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南》解說詞*第八集 大河之學
《河之南》解說詞?第八集 大河之學
濮陽西水坡水庫,初夏的陽光下幽深的湖水,折射著五光十色的光芒,隱隱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意味。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這片神秘的地方,發現了一個仰韶時期特別的墓葬,一位男性墓主身旁排列著一組由蚌殼組成的奇異的圖形,考古學家把這個墓穴編號為45號墓。歷史學 家李學勤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寫道,回憶去年秋冬,凡接觸到西水坡45號墓材料的人,不管是親自參觀還是看見照片,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後世長期流傳的青龍白虎。在此之前,中國天文學中關於四象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湖北曾侯乙墓中,1978年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蓋上,考古學家發現了28宿的全部名稱,以及青龍、白虎的圖像。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據此推測,28宿體系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出現。2400年的天文學歷史,對於農業高度發達的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在接下來複雜的考證過程中,猜想被逐漸證實。濮陽45號墓墓主腳下的蚌塑三角與兩根腿骨合擺的圖像,就是天上的北斗。從而45號墓的龍虎成為四象中的青龍、白虎,有了天文學上的意義。
自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中期(約前4510年)之後,開始有極重要的遺存昭示了先民們對天文現象的感知,這就是距今約七千年的河南濮陽龍虎、北斗墓的發現。
——《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
天機已經泄露,這一發現把中國天文學的四象傳統在夏鼐的基礎上又向前推了4000餘年,它比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在埃及金字塔內發現的天文圖,還要早2000多年。
天的思想觀念,貫穿著中華五千年的歷史。在先人們的眼中,無論做什麼事都需要了解天的旨意。在對天的感應中天文學應運而生。周公測影台位於登封陽城,也就是今天的告成鎮。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姬旦在這裡研究天文的圭和表,所謂圭表,是我國古代測日影所用的儀器。通俗地說,就是立竿測影。用立竿測影研究曆法是天文學發展的一次飛躍。周公在此觀測日影的原因是為了遷都洛陽。在占星術盛行時,遷都必須說出一些道理。因此,周公測影得出了陽城位於中原的結論,取天下九州中心的意思。一種天象的託辭,仰仗著一種儀式,兌現了姬家的政治意志。洛陽城內,周公身後,營造仍在繼續,王都的後來者們在這座城市裡的科技發明和創造,也許遠遠超出周公當年的想像。其中,最為傑出的是東漢的張衡。
夕陽西下,南陽小石橋村的田野里,辛勤的村民還在勞作,在他們身後,八角形的圍牆裡一片空寂,這裡就是漢代科學家張衡的歸宿。1900多年前,張衡來到洛陽出任太史令,主持觀測天象、編訂曆法的工作。在對天空持久的觀測中,他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動的大型觀察星象的天文儀器---渾天儀。公元132年,張衡又發明了地動儀,這是世界上第一架測定地震及方位的儀器,比歐洲早了1700多年。張衡把地動儀放在了國都洛陽,結果預測到隴西發生了大地震,人們開始還不相信,直到隴西傳來地震報告,時人才開始皆服其妙。
二月河(作家):這樣的一個人,在月球上有一座被聯合國命名為張衡山,天上還有一顆張衡星。一座山,把一個人佇立在那個地方變成一座山。
遺憾的是,張衡所發明的地動儀,後來神秘地消失了。這一歷史謎團至今無人解開。地動儀的模型和工作原理遂成千古謎團。這個複製模型是考古專家王振鐸於1936年製作的,多少年來,其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是,這只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模型。實驗證明,八條金龍口中的珠子並不會隨著地殼的振動,而墜落在金蟾的口中。地動儀到底能否動起來,1700多年前的創造困擾著我們。2004年8月,河南博物院與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組成課題組,聯合研究張衡地動儀的復原模型。課題組用懸垂擺原理取代了傳統的直立桿原理,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專家們認為,這台復原地動儀具有了真正的驗震功能。這是我們距離張衡最近的一次推測了。今天,我們無法知道地動儀的本來面目,但可以想像,那裡面蘊含著一個東方智者破譯天地秘密的奇思玄想。
