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草莽時代的孤臣孽子

作者=李潔非 來源=《野哭》

去年（2010）晚秋，為訪弘光朝事舊跡，我曾至揚州，在梅花嶺謁史公墓。入院，即見兩邊游廊壁上嵌滿碑刻，多為1962年紀念史可法誕辰三百六十周年所立，而盡出於耆老宿將，如邵力子、蔡廷鍇、陳叔通、郭沫若、趙朴初、張愛萍、胡厥文等。其中，蔡廷鍇所撰碑文使我駐足良久：

率孤軍守孤城，臨難不苟，寧死不屈。

寥寥一語，既是史可法殉難揚州的再現，也令人想起蔡廷鍇本人1932年率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往事，碑文內外，古今輝映。

歲月如輪，距蔡將軍撰此碑，轉眼又將半世紀。值此2011歲尾，我終於要動筆寫一寫史可法。不知怎的，臨筆之際，反而覺得心頭有些空乏，不復如訪史公祠時昂奮。試析原由，發現可能是一年來於案頭間形成了一些感受。

照預先設想，圍繞這麼重要的歷史人物，一定有豐富的著述可資借鑒和利用，然而很出意表。以傳記論，迄今似乎只有一本朱文長所作《史可法傳》，而它的問世，已是七十年前（民國三十二年）舊事。這且不說，難以置信的是，直到眼下連史可法的生年都還是個問題。舊史中，官方的《明史》未載，私撰例如《小腆紀傳》等等也不曾明言，近人則普遍持生於1602年之說——但我肯定地說，這是錯誤的。而這一類基本事實層面的錯誤，在史可法研究中屢見不鮮，有些簡直非得形容為粗枝大葉。魏斐德教授的《洪業——清朝開國史》，算是有關明清鼎革之際的名著，它在寫到史可法的時候說：

1620年，他通過縣試。1626年中舉人。1626年中進士。

我不知道他的根據是什麼，或從哪裡看來的說法。1626年，舊曆為丙寅年。是年，中國不可能舉行殿試——沒有殿試，又如何中進士？這涉及明代科舉制度，《明史》「選舉二」：

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

很明白的，鄉試以上考試，三年一次，而鄉試、殿試相連——頭年鄉試，次年殿試（殿試前頭有會試，從結果論，會試是殿試的「前奏」，簡便起見我們將它略而不談）。所以，史可法不可能同一年既中了舉人，又中了進士。但這還不是最大的錯誤。明代鄉試以上考試，除了三年一次，還有年份上的規律：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會試。

這規律來自中國干支紀年法，我們避其繁瑣內容，略而言之：凡鄉試年份，必含「子、午、卯、酉」四字中的一個；凡殿試年份，必含「辰、戌、丑、未」四字中的一個。而1626年，歲在丙寅，既不可能有鄉試，也不可能有殿試。在「三年大比」的循環期中，一年必有鄉試，一年必有殿試，另外一年輪空，而1626丙寅年恰好就是輪空年！當然，中國的朔閏法是很麻煩的東西，漢學家有所疏忽與誤解，不足為奇。但它提出或警示於我們的問題，卻不能不注意，那就是迄今為止有關史可法的研究，的確處在相當粗糙的狀態。我們不會苛求高鼻深目的洋人，但不能不躬問中國史學自身的不足。比如說，到現在我們連一本靠得住的史可法年譜都沒有，否則，魏斐德教授大約是可以避免1626年舉行過鄉試、殿試那種紕漏的。

本文的寫作，也因此不得不與最早的打算有所不同。當初，我於這篇文字的設想，是想憑藉豐富翔實的已知材料，就史可法展開一番深入解讀，重點放在他內心世界的探索，而不是作傳記或生平的研究。現在發現，一些基本的研究或考證，已經繞不開。比如生年問題，如果不解決，以後每件事可能都受它的羈絆；何況像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對他生命軌跡含混了事，我們又於心何忍？總之，我們只好在基本思路不變的情況下，兼顧少許的考辨工作，雖不免有些不倫不類，卻是沒有辦法的事。

首先從破解史可法生年論起。過去官史及私史所以對史可法生年無明載，並非行文上的疏忽，而是確無一眼可見的材料。明末的官方史料流失厲害，崇禎以後便無「實錄」。而在個人筆記、回憶錄、親歷記方面，當時寫作非常活躍，如《弘光實錄鈔》、《青燐屑》、《甲乙事案》、《南渡錄》、《倖存錄》、《烈皇小識》、《聖安本紀》等等，內容雖大量涉及史可法，但以我讀到的論，均未提及其生年或適時的年齡（據之可推算生年）。另外，史可法自己的著述中，也沒有明確直接的表達。再者，他主要是官員、政治家，不像學者和著作家有眾多且富於連貫性的著述，可從中稽索、分析生平經歷。我曾細讀所見到的他每篇詩文和書信，找尋一語自述年齡之字句，而無所發現。所以二十世紀前，關於史可法生於何年並無明說。三十年代，終於出現了第一個明確說法，即朱文長《史可法傳》的「1602年」說。前面已講到，由於史可法研究意外地貧匱，很長時間中朱書幾乎是有關史可法生平的僅有成果，這導致了他的「1602年」說影響極大。1962年，有關方面以該年為「史可法誕辰三百六十周年」，並邀諸多名流題辭，明顯當時，「1602年」說之外，已出現「1601年」說，但魏斐德還是傾向於朱文長「1602是取信此說。甚至到了八十年代，魏斐德教授談到這個問題仍認為：

史可法生於1601年（據劉約瑟：《史可法和滿族入侵時中國的社會政治》）或1602 年（此說較可信。見《史可法傳》，第99-106頁）。。他只是簡單地指出朱說「較可信」，而對「1601年」說何以不夠可信，未具體說明。據魏著所附「西文引書目錄」，劉約瑟（Joseph Liu）論文於1969年在巴黎發表。原文我們無緣得見，唯借魏斐德觀之，劉約瑟的說服力不及朱書。

但眼下，我即刻就此做個了斷：「1601年」、「1602年」兩說之間，前者百分之百可靠，後者百分之百錯誤。之所以說得這樣果斷，是我手裡握有鐵證。也因此，我推測劉約瑟雖然主張「1601年」說（很好奇他是怎樣求出這結論的）卻並不知道這條鐵證，否則，如其論述是循此而來，魏斐德絕不可能晚至八十年代仍傾向於朱文長「1602年」說。

那條證據，說起來不很偏僻，雖非一眼可見，但材料讀得稍細一些，又肯略費工夫予以解讀，其實不難發現，然後豁然開解。它見於崇禎八年（1635），史可法為致祭左光斗墓而寫的祭文：

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鑒，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群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遂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

這段話，回憶了當年左光斗對自己的賞識與發現。內有三處關鍵字句，即「弱冠」、「兩試暴腮」和「果以卯辰售」。「弱冠」最好解，古時年二十舉成人禮，《禮記》：「二十曰弱，冠。」「暴腮」典出《太平御覽》：「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在，去長安九百里。江海大魚洎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暴腮龍門。」後藉以喻舉業成敗，金榜題名曰「登龍門」，失利曰「暴腮」。「卯辰」，指含有卯字、辰字的兩個年份，以史可法當時實際論，只能是丁卯年（1627）和戊辰年（1628）。加以串通，這段話是說：史可法二十歲那年，左光斗預言他將於丁卯、戊辰之際脫穎而出，而史可法當時不敢相信。之後，他兩次投考均失敗，卻果然在丁卯年成為舉人、旋於次年亦即戊辰年高中進士。據此，我們完全確定了史可法生平兩個重要事實：第一，他當上舉人是1627年、取得進士是1628年，絕不是魏斐德說的1626年，更不是同一年既做了舉人又做了進士。第二，「果以卯辰售」之前，曾「兩試暴腮」，亦即參加過兩輪鄉試，依「子、午、卯、酉年鄉試」的制度可知，兩次失敗的考試分別為辛酉年（1621）和甲子年（1624）。另外，同樣很明了的是，左光斗道出預言是在「兩試暴腮」之前，因而可知「法甫弱冠」必非1622年，否則丁卯年之前史可法便僅有一次鄉試機會，而無從「兩試暴腮」——歸結一下：史可法「弱冠」為辛酉年（1621），是年，他受左光斗知遇、得其預言，且於當年首次鄉試而告失利，又於甲子年（1624）再次失利。

