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新文化運動，還是先有五四運動？

作者：傅正 來源：保馬公眾號

　　編者按：

　　今天「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是兩回事」的論調屢見不鮮，與之互為表裡，「兩個魯迅」、「兩個陳獨秀」之類的說法也層出不窮。究其實質，仍是把啟蒙運動與救亡革命二元分立。但歷史上真的存在完全脫離於救亡的啟蒙運動么？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真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過程么？保馬今天推出傅正同志《先有新文化運動，還是先有五四運動？》一文，以《新青年》為線索，梳理相關史實。

　　本文原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6期，原題為《經「救亡」而實現的「啟蒙」》。

　　先有新文化運動，還是先有五四運動？

　　——以《新青年》為線索

　　我曾想，既然我們把某場運動叫作「新文化運動」，那麼至少應該知道它「新」在何處。是提倡白話文、推動文學改良？「打孔家店」？還是批判封建禮教，宣傳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可這些主張早在清末就層出不窮了。

　　不同於歐洲，中國的啟蒙運動一開始就與救亡交織在一起。新文化運動「新」過於清末啟蒙運動之處，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新」過於舊民主主義革命之處。它不再只是「中等社會」的革命，而是進步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緊密結合。它採用了全新的政黨組織形式和民眾動員方式，成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總而言之，它的結果不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是一個完整現代中國，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最重要的篇章！

　　關於這些問題保馬已曾有文章討論過，例如《拿什麼拯救虛無的抗戰記憶》一文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歷史虛無主義選擇性地虛無了革命的歷史，對於反革命的歷史則不虛無。應當說，本文正是承接了這些討論。

　　——識於五四運動97周年前夕

　　1救亡與啟蒙的斷裂？

　　眾所周知，「反思文革」的呼聲促發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在甚囂塵上的「啟蒙熱」之下，首先被思想界重估和再書寫的，就是「五四新文化」。最為有力的解釋框架，就是李澤厚先生的「救亡與啟蒙雙重變奏」說。按他的說法：「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1]這種解釋，不啻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做了斷裂。前者側重於啟蒙，後者側重於救亡，而整段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就是救亡的迫切要求不斷陵夷、壓制啟蒙主張的歷史。既然今日救亡和革命不再迫切，重啟被壓抑的啟蒙，乃非時不我待？就像李澤厚先生所說的：

　　以致「四人幫」倒台之後，「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哲學」的吶喊又聲震一時。五四的啟蒙要求、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發現和呼籲，「拿來主義」甚至「全盤西化」又一次被提出來。[2]

　　毛澤東把五四運動視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新」，在於無產階級全方位領導了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藝革命。而對五四以來「救亡史」的摒棄，實際上就是對「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敘事的摒棄。

　　值得注意，李澤厚先生在注釋中提到，胡適認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來說，實在是一個挫折」。[3]正如胡適所言：

　　我告你這件事，就是說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4]

　　可以說，「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並不是李澤厚先生首創，它由來有自，胡適就是一個源頭。

　　事實上，早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舉國震驚，留美學生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議運動。值此之際，胡適就潑了一盆冷水。他在給《致留美學界公開信》中，痛陳有些留學生犯了「愛國癲」，並談及：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份，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5]

　　又如，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胡適卻感到群眾運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徒陷國家於不利境地。他以一貫的態度告誡學生：「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6]

　　類似的主張經由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而廣為人們熟知。我們且把目光追溯既往。1904年底，不平等條約《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期滿。清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改約要求，卻遭美悍然拒絕。上海和東南亞等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對此，嚴復深感擔憂，他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延請，做了八次政治演講，借甄克思和斯賓塞批評當時的激進主義風潮。關於此事，嚴氏在給曹典球的信中這樣說：

　　逮今夏四月而後返滬，適值抵制美約事起，群情洶洶。仆以為抵制是也，顧中國民情暗野，若鼓之過厲，將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則語以少安無躁。當此之時，逆折其鋒，若將棄疾於復者。乃逾秋涉冬，其禍果發於罷市之一事。於是官紳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計。今夫處孱國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議不旋踵而取快於一擊者，初何嘗恤國事哉。[7]

　　儘管胡適的學術主張與嚴復截然不同，但二人之於民眾救亡運動的態度卻出奇一致。聯繫到戊戌時期王先謙等人對於康有為激進變法舉措的抵制，辛亥革命時期康、梁對於革命黨人主張的抵制，一以貫之的保守主義啟蒙傳統就被建構出來了。彷彿中國近代史就是激進主義傳統與保守主義傳統相互對立的結果，而絲毫不管傳統內部的各個學人是如何的勢不兩立。

