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

06-13

中國國民性：一個西來的殖民話語

中國國民性批判問題，並不是從中國的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問題，而是一個外來的問題。來自哪裡？來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征服和統治的過程中，對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進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並將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傳播給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們學習領會並最終認可接納。對於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提供借口。對於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沒有靈魂，最後判定為野蠻人，於是他們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非洲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於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髒，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們離文明的歐洲最為遙遠，是東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於中國，當然也毫不例外地面臨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不幸的是，中國處於東方的盡頭，比印度離文明歐洲的距離更加遙遠，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東方黑暗愚昧的最後堡壘。為什麼對印度和中國作出此種區分？因為印度已經被英國佔領，正在接受啟蒙和拯救，而中國一直拒絕拯救，可見在罪惡的道路上墮落得更深。

一個英國人說，英國也許確實需要幾塊殖民地，但是非洲、亞洲更需要英國。需要英國幹什麼？當然是需要英國用歐洲文明和基督福音來拯救他們。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國和歐洲的文明人來掠奪並享用他們的財富。在整個殖民過程中，無論是殖民當局還是歐洲文化界，他們的聲音匯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共同的意思：「他們不是掠奪者，而是啟蒙者，他們不是逐利而來，而是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賦予他們的某種使命，幫助那些不那麼走運的東方人，設法使他們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1〕但是，如果這些野蠻部落不給啟蒙者奉送銀子，那就應該劫掠他們；如果這些愚昧國家抵制啟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殺他們。

所以，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言說，絲毫不需要建立在實證基礎上，而是為了建構一個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體系，以滿足西方文明擴張和殖民掠奪之需要。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我們就永遠不可能了解，在當下占統治地位的學術體系之中，為什麼這個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無缺，所有其他種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為什麼如此醜陋、罪惡。

西方學者對中國國民性發表過高見的人，不乏鴻儒碩彥。孟德斯鳩、休謨、赫爾德、黑格爾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對中國國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們還分別從自然環境、歷史境遇、法律風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對中國國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周寧在《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中指出：從孟德斯鳩開始，西方思想界試圖在現代世界觀念秩序中確立中國的國民性，在後啟蒙時代的東方學背景下，相關主題的不同文本，逐漸構築起一個知識體系，經過赫爾德的發展，最後完成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此時，中國的國民性話語，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語境中生產與組織「中國意義」的表述系統，已經具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即中國國民的奴性；已經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概念，如中國的自然環境、政治專制、道德墮落、愚昧迷信、歷史停滯如何塑造並表現這種奴性；已經表現出一種既定的陳述方式，如首先在與西方對應比較的東方化語境中確定中國國民性的精神核心並曆數其多種特徵，尤其是曆數道德範疇內的反面例證；已經以學術建制的方式溝通了知識與權力，為西方的征服、掠奪、屠殺與擴張提供了正義理由。

除了精英學者之外，西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等各色人等，都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民發表過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評價。他們大多以唯我獨尊的心態對中國的現象進行了或善意或惡意的批評。黑格爾的「中國研究」毫無疑問曾經以這些描述和批評意見作為依據，可是，他的學說和意見一旦公之於眾，就以大學者的權威力量極大地規範著、啟示著那些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各色人等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動之中，中國國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殘忍」等等特徵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強調。

周寧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爾的理論標誌著中國國民性話語精英層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則標誌著大眾輿論層面的完成。十九世紀西方在中國人身上觀察到各種特點，其描述複雜、混亂，甚至相互矛盾，它們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視野中中國人的性格形象越來越清晰，而是越來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夠輕鬆地把握中國人的性格，而是越來越感到無所適從了。《中國人的性格》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結束了這種難堪的局面。在明恩溥歸結的中國人的二十六種特徵中，中國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所有這些研究並不是一種學術的分梳、學理的推究，進而達到對真理的認識，這些研究只有一個共同的指向：被西方人征服、服從西方殖民者的統治，是一切野蠻部落和野蠻帝國的必然命運，中華帝國也只有屈服於這種命運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來說，作者雖然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中國人二十六種病狀，但他最後想說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這些病入膏肓的野蠻人。由此看來，近代以來西方宗教的擴張，與殖民軍事當局的權力擴張基本上是相互呼應、相互配合的。同樣，西方社會所生產的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話語體系，作為一種知識，並不是為真理服務的，而是為殖民權力服務的。

歷史上的西方人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從否定面來建構中國形象的。與此相反，在伏爾泰之前，歐洲所有關於中國的言說都是充滿了禮讚和憧憬，在他們對歐洲中世紀的教權專制、思想禁錮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中國被歐洲文化精英描述為富庶、自由、和諧、歡樂的世俗社會，並以此作為歐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國學者沃爾夫還在一次演講中稱讚中國的道德哲學，描述孔教理想國是如何盡善盡美（他因此遭到普魯士國王的驅逐，被迫流亡異國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出中國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範，其內聖外王的統治模式符合柏拉圖《理想國》的構想。有的歐洲學者甚至盛讚中國古代文明超過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伏爾泰的《風俗論》依然保留了這種美化中國的流風遺韻。《風俗論》是一部描述中世紀世界政治、歷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譯成中文長達一百三十萬字，它以中國內容作為全書的開篇，這種安排似有以中國作為文明典範的含義。伏爾泰說，當中國人在創造偉大文明的時候，偏居西方一隅的歐洲人還是奔波於叢林中的野蠻人。作者也從傳教士的著作中讀到若干中國社會的缺點，但是他對那些描述不以為然，處處為中國人的這些缺點辯護。在那個時代的歐洲學者心中，中國形象跟烏托邦一樣完美無缺。