就此結論大白：史可法生在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而斷乎不是1602年。算來，今年（2011）正是史可法誕辰四百一十周年。能在這特殊時刻，趕在2011年結束前幾天，澄清他的生年問題，我覺得欣慰。然而，較之大量存在的訛誤，這點欣慰又微不足道。我再舉一個例子。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於左光斗傳中說：「及公逮系，史已舉於鄉矣。」稱史可法中舉，在左光斗被逮（天啟五年）之前。《耆舊傳》突兀具此說，對其由來所本，並未交待。但我們分明從史可法自述得知，他的中舉在丁卯年（天啟七年）。那麼，馬其昶是怎樣犯了這麼大的錯誤呢？我推測是因為兩點：其一，他應該沒有細讀過《史忠正公集》；其二，所本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然而又誤讀了它。方文中有句：「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馬其昶之誤蓋即由這句導出，出錯原因是以為這次考試是鄉試，而將「面署第一」誤為左光斗當面取史可法為頭名舉人。其實，這是一次童生「入學」考試。《明史》：「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明史》又載，1620年（該年既是萬曆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左光斗「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也即《左忠毅公逸事》所稱的「視學京畿」，它在左、史相遇的前一年。次年，左光斗作為畿輔學政外出巡視途中，慧眼識珠，發現史可法，於同年生員入學考試中將其拔為頭名，史可法就此從「童生」成為「諸生」，亦即俗稱的「秀才」。對此，我手頭有陳耀東《方苞劉大魁姚鼐散文選》一書，其就方苞「面署第一」所作注釋，才是正確的：「當面批上取中秀才第一名。」我們當然很不解，馬其昶應該沒有犯上面那種錯誤的可能——他列《清史稿》十名總纂之一，還是清末桐城古文名宿——然而，又確確實實犯了。連這樣的碩學大家，筆下都不免訛舛，那麼與史可法有關的史實，其淆溷之嚴重，似乎怎麼估摸都不算過分。

年來披讀材料，我高度警覺的正是這一點。這當中，有佚毀、改竄造成史料本身失真和斷續不一，有以訛傳訛，有各種因疏忽、誤讀而致的錯誤，更有出於某種原因在原始材料階段就形成的主觀故意編造（後面我們自然會談到）。總之，有些事實可以確定，有些則不能確定；即便可以確定的事實，也每每有一二細節並不明朗。在史可法身上遭遇這種情況，雖非全無思想準備，但確不能料到這麼嚴重。不過，意外有一點好處，提醒我不管面對什麼材料，無論官史私史、親見旁聞，一律讀辨並舉，用質證方式求其實，只從確定的事實講起，尚未確定的設法使它確定，如不能確定則坦而明言。

比如下面的問題：史可法是哪裡人？

搜「百度百科」，輸入「史可法」，瞬間會得一詞條。裡面說，他是「祥符人」。對此，隨後括弧里有這樣的註解：「今河南開封，祖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

我注意到，這詞條截至我們引用它為止，曾被編輯八十九次之多，瀏覽量則達到二十五萬二千零二十五人次。儘管網路信息一般很難要求其嚴肅性，我們早有心理準備，可這一條的不嚴肅，還是讓人不能釋懷。首先，它關係著中國歷史乃至民族精神方面相當重要的一個人物；其次更在於，它業已經過不同作者之手總共編輯了近九十次，實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仍有致命錯誤而且完好保存下來，並進入數十萬次的瀏覽與接受的過程。

糾正這個錯誤，舉手之勞，只須把編輯者的註解加以顛倒：史可法，大興人，祖籍祥符（開封）。雖然好像是不起眼的差別，但我們知道如不糾正，其較諸事實本身，卻完全應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句話。

為何有這樣貌似毫釐而實為根本的錯誤？又是因為誤讀。《明史》史可法傳：「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小腆紀傳》史可法傳亦為：「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籍，河南祥符人也。」問題出在對「籍」字的理解上。今人提起「籍」，一般作「籍貫」理解，亦即祖籍。殊不知，當時的「籍」，指的卻是隸籍於何地，亦即在哪裡出生、是哪裡居民；相反說某地人，反倒是祖籍何處的意思。所以，《明史》中的「大興籍，祥符人」，今人按自己現在的理解一「翻譯」，便南轅北轍，把史可法從大興人、祖籍開封，變成開封人、祖籍大興。本來，稍微多想，很難搞錯。就像大家知道的，史可法是左光斗「視學京畿」時發現的，這意味著他必是北京一帶學子，假如是開封人，是不可以在北京參加科舉的。

專門舉這個例子，除了所含錯誤確應糾正，更因它被反覆編輯了幾十次，錯誤仍舊安然無恙。這真值得我們好好地警惕。在我們周圍，這一類不斷被談論、被認可，貌似可靠而完全錯誤的「知識」，正不知有多少。這樣的結果，是幾十年來粗糙惡劣、信口雌黃、不重事實的學風所必有。

至此，我們對於史可法的最基本的信息，總算不存疑雲了：1601年，他誕生於順天府大興縣。《明史》「地理一」順天府一段說：

大興倚（緊挨著京城）。東南有大通河，亦日通惠河，水自玉河出，繞都城東南，下流至高麗庄，入白河，即元運河也。又有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經大內，出都城東南，注大通河。

看來，今昔大興，地理上是兩回事。據上所述，明代的大興縣，應該自東便門起，沿通惠河直到通濟橋之間，大抵是現屬朝陽區的一片區域。照這樣的概念，我們盡可以說，史可法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

「北京人」史可法，生在一個錦衣衛家庭，「世錦衣百戶」。「世」字需要解釋一下。明代制度，「其軍皆世籍」，孟森先生曾加以概括：「兵與官皆附衛為籍，世世不改，則並計人數而較增多耳。」有兩個特點：一、世襲制，軍籍之家，永世為軍；二、「附衛為籍」，戶籍由駐防地來定，在哪個衛所，即隸籍該地。錦衣衛也是軍隊系統一種，是皇家衛隊。史家的「大興籍」，即因作為錦衣衛成員，隨軍從河南落戶北京。隨著年湮時遠，到後來，雖然從戶籍角度史家仍屬錦衣衛，有一個「百戶」的職務，但也可以通過參加科舉求取功名。起碼從祖父史應元那裡，史家開始向知識家庭轉化。史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以舉人得官。父親史從質、史可法本人和弟弟史可模，都是讀書人。史可法以及堂弟史可程，又先後中進士。這時，史家可以說徹底地從世襲軍人邁入士大夫階層。

說到史可法出生的經過，《明史》稱：「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這當然荒誕不經，但我們不能只是嗤之以鼻，而要弄明白《明史》為什麼這麼寫。

這樣的筆法說明，到了編修《明史》的時候，史可法已從滿人所親手殺害的人，變成他們想討好和利用的對象。為此，開始加以神化。這一點，史可法生前當然做夢也想不到。然而，政治這樣擺布歷史，或者說以歷史為妾婦，實在並不鮮見。

