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貧窮怎麼變成了不可原諒之事？

大凡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大抵都有一種抱負或曰野心，希望窮畢生之力將自己的思想綿延覆蓋的領域愈寬廣愈好。此種境界，大概只有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以描摹了。而一門學問的精確性、有效性與它力圖解釋的範圍，又往往是負相關的。這便種下了古今中外歷代學人以及他們的學問的固有困頓。　　於是我們便時常能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一門學科在萌生、發展之後會逐漸向周邊學科滲透其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乃至形成一時的學科「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趨向，其後由於貪多求全而消化不良，逐漸對固有理論進行修正、完善，成功者脫胎換骨，失敗者就此沉淪。　　我們也時常能觀察到這樣一類人物，隨著研究視野的持續擴展、研究範圍的持續擴張，其建構宏大理論的雄心與複雜性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主客二元、事實價值二分的框架中遊走越發心有不忍，其人生道路和學術思想的軌跡或發生明顯的斷裂、或呈現出漸變的特徵，經常「浪子回頭」。　　偉大的思想者總是這樣被人們反覆「鞭屍」，死去，又「活來」，推上神壇頂禮膜拜，再拉下馬來批判一番，不斷影響著後來者的思想進路。達爾文，也典型地屬於上面提及的那種深具複雜性的偉大人物；而以他將近160年前出版的《物種起源》為標誌的進化論思想在這百餘年間的衍生、流變過程，也使我們可將這一理論歸於上面談到的那種複雜性理論之列。

　　從物種起源到人類由來　　自然科學家中，能夠不僅給自然科學本身帶來革命性變化，並且對整個知識界乃至社會公眾的世界觀產生根本影響的，牛頓若是第一，達爾文就該是第二，愛因斯坦只能屈居第三。　　「Evolution」一詞，在最近一些年的譯法比十多年前也要規範得多，現在多譯為演化，以前則一般譯為進化。演化強調的是一種漸變性、連續性，除此，別無其他價值含義。進化則不然，它的預設設置就是一種進步觀。進化背後的進步觀思想，在歷史哲學範疇中出現的時間要早得多。　　在中世紀對基督精神的再發現和其間產生的看似無聊卻富有思辨意味的論戰中，一種基於末日審判的、線性的歷史方向感和時間箭頭若隱若現。工業革命日新月異的繁榮氣象和世界經濟在沉悶了千年之後的突然起飛，也給如孔多塞這樣的學者提供了思維的興奮點。　　在進化的意義上使用「進化論」一詞，最早是拉馬克。他在《動物的哲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學說，提出了兩個法則：一是用進廢退，一是獲得性遺傳，並認為這兩者既是變異產生的原因，又是適應形成的過程。　　我們知道，現代生物學已經否定了拉馬克的進化主張，標準的中學《生物》教材上一般也是略過拉馬克學說的。所謂「用進廢退」，就是認為頻繁使用的器官將得到加強、發展、增大，其程度與使用時間成正比；反之則被削弱和退化，乃至喪失機能。而這種後天獲得的性狀可以遺傳，通過生物體有意識的活動而出現的生理內部結構的變化可以傳遞給下一代，導致後代出現適應環境的變化。　　拉馬克的進化論是在達爾文之前對創世論和物種不變論的傳統自然觀挑戰的最主要學說，他表達了一種看法，在沿著進化階梯上升時，生物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自己發出推動力量，從而獲得了愈來愈多的自主性，在人身上則達到頂峰，這就是人的思維和智慧。憑著這一特殊的享賦，人成為生物界的佼佼者。當然，拉馬克「用盡廢退」說的破產似乎是顯見的，因為諸如皮膚被晒黑的人並沒有生出黑皮膚的孩子這樣的事例俯拾即是，體細胞和生殖細胞對基因編碼的改寫許可權當然是天壤之別。　　與拉馬克不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用觀察得來的豐富素材，通過假設和演繹，較為令人信服地論證了進化現象的存在。但是在達爾文的世界中，進化沒有確定的方向，物種也並非永久不變。所有的生物都是從極少數甚至一種微生物類的先祖進化而來。這項龐大的進化過程是由自然選擇或適者生存的動力機制所導引，在這一漫長歷史過程中，即便是人類這樣具有複雜結構的生命體的出現，也絕非一個意料之中乃至命定或某種特殊力量創造的終極結果，而只是宇宙過程的一個偶然產品。當群體中的變異隨機出現之後，自然選擇就根據這些變異的適宜程度改變它們在群體中的頻率。自然沒有計劃、設計和目的，進化也只是偶然，因為基因的突變和環境的變化都屬偶然。　　《物種起源》中的達爾文與《人類的由來》中的達爾文有比較明顯的區別。儘管一直有很多人捍衛他們的一致性，一如有那麼多的學者致力於對新老馬克思、新老維特根斯坦、新老哈耶克等等作邏輯一致的解讀。個中冷暖，從生物學界對兩部作品的關注度和引用程度的厚彼薄此即可看出。