當他們建構一個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時，並沒有足夠的現實材料，也沒有一本紮實的專門著作進行學術論證。嚴格說來，這只是一場思想上的虛構。在啟蒙運動之前，中國文化成了歐洲文化人進行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的重要資源和理想標準。當然，這並不說明歐洲學者對中國有多少了解和研究。實際上他們是為了反抗基督教的教權專制，幾近武斷地描述了一個理想的「他者」為自己所用，這種描述不但嚴重脫離實際，甚至包含著故意歪曲的成分。這種言說對知識和真理不負責，對言說對象也不負責，而只對自己的願望和需要負責。

從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開始，歐洲學者筆下的中國形象發生了逆轉。啟蒙學者們在建構現代性價值體系的歷史過程中，一步一步將中國建構為現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國不幸淪為他們急於拋棄的一切與現代性相對抗的負麵價值的化身。中國被置於「他者」地位，成為打造現代性價值、表達他們的文化理想、突顯他們的先進性和優越感的鏡子。就像他們將中國描述為理想天國時缺乏足夠依據和嚴謹論證一樣，西方學者將中國描述為與現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時，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隨意捏造的。就像伏爾泰對於批評中國缺點的言論不屑一顧一樣，孟德斯鳩、黑格爾對於那些正面描述中國形象的文字置若罔聞，因為這些材料不符合他們的需要。伴隨著啟蒙時代的文化繁榮，西方殖民當局正在高唱著「理性戰勝愚昧、先進戰勝落後、文明戰勝野蠻、自由戰勝專制、基督戰勝邪教、優秀種族戰勝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條」，理直氣壯地用軍艦和槍炮實施著屠殺和掠奪。西方文化精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為殖民主義者的屠殺和掠奪提供了具有現代性的「道義」依據。就此而言，西方聖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參與者。對於非西方世界的居民來說，通過反對擅長屠殺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現代性價值體系的西方知識精英，骨子裡包含著與現代性價值體系相對抗的一切負面因素。

中國精英認可並堅守殖民話語的背景

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諸如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等都是堅定的「中體西用」論者，他們跟西方文化霸權保持著不失尊嚴的距離，基本上不認可殖民主義者為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建構的妖魔化東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說：「中國人把英國人當作野蠻人，認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國人也普遍把中國人當作半野蠻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2〕由這條描述不難獲悉，當時的中國精英的確曾經將前來提出各種強人所難之要求的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看作野蠻人。

跟英國人把未能滿足他們全部願望的中國人看作野蠻人相比，中國人把他們看作野蠻人顯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為踏上中國領土的英國人，對中國人所乾的都是侵害、掠奪、屠殺、割地、設租界、強行傳教等等野蠻勾當。而英國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對於中國人所發表的各種評價，不過是狼為了吃掉羊所拋出的一種說辭。有一隻狼先是說羊在河裡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問罪於羊。那隻可憐的羊辯解說：「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麼會污染你的水源呢？」那隻狼於是惡狠狠地說，總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編造別的理由。人類的偉大在於能夠建構龐大的符號體系，能夠編造各種自欺欺人的說辭。西方殖民者對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張著血盆大口，像那隻狼一樣惡狠狠地說：「總之你們的國民性很骯髒，我得把你們這些不文明的劣等種族全給吃了，以便造福於文明世界。」

隨著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節節敗退，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他們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殘的努力很難長期奏效。一個弱者在面臨絕頂危機時，難免隨之出現精神崩潰，這樣的全面崩潰出現在戊戌變法失敗和八國聯軍屠殺之後。

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現代性價值理念改造中國、壯大中國的願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們對於通過迅速的富國強兵舉措來抵制西方的屠殺與掠奪頓時完全絕望。精英群體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從此以後，這隻無辜的羊真的認為自己國民性很骯髒，甚至常常懷疑自己確實污染過狼的水源，「否則那隻狼為什麼非得吃掉我不可呢？」——這隻可憐的中國羊一百年來常常進行這樣的現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誕生於1902年的梁啟超《新民說》為標誌，中國精英人物逐步認可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各種批評。「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魯迅則將「國民性批判」發展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性批判」和「傳統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國現代的知識精英幾乎全都聲氣相投。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語堂等等，競相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評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最後達成一個共識，大家順理成章地將「國民劣根性」看作中國不能及時實現現代化的最主要障礙。

由於「五四」新文化被後來的歷史奉為主流，「國民劣根性」學說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為熱鬧、最為核心的主題之一，我們這幾代讀書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批判起「國民性」來一直覺得理所當然，而且，一直把西方文明與價值作為我們批判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資源，看作我們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的終極目標和理想。當年，誰在批評國民性上表現得最為尖銳，誰就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學者。陳獨秀、魯迅是這樣令國人振聾發聵的，後來的柏楊、李敖、龍應台也是這樣脫穎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