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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見識史可法的「絕命書」手卷

見識史可法的「絕命書」手卷作者:共樂壺天

從1645年到2011年,360多年前的史可法,在圍城中,懷著「肝腸寸斷」的心情,親筆寫下的「絕命書」,如今安然無恙地存於天壤之間?我只是偶看「收藏天下」和「鑒寶」之類的電視專題,可面對擺在眼前的這部「史可法絕命書」長卷,卻真讓我激動和震撼,這幅長卷,促我帶著疑慮和熱情在北圖泡了一天,對那段歷史有所淺解,斗膽碼字妄評:不論史公的是是非非,只求長卷的緣緣由由,仁智者各見。雖然片子拍的很爛,好在不是作業是文物,不是論文是博文。

史公的絕命書,字體沉雄,豪放,全文如下:

恭候

  太太

  楊太太

  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

  太太苦惱,須托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

  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如此慷慨赴義,墨跡點點,也是血跡斑斑,幾百年色澤如潤,依然鮮活如昨。6天後,這一年,即1645年4月25日,史可法殉國。次年清明前一日,他的副將,也是他的義子史德威,在他誓師和血戰的梅花嶺下,為他立碑立墓。但是,那只是史可法的衣冠冢,因為戰後史德威找史可法的屍體時,已經找不到了。《明史》里記載:「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辨識。」( 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我充其量屬收藏書畫的愛好者,也根本沒去想撥雲去霧,欣賞和思考罷了。真偽都不是我該去知道的。極其珍貴的東西不奢望多追其根緣,只是親歷過和展現出就足以,朋友曾說過,收藏是人的第五需求,想有道理。藏家代表稱該長卷到手後一直深藏不露,戒保嚴管。國富藏強,最近,XX拍賣公司約談的出價的是8位數人民幣,這意向的競拍,是說明它的價值空間嗎?

國內收藏者手中的「絕命書」究竟是真是偽?這些「絕命書」與流傳至美國、日本的「絕命書」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會有幾多的「絕命書」長卷出現世間?看起來,存世的所謂「史可法絕命書「長卷遠遠不止一件。而據史載,史可法的五封「遺書」他曾重寫過一遍,也即有「複本」存世的可能;但那封「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的著名「絕命書」,卻只能有一件。

百年來,各地出現的「史可法絕命書」不下四五件。可目前真正能拿得出來見面的,就這麼一副。

關於史可法存世墨跡的真偽,專家中歷來持有不同意見。《中國美術家大辭典》即錄有史可法,稱其書法嚴正,恰如其人。我認為,史可法不是書法家,留下的墨寶不多,這就給後人識別其真偽帶來了相當的困難。

長卷分合拍:

「史可法絕命書」手卷,寬12寸,長229寸。開卷便是青黑色絹底,泥金龍紋鑲邊的乾隆手書「褒慰忠魂」四個大字,其後依次是,身著朱紅袍服的史可法坐像、絕命書、乾隆題詩。然後是劉墉、于敏中、彭元瑞、梁國治、董浩、沈初、陳孝泳、金士松等人步乾隆原韻和詩。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為了褒揚明末死節忠臣,追謚史可法為「忠正」,世稱「忠烈公」。 乾隆四十二年,戶部侍郎彭元瑞將史可法絕命書與遺像一起上呈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親題「褒慰忠魂」四行楷大字,鈐用了「乾隆御筆」寶璽,並題詩一首,鈐蓋「澄觀」與「乾」、「隆」兩方小璽,以贊其忠烈。並命大臣,詠和題跋,製成手卷,置於揚州梅花嶺史公祠中,並摹鐫於祠壁。奉旨恭和像贊詩的當朝大臣八人,按入卷順序分別為: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于敏中、軍機大臣兼協辦大學士梁國治、文華殿大學士軍機處行走董誥、戶部侍郎彭元瑞、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墉、禮部尚書沈初、左都御史金士松、博士陳孝泳。後來嘉慶朝官員胡獻征、姜兆熊、秦松齡、顧貞觀、王概琴、顧彩六人也題贊恭和,裝於卷尾。