　　平心而論，群眾上街遊行是否就有助於國家獨立自強？嚴復、胡適等人的質疑不無道理。然而，他們對學生運動的反對，卻極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啟蒙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二元對立的錯覺。胡適自己也曾把中國現代思想分為兩期：

　　（一）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

　　（二）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後，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8]

　　我們倘將「維多利亞時代」和「集團主義時代」換為啟蒙主義時代與救亡主義時代，亦毫無違礙。按這個邏輯，似乎啟蒙真的可以脫離於救亡而獨立存在，有如個人可以脫離於集團、學術可以脫離於政治一樣。並且，考慮到1923年6月《新青年》改為季刊，正式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胡適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新文化運動向革命救亡運動的轉變，乃以《新青年》的轉變為縮影。1919年以前的《新青年》只談文化改良，不談政治；1919年以後的《新青年》則大談政治，乃至於1923年成為某一政黨的機關刊物。這類論述更似坐實了啟蒙與救亡、學術與政治的二元分立。無怪乎某些學者要以胡適為依據，聲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但是，胡適晚年的反共立場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回憶是不是他為了坐實自己政治立場的「後見之明」？

　　5月7日，被拘捕學生返校

　　2五四以前的《新青年》

　　一般認為，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到1926年7月《新青年》終刊的這段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如歐陽哲生教授指出：

　　從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陳獨秀「主撰」（1915 年9 月15 日至1917 年8 月1 日），作者主要是皖籍學人。四、五、六卷（1918年1月15日至1919年11月1日），由同人輪流編輯，作者主要為北大教員和學生。七、八、九卷，是過渡階段，從第七卷（1919年12月1日）重新由陳獨秀主編，到第八卷（1920 年9月1日）開始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所主控，逐步從同人刊物向黨刊過渡，作者則是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編輯部同人並存。1923年6月復刊後的《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的純理論機關刊物，作者主要為中共黨內年輕的理論家。[9]

　　就作者構成而言，我們可以把《新青年》的四個階段概括為「同鄉」、「同人」、「同道」、「同志」。其中，「同道」、「同志」標誌著《新青年》徹底轉向馬克思主義並成為中共黨刊，這自然無需贅言。但「同鄉」階段和「同人」階段呢？是不是就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純粹只宣揚啟蒙主義的刊物？[10]

　　（一）針對青年的教育類雜誌（第一卷至第三卷）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新青年》創辦之初就矢志於國民啟矇事業，陳獨秀《敬告青年》一文更像是揭開中國啟蒙大劇開幕詞，其發人深省，可謂作獅子吼，截斷眾流。楊度早有《湖南少年歌》，梁啟超更有《少年中國說》，在進步論的影響下，青少年就象徵著時代的最強音。陳獨秀以《青年雜誌》為刊名，不正是標誌著他站在時代最前列的願望嗎？否則我們何以會把中國啟蒙運動的起點設定在《新青年》創刊呢？

　　但這種先入之見卻遮蔽了我們對早期《新青年》的起碼認識。從清末以來，歷史進步論就成為了思想界的真理。加之新式教育的推廣，彼時青少年或學生刊物層出不窮。僅就19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三卷（上、下）收錄的全國性刊物中，冠有「學生」或「青年」之名的就有7種。這還不包括大量未收入在內的地方性刊物。正因如此，《青年雜誌》創辦之初就因為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刊物重名，而惹上了商標官司，遂不得不改名《新青年》。這一改動使得「新」字格外顯眼，以至於在今人看來，似乎僅憑這個「新」就坐實了該刊物的「新文化啟蒙陣地」角色。

　　事實上，初期的《新青年》並沒有提出什麼明確有關新文化運動的主張。陳獨秀說：「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11]這很清楚地說了，該雜誌只是一份針對青少年的教育類刊物。《新青年》沒有體現出與其它刊物的根本不同。它的創刊號上甚至沒有發刊詞，說明彼時陳獨秀壓根沒有想到自己的雜誌會成為啟蒙運動的陣地，他也不以此目標為自己創辦雜誌的初衷。

　　今人受了胡適的影響，認為1919年以前的《新青年》是不談政治的。事實上，《新青年》前三卷從內容到版面設計，都在模仿章士釗主編的政論性雜誌《甲寅》。原因很簡單，陳獨秀關於辦理雜誌的技能都是從章士釗那裡學到的。在創辦《青年雜誌》之前，陳氏的身份是《甲寅》雜誌的代理主編。不談政治，專註於文學改良，這是1917年《新青年》移師北京以後的定位。