　　我們當然也可以把《人類的由來》看作是《物種起源》的一個必然的續篇，而且達爾文自己也很明確地在前者的序言中表明，兩本書所使用的觀察資料、實驗數據是基本相同的。但達爾文在《物種起源》里終究沒有直白地道破那最後一層意思，自然地引申出「人類的由來」，他只是在最後意味深長地說：　　「我看到在將來將會為更加重要的研究開闢廣闊的領域……大量光明將投射在人類的起源和他們的歷史上。」　　我們可以推測，他也許對來自宗教領域的壓力有一定的考慮，或者他也許能意識到將進化論的觸角最終延伸到作為生物的人之後，可能會引發對作為社會性存在的人難以預見的顛覆。　　從《物種起源》中一些散見但並不少見的對拉馬克、斯賓塞等賦予了進化過多的價值附加、感情色彩的人物的評論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持強硬客觀立場的觀察家達爾文。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隱蔽更深的、比法國機械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更具顛覆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怪乎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在贈給達爾文的《資本論》扉頁上題到，他是達爾文「真誠的欽慕者」。　　這無疑是又一場「哥白尼革命」，它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創論，也拒絕了目的論，故此否定了各種超自然因素，打破了人與其他動物之間仍然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重估人在自然體系中的位置。　　近代以來，還沒有任何其他思想上的突破能以如此強烈的衝擊力直逼人類對自身意義和目的的傳統認識，動搖《聖經》以及幾乎所有哲學家的著作賦予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權地位。他不僅將創世之神驅逐出境，也把志得意滿的「人」從自然界的王座上拽了下來。弗洛伊德那句話最能反映出這種震驚：　　「人類的天真自愛遭受過兩次重創：第一次使人們發現了地球在整個宇宙中的地位無足輕重，微乎其微；第二次是認識到人並不是被特殊造就的，而僅僅是動物界的後代。」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伏筆　　絲毫沒有令人失望。達爾文不安分於做一個生物學家（在那個時代被稱為博物學家），他也不滿足於僅僅解釋生物屬性的人，他是有心對人類自身的道德秉性發表一番宏論的。這和當年徘徊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之間的斯密的心態未嘗沒有幾分相像。達爾文著手討論人的道德能力的形成。這個過程仍然是比較謹慎的——相比於早就對此夸夸其談許多年的其他同時代學者而言。這是後來被稱為人類學的範疇，大抵是哲學、社會學、生物學的雜糅產物。　　以科學的態度介入社會領域總是有風險的，我們絲毫不必懷疑一些科學家赤誠的內心、良好的初衷和理性的精神。打著達爾文進化論的旗號與偽科學沆瀣一氣至今為人詬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總被人們認為是要與達爾文本人劃清界限的。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的是，達爾文在方法上的還原論傾向在《人類的由來》中，畢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比如他在用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論證人的道德能力的由來時，每每用列舉和類比的方法，讚頌狗的忠誠、兔子的利他、螞蟻的團結等等。這固然有助於西方思想界衝破基督教中人類中心論的羈絆，促使人類重新回歸自然序列之中；但徹底的還原精神導致抹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混淆生物進化與社會進化的不同，從而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預留了理論發揮的空間。　　達爾文說：　　「野蠻人，身體軟弱或智能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了淘汰的，而存活下來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現得精力充沛。而我們文明的人所行的正好相反，總是千方百計地阻礙淘汰的進行；我們建築各種醫療或休養的場所，來收容各種痴愚的人、各種殘廢之輩、和各種病號。我們訂立各種濟貧的法律，而我們的醫務人員竭盡他們的才能來挽救每一條生命。我們有理由相信，接種牛痘之法把數以千計的體質本來虛弱而原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來。這樣，文明社會裡的一些脆弱的成員就照樣繁殖他們的種類。」　　還有他關於兵役制度的評論：　　「在維持著一個龐大的常備軍的國家裡，最優秀的青年大都應徵應募而參加了軍隊。這樣，他們可能在戰場上很早就死去，或往往染上淫邪的惡習，而全都不能在身強體壯的年齡里結婚。而一些矮小些或軟弱些的人，體質根本不行的人，反而留在家裡，從而得到大得多的機會來結婚生子，繁育在體質上和他們屬於一類的人。」　　這些話很清楚表明了他的想法，既然自然選擇原理曾經在人類的起源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他就不得不遺憾地指出，現代文明中許多在我們看來是符合「人性」的人道主義做法，反而是違背了自然選擇的原理。