也有另一種修飾，雖然可能出於「善意」。比如，揚州史公祠里的塑像。假如史可法死而復生，看見這座塑像，一定打死不敢相信這是他的尊容。雖然設計師很費了番心思，巧妙地把塑像安排成坐姿，來迴避某些問題。但從身體比例看，塑像真的過於魁梧、高大了，讓任何普通人自慚形穢。如果我們視「夢文天祥入其舍」為一種陳舊騙局，那麼，史公祠塑像則要讓人對當代某些思想特色回味不已。

實際呢？計六奇在《南季北略》中說，順治六年冬，他入城應試，與一位昔年「久居於揚」的浙江人相遇，後者以親眼所見相告：「史公為人形容猥陋，而忠於體國。」這與《甲申朝事小紀》「史可法小紀」的描寫相吻合：「可法為人軀小貌劣，不稱其衣冠，語不能出口。」即便試圖有所美化的《明史》也寫作：「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比之於史公祠塑像還不算太離譜，還沒有把一個矮小的人，活脫脫變成「高大英雄」。

所以我們又得修復一個事實——史可法的真容是，身量相當短小，面貌也不好看，甚至超出了不好看，得以「猥陋」「貌劣」來形容。其貌不揚以外，語言又很乏味……總之，單從觀感來看，沒有絲毫的魅力。

這樣的史可法，沒有迎合我們關於英雄或偉人相貌的想像。我們由此知道，英雄或偉人，可以「軀小貌劣」，可以不高大、不偉岸、不俊美，甚至比普通人還不中看。或許更重要的，是由此去發現藏在我們腦中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觀念，比如所謂「完美」。它假設英雄總是十全十美的，不會有缺點和缺陷，不光思想好，儀容也出眾。其實沒有這樣的人。所謂「完美」，似乎從來是用於隱瞞與欺騙的。史可法的非英雄儀錶，不曾引我吃驚，反倒是歷史經過人為如何一點點地虛離和詩化，很劌目怵心。我覺得，從造訪史公祠啟程的史可法解讀，更多是一種「拾級而下」，從仰視到平視，以至於一定意義上的俯視。「俯視」不是「小覷」。對他，我仍抱極深的敬意，只是如今的敬意，與其說來自雲端峰穎，還不如說源於平凡抑或太平凡。

明末叱吒風雲的人物，每每出身世家巨室。比如「四公子」，比如復社那班才子名士。我曾見過黃宗羲描述的陳繼儒（眉公）：

已巳秋，余至雲間，先生城外有兩精舍，一「頑仙廬」，一「來儀堂」，相距里許。余見之於「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者，河下泊船數里。先生櫛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

這麼精雅、考究的生活，史可法想都別想。其家境之窘迫，恐不在任何人想像之中。儘管祖父曾經為官，但顯然並未積下什麼家產。「史可法小紀」云：「數歲時，短衣無火，寒涕交加。」窮酸如孔乙己，尚有一件長袍，幼年史可法卻只能「短衣」打扮，與販夫走卒無異。《左忠毅公逸事》寫左、史相遇，正是一番貧寒場景：「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解貂覆生、為掩戶，都是在襯托、突出史可法的貧寒。此亦獲證於史可法自述，談到過去，他以「貧甚」一語來形容——

且師（左光斗）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即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辯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

原來，古寺邂逅之於史可法，不止於得遇恩師，還是擺脫貧困的開端——左光斗將他搬到府中居住，供他的飲食，給他安心讀書的條件。這情節僅見此文，他處未載。難怪史可法心中，對左光斗情如父子。後來，左光斗被閹黨下獄、史可法冒險探監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但未必會注意文中史可法「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的形象，並從中體會他貧苦的身世。這形象，只能屬於一個窮苦的青年。換做公子哥兒，縱便心懷感恩，也沒法拿出同樣的行動。

這是真正從底層走來的「宰相」。儉苦自持，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徵，乃至是岐嶷於時代的標誌。多年軍旅生涯中，憑藉這品質，他做了別人無法做到或不屑於做的事。《明史》說他「與下均勞苦」，吃的苦和部下一樣多，「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士兵吃飽前他不動箸，部隊冬裝沒發下來他不先換冬衣。又說：

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

此時，他貴為宰輔（東閣大學士）、國防部長（兵部尚書），兼前敵總司令（督師），卻與任何普通兵丁毫無分別。如果這仍不足具體了解他如何能吃苦，不妨看《左忠毅公逸事》中的細節：　

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

這篇散文史上的名作，我在十幾歲時讀到，後來又不知讀過多少次，每每讀到這兒，還是禁不住打個寒顫。從前面的「為除不潔者」到「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我們面前何曾有什麼「大人物」，所看到的，只是一位吃苦耐勞不遜農夫的樸實漢子。

不過，這漢子的確是朝廷中地位最高的重臣。拿那樣的身份與其行狀比較，常人非但理解不了，反覺他形同怪物。對史可法頗有微辭的應廷吉，借另一位部下黃蠡源（字月芳）之口說：

「月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師台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何必晝夜損神，以躬博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汾陽，指唐代名帥郭子儀，他一邊花天酒地，一邊不斷打勝仗。黃蠡源舉這個例子，來微諷史可法的躬勞是不必要的。史可法則笑而不答，無話可說。其實，他前面講了，「公等皆受用人」。各位都是會享福的，而我不是。

言至此，不能不提到明代的「享樂主義」氣質。雖然這朝代，有許多人輾轉凍餒之間，「人相食」的情形也並不少見，但它的確以享樂主義為其突出和基本的氣質。自古以來，飲饌之精，居止之適，娛樂之盛，無過乎明代的。這方面，不知留下多少遺韻。我們看徽州明代民居，到處有不厭精細的磚雕、窗雕。我們看至今藏家愛不釋手的明式傢具，造型何其優雅，材質何其奢華，氣息何其怡然。我們看蘇州諸多私家園林，無論創意、布局或情調，都將生活的愉悅升華到極致。我們還不曾談論明代的瓷器、戲劇、繪畫、服飾、圖書……其實有個濃縮了一切的窗口，就是秦淮河畔那座座院坊和如雲的姝麗，其間的陳設、品位、才藝、情趣和慾望，對明代享樂主義之表現，可謂纖悉無遺、妙到巔毫。

就在這溫柔富貴之鄉，我們卻面對一位苦行僧般的「宰相」。他與所有享受無關，不論飲食男女。崇禎八年任職皖南以來，他實際就是鰥夫，夫妻異地，自己也從不近女色，中間除崇禎十二年至十五年丁憂三載，一直鞍馬在外，「年四十餘，無子」。在到處聲色犬馬的氛圍中，這實在是很「另類」的存在。我們不說偎紅依翠的名士風範，也不說窮奢極欲的馬、阮之流，當時，即便歷來目為粗人的武夫，也都沉湎享樂不自拔。四鎮之一劉澤清，在淮安大興土木，宮室之麗令人咋舌。

放眼明末，無論正邪，都找不出第二個這號人物。所以，把史可法看成英雄之前，我們必須知道他的平凡或樸素。「公等皆受用人」，在那業已習慣享樂、從皇帝到文武眾官不享樂毋寧死的時代，這個生來不懂抑或不善於「受用」的人，只能像頭老黃牛，將重軛套在脖子上，一步一躓，獨自垂頭走著。而邊上的人，還投以奇怪的目光，認為他無濟於事。的確無濟於事，大廈將傾，一根獨木如何撐得住？看看滿朝上下的朝雲暮雨、恬嬉風流，即知史可法徒勞一場必不能免了。但他的意義，本不在於成功，而在力行——事不可為而為之。