　　按照汪孟鄒之侄汪原放的回憶，當年陳獨秀要辦雜誌，想讓汪孟鄒投資，汪氏「實在沒有力量做」，只好介紹給上海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兄弟。經過討價還價，陳氏兄弟答應每月一期，每期償付編輯費和稿費200元，每期印數僅僅一千冊。[12]這樣的規模反映了早期《新青年》的窘迫境地，乃至陳獨秀一再強調他的雜誌是要賡續《甲寅》的風格品質，希望借《甲寅》站穩腳跟。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早期的《新青年》並不「新」，也無力求「新」。

　　不惟如此，早期《新青年》的作者群體也局限於陳獨秀的安徽鄉黨，後來雖有擴大，也超不出陳獨秀的好友圈子。這樣的雜誌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全國性的，而一份地方性的小型刊物又怎麼擔當得起「啟蒙運動陣地」的角色呢？其影響力大概可以用魯迅的話為憑證：彼時的《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13]

　　准此而論，《新青年》（《青年雜誌》）雖然創刊於1915年，但並不代表1915年新文化運動就開始了。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蔡元培的一紙聘書，《新青年》可能永遠都只能是一份地方性的教育類、政論類刊物。

　　因為財政拮据，陳獨秀不得不赴北京募款。他在北京遇到了老友沈尹默，隨手贈送了一份《青年雜誌》。時值1916年底，蔡元培剛剛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急於招聘新人的蔡氏在沈尹默處得到了那份《青年雜誌》，閱後覺得陳獨秀的教育理念與自己類似，遂決定聘用陳氏為北大文科學長（系主任）。[14]為此蔡元培甚至不惜偽造陳獨秀的個人履歷。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彼時陳獨秀遠不是什麼名流，否則何需偽造履歷？毋庸贅言，這一紙聘書改變了陳獨秀的命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新青年》的命運就此根本改變。

　　我們今天習慣性地認為陳獨秀之所以創辦《新青年》，乃是因為袁世凱「尊孔讀經」以謀求恢復帝制，而汲汲於開啟民智。這種「常識」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誠然，《新青年》一至三卷中也有若干後人眼中「反對尊孔」和「文學改革」的經典名篇，但類似的文章在當時並不新鮮。否則何以既「沒有人來贊同」，又「沒有人來反對」呢？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舊址，正是它與陳獨秀的官司，迫使《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

　　（二）文學專業的學報（第四卷至第六卷）

　　1917年初，陳獨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也隨之把《新青年》帶到了北京。沒有這個條件，《新青年》是不可能成為一份全國性刊物的。但即便如此，《新青年》還是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機——1917年8月雜誌因為銷路不暢，被迫停刊。陳獨秀幾經交涉，上海群益書社到年底才允許續刊。直到那時，《新青年》也才出完三卷。值得注意的是，雜誌在第二卷中刊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些在當時尚且無人問津的文章，卻決定了《新青年》在一段時間內的著力方向。這也給今人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新青年》自創刊到五四運動都在矢志於宣揚文學啟蒙。

　　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刊載了一則《本志編輯部啟事》。其曰：

　　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資。錄載與否，原稿恕不奉還。謹布。[15]

　　這篇《啟事》反映了《新青年》內部的重大變化。作者群體從陳獨秀的同鄉，改為清一色的北大教師。從管理上，引入了編輯部集議制度，即由編輯部會議集體決定下一期稿件。從第五捲起，雜誌又採用輪流責編的方法，每人輪流負責一期雜誌的主編工作。這使得《新青年》開始與最高學府國立北京大學融為一體。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言：「吳宓對《新青年》很不服氣，除了理念不同，還有一點，認為陳獨秀、胡適等人之所以『爆得大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學術背景——北京大學」，「梅光迪同樣指責《新青年》同人『尤借重於團體機關，以推廣其勢力』」。[16]1919年2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刊登《編輯部啟事》，特別聲明：「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現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17]編輯部會發布這樣的《啟事》，也從側面證實了《新青年》對北大的依賴。