　　對達爾文理論感到沮喪或毋寧說是無奈的人很多。大物理學家薛定諤也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人，他為人稱道的一部科普名著《生命是什麼》被地道的生物學家所讚賞，認為這代表了「一個物理學家力圖理解一些真正的生命之謎的有力嘗試」。　　在這部書中，薛定諤力圖在維持達爾文主義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復興拉馬克理論中帶給人們目的性和主動性的部分，論證行為對人類進化的重要生物學意義和影響，討論人類進一步進化的可能和條件。他毫不掩飾對拉馬克理論的偏愛：　　「一個人將自己看作是浪漫進化鏈條一環的智慧生命，會很自信地認為自己發展身心所作的努力的生物學意義不會失去，它雖小卻構成了物種趨向日臻完美的進化的一部分。」　　薛定諤從功能和行為的角度對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形式提出了批評，認為高度機械化的大多數生產過程存在著使人類智力器官退化的嚴重隱患：　　「伴隨手工業的衰退和生產線上單調而枯燥的工作的普及，當聰明工人和遲鈍工人的生存機會變得越來越相等，好的腦子、靈巧的雙手和敏銳的眼睛就會愈來愈成為多餘。而一個不聰明的人將會受到青睞，他會自然地發現服從於枯燥的苦幹更容易，發現生存、安家、養育後代更容易。這個結果可能易於導致才能和天賦方面的負向選擇。」　　饒有趣味的是，幾乎一個世紀之後的薛定諤也把矛頭對向那些社會福利機構及政策。他說：　　「由於現代工業生活的艱辛，一些機構應運而生，幫助人們減輕辛勞，諸如保護工人不受剝削和失業的威脅，擁有許多其他的福利安全措施。這些措施十足地被認為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但我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減輕個人照料自己的責任、使每個人機會均等，同時也在消除能力上的競爭，這無異於為生物進化裝了高效的剎車。」　　兩個大家，從兩個不大相同的角度出發，匯合到了一起。這是對進化的整體主義過度強調以及目的論色彩過度強化的結果，作為個體的人有其獨立的價值追求，沒有什麼絕對律令可以脅迫他要對億萬年的生命演化過程承擔一顆微小螺絲釘的義務。思考這些深層本體論層面的學者們的精神可嘉，所發的聲音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善意的提醒，但是很顯然，這種提醒本身也潛藏著一種霸氣外露的傾向，一旦發展為強制性的社會公共政策和主流意識形態，後果會非常嚴重。　　「某些東西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　　「年紀越大，越沒有人原諒你的窮」，最近某網路平台的這次大新聞，著實捅了好大一個簍子。那種字裡行間、深入骨髓的一股濃濃的咪蒙味兒，那種深秋時節吹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寒風，讓人不由得心頭一凜。