從題籤上字跡的磨損而不辨的程度,即令人感悟到歲月的滄桑和當年的流光溢彩。它不僅是明清兩代君臣手跡墨寶的匯聚,也體現了一代忠良彪炳卓絕的赤子情懷與後世君王的仰慕之情。從史可法的面部畫像圖粉返鉛變黑,及其「絕命書」上鮮亮的墨跡與陳舊的紙張,都能讀出史料的沉重與久遠;從乾隆帝御筆的凝重與飄逸,又體現出長卷的肅穆和莊嚴。「乾隆御筆」、「澄觀」與「乾」、「隆」連珠璽的鈐用,更加重了手卷的凜然大氣,從十四位大臣的不同筆風到二十九方印章刻工迥異,裝裱在一卷中。

著名收藏家謝其章先生寫過一篇《「史可法絕命書」之謎》。文章介紹他所知道的「史可法絕命書」手卷,說它寬12寸,長229寸。

當手裡真舉著史公的「絕命書」時,我和拍照者都有些抖,照片自然就模糊了,此刻的敬慕之情確實是悠然而生。

乾隆御筆的字見得不少,所以心態到是正常。最早收藏「史可法絕命書」的是清人彭元瑞。彭元瑞是江西南昌人,乾隆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勤。乾隆稱其與蔣士銓為「江右兩名士」。他不但藏有史公絕筆,還藏有史公畫像。正是由於他把所藏史公遺書連同遺像一起呈獻給乾隆皇帝,乾隆才親題了「褒慰忠魂」四字,復命大臣于敏中等十四人詠和,製成手卷,置於揚州梅花嶺史公祠內,並摹鐫壁。但是後來,這些原件便流散民間不知所之了。

青黑色絹底,泥金龍紋鑲邊的乾隆手書:

乾隆173字的題詩如下,一手好字加之當時提寫的心境,堪稱精品:

難得仔細欣賞劉墉、于敏中、彭元瑞、梁國治、董浩、沈初、陳孝泳、金士松等人步乾隆原韻和詩,真別說,書法造詣都見功底,全都算得上「著名書法家」。

宋清各朝代,毛筆是唯一的書寫工具,而科考中,書法的優劣甚至決定了考生的命運,那個時代的書法,現代人是超越不了的,科舉考試嚴格說來,也是由無數人參加的書法比賽。

史可法於崇禎元年(1628)中了進士。在古代的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能當進士的書法功力是可想見的。此外史可法紀念館裡的史公絕命書的石刻,鎮江博物館館藏的由史可法七世裔孫史兆霖摹刻的史公遺像等等,都可用作佐證。

楊州是個歷史很沉甸甸的地方,特別是近代史的史可法抗清,被屠城三日,還有平山堂,是東渡鑒真和尚的出發地,還有楊州八怪......去年,借公出鎮江之際,又來揚州城北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嶺畔,對民族的英雄,崇敬而感慨。如今,能專門來這裡瞻仰或拜訪的人寥寥無幾,幾年前朱總理來過,之後就無什麼大人物到過了。雖是30度氣溫,可內心自感有些清涼。

詩人聞捷寫的《史可法墓》的短詩,很為詩和詩中所謳歌的史可法感佩,讀到清經史學家全祖望那篇著名的《梅花嶺記》,看到他記述的史可法壯烈殉國的場面:大兵如林而至之際,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死前,他留下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下。」揚州,是史可法的揚州,是一地梅花怒放的揚州。(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真的來到揚州,直奔城北,出天寧門,拜謁史可法墓。史可法墓前的護城河那樣的清澈,河邊的楊柳在夏日裡濃蔭四射,為史可法祠堂遮擋著驕陽的炙烤,祠堂前的小路,水洗過一樣乾淨而幽靜,悠長得猶如一個充滿感情的嘆號。和我想像中的揚州一樣嗎?和我想像中史可法墓一樣嗎?我無法斷定,祠堂里空無一人,只有我一個人在徜徉,冥冥中總感到祠堂深處,梅花嶺下,或許有史可法的幽靈,靈光一閃,和我相會。一個你曾經從心底里敬重並嚮往的人,總會在某一個契機或某一個場所,和你相會的,所謂神交,就是這樣的一種心靈深處的震顫吧?那一刻,我的眼淚竟然流了出來,幸虧祠堂里沒有一個人。(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我一直以為,揚州區別於一般的南方城市,區別於那種小橋流水、私家園林的婀娜多姿。由於地理的關係,它地處江蘇的北大門,照史可法說是「江南北門的鎖鑰」。所以,揚州不僅具有江南一般小城女性的嫵媚,同時具有江南一般小城沒有的男性的雄偉。無疑,史可法為揚州注入了這樣雄性的激素,壯烈的捨生取義,慘烈的揚州十日,讓這座城市勢趨粉黛,氣吞吳越,拒絕後庭花和脂粉氣,不僅只有精緻的揚州炒飯和揚州灌湯包子,而且有了可觸可摸的歷史的感覺,有了能夠遙想當年的空間,有了可以反覆吟唱的英雄詩篇的清澈韻腳。(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史可法(1602--1645),河南祥符(今開封)人。崇禎元年(1628)進士,累官至明南京兵部尚書。明弘光政權,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史可法率揚州軍民與圍城清兵展開浴血奮戰,終因眾寡懸殊,城破被俘,不屈被殺。史可法殉難前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意欲與梅花為伴。