寫本文，有兩個心愿。其中之一，想把史可法從英雄光環籠罩底下往外拽一拽，而還他以血肉。材料讀得越多，越覺得那光環對他有極大遮蔽。他受的苦，他的黽勉支撐，他的心力交瘁，以及愁悶、寂寞、黯淡……這些我真切看到的東西，在光環下統統不見了，只剩下義薄雲天和高山仰止。四百一十年，崇隆每增添一點，我們與他內心的距離也拉大一點。當只能擺著凜然、威嚴的姿態，變成史公祠的一座塑像時，他就完全扁平化了，成為一個符號。

讀《史忠正公集》卷三所收十四通家書和五份遺書，對此感受格外強烈。那是人所不知的史可法；至少，在我如此。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左支右絀、半籌不納。既憂老父沉痾，復慮妻母不和，還要操心弟弟的婚事和前途。每信，從無片語豪言，更不見半點風花雪月、閒情逸緻，有的只是焦勞與苦惱。我對兩個方面印象最深，一是拮据，二是庸常。

關於前者：

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

此時都中米珠薪桂（米如珠，柴如桂；極言其貴），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為是也。

養家盡指望於他，而崇禎以來由於內亂邊釁，物價飛騰，僅米價即至萬曆間十倍以上，史家捉襟見肘，不得不告貸維持。借錢的事，幾乎每信都有提到。除了負擔父母妻弟生活，偌大家族，叔伯姑舅人等，亦不時給予照顧、支出。例如，五嬸母不知出了何事需幫襯，史可法無奈竟讓妻子變賣首飾：

五嬸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

以此種種，有時書信竟至如同賬單：

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余不能概及也。

先前某信，史可法曾流露出對寄錢回家被搶的擔心，沒想到，居然成為現實：

乘此春月，當為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為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為念。

而拮据之愁，不限於家用，公職中復如是。下信談及辦公費用的極度不足：

兄巡撫年余，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尚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

「庸常」，是我對史家氣氛的感受。這個家庭，普通到有些俗氣。那些磕磕碰碰、慪氣使性，北京的衚衕人家至今猶然。家書中，為各種瑣事而周旋、勸釋、陪小心、唉聲嘆氣的史可法，滿臉煙火色，浮現著地道平民的憂沮愁煩。

那是個大家庭，親眷眾多，虯結纏繞。除了「太爺」、「太太」（即父親、母親），夫人和弟弟史可模（史可法有時稱他「八哥」，大概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信中還提到三太爺、四太爺、舅太太、三弟（即堂弟史可程）、大舅、五嬸母、大兄，以及楊太爺和楊太太等。

關於楊太爺、楊太太，我認為就是史可法岳父岳母——也據而可知，史夫人姓楊。太爺、太太，是當時對父母的稱謂；父為「太爺」，母稱「太太」。史可法的十四封家書中，兩次提到楊太爺、楊太太，而兩次都是在寫給夫人的信中，其為夫人之父母，甚明。一次說：「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為我致意。」另一次說：「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前信問安岳父母闔家，後信以雙方父母並敘，意皆甚明。另外，乙酉四月二十一日揚州城破前所留遺書，也以「太太、楊太太、夫人」並提，云：「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此三人乃史可法之至親者，亦當無疑（其時史父已於崇禎十二年病故；未提楊太爺，諒亦如此）。所以，史夫人姓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專門講一下這個問題，是因以往朱文長有這樣一種說法：「史可法最初娶李氏為妻，次娶楊氏。因為後者較前妻身份更高，因此他視她為第一夫人，並尊稱『太太』。」不單稱史可法有正側兩室，且具體指出她們的姓氏。倘使果如朱文長所說，史可法家信和遺書中不會沒有蹤影，但我們將它們逐字讀下來，並無一丁點跡象。相反的，所有家信和遺書表明，史可法只有一位妻室。大家知道，史可法膝下無子，他在寫給夫人的《家書八》中談到此事：「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明顯地，話語只預設了一個對象，亦即收信者。換言之，對史可法來說，子嗣之談，除夫人外再無其他對象及可能；假如有側室，像「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這種話，明顯是不可以用來寬慰正室的。另外，《明史》明確記載史可法曾回絕夫人「置妾」建議，更可證他絕無側室：

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45）

既如此，為什麼朱文長仍然發明了側室之說？一番旁搜遠紹，我發現大概出於《家書八》這樣一句話：「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朱文長必定妄度了「楊太太腸窄」幾個字，覺得很像在調解大小老婆之爭，於是附會出一個「側室楊氏」。前面，我們已經辨明，「楊太太」乃史夫人之母。而朱文長為何張冠李戴？很簡單，他將「太太」的意思搞錯了，以為明朝也和現代一樣，以「太太」稱夫人，不知道那時「太太」不是配偶而是「母親級」（媽媽或岳母）的稱謂，所以才有「他視她為第一夫人，並尊稱『太太』」這樣的無稽之談。不過，朱文長何以不但杜撰了正側二室，且指那位「正室」姓氏為李，我們就毫不知情了。我知道的是，史家確有位李氏兒媳，但她卻是史可模之妻，史可法曾在信中多次提到他們的婚事。

十四封家書，寫於崇禎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之間。這時，史可法人在安徽，擔任安慶、廬州（今合肥）、太平、池州四府巡撫。北方家中，父親身患重病，幾經反覆之後死去。除了惦念父親的病情，史可法另外操心不已的，是家中幾個女人：母親尹氏、夫人楊氏和岳母楊太太。看起來，她們均非知書達禮之人，細大不捐，易生齟齬，而難於諒人，常置史可法於一地雞毛。過去，我們習慣於英偉人物身後，站著胸懷寬廣、品性高拔的女性。比如孟母三遷的故事、岳母刺字的故事；與史可法同時的左懋第，身後也有一位剛烈而識大體的母親。但這故事模式，到史可法這兒卻煙消雲散。關於岳母楊太太，前面有「腸窄」一語。又曾在給弟弟史可模的信中說：「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至於老夫人尹氏，他不能口議母非，我們只見他給弟弟信中以「素多憂慮」、「心窄，凡事須寬解之」微言其性情，更多的，要借他與楊氏的通信了解。這些信，再三出現「萬萬不可灰心」、「不可惹氣」、「不可時時愁苦」、「夫人是極好心人」、「只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等叮嚀、央求、打氣之語，這些話語背後，一般指向婆媳麻煩。

府中三位女眷，心胸都與「窄」字沾邊。她們的日常交集，將生出多少閑氣，一目了然。這當中，最值得同情的也許是楊氏。結婚多年而終無一子，在那時是天大的煩惱。夫妻長期分離，幾近守寡不算，侍奉公婆及持家的擔子全在一肩之上。這樣的日子，即心胸豁達之人也難免愁眉不展。再者，連「夫貴妻榮」這一點，也沒沾上光。她為此責怪過丈夫，史可法當時答道：「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準，非我不請也。」覃恩，一般指皇帝給予臣民的封賞、赦免等，這裡具體所指不明，大概是楊氏可以指望的某種恩典。至於「請誥封」，後來大概沒有落實。因為未及「再過年半」，史可法丁憂去職。總之，楊氏不但身體辛苦，精神上亦無安慰，她的「心窄性執」只能日甚一日。而史可法所可指望的，仍然是她，每信不斷予以鼓勵以至懇求，崇禎十一年臘月一封長信最典型，一口氣談了奉公婆、和姑嫂（小姑子即將過門）、保信心等五件「最要緊之事」，讀來苦口婆心、煩言碎語：「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妨，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才是享福之人。」「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