　　另外，根據歷史學者王奇生教授的統計：「自1915年9月問世至1926年7月終刊，《新青年》總計發表各類文章1529 篇。內中專門討論『民主』（包括『德謨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權、人權、平民主義等）的文章，只有陳獨秀的《實行民治的基礎》、屈維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和羅素的《民主與革命》（張崧年譯）等3篇。論及『科學』的文章也不過五六篇（主要討論科學精神、科學方法以及科學與宗教、人生觀等）。」[18]今人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直到成為黨刊以前，《新青年》始終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啟蒙主義陣地。但這卻與史實大異其趣。倘說進入北大以後的《新青年》著力於文學改良，則可，說它矢志於「德先生」、「賽先生」，則謬矣。

　　無疑，這一時期的《新青年》不談政治，而專註於文學改良，是接受了胡適的主張。胡適以此時的《新青年》為最佳，也在情理之中。這時的《新青年》與其說是一份社會啟蒙的刊物，倒毋寧是一份北京大學的文學學報。但就是這份文學學報也不是像胡適、李澤厚等人所說的那樣，就是脫離於政治或曰不涉及救亡的刊物。

　　此事說來話長。由於光復會系統在南北議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其成員大量進入北洋政府文教系統。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嚴復隨即被趕出北大。如沈尹默所說：「嚴復之被趕，抽鴉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學不服教育部管。」嚴復去職，原在北大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桐城派群龍無首。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學校管理層藉此時機展開了對教育隊伍的大換血，章太炎的學生登上歷史舞台提供了機會。「太炎先生門下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採取了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佔領。」[19]正是這些人發起了針對桐城派的文學革命。

　　眾所周知，章太炎和嚴復分屬革命派和立憲派兩個陣營。1904年嚴復翻譯出版《社會通詮》一書，當中把民族主義視為宗法社會的產物，中國應該奮力進入軍國社會，民族主義應在拋棄之列。按照這個邏輯，革命黨「排滿革命」當屬逆歷史潮流而動。1905年《民報》創辦伊始，汪精衛、胡漢民就撰文駁斥嚴復。1907年章太炎發表《商兌》，開篇就大罵嚴復：「仰天下固未知嚴氏之為人也，少遊學於西方，震疊其種，而視黃人為猥賤，若漢、若滿，則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樂，曰營菟裘以娛老耳。」[20]儼然把嚴復置於「洋奴」之列。有這層積怨，進入北大的章門子弟對於嚴復舊人自然毫不客氣。可說新、舊文學之爭不過是「政爭」的延伸而已。需知，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舊文學立場要遠較林紓等人強硬，北大諸君並不集矢於彼輩，更見其「學爭」皮相下的「政爭」實相。

　　《新青年》此時到來，正好為北大文科新舊更替提供了輿論陣地。但是針對桐城派的文學革命終歸曲高和寡，不可能真正啟蒙社會。

　　錢玄同所抄錄的《胡適文存》的文本《文學改良芻議》

　　3「五四運動」的爆發與「新文化運動」的出台

　　今人習慣於以新、舊文化之爭來演繹新文化運動。然而事實是，在五四運動以前，新、舊兩派與其說相互鬥爭，倒不如說新文學派唱獨角戲。緣由也很簡單，那時的《新青年》實在沒有多大的影響力，尚不能引起守舊派的關注。否則何需錢玄同和劉半農去「唱雙簧」？

　　相似的例子也出現在《東方雜誌》頭上。儘管時任主編杜亞泉對東方文化多有回護，但《東方雜誌》卻是一份沒有特定立場的商業性刊物。例如羅家倫就曾斥《東方雜誌》為「雜亂派」，「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稿子就登」，「你說他舊嗎？他又像新。你所他新嗎？他實在不配」。[21]儘管羅氏對《東方雜誌》肆意詆毀，但也道出了《東方雜誌》遠不是什麼「東方文化派」。很難說存在一場陳獨秀與杜亞泉、《新青年》與《東方雜誌》的激烈論戰，有的只是《新青年》單方面地攻擊《東方雜誌》。

　　此事緣於《東方雜誌》刊載的一篇題為《中西文明之評判》的譯文。陳氏以此為由，發表《質問記者：與復辟問題》一文，將杜亞泉和《東方雜誌》扣上了「尊孔復辟」的帽子。[22]需知，彼時為1918年9月，「張勳復辟」的陰影猶在，陳文標題就有「復辟」二字，不可不謂惹人眼球。由於兩份雜誌的影響力遠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陳獨秀對《東方雜誌》攻擊很容易被人視為借政治問題炒作。