依然是楊柳依依,依然是小路幽幽,更奇特的是,祠堂里,梅嶺下,依然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更好,可以獨自和忠烈喁喁獨語,與君一別,煙波千里,來如春夢,去似朝雲,正可以彼此檢點一下歲月留在心上的落花浮塵。和瘦西湖的遊人若織相比,這裡的空曠和幽靜,也許正適合史可法。如果說瘦西湖像是一個漂亮女人一頭飄逸的長髮,這裡恰如一個男人一雙堅毅的眼睛,它應該就是這樣無言自威,沉靜如山。它將自己眼神深邃的一瞥,留給那些想和他注視的人們。(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好的風景,傑出的人物,遙遠的歷史,永遠都在想像之中。人生如夢,流年似水,讓我遺忘的人和事已經很多,但怎麼可以忘記史可法呢?人生如寄,漂泊羈旅,到過的地方很多,真正能夠讓你難以忘懷並還想舊地重遊的,並不很多。一提起揚州,便想起史可法,便讓我有一種心頭一顫的想念,充滿自以為是的牽掛,彷彿揚州真的和我沾親帶故。(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史公殉難後,其義子史德威遂其遺願,在梅花嶺畔建史可法衣冠冢。多少年來,梅花嶺畔史公衣冠冢前憑弔者絡繹不絕,文人雅士「進墓興哀」,借凌霜傲雪、一塵不染的梅花盛讚史公的精神。祠墓圍牆北側有兩土阜,相傳其中一處為老梅花嶺,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師處。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追謚「忠正」。因此牌坊上題額為「史忠正公墓」。

史可法絕命書手卷,是史可法遺存於世的難得的手跡,不知可否稱為國寶之一。因此有關傳說也特別多。此前「絕命書」已有多次發現,且充滿了撲朔迷離的色彩。360多年來,史可法這些遺書的下落,尤其是最後一封的存佚與真偽,成了歷史之謎。

這次來因有朋友的陪伴和解說,看得更明白一些。饗堂前的一副清人的抱柱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明月梅花的比興與對仗,古風盈袖,很是沉鬱。梅花仙館另一副今人的抱柱聯:萬年青史可法,三分明月長存。嵌入史可法的名字,互為鏡像,做今古的借鑒,令人遐思。饗堂里有史可法的塑像,有何應欽題寫「氣壯山河」的匾額;饗堂後是史可法墓,墓前有石碑和牌坊,墓頂有草覆蓋,被人們稱之為「忠臣草」,據說應該是四季常青,不知為什麼現在卻是有些草色枯黃。(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到了秋天,祠堂大門前那兩株古銀杏樹金黃色的落葉,會落滿一地,落滿祠堂的瓦頂,更是壯觀。祠堂一年四季都在懷念先烈的!如果說梅花是史可法的靈魂,滿祠堂後種植的紫藤、木香、銀杏、桂花、芍藥、蔥蘭等等,都是揚州人的懷念和心情。在揚州,史可法配有這樣花開花落不間斷的鮮花簇擁下的魂歸之處。(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揚州十日史可法,肝腸寸斷絕命書」。為重溫那段歷史,特別拜讀了劉新風所著《枯榮之間—揚州十日》:1645年清軍大舉南下,欲一舉滅亡建都南京的南明朝廷。時任首輔的兵部尚書史可法於4月13日匆奔南京在江北唯一的屏障揚州,加緊部署守城事宜。19日清軍雲集,揚州已成孤城。敵統帥多鐸遣人持書招降。儘管眾寡懸殊守城無望,史可法仍昂然道:「吾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

