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獎得主莫言：一個優秀作家得獎後10分鐘要忘掉

資料圖：2010年5月12日下午，2010年香港書展巡迴路演北京站在國家圖書館舉行，香港著名作家陳冠中（左）和內地著名作家莫言對談何為小說中的「北京味兒」。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於8月20日揭曉，經過62人龐大評委團歷時半個多月的5輪投票，張煒的《你在高原》、劉醒龍的《天行者》、莫言的《蛙》、畢飛宇的《推拿》、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最終折桂，獲得這項被稱為中國文壇最高獎的榮譽。

　　對於如此大陣仗的文學評選，劉震雲這樣形容：「像超女，像翻滾過山車。可能過去評獎只是一個文學現象，現在則變成了一個社會現象。」

　　塵埃落定。雖然有關茅獎的爭議一直未能停歇，但正如無數評委強調的：「雖然有遺憾，但選出的作品仍然可以代表茅獎的水平。」

　　南方日報記者採訪了莫言、張煒、劉震雲、劉醒龍四位新科「茅獎」得主，分享他們對於茅盾文學獎、對於文學的感受與感悟。至截稿時，因《推拿》而獲獎的畢飛宇家中電話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

　　莫言獲得茅盾文學獎，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用上屆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的說法，「茅盾文學獎終於向莫言還了這個債」。從10年前的《檀香刑》到今日的《蛙》，三屆茅獎，莫言都有入圍，卻兩次擦肩而過。上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蛙》得茅獎並不是最好的時機，十年前若是《檀香刑》獲獎，更能顯示茅獎的氣度和眼光。」

　　對於茅獎，對於《蛙》，對於文學創作，莫言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在各種邀請和活動的間隙，莫言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採訪。

　　「得獎最大的意義

　　在於以後的作品必須不一樣」

　　談茅獎

　　南方日報：麥家說茅盾文學獎終於向莫言還了這個債，您覺得這麼多次和茅盾文學獎擦肩而過，而今年終於獲獎，有什麼樣的感覺？

　　莫言：剛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畢竟茅盾文學獎這麼多人關心，四年評一次，又有這麼多作品參評，最終能獲獎還是挺不容易的，這是對自己創作的一個肯定。

　　南方日報：有人說，本屆茅盾文學獎所使用實名制投票，您是最大的受益者。您同意這個看法么？您是如何看待實名制投票的？

　　莫言：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現在還很難判斷。但是我個人認為，評獎程序的變化和改革，例如60多個人的大評委制，是很好的。人多可以保持各種意見觀點的多樣性，從多樣性中求統一，有可能取得一個比較公正的結果。而且本次評獎程序比較透明，評委實名制，從制度上就保證了評獎的公平性，避免了暗箱操作。個人認為是非常好的。

　　南方日報：以前您說過得了獎也不能說明寫得比以前好，也不說明你比別的作家好。茅獎給您帶來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莫言：我現在依然這麼認為，以前《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圍過，《蛙》寫得更好嗎？也不一定。得了茅獎給我帶來了數百條祝賀簡訊，真正的意義就是：今後的作品，必須與這部得了獎的作品不一樣。

　　南方日報：謝有順認為，《蛙》得茅獎不是最好的時機，十年前若是以《檀香刑》獲獎，更能顯示茅獎的氣度。

　　莫言：現在得了也不晚。對於作者來說，能否獲獎是一件無法控制的事情，只能順其自然。

　　南方日報：對於您來說，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徵？一個優秀的作家又應該帶有怎樣的特徵？

　　莫言：第一，必須塑造出一個難以忘記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結構；第三，必須包含超越時代的思想。一個優秀的作家得了獎之後要用10分鐘忘掉它。即使10分鐘忘不掉，也不能超過10天。

　　「《蛙》是真正『把自己當罪人寫』的實驗」

　　談作品

　　南方日報：從作品本身來說，您覺得《蛙》在你的創作生涯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莫言：《蛙》是一次「把自己當罪人寫」的實驗。自我批判是沿著自己三十多年來的創作，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上世紀80年代，我個人對正面人物的報道形式不滿意，必須要恢復文學的本來面貌。過去的現實主義是虛假的，是不現實的，真正的現實應該貼著人寫。當時我提出要把好人當成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做好人來寫。無論好人壞人在筆下都是人，都要被賦予公正心和正直心。寫《紅高粱》，實際上完成的工作是壞人身上的優點我們絕不迴避，好人身上的缺點我們也毫不留情，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創作的原則。