　　無論陳氏初衷為何，這次批判因為關係到政治問題，還是起到了效果。王奇生教授稱《東方雜誌》在遭到陳獨秀等人的炮轟之後，「聲望暴跌」，乃至「商務印書館不得不考慮撤換主編，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亞泉」。[23]可見新文學很難與政治脫鉤，《新青年》也不是不談政治。當然，真正的政治契機在於五四運動。

　　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發表了蔡元培與林南琴的論戰。林紓沒有想到，這場爭論在不經意間炒作了陳獨秀等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6晚，北大因陳獨秀嫖娼事發，而取消文科學長一職。兩件事情加在一起，不啻為《新青年》最好的廣告。此事尚未平息，五四運動就爆發了。陳獨秀更是在6月11日因上街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這不僅把陳獨秀推到了風口浪尖，更使《新青年》一躍成為名刊。

　　關於此事，胡適在1922年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有過說法。此時中共剛剛誕生，胡適也不可能想到要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二分：

　　林、蔡的辯論是八年三月中間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於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有「六三」的事件，全國的大響應居然逼迫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這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里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此外又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誌。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的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白話化了。[24]

　　這段話明白承認，新文學的主張能從一個小圈子擴展到全社會，全賴五四運動。也只有在政治運動中，白話文的巨大優勢才能得到凸顯。換言之，五四運動把一種文學主張變成了啟蒙運動。

　　相較於胡適，周作人更加直白：

　　在段內閣當權時代，興起了那有名的五四運動，這本來是學生的愛國的一種政治表現，但因為影響於文化方面者極為深遠，所以或又稱以後的作新文化運動。這名稱是頗為確實的，因為以後蓬蓬勃勃起來的文化上諸種運動，幾乎無一不是受了復辟事件的刺激而發生而興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來就有，叫作《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25]

　　按照我們的「常識」：沒有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五四運動。周作人卻說，因為五四運動「影響於文化方面者極為深遠，所以或又稱以後的作新文化運動」。這豈不是與「常識」相反？

　　事實上，只要我們翻遍《新青年》等雜誌，就會發現在五四以前根本沒有「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它直到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才出現。次年4月陳獨秀髮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第一次對新文化運動作出了明確的定義。這標誌著《新青年》開始有意識地承擔起啟蒙大眾的責任，從文學專業學報過渡為群眾性刊物。那時的《新青年》編輯部已經回到上海，重新改為陳獨秀一人負責，並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了。

　　毫不誇張地說，並不是「沒有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五四運動」，而是「沒有五四運動，就不會有新文化運動」。從理論上看，中國沒有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存在「以人的主體性代替上帝的主體性」那樣的問題，中國的啟蒙運動就是出於救亡的目的。[26]從史實上看，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沒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史實上，都不存在脫離於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不顧事實，就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截然二分，豈不是太輕率了嗎？

　　4餘論

　　毋庸置疑，儘管胡適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誓言，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但他對五四以後一系列學生運動的批評，遠不是反映什麼「啟蒙與救亡的對立」。這毋寧說是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救亡主張：究竟是依靠舊的政治力量推動現代化，還是依靠革命的力量改組權力格局？按照前者，彷彿中國本來就走在一條現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卻不幸被革命打斷或帶入歧途了。

　　遺憾的是，這類觀點忽視了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基本悖論：中國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固然無法立足於世界；可一旦中國進行現代化改革，卻迅速遭致社會動蕩。正所謂「不改會死，改即速死」。

　　楊開道先生曾感慨：

　　社會忽視我國古時重士農，輕工商，所以農民的地位非常高尚，農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滿意。不過到了近來，工商業一天一天的發達，工商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但是農民呢，他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階級的同胞壓迫和訕笑了。[27]

　　任何傳統社會都具有穩固的社會結構，近代中國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文教制度，非但沒能真正變革傳統的社會結構，反而造成了城市與農村、精英與大眾的對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農村精英跑到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的現代化開支又要農村承擔。城市精英撈走了現代化的紅利，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普通農民卻面臨黃宗智所謂的「半無產階級化」。胡適等人在鼓吹溫和的改良主義時，恰恰忘了，正是類似的改良主義為中國的革命培植了土壤。

　　進而言之，不同於以往的現代化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在於通過充分的基層動員，把中國廣大的農民階層都納入了現代化的洪流之中。只有在這場洪流中，啟蒙的主張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需求，並在人民的需求下實現自我更新。從這個意義上說，救亡是啟蒙的目的，革命是救亡的必然選擇。批判的武器是為了實現武器的批判，只有在武器的批判成為現實的那天，批判的武器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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