這日,他在城樓上寫了上奏朝廷的遺表,又寫了5封遺書:上母親,留夫人,致親屬,給義子,交多鐸。20日多鐸又5次派人送書勸降,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併當著來人投入火中,決心與城共亡。

21日史可法再次作書與母親、岳母、夫人訣別,正是這件手卷上的絕命書。22日清軍攻城,戰至25日豫親王多鐸統十萬清兵攻陷揚州,史可法拔刀自刎,血濺征衣,未絕被俘,以身殉國。年44歲。清兵屠城十日,遇難達八十萬人。

東門,是史可法抗清城破被俘之處...

更何況,揚州還留下了這樣特殊而別具情感的地名:史可法路、螺絲及頂街(摞屍及頂的諧音,當年史可法抗敵,巷戰血拚時屍體一個摞一個到城牆頂),以及史可法曾經居住過的轅門橋。揚州人把對史可法的紀念滲透進他們的生活,刻印在他們走的路上和日子裡,那是揚州人心底里為史可法吟唱的安魂曲。(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史可法公祠,在揚州市城北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嶺畔,內建史可法衣冠墓。墓前為「史可法紀念館」,館內陳列有史可法2米高的塑像和多幅史可法手跡。

多少年來,梅花嶺畔史公衣冠冢前,許多文人雅士「進墓興哀」,借凌霜傲雪,一塵不染的梅花盛讚史公的崇高精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祠奉祀,祠和墓相連,通稱史公祠,現闢為史可法紀念館,館內陳列有史可法 2米高的塑像和多幅史可法手跡,以及其他一些珍貴的文物資料。祠墓的東南尚有桂花廳,牡丹閣,芍藥亭等建築。祠墓圍牆北側有兩土阜,相傳其中一處為老梅花嶺,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師處。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追謚「忠正」,因此牌坊上題額為「史忠正公墓」。

邵玉健先生在《史可法絕命書蒙難記》中進一步披露,「史可法絕命書」 手卷幾經輾轉流落,於1939年不可思議地出現在常州厚余鎮上一間小字畫店裡,鎮上一瞿姓教員對文物有些研究,一見此手卷,甚為吃驚,他不動聲色地出錢買下來。他請了專家鑒定,果是史可法原跡。收藏家中早晚觀摩欣賞,視若拱璧,不想此事很快就傳了出去。

瞿氏的後代曾在1983年10月24日的上海《新民晚報》上有署「景止」者發表文章,稱「史可法絕命書」手卷曾為他家所藏,是其父抗戰初期於常州厚余鎮小字畫店購得的。文中細微地描述了絕命書手卷的形式和內容,最後談到手卷的下落:「像父親這樣一個中學教師,擁有如此一件寶貴文物,在那個時代顯然使自己處於一種危險的境地。當時有個叫岳泰的家住常州的一位汪偽和平軍少將師長軟硬兼施,硬是要借去一看,借了就賴著不還。瞿先生找他索要,他說已讓自己一個名叫曹榜的至親拿去送給了周佛海,換了一個「專員」的官位,瞿先生氣得大病一場,只好作罷了。

1944年秋,上海江蘇路的周佛海公館突然失火。火災發生後,周聲稱他最傷心的是家藏的包括史可法絕命書手卷在內的百餘件書畫文物均化為灰燼。人們將信將疑。看來,當年周公館失火是周佛海自知日本快戰敗,自己末日將臨,預先策劃借失火的假象,秘密轉移了家中的書畫文物及金銀財寶。當然也不排除失火時,有人趁亂偷走部分書畫珍品,幾經輾轉,流落至海外。

1943年2月上海出版的《古今》雜誌第16期,刊出周佛海的《走火記》,詳細記敘了失火經過。周佛海稱:房屋這樣的身外之物,要燒就燒,有什麼留戀?更何用傷感?不過這所房子是有相當歷史的,我家裡沒有什麼珍貴的物品,除去日常用具之外,沒有什麼損失。不過名人字畫,卻燒了不少,實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兩件:一是史可法的遺書……。我常常拿出來鑒賞,每次都發生異常的感慨,今後不能再見了。