　　「年紀越大，越沒有人原諒你的窮」系列廣告　　這些冷冰冰的辭彙總不由得讓人想起《共產黨宣言》里那段犀利的評論：　　「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自由地成為奴隸，自由地失去自由，自由得流離失所，自由得一無所有。馬克思的反對者、「消極自由」的倡導者以賽亞·伯林，對於老馬致力於「自由人的聯合體」克服人的異化的嘗試，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之同情，他在為馬克思作傳時曾這樣說：　　「這一最終完成的體系是一個巨大的結構，無法對其進行直接攻擊，它包含了意在對付敵人擁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對朋友和敵人一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對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它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改變了人類思想的歷史，即自有了這個體系後，某些東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　　哪些東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如果我們穿越回馬克思所生活的那個年代，至少能看到如下事實：　　大量的工業污染；　　童工被大量使用；　　婦女沒有獲得普選權，所以同時代的密爾會寫作《婦女的屈從地位》；　　八小時工作制剛剛提出，芝加哥工人爭取這一權利的「五一」大罷工是在馬克思去世3年之後；　　機器替代勞動造成的勞動力相對過剩和工人工資鎖定在生存工資水平，這種工資水平據說是被精準地控制在養活自身之餘，還可勉強娶妻生子、養家糊口以便製造出下一代「產業後備軍」；　　失業工人沒有任何保障，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險法》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是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9世紀80年代建立的，那時馬克思剛剛去世；　　更具有籠罩性的事實是，那個年代的主流思潮是一種原教旨主義的、自由至上的自由主義，政府根本不認為創造就業、解決失業問題、轉移支付、扶危濟困是自己的本職工作，更何況在金本位制的嚴格約束下，政府也沒有適當的工具手段支撐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於是轉而樂得敷衍塞責，指責貧困者是自作孽，否則何以有胳膊有腿、有勞動能力卻不能養活自己，以至墮落如斯需要救濟呢？　　這種對貧困的質疑，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勞動價值論，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塊基石。從斯密李嘉圖直到馬克思，這條線索一以貫之。勞動創造價值，創造世界，它本應該成為個人權利的重要經濟基礎。可是當個人被裹挾席捲入大時代的滔天巨浪中時，才會無力地發現，失敗、貧困未必是個人之惡，也可能另有原因。　　熱情似火的青年馬克思喜歡黑格爾的異化概念。何為異化？其實當代人一個很方便的理解視角，是藉助電影《異形》。異形是alien，本來是自己內生的、孕育的、創造的產物，最後卻破腹而出，成為吞噬自己的怪胎和寄生物。異化是alienation，本來是充滿主體性、創造力和活力，應當帶來快樂的過程，最終成為一種製造莫大痛苦和負累的過程。生孩子是滿懷期待的，她將被自己的產物愛戴和贍養；生異形則是自掘墳墓的，她將被自己的產物反噬和消滅。所以《摩登時代》里的卓別林的勞動是異化的勞動，不是他在擰螺絲，而是螺絲在擰他。當本應是愉快的自我實現過程的勞動，變成了一種負擔——累成狗，這就是異化的勞動。

　　《摩登時代》劇照　　當下這個年代，人們好談財務自由，但談得粗鄙、庸俗。所謂財務自由的真諦，大抵不會超越如前所述的古典經濟學時期那股為貧富分化狀況所做的合理性辯護。可是，即便如後來的伯林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也已經意識到：這種社會存在的狀況與時代的精神狀況是有問題的，那種粗鄙的成功學、成王敗寇式的財務自由論、願賭服輸式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話語，是不應該「再振振有詞地說出來」的。　　今天的文案設計者往往一拍腦袋，博眼球、刷存在，下意識地脫口而出某些直白挑戰文明邊界、並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話語，最後裝逼不成，反拉得一身仇恨。我們已經從「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交到警察叔叔手裡邊」的金錢無感時代，進入到「愛情買賣」的金錢至上時代。有趣的是，當我想搞清楚《愛情買賣》歌詞的那句題眼時，出了點狀況。查了半天網路，沒有搞明白，究竟是：　　「愛情不是你想賣 想賣就能賣」（道義問題），還是　　「愛情不是你想買 想買就能買」（供給側乏力），或者是　　「愛情不是你想賣 想賣就能買」（有效需求不足），抑或是　　「愛情不是你想買 想買就能賣」（准入資格與行業壟斷）？　　如果用音調來判斷的話，我倒傾向於是「愛情不是你想賣，想賣就能買」（有效需求不足），這種判斷依據的是「燈，等燈等燈」的因特爾廣告斷句法。當然，這背後更深層的追問是，到底是：　　為賣而賣（重商主義），還是　　為買而賣（馬克思問題），或者是　　為賣而買（波蘭尼問題），抑或是　　為買而買（波德里亞問題）？　　老話講，一代學穿，二代學吃，三代學古董字畫。沐猴而冠最容易，暴食豪飲也容易，難的是一種心態、精神和氣質上的培養。的確是需要有兩三代的積累，才能擺脫一些看起來十分露骨和低俗的表現。

　　市場大潮洶湧、各種競爭激烈之際，尚需存一點心機——注意積累一點修養和底蘊，以備將來「鹹魚翻身」之用。曾國藩那句話挺好，「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這是說人要有骨氣，人的心中要有一種生機，要有一種情趣，要耐得住冷落、艱苦、勞碌、閑適。　　在想錢想瘋了、把錢看得比命還重要的人看來，貧窮永遠是一樁不可原諒之事，自己心中那點拿不上檯面的小九九永遠是最重要的，而社會流動的壅塞與固化、貧富差別的擴大與普遍化會帶來什麼後果，完全在他們的理性認知範圍之外。　　到頭來，因為鑽到錢眼裡且大肆招搖犯了眾怒，被罵了，還在鳴冤叫屈，好生不解這背後的原因以及流露出的社會情緒，這恰恰說明一種奇怪的思維已經成為這部分人大腦的預設設置。這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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