中國有「畏大人」傳統，位高權重則「異於常人」。史可法位非不高，權非不重，但我們看他的家庭生活以及所糾結之事，與常人有何不同？即有不同，似也是愁煩更多不少。我們並非廉價談論什麼「從神到人」、「從英雄到普通人」。我從中想到的是，像這種易被宏大敘事架空的歷史人物，恰恰要回到日常狀態，從生活情態切入，才能重新感知他，恢復對他的新鮮感，找到為之設身處地的情境。比如，我注意到他文字中有個常見的字眼：「苦」。通信《與楊某》，以下語自況：

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

臨難前，遺書母親：

兒在宦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

給弟弟史可模的遺言，同樣喟嘆：

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

這個「苦」字，在以往對他的議論中，似乎無人覺得可以注意一下。讚美他的人，好像不便提到「苦」，好像他如有這種心情和感受，則有損於形象。批評他的人，又無視他的「苦」，拿不成功求全責備，質問他的能力，或究竟辦成了哪一件事。但雙方其實沒有分別，都從「大人物」角度看他，想像他三頭六臂，或用三頭六臂要求他。其實他和常人一樣，也兩條胳膊兩條腿；而所處局面，無論家事國事，卻到處一地雞毛。里里外外看下來，史可法既當不起英雄的光環，卻也絕不該擔負某些袖手清談之輩的率意苛求。末日時刻，他有這樣的感慨：「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又說：「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他自知不成功，是失敗者，而並不需要別人似乎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地指出。他帶著余恨死去，有志未伸，心留慚愧。可實際看一看，他的志怎麼個伸法？我不厭其煩地描述他的日常景狀及種種瑣事，一是還他以普通和平凡，另一面，也作為弘光政局的一番隱喻。後者的一地雞毛，毫不遜於史可法有點焦頭爛額的家中情形：七姑八嫂、人多口雜，左右掣肘而眾難群疑，上下不睦而恩牛怨李，補苴罅漏而計儘力窮，跋前躓後而動輒得咎。就像韓愈描繪過的那種情形：「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因此，繼前面講過以「凜然、威嚴的姿態」把他做成塑像那種遮蔽之後，現在要講另一種反方向的遮蔽——因他身系中樞、位高權重，就覺著他無所不能或應該無所不能。

後一種遮蔽，無過乎顧誠的《南明史》。此書針對歷來對史可法的稱道，大做反面文章，給予幾乎全部負面的評價，其強辭奪理、略無恕憫，到了罕見而怪異的地步。在史可法研究還很稀薄的情況下，這種聲音會無形地放大。許多缺乏閱讀古籍能力，不得不借今人著作了解歷史的讀者，很難辨別裡面的是非。

《南明史》對史可法形象的改寫，集中見第五章「弘光政權的瓦解」。不及翻至正文，我們即能於目錄看見第二節標題寫作「睢州之變和史可法南竄」。「南竄」這種詞，幾十年來都被革命話語當做一種醜化而用於匪幫敵寇，眼下竟加諸史可法，令人不由訝然，詫異作者何以鄙之如此。通讀之後，原因又並不曲晦。第一，作者對弘光間正派力量都不抱好感，在他眼中不光史可法，東林-復社這股知識分子新興政治力量亦屬醜類：「直至社稷傾覆，江山變色，東林-復社黨人仍把責任全歸之於弘光昏庸、馬阮亂政，自我標榜為正人君子，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製造傾軋的能手，對弘光朝廷的覆亡負有直接責任。」第二，史可法的「聯虜平寇」，尤為其所不滿：「似乎他在考慮同清軍作戰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實意圖仍然是盡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見，繼續一廂情願地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通過用詞，我們清楚體會到了作者的感情傾向。熟悉昔日筆法的讀者知道，「真實意圖」、「配合鎮壓」，都是用於「批判」和「揭露」的。

其實呢，史可法或明朝當局報「君父之仇」、以李自成為不共戴天之敵，乃當時倫理上必有之義，「平寇」先於「卻虜」的順序也實出必然（且不說彼時滿清擊走李自成，對明朝還算「有恩」）。本來，這都是昭然若揭、天下大白的道理，哪有什麼需要隱藏的「真實意圖」。至於「鎮壓」字眼裡所含「當代義憤」，更非情理可解；那時沒有馬克思主義，史可法也不曾讀到《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或「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種論述，難道身為明朝樞臣，他還應愛戴李自成不成？

書中罔顧事實的筆觸，比比皆是。例如，高傑死後，高夫人請以其子拜史可法為義父，而史可法不允。顧誠說：

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的一個機會，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由此可見史可法政治偏見之深和不通權變。

「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這樣的說法，不知其據何書何載。我從諸記看到的剛好相反。史可法不但從未以「流賊出身」嫌棄高部，反而對其格外重視、倚重，以致有一定「偏愛」。這一點，從當初高傑爭揚州時即如此，揚州市民對史可法的處理很有意見。史可法這種態度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高傑實力最強，史可法心中將其視為北進的希望；其次，跟高傑為人有關，他野蠻粗狠、殺人如麻，但心地直爽、尚可感化，是個魯智深式的人物，後來證明確實如此。總之，史可法對高傑和他的部隊不但沒有「政治偏見」，簡直還可以說另眼相待。同樣，史可法在高傑部威望都很高，根本不像顧誠說的感情有待「增進」。而當日情勢（睢州大變後），史可法與高部間這種感情色彩，與其說該加強，不如說正好要適當淡化。他是朝廷在前線負責全局的督師，江北有四鎮，非高部一鎮，而四鎮修怨日久，睢州大變後黃得功、劉澤清等正磨拳擦掌、尋隙滋事，衝突一觸即發。往日，史可法既已令人覺得對高部不無偏倚，此時此刻，息事寧人猶且不及，再收高子為義子豈不火上澆油？高夫人之請，意圖甚明，而史可法的不便應允，也是一目了然。此與「流賊出身」何干？

從《南明史》讀到這類段落，我每每不知所措。直接看其議論，會以為作者於若干史實懵然無知，乃有與明確事實大相徑庭的錯判。但我們很清楚，原因不在此。作為資深的明史專家，那些並不偏僻的材料，理應在其所閱之中；恐怕，還是積年訓養下滲入思維的「階級鬥爭」意識及其史學模式起了作用。自五十年代或更早一點，以政治義理強史以就，便是當代史學根深葉茂的傳統。代表者如郭沫若，學問未必不深厚，對史實未必不胸懸明鏡，卻在具體論述上，往往義理挂帥、以今昧古。這種風韻被澤數代，直至今日仍屬可觀。

定策及督師江北以來，史可法的言策、舉措、行狀，有大量材料及記述，《南渡錄》、《甲乙事案》、《倖存錄》、《聖安本紀》、《國榷》、《明季南略》、《爝火錄》等等，載之甚明，僅史可法親上奏章，《史忠正公集》即收有二十三篇全文，它們雖經滿清改竄，卻仍不失研究工作的資料首選，而《南明史》頗置不顧，極樂意採信某些非主流言說。例如：

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這就是被許多人盛譽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來面目。