以漢奸之眼,看忠烈之書,竟能發出如此感慨,真匪夷所思!周明明是個賣國賊,卻珍藏著明末愛國名臣史可法的「絕命書」手跡,令人啼笑皆非。1989年12月《江蘇文史資料》第29輯刊文《西流灣8號:周公館失火之謎》,該文認定周佛海的《走火記》是自編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周佛海背著日本人和汪精衛,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務系統里另搞一套,被日本情報機關偵察出來並受到監視。因此他策划了「失火」一案,焚毀證據,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但是「史可法絕命書」的下落,仍然是個不解之謎。

時至1983年4月,《參考消息》、《團結報》等相繼轉引外電外刊的報道:「史可法絕命書在美國舊金山出現,現為一梁姓華僑收藏。最近經旅美名教授、古物鑒定家陳世枋博士考證確認為真跡,據說輾轉到美國前,曾一度流落香港。」1993年底海外傳出消息:失傳已久的史可法絕命書手卷在美國舊金山市重又出現了,系由一名叫作梁廷珍的華裔文物收藏家公開出示於眾,引起人們關注。梁氏祖籍廣東,喜愛收藏字畫文物,他出示的史可法絕命書手卷經專家學者們反覆鑒定,確系真跡。至於梁廷珍是如何得到它的,他一直保密,不願多說。

當然,也不排除周公館起火時,有人趁火打劫,搶走了「史可法絕命書」等珍貴的書畫文物,以後輾轉流落到了美國,但周佛海施詭計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周佛海是「故意縱火」,那麼「史可法絕命書」一定有可能事先轉移,這樣的話,才有可能幾十年之後,河清海晏,重新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舊金山神秘地露面。

2004年《中國文物報》又有文章披露,安徽界首1982年曾展出過「史可法絕命書」,收藏者姓袁。袁氏稱,絕命書是他祖父於抗戰期間,花數百塊銀洋在京廣線上的漯河市火車站附近購買的。可是袁又稱(2000年)史可法絕命書因存放不善,已毀於去年的暴雨積水中。前者毀於火,後者毀於水,真是水火無情!

國內收藏者手中的「絕命書」究竟是真是偽?這些「絕命書」與流傳至美國、日本的「絕命書」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會有幾多的「絕命書」長卷出現世間?其間北京上海等地都曾傳出發現「史可法絕命書」手卷的消息,不過事後便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真的是和史可法和揚州有緣,來揚州前不久,還曾經在國家大劇院看過崑曲《桃花扇》,那裡面有史可法率兵於梅花嶺下「誓師」一段:史閣部令三千人馬,一千迎敵,一千內守,一千外巡。言上陣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盡。面對清兵的入侵,史可法表現出的民族氣節,讓今人嘆為觀止。是他讓揚州這座城市充滿血性,蕩漾著歷史流淌至今的波紋漣漪。(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抗日戰爭時期,楊仁愷 金青禾在重慶擔任說文出版社協理,那時郭沫若先生攜家眷住在天官府街,於立群當時正在臨摹顏真卿字體,記憶深刻的一次是《史可法的絕命書》鑒賞。

那是1943年初的一天上午,當時受人之託,協助在重慶舉辦一次全國性的繪畫義賣展覽會。郭先生叫我去看件東西,我隨他走到中央圖書館時,有幾個人正在鑒賞《史可法的絕命書》。我看到一幅兩丈余長的橫卷之首,是清朝乾隆皇帝「褒慰忠魂」的題字,押有一寸見方的「乾隆御覽之寶」珠印。接下的是史可法的長約一尺的半身正面畫像,還有乾隆的跋文和宰相於敏中等二十多位名臣、學士對史可法的題詠與讚詞。整個長幅除絕命書紙質粗劣外,全是上乘宣紙,橫軸為黃色花綾精裱。由於存放年久,並有輾轉多次而出現的磨痕。郭先生說:明末清初,清兵南下,抗清名將、兵部尚書史可法死守揚州。南明元年(公元1645年)4月21日,他給家人寫了一封遺書。後來《史可法的絕命書》收藏在清皇宮內。民國初年,藏於中國博物院。抗日戰爭後,國民政府南遷重慶,絕命書才移存中央圖書館。鑒賞古書畫,應該結合歷史,還可站在考古的角度去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更加準確的結論。

