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事知多少|發明異性戀

性事知多少|發明異性戀

有譯思「性」事知多少

同道翻譯組出品

前言

原文:牛津通識讀本《Sexuality》

作者:Veronique Mottier

翻譯/周瑞瑞

審稿/姜昊騫

譯者簡介:復旦大學在讀博士生,現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喜歡讀書、運動、塗塗畫畫寫寫。對抽象的人和具體的人,有著無限的興趣~~~

導言:一言及「性」,各種想像油然而生,或坦坦蕩蕩,或遮遮掩掩。一本學術類通識讀物會怎麼介紹這個充滿爭議又妙趣橫生的話題?瑞士盧塞恩大學教授、劍橋大學研究員Veronique Mottier撰寫的牛津通識讀本《性》梳理自古希臘羅馬時期以來,西方世界對「性」的認識與思考。由此你將看到,原來「性」不是簡單的身體問題,它作為文化傳承的一部分,可以體現家庭富有與否,還能決定男女的公民身份、權利地位,就連群體衝突、宗教鬥爭乃至政治運動都可以因它而起。

導語

本節原標題:性與性別差異

引言:19世紀生物模式統治下的性學視同性戀為另外的「人種」,它不是罪,而是精神疾病,需要用科學方法來治療。與之對應,「異性戀」這個概念被發明了出來,在新時代重新建立起正統地位。同樣,男女高下也成了「天生」的事情,只是這一次換了科學家和實驗室來保駕護航。

1男女之別,生物差異

這種生物模式(譯者註:將性定義為生物性衝動的產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性別差異的生物化。十八世紀起,傳統的將女性身體定義為相似但低等的男性身體(認為女性生殖器是體內的、小型的男性生殖器)的「單性身體」(one-sex body)觀念,開始被男女之間存在生物差異的觀念所取代。男性與女性的身體逐漸被認為從根本上,在生物學上就是不同的,而不是同一個連續體(continuum)的不同等級。不過,兩性的高下之分仍然存在。

男女的高下之分有很多理論基礎:比如它依存於女性氣質和母親身份的結合,正如英國十九世紀進化論者赫伯特·斯賓塞所說,女人智商低是因為她很早就停止進化,為了節省能量讓她勝任生育角色。其次,它也以生物學家格迪斯和托馬森的重要學說,男女間存在顯著的「細胞新陳代謝」基本差別為基礎。再者,它還以約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性荷爾蒙發現之後界定的兩性荷爾蒙差異為基礎。

配圖: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英國哲學家,「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他將「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應用在社會學、教育學等多個領域。

儘管在將女子排除在政治和公共領域之外的這種做法日益遭到挑戰的環境中,女性在生物學上比男子低等在當時仍然被用來為其正名,但是正如拉奎爾所強調的,看待身體的新方式依然改變了人們對性的理解。性不再被理解為主動被動、身體冷熱伴侶之間的相遇,而是男人和女人——現在被視為是生物學上兩種不同生物間的行為。

男女之間的天然生物差異,使兩者擔當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了正當的理由,也被認為導致了兩者在性行為與需求方面的差異。男人性能力被視為天生強勢且具侵略意味,女人性能力被認為是對男性慾望的回應,由生育和母性的本能驅使。儘管一些性學家,比如哈維洛克·艾利斯強調女性的性能力和令人滿足的性生活對快樂生活很重要,十九世紀的英國醫學家威廉·艾頓的話則反映了當時公眾流行的觀點:

大多數的女人不會被任何的性知覺所困擾。

2女子欲求不滿也是病?

性學家的觀點依然反映著當時的兩性道德,如克拉夫特·埃賓,「正常」女人被描繪成被動、忠貞的,天生喜歡一夫一妻制,同時將男人的淫亂說成是由「男人天性中的性需求」造成的。因此,女人性需求「過剩」被視為不正常。這導致在十九世紀對「女性歇斯底里症」(female hysteria)的診斷直線增加,這種精神疾病被認為是由性慾過剩的女子得不到滿足而帶來的。