閻古古（號爾梅）其人，血氣恣揚，慷慨激昂，有俠士風：

破產養死士，罹獄幾瀕於死。手刃愛妾亡去，歷齊、楚、蜀、粵、秦、晉、燕塞。被株連者數十百家，時有不及附范孟博之嘆。

他是豪傑品質、激情性格，義薄雲天不假，可往往行事衝動，但憑胸臆而激於一時。他的詩，就反映著這類特點。時人論之：「出古古口中，都無恆語。」「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因了這性情，加上沛縣地近山東，他以往在山東遊歷多、感情深，收復願望特別迫切，惜乎想法如其詩，「粗率廓落處太多」。他「散家財萬金，結豪傑，往來山東、河南，數有兵起，旋皆破滅」，這種奮不顧身、不計後果、魚死網破的個人英雄主義，史可法無從效仿。兩人身份不同，閻爾梅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史可法不行。史可法是朝廷大臣，手下軍隊乃朝廷餉銀所養，非他個人私募的兵丁。他沒法做到閻爾梅那樣，仗義即行。況且朝中掣肘、刁難、暗算等種種複雜內情，更非以為「拋頭顱、灑熱血」即濟其事的閻爾梅所能想像者。這就是閻爾梅「數上奇計」，而史可法不能用的原因。至於「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又是怎麼回事呢？彼時，高傑被害，史可法星夜趕來徐州，穩定帥位空虛、軍心浮動的高傑所部。不料，事情剛剛停妥就傳來消息，與高傑宿怨極深的黃得功聞風而動，欲進兵揚州，盡殺高部留在後方的妻子家眷。一聞此訊，高部李成棟等將即從徐州拔城而退。史可法憂心如焚，他要緊急趕往揚州制止內訌，對於閻爾梅之勸留，當然不能從命。此事原委不過如此，顧誠卻以此暗示史可法不肯抗清。說到力主「恢復」，滿朝上下我不知還有誰比史可法更切盼這種局面，唯一的幾乎每奏必言「恢復」「北進」的大臣，不就是史可法么？凡此，顧誠不可能不清楚，然而他卻引了幾行明顯激於辭氣的詩句，來揭露史可法的「本來面目」。

閻古古雖然偏激，但忠肝義膽，他對史可法不滿系忠義所系，不存惡意。應廷吉就不一樣了。應廷吉對史可法暗懷幽怨，其於揚州之變後所著《青燐屑》，以史幕近僚身份講述許多「獨家」見聞。職是之故，它是我們較重視的參考書，然而，其中不少地方挾怨寄私，彰彰明甚，即無慧眼亦不難見——有關應廷吉之怨的來，及《青燐屑》抹黑史可法之處，後面再具體指出——而《南明史》第五章第四節「揚州失守」，卻主要以《青燐屑》為本，盡采其意在於史可法不利的說法。如說「史可法驚慌失措，胸中漫無主見」；又說，面對幾支逃軍，「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似乎「恐生內變」是史可法所編造的託辭；還如，「當清軍初抵城下，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暗示史可法貽誤戰機、坐以待斃。情節均取自《青燐屑》，顧氏則在此基礎上變換字眼，宛轉發揮，添油加醋，像「驚慌失措」（應廷吉原話為「閣部方寸亂矣」）、「以……為理由」、「卻說」之類，皆屬此類小技巧，以將讀者印像進一步引向不佳。

最後，作者拿出了一攬子評價：

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然，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未遑親讀史料的讀者，見了這一段，不知將把史可法想成如何渺小可鄙之人。而稍知史事者，則將極詫於作者抹煞、昧沒情理以至於斯！

上面每個具體指責，都無視明確事實，我們現在就一一辨之。

且以所謂「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為例。真相是什麼？真相是：史可法督師江北，最苦無餉，名義上財政應撥錢款數額明確，事實上則遲遲不能落實，諸記以及史可法奏疏中，催討記錄正不知有多少，無奈，史可法不得不思屯田圖之，甚至親至大戶人家勸捐……我們且看幾個材料。甲申八月，為軍餉屢討不至，性格善忍的史可法罕見地發起牢騷：

近聞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知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橐鞬為諸鎮前驅。

九月間：

以高傑方刻期進取，為請餉於朝，而馬士英以鎮將與可法協，為不利己，陰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豈直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高傑請進取開、歸，直搗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士英益靳之，不發，數詔趣山師，可法舉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責我戰乎？」由是坐困。

十一月，史可法敦促朝廷下達「討賊詔書」，又提到：

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為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並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同月，一股請兵首次出現於黃河以南的宿遷、邳州一帶，史可法派總兵劉肇基，李棲鳳往援，同時將動向上報南京：

已而報至南都，士英大笑。時楊士聰在坐，驚問留「何為？」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邪？此史道鄰妙用也。歲將暮矣，將吏例應叔功，錢糧例應銷算，為敘功、銷算地也。」

馬士英念念於猜忌、掣肘，有此人在，而說史可法「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罔顧事實，豈可如此？此說之誣史可法，較馬士英聞報笑稱不過是「為敘功，銷算地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次如「馭將無能」，若能平心而論，都不會否認史可法固有督師之名，實則幾近光桿司令。且不說馬、阮在南京始終作梗、遙加沮抑，即諸家鎮將，除高傑後為史可法所感、願供驅策，哪個不是擁兵自重、唯知自保不肯利國的軍閥，史可法對他們確不能馭，然而，原因竟是他「無能」么？

還有揚州「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的問題。粗知當時實情者曉得，清兵迫近之前，黃得功和劉良佐已被馬士英西撤對付左良玉，而劉澤清和高部李成棟則各率大軍逃至沿江。及滿清兵臨城下，揚州守軍又有甘肅鎮李棲鳳、高歧鳳部及川軍胡尚友，郭尚良部先後逃走、投降。不要說野戰主力，稍有戰鬥力的地方部隊也不過是劉肇基所率四百餘人。如此兵微將寡，你讓史可法怎樣對裝備紅衣大炮的多鐸大軍實施「有效抵抗」？史載頗明：「城內兵能戰者少，可法乃閉門堅守。」當此絕境，史可法不動如山，以身殉國，我們又何忍責其更多？

而尤不可理喻，明軍的普遍望風而降，居然也歸咎於史可法。稍具理智都不可能無視兩個基本事實：諸將都降了，唯獨史可法作為督師未降；南京整個內閣班子，或降或逃，唯獨史可法未降未逃而死任上。面此事實，「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這句話，究竟想說什麼？凡此種種，如果據而認為顧氏對史可法有一種怪異難解的敵意，實在不能算強加於他。不過，怪異難解僅是從事實或「人之常情」角度講，自顧氏本人觀念而言，卻一點不難解釋。我就從書中讀出了兩點，一是作者對史可法以「平寇」優先深深嗛恨，無法釋懷；二是出於如下一種心跡：「把史可法捧為居心，無非是因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還是那個「大人物」的話題，亦即質疑史可法是否配得上「大人物」。你都官至宰輔、兵部尚書了，卻不能扭轉乾坤、一柱擎天；如此，譏而啐之，有何不可？他想必主張英雄和偉人都是偉大、光榮而正確的，而失敗和沒落如史可法者，必定不配。

說起來，批評史可法，也並不自顧誠《南明史》始。史可法同時代就有這樣的聲音，乃至出於「同一營壘」，例如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剛剛開篇就說：

士英之所以挾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挾於士英者，皆為定策之異議也。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委質己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構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嘗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

這是就定策一事，批評史可法失誤。黃宗羲認為，當時，應本著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開誠布公，大膽陳述不迎福王朱由崧而迎潞王的道理，史可法卻懼擔嫌疑，不能坦蕩堅持，反被馬士英鑽空子，作為把柄捏在手中。單論道理本身，我投黃宗羲一票。然而黃的思想層次——唾棄君主專制一一史可法達不到，他是傳統意義上的正派朝臣，而非叛逆者，沒有多少批判精神，要他超越禮法是不現實的。再者，史、黃還有一點不同，前者在位謀政，後者是可以率性而論的清流，這個差別遠比想像得重要。