看起來,存世的所謂「史可法絕命書「長卷遠遠不止一件。而據史載,史可法的五封「遺書」他曾重寫過一遍,也即有「複本」存世的可能;但那封「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的著名「絕命書」,卻只能有一件。

近百年來,各地出現的「史可法絕命書」不下七八件。

出現版本1:文載,曾在濟南生活過的當代收藏家蒙山人,稱收藏了一件「史可法絕命書」。是他多年前在北京逛琉璃廠時,偶識一位國家機關某部幹部,幹部稱藏有一幅明朝愛國將領史可法的家書真跡,並裝裱成了長卷。該家書的內容與世間流傳的一樣:「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據介紹,此長卷是清朝同治之前裝裱的,家書前有乾隆真跡「褒慰忠魂」及乾隆173字的長跋真跡,隨後裱有清代畫家所繪史可法畫像,及乾隆年間大學士、狀元于敏中和劉墉、彭元瑞等十三個大臣讚美史可法的詩句。

幹部知道蒙山人先生是位收藏世家,有意將長卷轉讓,但力持少於15000元不出手。結果蒙山人把家藏齊白石真跡《富貴堅固圖》及《荷花鴛鴦圖》轉讓給其他收藏家,才換回了長卷。當他把所得長卷拿給雕塑大師劉開渠先生過目時,劉連聲說:難得難得,並作《雪山夕照圖》相送。以後中國書畫社社長,中央美院教授高冠華和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畫家孫瑛等都先後在這幅長卷上題詩讚頌。

出現版本2:在http://hi.baidu.com/史可法絕命書/blog上也有以下的消息:本人收藏「史可法絕命書」一卷,並用手機拍攝下來,在博客可以看到圖片。有實力的收藏愛好者有興趣的話留言,可以看到的圖片,找出如下,不敢恭維:

出現版本3:日本的收藏家對中義典,曾向蘇州瑞雅軒捐贈其藏展示了一幅「史可法絕命書」長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莫大興趣。這幅長卷原來收藏在日本伊豆高原藝術館,長6.55米,寬0.35米,內容由乾隆皇帝題書,史可法絕筆,遺像和歷代文人題片語成。收藏者對中義典稱,該物已經在其家中收藏了100多年。對於它的真偽,專家態度十分審慎,認可者無幾,只有一說是影印件赴北京請著名文物專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進行鑒定,「基本確定是真跡。」

出現版本4:江蘇鎮江的朱氏,也藏有一份「史可法絕命書」手卷,紙張已受潮發霉,發軟破落。據收藏者介紹,其來歷可能有二:一說是女婿的姨媽在揚州一家大戶人家當女傭,被辭退回鄉時主人贈給她的;還有一說是「文革」時女婿的父親在廠里獲得的。收藏者對於自己藏品的來歷如此模稜兩可,含糊不清,實屬奇怪之至。而當年持有手卷的主人,竟然拿這樣珍貴的文物贈送給一個尋常女傭,天方夜譚,不可思議。

出現版本5:在海峽那邊的台灣也曾發現過「史可法絕命書」手卷。台灣的收藏者曾經與揚州有關方面聯繫過,後來沒有進一步的消息,現在不知下落,專家們也不置可否。

出現版本6:1993年底,海外傳出石破天驚的消息:失傳已久的史可法絕命書手卷在美國舊金山出現了,系由名叫梁廷珍的華裔文物收藏家出示於眾。經專家(?)鑒定,確為真跡。梁廷珍表示在適當時機,將手卷攜帶回中國,獻給國家。

出現版本7:四川樂山沙灣一不願公開姓名的老人,稱家中珍藏著祖上留下的史可法《絕命書》手卷。這位老人還自稱是郭沫若的至親,成都畫院原院長田旭中(狂草堪稱巴蜀第一人)、四川博物館館長魏學峰均鑒定為真跡(?),其理由是僅憑手卷的紙張考證,就是400多年前的,現在無法仿冒,令人瞠目。

出現版本8:北京東方藝都拍賣有限公司,在2009迎春台灣迴流藝術專場藝術品拍賣會上,展示了另一幅長卷,成交價8.2萬人民幣:http://auction.artron.net/showpic.php?picid=art88540137