有時醫生會用手按摩病人的生殖器來治療她們,直到「歇斯底里的陣發」(「hysterical paroxysm」,現代術語中的「高潮」)出現。同時,歐洲和美國的水療中都出現了水按摩儀。電動按摩器也隨著普通家庭中電的普遍使用而成為受歡迎的器械。或者,可以採用陰蒂切除術。英美兩國的機構,比如1858年成立的「接待患可治癒外科疾病的貴婦與體面女性的倫敦外科醫院」,照例將陰蒂切除術作為一種治療法,其應用範圍從歇斯底里症到狂躁症、弱智、精神失常、尿失禁。

在英格蘭,關於將該手術成功用在據1857年新離婚法案(譯者註:該法案中,男人的離婚權利依然比女人多,但首次允許世俗法庭做出離婚判決,取消宗教法庭的這個許可權)想要尋求離婚的女人身上的故事四處流傳。在當時這樣的離婚訴求被解釋為精神疾病的顯著癥狀,而做完該手術的女人就會妥協,回到她們丈夫身邊。最後這個例子表明,生殖器切除術可以用作規訓非正常女性。

配圖:1860年的法國,醫生會用沖水柱的方式來治療「女性歇斯底里症」。

然而,對女性性能力的描述則隨著社會階層和種族的變化而變化。如約翰·克里蘭德的小說《浪女回憶錄》(1748年)和匿名作品《我的秘密生活》(1888年)這樣的色情文學中,工薪階層的女孩子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女孩子們通常被描述為更容易成為性獵物或甚至是欲求不滿的,而妓女普遍被描述為有著腐化墮落身體的縱慾之人。

在假定的文化高低階層中,等級越低的女人就越「原始」——這就是為什麼一般來說,如瑞士性學家奧古斯特·福萊勒所言,女人被假定是這樣的:「作為一條規律,比起男人來,她們更容易成為性本能和習慣的奴隸」。工薪階層的男人和女人、非洲人、亞洲人和猶太人(猶太人被視為一個單獨的「種族」)被認為是特別具有感官之美而且容易發生「不文明的」、「墮落的」性行為。在性科學史中,女性的性能力還是被視為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與此相反,晚些時候的性研究傾向於將缺乏性慾或性快感的女人視為是病態的。

配圖:美國小說《性愛大師》以及根據其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就是以美國性學家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真實研究故事為原型。

有關例子可見美國性學家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所做的關於人類性反應的著名實驗研究,其中包含了對1950年代至1990年代之間上百位男性女性在自慰和性交中的生理反應的臨床觀察。與其他性研究者一起,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觀察到很多女人在性交中沒有高潮,於是在他們熱賣的書《人類性功能障礙》(1970年)中發明了一個術語:女性「性高潮障礙」。女性性能力因此被塑造成與男性異性戀有關的病理問題(儘管他們同樣觀察到女性具有多次高潮的能力)。

3同性戀成了另外一個人種

除了將性別差異視為生物差異,性的生物模式另一關鍵特點就是假設「正常」的性行為只包括異性性行為和慾望。因此異性性行為被視為絕對規範,同性戀則被認為是某種方式上對規範的背離。然而當美國醫生詹姆士·G·科爾南在1892年的一本醫學雜誌中採用「異性戀」(heterosexual)這個術語時——這是已知該詞在英語中的首次亮相,他卻用該術語來描述這樣的「性異常」:通過「不正常的滿足方法」,以娛樂而不以生育為目的進行性行為,享受愉悅卻逃避生育。將異性戀和對異性不正常(例如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欲求聯繫在一起,一直持續到1920年代為止。那時,欲求異性發生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開始被視作正常。

這種生物模式視那些有著不正常性行為的人在根本上與其他人不同。在關於同性戀的觀念中,這是一步重要的概念革新。當然,同性性行為在歷史上一直都有,像雞姦這樣的行為有時被容忍,有時(以十八世紀為甚)又要遭到制裁。然而,任何一個人——依他們自己的道德感——被認為都有可能參與這樣的罪惡行為。正如福柯著名的觀點所指出的,十九世紀之後,認為參與「雞姦」的人是另外一種人的想法才開始出現。這另外一種人有著源自不正常生物本能的特定特性與傾向,致使他們參與「同性戀」這種行為。福柯說,