前面的閻爾梅，也是一個著名的史可法批評者。但閻爾梅也好，黃宗羲也好，批評史可法乃是基本於政治或策略的異見，其間孰是孰非，都可以或者有待辨析和討論。應廷吉所著《青燐屑》則不同。作為以親歷記面目出現的江北史幕見聞記，其史料價值不必抹煞。不過，文中對史可法的評論乃至某些陳述，心存芥蒂甚而捏造杜撰，是很明顯的。下面一段就比較突出。應廷吉說甲申年十一月初四在一次私下談話中，對時局倍感失望的史可法這樣說：

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

驚人地透露，設四鎮主張出自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積極支持，自己只是別無良策而予以附和。這是《青燐屑》的獨家「爆料」，只能用聞所未聞形容。此外所有記載表明，設四鎮雖經內閣集議，但構想來自史可法；史可法本人《議設四藩疏》也明確寫道：「臣酌地利，當設四藩。」我們若拿「爆料」與事實相對照，對於史可法很難不留下推卸責任、飾非掩過的壞印象。然而稍析之則可知，此必為偽說無疑。史、應二人之間，遠非可寄以心腹的關係。史幕左右甚多，這番話如非同尋常，與聞者必非應廷吉，如可逢人便說，又為何只有應廷吉知道，別人均無所載？最最明顯的，裡面有個致命漏洞，即「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這句話。當時，高傑已率軍北進，史可法半年來的努力總算看到一點進展，他怎麼可能在這時憤然提出「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且將高傑包括在內？其說之偽，立然可斷。

在《青燐屑》里，這種意在抹黑史可法的筆觸，並非個別，而是處處可見。如丘磊被殺事，「雖史公奉旨而行，實東平（劉澤清）修怨為之也。」微諷史可法殺丘磊以滿足劉澤清，此亦《青燐屑》獨家之說。「四方幸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躍冶之士，究無實用……相聚數月，既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說禮賢館盡收留一些無用之輩。理餉財政也很失敗，「復以周某為理餉總兵，興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為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遂議屯田」，「迄無成功」，應廷吉為指其弊，而「公不以為然，強之視屯田僉事事」。軍事防務上搞形式主義，「沿河築墩，以為施放炮火之地」，應廷吉指出黃河沿岸為沙地，「土性虛浮」，「安能架炮」，「而同事諸公，方欲以築墩多少居為己功」，不聽。後面又就揚州的失陷，曆數史可法的種種失誤（即顧誠《南明史》所樂於採用者）。覽其全文，史可法除了精神尚屬可嘉，別的一無是處，就連他宵衣旰食、夙夜辛勞，也是工作不得要領的明證（前引黃月芳的勸諫〕，難怪顧誠能以《青燐屑》為本，據而得出史可法「毫無作為」的結論。

由於《青燐屑》對史可法的描述幾乎都是獨出機杼的」孤證」，我們縱表懷疑，卻沒有辦法者否證，特別是涉及很具體的細節時。不過.有一個辦法，我們可以看他的行文，看他的邏輯，由此確定他寫作態度是客觀唯實，還是意氣用事、昧私爽言。就此，我們可以注意兩點。第一，作者對史可法不夠重視自己，相當失望。他幾處描寫史可法不辨賢愚、不納嘉言，都與自己有關，同時對史幕中有人受到更高禮遇，怨艾不已。如：

儀征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鷂（高傑綽號）於初十日祭旗，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大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炮裂，已為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為十惡大敗，何故登舟？

事既荒誕，而意若怨恨，簡直是以惡意的搖唇鼓舌詛咒史可法必然失敗，一個人心胸如此，出言怎能做到公正平和？第二，我們明顯看到，他的思想有嚴重的神秘主義和命理色彩。他對此相當自鳴得意，以為不同凡響之處，極力張揚和凸顯這一點。開篇便講了一串「天儆」、「異象」，如他曾在北京遇見一種怪鳥，「所見之國亡」；又曾見一種特殊雷電，「電中聚火，人君絕世」；以及「天津撫院將台旗竿終夜號泣」、「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諸如此類。他號稱「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微更悉」，居奇炫異，亟欲以此售於史幕。還舉出實例，說明自己如何靈驗：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軍前，欲試其實，即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為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飄忽，其事為爭，音屬征、象為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鬥之事。五日前後，須防失火，且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毀民舍三間。匝月，遂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大監以王命至。公因其學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實有其事否？他姑妄說之，我們也只姑妄聽之。但毋待煩言，史可法不便聽之信之，恰恰也在於此。軍國大事非兒戲，除非瘋子才肯按照那種奇談怪論行事。所以應、史之間的情形，一點也不難於明白——清談無妨，其言難用。不過，史可法可以這麼看待他，旁觀者也可以這麼看待他，應廷吉卻絕不這麼看待自己。他可能認真地相信自己那些「特異功能」，而將貨而不售嘆為無理的排斥。他對自己在史幕中的遭際牢騷滿腹，對史可法則卑之無甚高論。總之，一對史可法厚此薄彼不滿，二對史可法不用其學不滿；因為這樣，他寫到史可法時很多地方都是帶著情緒的，哪怕是事實，從他筆下出來也不免變味，更不必說有些一望可知絕非事實。

年來的閱讀，終至於有這種感覺：假如把現存的史可法材料一件件在桌上擺開，一眼望去，簡直不知道是否有一件完全靠得住，似乎都有可疑之處——要麼無瑕得可疑，要麼又劣陋得可疑，而滿清官方審定的《史忠正公集》，和應廷吉的《青燐屑》便是分別的代表。這真的相當麻煩。一來人物面目不能不受很大影響，二來給我們的工作平添了難度。按我的體會，不要說不曾靠自己雙眼親讀史料，即便讀過一二種的人，也不能指望去把握和確定其中的事實。陷阱太多，或明或隱，非得盡量多讀，才繞得過它們，曲折接近真相——甚至繞過了陷阱，而仍不知真相。這種情況，倒並非只在史可法那裡才遇到，很多「大人物」都是如此。人們一般只著到「大人物」彪炳青史，事迹傳廣流遠，雖死猶生。實則這僅為一面，而在另一面，名聲愈顯赫、地位愈重要，面目可能愈搞不清——因為「說法」太多。讀史可法，始終有此感覺。我們好像不難在主幹大節上把握他，但一到細節處，卻每每霧失樓台。

發此感慨，是因馬上又要面對一個迷團。

本文從史可法生年疑難中開始，眼下即將收尾，情況卻並未變得更順利，相反又有疑難等待我們。那就是「史可法之死」。之前生年問題，懸之己久，我們努力一番，算是僥倖解決了。此番不同，關於他是怎麼死的，這個問題，老老實實說到現在還是無望水落石出。假如過去有人告訴我，史可法從生到死都是一筆糊塗賬，我斷然不信。然而此刻我想對讀者說的，卻正是這句話。

起初，或者說事情發生不久的時候，人們有關其下落的講述——如李清《南渡錄》、顧炎武《聖安本紀》、顧苓《金陵野鈔》、夏允彝《倖存錄》、文秉《甲乙事案》等——要麼不知道，要麼不能肯定。顧炎武說「不知所在」，李清說「或雲被執，叩之不應，見殺；或雲不知所之」，文秉說「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清兵追及，殲之，史遂死亂軍中」（，顧苓說「督師兵部尚書武英般大學士史可法，不知所終」，夏允彝說「揚州城破，可法死之；或雲遁去未死也」，還可以聽聽應廷吉怎麼說。《青燐屑》以「閣部沒後」一語肯定史可法己死，卻絲毫不提是怎麼死的，稍後則引用了一名清軍將領的自敘：「有北將曰：『曩下淮揚，吾當先摧敵，若史公者，業手刃之矣。』」此人聲稱，他親手殺掉一位相貌與史可法相仿的人。這說明，連應廷吉都不直接知道史可法下落，他只能援引一個道聽途說的情節，而這情節實際僅僅是說，他殺掉了一個似乎是史可法的人。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須知以上諸書有的成稿可能相當晚，距事發時或至二三十年後，但史可法的下落仍舊撲朔迷離。

