才集體爆發。易綱北大經濟系1977級的同學當中，畢井泉、海聞、劉偉、張小強、石小敏……都成為日後叱吒中國經濟界響噹噹的人物。

1980年，在北大經濟系讀大三的易綱，被選派去美國插班讀本科，1982年在美國哈姆林大學獲工商管理學士學位。1982年進入美國獲得伊利諾伊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所學專業是計量經濟學，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印第安納大學開始了八年的教學生涯。

「30歲以前，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計量經濟學，曾經在美、歐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十來篇有關計量經濟學的論文。其實，我真正的研究興趣是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金融問題，儘管當時我還不知道『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這一命題。在我感到生計比較穩定之後，就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之中。」

易綱在他2003年出版的《中國的貨幣化進程》一書中表達了他對國內經濟問題的高度關注。1988年的中國恰逢驚心動魄的價格闖關改革，這一年，由價格放開引發的搶購潮，成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經濟波動，中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脹率一度達到27.9%，政府不得不緊急叫停「物價闖關」，對經濟實行全面「治理整頓」。

1988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成為遠在美國的易綱當時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當時弗里德曼「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觀點傳入中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貨幣超發是通脹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間，易綱發表了8篇英文論文，聚焦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價格波動和貨幣需求之間的關係。他研究發現，中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產生大量的由於體制變革造成的貨幣需求，所謂西方經濟學家所言的強迫儲蓄和貨幣懸空並不是主要原因。

這一段時期的研究都是圍繞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展開的。「當年，我一直為中國的貨幣化進程辯護，然而自95年以來中國M與GDP比率的不斷攀升引起了我的憂慮，我有點為(M/GDP)比率擔心。貨幣是以政府信譽為基礎的，中國只有政府信譽，民間信譽薄弱，造成中國直接融資不發達，資本市場發展滯後，這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一大難題。」2003年易綱將這些研究積集成《中國的貨幣化進程》一書。

中國1990年代上半段中國再次經歷了通脹和投資過熱，1994年朱鎔基成功實現了宏觀調控軟著陸；而進入1990年代下半段，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通縮則成為回國後易綱的新課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易綱撰寫了《謹防通貨緊縮的危險》，並於1998年初組織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寫了幾篇文章，如《尋求多重目標下的有效政策組合》等，這些文章對1998年以來的通貨緊縮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大多數教科書和工具書都把通貨緊縮定義為物價的持續下降，這並不全面。我一直強調，通貨緊縮應該具有『兩個特徵，一個伴隨』：一個特徵是物價的持續下跌，另一個特徵是貨幣供應量減少；『一個伴隨』是它通常伴隨著經濟衰退。」

在易綱看來，通貨緊縮的深層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壞；建立並完善中國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貨緊縮的根本。

正是因為對通脹-通縮熱點問題的專業研究引發了決策層的注意，易綱1997年被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學而優則仕，對於一個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學者而言，這是成長最好的機會。

此時距他1994年回國已經有四年之久。1994年，是易綱人生又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他決定告別美國優渥的中產階級生活隻身回國。此前一年的6月，41歲的林毅夫、35歲的易綱和34歲的張維迎分別從北京、美國和英國趕赴中國海南，參加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國際研討會，三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決定一起回國創辦一個中國經濟的研究機構，這就是日後名重天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1994年8月創辦，易綱是創辦人之一）。

在央行旁邊的民族飯店，他的北大同學潘慕平問易綱，你現在掙多少錢。900多塊。當時，在投行的潘慕平一天掙的錢相當於易綱一個月的工資。

1998年6月，時任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的劉鶴做了一項影響至今的決定。他和經濟學者樊綱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而易綱是這個智囊團體的重要一員，50人論壇從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吳敬璉、林毅夫、周小川、樓繼偉等一大批知名經濟學者，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堅定的市場派和改革派。

為什麼是易綱？

進入人民銀行的易綱，開始了漫長的學術官員歷練里程。2003年易綱擔任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並於次年任人民銀行行長助理。2007年12月升任人民銀行副行長，2009年至2015年期間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20年間，易綱歷經2003-2005年投資過熱和宏觀整頓；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的宏觀冷熱劇變；2012-2013歐債危機疊加下的中國「錢荒」挑戰；2014-2017的貨幣放與收背景下的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雙重考驗，其堅定的市場化理念和漸進改革的實用主義態度獲得了更多人的賞識，也幫助他度過了2015年匯改爭議。

2014年易綱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與老朋友劉鶴一起工作的三年，二人相似的市場化理念一定迸發出諸多火花。人民幣加入SDR的努力可堪稱雙方默契的成果。

2016年中國試圖通過推動人民幣納入SDR進一步金融開放以倒逼國內改革，易綱作為重要參與者，親力親為。

「加入SDR不是一勞永逸的，不要忘記SDR每五年做一次審查，一種貨幣在符合條件的時候可以加入SDR，當它不符合條件的時候也可以退出SDR。」易綱回憶這一歷程時說，「所以我們要牢記我們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2009年-2016年間，易綱兼任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從2.2萬億美元一路飆升，最高時至3.9萬億美元。如何實現巨額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易綱嘗試了諸多努力，2010年從華爾街挖來了全球最大的債券基金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朱長虹。

811匯改之後，做空和唱空人民幣的聲音此起彼伏，易綱堅定地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號，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第一，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還在穩步提高。第二，中國的經常項，特別是貨物貿易還存在著非常大的順差，我們的FDI（對外直接投資）和ODI（外來直接投資）都是穩步增長的。第三，外匯儲備是充裕的。從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會回歸到基本面，回歸到人民幣保持基本穩定的基本面。