雞姦只是暫時的行為偏差;現在同性戀已經是一個人種。

當一些歷史學家將這個認知變化的源頭追溯至中世紀晚期,指出從十七、十八世紀起就存在同性戀亞文化,專門的同性戀聚集地開始出現在歐洲的大城市裡。但無疑,隨著十九世紀關於雞姦者是特殊人種的觀念,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概念誕生了。生於維也納的奧地利記者卡爾·瑪麗亞·科特本尼,因首次發明「同性戀」(homosexual)一詞而出名。該詞最早出現在他1868年寫給德國早期性弱勢群體維權者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的信里,後來在他自己1869年匿名出版的一本反對普魯士雞姦法條的宣傳冊上為公眾所知。

配圖:法國雕塑家艾米·朱爾斯·達盧(Aimé-Jules Dalou)1883年的雕塑作品《人民的博愛》。

科特本尼最先對比了同性戀與「單性者」(monosexualist,自慰的人)和「異性戀」(heterosexual)或者「常規性戀」(normalsexual,性喜好上喜歡女人的男人)。在後兩者,即異性戀和常規性戀的分類上,科特本尼認為這兩者的高度性慾望比同性戀和獸交者(bestialist)要強的多。也使得異性戀和常規性戀有可能去參與墮落的行為,包括亂倫、強暴「男性,但主要還有女性弱勢群體」和「猥褻屍體」。但是「異性戀」這個詞後來有了正好相反的意思——強調異性戀的生物天性和道德優勢,如歷史學家約翰·森奈特·凱茲指出,「異性戀」這個類別是在科特本尼促進同性戀權利的語境中發明的,這是「性歷史上最大的諷刺之一」。

「同性戀」這個術語在德國因克拉夫特·埃賓而廣為人知,在英國則是因為艾利斯·查理·吉爾伯特·查多克,克拉夫特·埃賓《性病態心理》的英譯本作者。牛津英語詞典中記載,艾利斯在1892年將「同性戀」這個詞語引入英語。一年之前,一本醫學期刊將同一術語引入法語。「女同性戀」(Lesbianism)首次出現在1870年,與「tribadism」或「sapphism」(譯者註:這兩個詞都是女同性戀的意思)用語相競爭。再比如,德國性維權者的先鋒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在1862年建立了「Uranism」團體。這個術語來自於柏拉圖的《會飲篇》。在此書中,與愛神烏拉尼亞(Uranus)相關的男人對男孩「同性」(Uranian)或者「非世俗」的愛受到讚揚。

德國和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的浪漫主義者又展現了古希臘時的狀況,使得這兩個國家出現了其他促進男性戀愛與友誼的男同性戀群體,包括牛津和劍橋地區。其他與Uranism相近的術語有「同性戀」(homosexualist)、「戀童癖」(paederast,儘管意思是與男童發生性關係,但是逐漸被用來描述男男性愛)、「反向性知覺」(contrary sexual feeling)、「倒錯性傾向」(inverted sexual proclivity)、「性倒錯」(sexual inversion)、「中間性」(intermediatesex)、「第三性」(third sex),以及「urnings」(源自Uranian之愛)。(譯者註:urnings該詞還有「像缸、瓮一樣可以容藏東西」的意思,曾被一些男同性戀者用以描述自己體內的女性傾向。)

配圖:表示各種性別的標誌(從上到下,從左到右)。

第一排:1.跨性別者;2.女性;3.雌雄同體;4.雌雄同體(Androgyne, 多指男子女性化);5.雌雄同體(水星Mercury標誌常用於表示雌雄同體是因為古希臘神話中第一個雌雄同體是眾神使者水星神之子);6.男性;7.中性(Neutrois);8.其他性別不明者。

第二排:1.從女人變成男人的變性人(F2M);2.半男半女的雙性人;3.半男半女的雙性人(多用於男子女性化);4. 性別中以男為主的變性人(Male focused variants);5. 從男人變成女人的變性人(M2F);6.性別變化不定者(Alternative);7.性別不明者。

第三排:1.雌雄同體(即是男性也是女性);2.雌雄同體(時而是男時而是女)

4同性戀不是罪,卻是病

「性倒錯」這個概念在十九世紀很受歡迎。它表達了該時期對一些人的看法:社會上存在著同性性慾(same-sex)、受性別錯亂困擾的人;也有「實際是女人,卻有著男人身體」,或者「實際是男人,卻有著女人身體」的人;甚至還有第三性別的人。同性性慾被廣泛地用性別的視角來解釋,但是關於性身份和性別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卻意見不一。儘管那些贊成性倒錯模式的人認為男同性戀是「女性化」的,相反的,其他人卻認為希臘的戀童模式里的男同性戀是特別有男子氣概。