所有講述中，最接近「第一現場」的，當為史德威的回憶。乙酉四月二十五日：

閣部知勢己去，乃與德威訣，持刀自刎。參將許謹，雙手袍住，血濺衣袂，未絕；復令德威刃之，德威不忍加。相持昏絕間，（許）謹同數十人擁閣部下城，至東門，謹等被亂箭射死。閣部問：「前驅為誰？」德威以豫上答之。閣部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驚愕。眾前，執赴新南門樓上。豫工相待如賓，口呼「先生」。

多鐸再行勸降，史可法斷然拒絕。據史德威說，這時他因擔心身上所攜五封遺書的安全，「奔鹽商段姓家藏《遺書》」，之後再折回南城樓：

回視閣部詞色俱厲。豫王曰：「既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閣部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既屬於爾，當示以寬大，萬不殺！」遂慨然就義於揚之南城樓上，屍為眾兵舁失。

過程算很具體了——死於何地，為誰所殺——後來一般均依此說。但這當中是有疑點的。疑點便是史德威一度離開，然後返回南城樓這個情節。他有沒有這樣的機會？既然清軍已知捉住的是史可法，防範會如此疏鬆嗎？還有，稍前一點，眾多扈從死於亂箭，為何史德威獨活？特別是脫身後又折返南城樓，可能性如何？須知當時悄形，不是街頭看熱鬧，去而復還，無異送死……鑒於諸多疑惑，我忍不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史德威會不會之前（亂箭齊發時）已趁亂逃走，而根本不曾目睹史可法被捕、被害之情形？讀其於順治四年所寫《家祭文一》，上述疑問似乎有一些線索：

四月二十有五日，維我府君授命揚之小東門，慷慨激烈，不孝侍側，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棺，旋復被執，幾十有二日。

在此，他的視線截止於小東門，亦即「亂箭」齊發那一刻，而不及於南城樓。嗣後，「方思治棺，旋復被執」。說明他離開了，去治棺（這確是史可法託付的事），而且似乎在辦這件事過程中披抓。稍後，他又說：

非不可死，夫情有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勢有所可死，而卒三年如一日，忍死以至於今日。

對當日之未死，有一種愧疚。這愧疚，是緣於曾從死亡跟前逃開么？我們有此疑惑，非為追究史德威之不死（他在艱難困苦中終生踐行史可法囑託，忠耿可敬），而是覺得他關係著史可法生命的終點。從目前看，這終點仍然存著問號，還不能畫上句號。

但這謎團的最大責任人及製造者，實際是滿清政權。他們井非如一百年後表現得那樣，對史可法足夠尊敬。當他們在揚州殺害他時，壓根兒不當回事，就像殺掉任何一個不肯投降的俘虜。史可法生前很看重死有所葬，收史德威為義子，主要也是為己了此心愿，他在給母親、弟弟的遺書中都提到「得副將史德威為我了後事」。據史德威說，他被抓後關在叛將許定國營中拷審，五月初一獲釋，「以全忠臣後嗣」。甫放出，即「進城投尋閣部遺骸。但見屍積如山，時天炎熱，眾屍蒸變難識，不敢妄認」，於是趕往南京向老夫人報訃（尹氏、楊氏已於史從質死後迎至南京）。又過一個多月，史德威再赴揚州，「至段宅找尋原藏《遺書》，而段門殺掠殆盡」，所幸最終「於破屋廢紙內撿出"，這便是《史忠正公集》所錄五封遺書。以後，他把史可法的衣、冠，笏三件遺物，「葬於梅花嶺旁，封坎建碑，聊遵遺命」，此即今之史公墓——實際是座衣冠冢。下葬時間，書中印作「丙午清明後一日」，「丙午」（康熙五年）恐為「丙戊（順治三年）之誤。總之，揚州衣冠冢是抹不去的物證。它證實：第一，滿清將史可法草草地殺掉了；第二，史可法屍骨無存，我們相信他死於揚州，但確實不知道他於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何時、經何人殺死——自法醫學角度，他的死，至今是個無頭案。

乾隆十年（1745），亦即史可法犧牲整整百年，史德威子史纂寫下《家祭文二》，講述一家的悲侈經歷。他說，父親多年奔走於吳晉之間（史德威是山西人，據文秉《甲乙事案》，還是少數民族，「夷種也），.流離困苦，每至墓側，血淚交流，懼守祀之無人也。」庚戌年（1670，康熙九年），史德威「倉卒見背」，很突然地死去。當時，史纂「尚在襁褓」，母親帶他回到娘家，靠「十指針線」把史纂拉扯大。己巳年（1689，康熙二十八年）史纂大約二十歲時，母親也去世。之後，史纂生活極其艱辛，一度竟至「提攜幼子，藉眠僧榻」，寄居寺院。他說，由於這些原因，「纂數十年來，蒿目松楸，而未能上請祀典者。」實際上，史德威一死，史墓既無人祭祀，也無人照管。雍正四年（1726），史纂景況稍好，到揚州謁祖，發現已「被巨猾占污」，墓不成墓。他找到地方官，「泣請當路驅除，築園磚壙」，並嘆道：「嗟乎！使護守維謹，何致慘遭踐蹂。」

乾隆九年（1744），情況始有變化。史纂說，那年揚州「詳定春秋牲牢，我祖今始得邀明禋之典」，尚系地方官之所為。又三十年，徹底大變。乾隘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頒旨，以史可法為忠臣楷模，隆重表彰。聖旨評價是：「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賜謚「忠正」。乾隆皇帝並親制御詩一首，題於史可法畫像；命大學士于敏中及以下七人，步其韻各作詩一首；又命于敏中專門到「內閣冊庫」找出史可法當年給多爾袞的複信，由於敏中抄寫之後刻碑；次年正式在揚州為史可法建祠。至此，史可法鹹魚翻身，從死無葬身之地，一躍而為享有個人專屬祠堂。

故事未完。時間來到二十世紀。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抗戰爆發，史可法成為與文天樣齊名的民族英雄。這形象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初，正如我們從史公祠諸多題辭看到的。而僅隔數年，1966年1月10日，「文革」尚未正式開始，《文匯報》發表了《應該怎樣評價史可法——評中國歷史小從書<史可法>》一文，判定他為「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雖然「文革」僅維持十年而破產，這評價卻並未隨之銷聲匿跡，反而似乎作為「經典」視角或關於史可法的條件反射，沉澱在一些人的意識中。

我自己體會，五花八門的各種評價中，以陳去病《五石脂》轉述的張伯玉一番話，與年來的感受最相投契。陳氏介紹說：「有山陽人張伯玉者，名璵若，曾以布衣參公軍，特為為文祭公。」這位與應廷吉一樣的督師府昔日幕僚，如此表述史可法的意義：

謂公居無如何之時，值不可為之地，而極不得已之心。當夫天崩地圮、日月摧冥，不死於城頭，而死於亂軍。無骨可葬，無墓可封，天也人也？亦公自審於天人之際而為之也！

天也人也？我於史可法，取那個「人」字。盡人事以聽天命。他所做的，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