  史可法《絕命書》手卷一下子冒出來這麼多,孰真孰假,撲朔迷離,令人費解。看來,真正揭開謎底,還有待時日。

史公的書法,留下來的不多。在江蘇揚州的史公祠看過墨跡若干,發現各種作品的字體差別很大,有的端秀,有的蒼老,有的行楷,有的狂草,若不說明它們都是史公墨跡,很難相信出於一人之手。

饗堂西側有晴雪軒,裡面藏有史可法的遺墨,最值得一觀。史可法是官員,他的書法卻是真正的書法,草書行書都有,氣遏行雲,韻擊流水,特別是書寫的內容,古韻獵獵,心事茫茫,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高貴和如今一些官員半吊子的書法不可同日而語。「斗酒縱觀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自學古賢修靜氣,唯應野鶴共高情」、「千里遇師從枕喜,一生報國托文章」……特別是他寫給多爾袞的《復攝政王書》,深表春秋大義,社稷之情,一氣呵成,秋高氣爽,酣暢淋漓,讓人會想起文天祥的那首《正氣歌》。(肖復興:史可法的揚州)

揚州和蘇州的古玩界,歷來戲有「揚州刀,蘇州片」之說,有少數人複製臨摹或造假古代字畫的本領出名。如今世間出現了多件「史可法絕命書」長卷,不能不使人想到舊時的古玩商人為了牟利而製造贗品的行徑,也不能不期望今天的鑒賞家要格外謹慎。

各地「史可法絕命書」長卷出現了這麼多,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史可法絕命書」的紙本真跡被鑒定出來之前,目前史公祠所藏的「史可法絕命書」石刻應該是最接近原本的。

依據是館內現藏的史可法的絕命書及《復多爾袞書》石刻,特別是後者,是奉旨在清廷的監督下刻上石頭的,與史可法原作出入應是不大,即使筆意上有所出入,但也應較接近原作,據文獻記載,史可法能書,尤擅行草,氣勢嚴正,可見,其書法是出色的。

也有人說,此件紙張舊得不自然,經過染色,且多位清大學士的題跋的紙張幾乎一樣,不大現實。收藏的可能是晚清或是民國初年的仿作,即便是,也具有一定價值。

史可法在揚州血戰時已抱定必死決心,所以留下了六份遺書,分別留給太祖、母親、夫人、叔父兄弟、副將史德威,以及一封絕筆家書。

一下為遺書內容,當然不是真跡:

據同治五年(1866)史可法七世裔孫史兆霖《重建史公祠題記》說:「咸豐癸丑年(1853),揚城失陷,忠正公祠宇殘毀殆盡。兆霖敬承先訓,竭力護持,屢修屢圮。幸家藏石刻高宗純皇帝御制詩,及一切墨拓與公之遺像,百計守護未失。同治乙丑秋(1865),曾爵相過揚,捐廉倡修祠宇,旋奉升任都轉丁公撥款助修。」

由此可知,史公祠的整體建築與一切設施,在太平軍戰爭中已經全部毀滅,後來因為曾國藩的倡議才得以重修。祠中的乾隆題書、史公絕筆與遺像、歷代文人題詞石刻,除了近年重刻者之外,還有一些殘碑斷石鑲嵌在牆壁上,當是同治甚至乾隆年間所刻。除非確有證據發現了「史可法絕命書」的紙本真跡,否則這些殘碑斷石才是最接近於原本真跡的。

有位不願露名的文物鑒定專家稱,一般情況下鑒定主要從作者的書法風格水平;紙張的年代;收藏章;裝裱四個方面入手,雖然史公流傳於世的墨跡非常罕見,但並不缺乏一些史料的記載。

現在,出現了多個的「史可法絕命書」長卷,可是鑒別史公墨跡的權威在哪裡呢?當然,有機會,對比不同的長卷唄,例如字跡筆畫的差異,印章的大小,題詞的多少,紙質的新舊,裝潢的精粗等等吧。

雖是外行,也無心炒作啥,算有幸親眼目睹,見過了這版本1。

鐵錨說的好:收藏文物,最珍貴的不是物件能值多少金錢,而是能透過物件本身,看到那段逝去的歷史...

本長卷現在的藏家代表老孫,鮮為人知,算收藏家,文物家,書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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