世界上首次性弱勢群體的維權運動大概在十九世紀晚期出現在德國,德國統一後在全國範圍內將同性戀定為非法。到了1902年,這場運動正好也是在同性戀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贊成第三性模式,本尼迪克特·弗里德蘭德則認為同性戀是「性別差異的最高級、最完美的進化階段」,男性同性戀這種「倒錯類型」表現了男性氣概,比異性戀的男人更具有領導和英雄的潛質。

在這些意見相左的模式中,同性戀男女都被認為是和異性戀男女存在著生物差異,他們有著不一樣的人格特點,衣著和身體。還有人認為,同性戀普遍存在於大城市裡(與鄉村簡單、「自然」的生活相較而言,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社會混亂正為性異常提供了溫床)。

配圖: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

性的生物模式並沒有將同性戀者看作是有罪的人或者罪犯,而是看作需要治療的不正常的人。儘管一些性學家包括艾利斯在內,視同性戀為天性使然而不是一種病。不過很多性科學還是將它當作專門的一個問題,研究這些「邊緣」的性,試圖通過心理治療、藥物和外科手術,包括切除生殖器在內來「糾正」這些已被覺察到的疾病。

同性戀此前一直被官方歸類到精神疾病,直到1973年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出版。世界衛生組織在1992年才將其划出精神疾病。在同性戀團體和持不同意見的精神病專家,提出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亦譯作仇同性戀)比起同性戀來更像是個問題之後,英國直到1994年才廢除同性戀的病理標籤,俄羅斯是在1999年,中國精神學學會直到2001年才去除。

運用精神病學和性學來糾正和治療性異常已被各種文獻記載。比如,像美國精神分析專家善多爾·拉多提到,1940年代以來異性戀以外的性異常是能夠「被改正的」。到了1950和1960年代的蘇聯、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南非,厭惡療法(譯者註:一種心理治療法,利用反胃、嘔吐等刺激轉換患者的其他刺激,使患者不再產生某種行為。這種療法多用於治療酗酒、毒癮和性罪行等。)越來越多地被運用於「治療」性異常者,比如異裝癖、戀物癖、變性人、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

因為治療手段一般用於罪犯,男同性戀比女同性戀更容易成為目標,因為女同性戀一般不犯事。美國性學家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1968年至1977年間開展了一個將同性戀轉為異性戀的研究項目,據稱在愈六年的治療中,治癒率達71.6%。厭惡療法將「不當性對象」——包括現有戀人的影像投影給「病人」,病人被注入能引發噁心和嘔吐的藥物阿朴嗎啡(apomorphine),或者在幾個星期的時間內每天被電擊治療兩次或以上。

配圖:一幅形象反應電擊治療同性戀「患者」的漫畫。

儘管性學家自己常常主張寬容那些背離「規範」異性戀關係的人,但是性學家的研究經常被用來組織和加強對性的規訓。正如社會學家傑弗里·維科斯所說,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那些總的來說還是自覺的性改革者的早期性學家們,既是組織機構的有力執行者,又是他們竭力描述的性行為的潛在控制者。

確實,很多性科學的先鋒們都是積極的社會改革家,他們將性改革和社會秩序變革聯繫在一起。的確如此,比如,奧古斯特·福萊勒、愛德華德·卡朋特、哈維洛克·艾利斯、理查德·克拉夫特·埃賓、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還有伊萬·布洛赫這些人都積极參与各種政治活動:從爭取性弱勢群體權力到擁護和平,還有女性投票權。在這種社會鬥爭廣泛開展的背景下,他們參與到同時代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性改革、性教育和反歧視法律的討論當中。很多早期的性學家們認為同性戀尤為「無害」,像奧古斯特·福萊勒所說,特別是因為「他們畢竟不會生育」。像克拉夫特·埃賓和赫希菲爾德這樣的作者也在公開場合表示反對反雞姦的法律。


本文系同道翻譯組出品。

同道翻譯組簡介

同道學園的原創翻譯團體,以英文人文社科類文本為主。翻譯本身即是學習的過程,精工細作方有價值。譯文歡迎分享,有意加入或合作請聯繫tongdaoweix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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