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馬乘車闖世界

中國人對馬的喜愛由來已久，但馬更是世界性的動物，具有世界性的標識意義。馬是大約5000年前在歐亞草原西部被馴化的，然後相繼傳播到了西亞（包括埃及）、南亞、歐洲和東亞。人類學家認為，如果沒有馬將難以形成互動體系，正是以馬的馴化和馬車的傳播為動力，古代世界體系才逐步形成。

距今近3萬年的山西峙峪遺址曾發現有大量的馬骨和驢骨，在距今1萬多年前的法國拉斯科洞窟，其壁畫上面就有生動的馬的形象，但毫無疑問那時馬還是人類狩獵的對象，並沒有被馴化。

在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的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馬骨揭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波台位於哈薩克草原北部，是一處特殊的銅石並用時代（公元前3000-前3500年）遺址，出土動物骨骼共三十餘萬塊，其中99%是馬骨。多國考古學家的研究表明，這些馬主要是用於食用、祭祀（隨葬）和騎乘，這些馬骨的牙齒、脊椎都顯示出被人類使用的痕迹。最新的發現是波台人已經開始擠馬奶，表明那時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幾大文明古國對於馬與馬車的記載都很少。當年人類多是逐水而居，河流文明發展的主要是漁獵和農業文明。巴比倫時代的《漢謨拉比法典》中有牛有羊，並沒有關於馬與馬車的記載。古代埃及也一直都沒有關於馬的記載，直到喜克索斯人的出現。大約在公元前16至公元前17世紀，埃及國內爆發了奴隸革命運動，來自亞洲的游牧部落喜克索斯人利用埃及內部動亂，以新式的軍備馬兵騎隊發動襲擊，橫掃埃及全境，最終統治埃及達150年之久。隨著他們的入侵，馬和馬拉戰車也自然引入到埃及。

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晚於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但早於商朝。考古專家在印度河流域發現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兩個古代遺址，發現了大量石器、青銅器、印章和農作物遺迹，當時他們已馴養大象和水牛在田裡幹活。但沒有發現任何與馬相關的遺迹。歐洲文明最初的發源地可以追溯到愛琴海的克里特文明，在這個文明中也沒有馬的元素。而在克里特文明後期興起的邁錫尼文明，是由來自北方的印歐語系游牧文化與克里特文明相融合的結果。

東亞並沒有發現4000年前的家馬骨骼和其他證據，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考古學家對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28匹家馬進行了基因測試，數量最多的分布於整個歐亞大陸，有9匹馬的基因分布在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河南安陽武宜村北地遺址曾出土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東亞養馬業已初具規模。在甲骨文中已經有「馬方」「多馬羌」的記載，指的很可能是以善於養馬著稱的方國或部落集團。其實眾所周知，中原並不適合養馬，馬耐寒怕熱，特別適應乾燥涼爽的歐亞大草原，所有的良馬似乎都需要從西北引進。儘管不斷引進優良馬種，「買馬以銀，養馬以金」，但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中原從未培育出優良的地方品種。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馬是從西向東傳播的。

我們的古文獻中說夏代就發明了車，但是至今未發現夏代車的遺存。而中亞的高加索地區出土了公元前15世紀的青銅馬車模型。事實上在古代青銅時代體系常見一種有輻兩輪輕快的馬拉車，主要用於戰爭、狩獵、禮儀和比賽，也會用來陪葬。這類馬車在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和兩河流域、中亞的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以及我們中國的商、周文化遺址中均有出土，不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許多細節相同。多名著名考古學家明確主張東亞的馬車應該也來源於西亞或中亞草原，自己並不具備獨立發明馬車的基本條件。

殷墟考古發掘的殷代車馬坑是東亞考古發現的最早的畜力車實物標本。非常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馬車彷彿橫空出世，從哪方面講都算得上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輪徑最大、軌距最寬、車廂最大，而且造型美觀，結構牢固，車體輕巧，運轉迅速，重心平衡。而更早的更為簡單的模型卻沒有再發現，也就是說它與最初發明的時間存在相當長的隔斷，如同青銅技術一樣，傳到中國後便達到了非常高的技術與藝術水準。

但馬與馬車在中國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地位。在洛陽有一座「天子駕六博物館」，是一座以東周時期大型車馬坑為主題的專題博物館，直觀展現了古代文獻中「天子駕六」的記述：六架完整清晰的馬匹骨骼整齊地一字排開，中部車轅後方，是一架遺存完整的馬車。天子駕六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禮制，所謂「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這說明商以後，馬與馬車已經成為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才有後來的秦始皇兵馬俑及銅車馬的出現。

玉龍絲帛一直是中國定居農業文化的標誌，金戈鐵馬則是游牧文化的象徵。中國文化正是本土起源的定居農業文化與外來青銅游牧文化反覆混合中形成的強大文化。不僅是中國如此，世界亦大抵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馬，促進了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互動，創造了世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