　　經過幾十年，光寫他人還是不行的，要把內心深處的東西深深挖掘出來。不能老是批判別人、批判社會，把所有的罪推到別人身上，一直放大別人的缺點。當我們罵別人的時候也在罵自己，別人身上的陰暗面，自己也具備，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到了我這個年紀，已經到了一個向魯迅學習的階段：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南方日報：這種「把自己當罪人寫」，在《蛙》中，您是如何實踐的？

　　莫言：文中「蝌蚪」的原型就是我自己。蝌蚪這個人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但是他也應該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受的教育，他所從事的工作，應該也可以劃為廣義的知識分子範圍之內了。這一代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自私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通病，每個人都比小說中的蝌蚪好不到哪兒去。我對小說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對自己的剖析，我沒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裡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陰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來。

　　南方日報：您覺得您在《蛙》中最大的突破是什麼呢？有什麼地方超越了您之前的作品呢？

　　莫言：首先，人物上，「姑姑」是我過去所有的小說裡面，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複雜的人物形象。第二，小說裡面的藝術性和結構方式，和我過去所有的長篇都不一樣。第三，「把自己當罪人寫」理念的注入，使這部小說超出了關於人的小說，而不僅僅是關於事件的小說。

　　南方日報：時隔3年再看這部作品，有什麼遺憾的地方嗎？

　　莫言：遺憾當然有。開頭部分進入得比較慢，有些童年的一些往事，寫得稍微多了一點。應該更快進入姑姑這個人物中去。

　　「小說家若只講故事，

　　就停留在說書人的藝術水平」

　　談創作

　　南方日報：您曾經說過，讓小說高於故事層面，才是一部好的小說的追求。怎樣才能夠高於故事層面呢？您是通過什麼樣的藝術手法將小說提升至現實之上呢？

　　莫言：小說依賴故事，但是僅僅講故事的小說家僅僅講故事，只是停留在過去說書藝人的藝術水平。小說要超出故事，使人們從故事中想到更多。通過故事來寫人、寫人的靈魂、寫對人自身的追問，由此引發讀者超越故事層面，對人的自身的思考、對人的生存和死亡等最根本問題的思考。

　　我想更接近現實，並不是作家的藝術追求。再怎麼現實，也不可能比現實更現實。藝術並不是離開現實，而是高於現實。在現實的基礎上，營造出超越現實的境界。我覺得誰能夠用一種自己發明的、別人沒有用過的藝術手段，超越了現實，他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作家。這應該是所有的有志氣的作家所追求的目標。我用過很多手段，例如：用幽默超越苦難、冷嘲熱諷超越政治、變形超越生活，但沒有定型。

　　南方日報：在《蛙》這部作品中，「姑姑」這個人物就是你對現實的責任？還是說，您希望通過婦產科醫生身上的矛盾的特徵，來表達對「計劃生育」這種大背景的抗訴？

　　莫言：這是一種責任，有人講登山運動員爬山，要爬山是因為他站在那個地方。這個人物，在哪個地方，我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腦子裡有這樣一個人物，不寫是不對的，必須要寫出來，就好像登山運動員面對一座新的高山一樣，爬上去就是我的責任。

　　我要寫姑姑，姑姑生命當中很長一個過程碰到了這個。計劃生育不是我要描寫的對象和展現的目的。但是，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是塑造姑姑完美人物的需要。他是我的人物生存的環境。我想真正優秀的讀者，是看到後面，而不是停留在背景上，停留在人物對自身的追問上。對人類生與死種種重大問題的思考。

　　南方日報：這些年來您的創作領域不斷變更，而且風格也不盡相同，您下一部作品將會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莫言：下一部打算寫我的第三部話劇。我的第一部話劇是《霸王別姬》，空軍話劇團演過50場。我的第二部話劇是《我們的荊軻》，8月31日到9月25日，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上演。他們對我的劇本比較滿意，希望我繼續給他們寫戲。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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