事後證明，他是正確的。無論外界如何抨擊，易綱堅守自己市場化改革立場——

「一個僵化的、固定的匯率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一個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肯定會對經濟的長期發展更有利。」

「在匯率改革過程中，匯率正常雙向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長遠目標是建立清潔匯率浮動制度。從現行體制到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過程」。而對於人民幣加入SDR後可能出現的跨境資金流動的增加，易綱則表示：「如果我國政策的設計和出台的時機比較合適，就要充分考慮流入的效應和流出的效應。如果政策設計得比較巧妙，可以把流入和流出的政策平衡地出台……就能夠把風險和單向的流動最小化」。

作為長期貨幣政策最前沿的制定者，易綱是人民銀行政策框架不斷「進化」的重要設計者。中國作為一個轉軌經濟體，其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過程中，漸進改革考驗操刀者的智慧。

二十年間，中國宏觀周期冷熱之間，貨幣政策往往會成為批評宏觀政策的重要靶子，關於貨幣超發的批評不絕於耳，作為冷靜的經濟學家，易綱有著清醒的認知——

從全球各主要新興市場及轉型國家的實踐來看，目前貨幣數量目標對於這些國家中央銀行的吸引力不斷減小，但由於市場經濟與金融體系不發達等結構性原因，完全基於價格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又不可能一蹴而就。那麼，究竟應採取何種貨幣政策規則就成為了這些央行面臨的重大現實挑戰，轉型中的我國也不例外。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金融改革及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在不斷加快，但數量型工具仍在發揮重要作用，這就使得「量」和「價」相互協調以共同實現貨幣政策調控目標成為可能，即在經濟轉型時期實施以貨幣數量和利率價格工具並用的混合規則，這無疑也是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現實特徵。

易綱多次強調，貨幣政策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藝術。特別是在貨幣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的策略選擇問題。他尤其看重預期管理在貨幣政策組合箱中發揮的作用——

現代預期管理理論強調央行「怎麼說」和「說什麼」，從而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預期是否穩定。同時，貨幣政策的演進發展也是一個理論與現實不斷創新的過程。例如，貨幣政策操作的傳統做法是調控收益率曲線中的短期利率，但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主要央行的「扭曲操作」事實上強化了對中長期利率的調控。（2014年以來），中國央行採取了一系列我國央行進行的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其中似乎也包含了部分中長期利率調控的「印跡」。此外，隨著資本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貨幣當局是否應該事前去阻止資產泡沫破裂，還是在事後採取一些措施，該「兩難」問題至今仍時常困擾著各國中央銀行，這些都值得我們重新審視。（2016易綱：轉型中的中國貨幣政策——《貨幣數量、利率調控與政策轉型》序言）

易綱在2009年前後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演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如實表達了他的市場化理念和漸進改革實用主義理念——

「我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但近來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困惑主要如下：一方面，產權清晰、自由競爭和退出機制使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否完全具備？另一方面，如果允許存貸款利率由商業銀行完全自主定價，是否允許銀行業完全的自由競爭、是否有相應的退出機制？」

易綱指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場基準是中國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在淺層次上的必要條件,而產權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壟斷、有序退出、預算硬約束則是在更深層次上的必要條件」。而利率市場化不意味著放任自流，2015年易綱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利率市場化並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調控的。

實用主義理念躍然紙上。

易綱的挑戰

易綱成長曆程不同於改革開放，尤其是1990年代的中央銀行歷屆行長。他沒有周小川、戴相龍那般從中央到地方，再到金融機構多層次多方位的歷練程序，早在數月前，外界為誰會成為周小川的接班人時，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將向筆者表達了完美的央行行長人選必須具備兩大條件——

第一，作為一名技術官員，他首先應該是名傑出的經濟學家，對全球和中國問題有著獨到的框架和解決方案，通俗點，既能與耶倫（鮑威爾）、拉加德、德拉吉、卡尼談笑風生，又要能像小川一樣拿出國內問題解決方案（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框架構建師），不僅是中國大國經濟金融外交的閃亮名片，更是經濟金融領域的智囊、軍師和改革執行者。

第二，作為一名官員，他得有足夠的政治資源爭取央行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向上能爭取更多的高層支持；面對同仁，諸如財政、發改委和金融監管部門，能有足夠的話語權和資源調動協調能力，向下則能夠很好地傳達中央銀行的政策預期，獲得市場的充分信任。

毫無疑問，易綱以三十年的學術和實踐已經證明了他完美地符合了第一條；而作為一名技術官員，其在中財辦的工作履歷必然會為其未來作為央行行長的政治協調能力加分，他與領導人在市場化、產權保護、全面開放等諸多理念上遙相呼應。

專業技術和政治素養，雙重考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行長，其壓力顯然要超過美聯儲主席，更何況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周小川臨別贈言，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無論是明斯基時刻，還是灰犀牛、黑天鵝，全面說明了金融體系面臨的嚴峻性。

一句話，中國正處在化解金融風險的時間窗口，如果冷靜面對、積極穩妥處置，就會贏得主動；如果思想麻痹、措施不力不當，風險就會擴散。

央行面臨的挑戰在哪裡？一是如何在金融穩定委員會的領導下，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二是如何與未來新成立的銀保會和證監會，建立一套可持續的有效運行的監管協調框架。

且看易綱在央行的第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