同樣的神秘來自於登封告成鎮的觀星台,它是由元代的天文學家郭守敬所創建的。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觀測建築遺址。正午時分,燦爛的陽光照射於大地上,觀星台的長堤留下了時間清晰的影子。長堤是一把量天尺,夏至的陽光影子最短,冬至的陽光影子最長。從一個冬至或夏至到下一個冬至或夏至就是一個回歸年的長度。這是一個簡單而實用的辦法。想出這個辦法的人就是郭守敬。1276年,統一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要結束南方和北方使用曆法不同的局面,便命人組織了測繪隊伍,水利官員郭守敬也在其列。當時的人們也許沒有想到,這個平時整日同水利打交道的人,竟然在世界天文史的長河上流光溢彩。張衡創製的渾天儀,一直被後來的人們作為天文觀測的儀器。但使用起來很不方便。郭守敬巧思絕人,對渾天儀加以簡化,製造出更加靈巧方便的簡儀。除了採用簡儀,郭守敬還突破傳統的圭表舊制,改傳統八尺為四十尺的高表測影。又運用小孔成像原理髮明了荊符。當郭守敬將新的儀錶展示給忽必烈,這個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大帝深為折服,爽快地答應了郭守敬建立新的司天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天文測量的請求。
王渝生(中國科技館館長):這個測驗呢,北到漠河,西到像西伯利亞啊,崑崙山脈啊,西南邊到雲貴以外啊,南邊到南海群島,東邊到朝鮮半島及其附近的海域。他測驗的範圍27個點,他是比目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還要大,因為元代是我們中國封建時代最大疆域的封建大帝國。那麼從這樣一些不同的地方來測量地理高度,測量我們日月星辰的走向,就便於他更好地選取天文周期,制定精確曆法。
登封告成的觀星台就是當時全國的中心觀測站,郭守敬最後測算出一個回歸年為365日5小時49分20秒,這個數據與現代所測定的數據僅僅相差26秒。經過三年的觀測,郭守敬等人制定了《授時歷》,它同陽曆格利高利歷相比分秒不差,但早出其300年,這一曆法後來傳到朝鮮,又傳到日本。而在中國,《授時歷》沿用了365年。
張宇(河南作家協會主席):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已經幾千年了,不知道時間,不知道控制時間。從周公測影到郭守敬才具體把那個時間丈量好。這是一種最偉大的對於歷來生活文化最大的貢獻。他給了全世界人民時間的概念,創造了時間形式,是多麼的不得了。我們對郭守敬的態度,他不過只是一個小官,歷史上中華民族重皇權,重封建文化統治的這種觀念,而不重科學的這種習性,一目了然。一直到現在,他總沒有皇帝厲害吧,他總沒有那個大官有名。
無論是張衡發明的地動儀,還是郭守敬建造的觀星台,他們研究的原始動力是為了準確地判斷神秘的方位和天象。從最初的卜莁對天象的觀察和推理,到後來的太史令對天象的科學觀測,華夏子孫們在仰望迷惘的星空時,科學意識漸漸覺醒了。這種意外的收穫讓我們至今心潮澎湃。
中醫文化始於神農嘗百草的傳說,溫縣神農洞澗就是神農採集草藥的懷葯之鄉。聖手如林的中原大地是中華醫藥文明的淵源和薈萃之地。千百年間上演了無數的悲歡離合,見證了這塊土地上苦難和智慧、技術和道德的沉浮。
南陽城東溫涼河畔的醫聖祠,高大的仿漢建築顯示著醫聖在今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東漢末年,一場可怕的瘟疫在中原大地上肆虐,發病的人突然高燒、咳嗽、胸悶,然後痛苦死去。大批的人死亡,以至萬戶蕭瑟。而中原腹地的南陽、洛陽則是重災區。民生的疾苦催生出濟世的良醫,切己的傷悲激發出治病的宏願。一個張姓家族200多人有三分之二被瘟疫奪去了生命,這是張仲景家族的傷痛。為了解救疾苦,張仲景潛心醫術,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經過漫長時間的鑽研,張仲景撰寫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癥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辯證施治原則,奠定了中醫學的理、法、方、葯的理論基礎。《傷寒雜病論》被後世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這兩本書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並稱為中醫四大經典。四部經典,張仲景一個人就佔了兩部。
樊正倫(著名中醫):《傷寒論》六經的思想,離不開以河圖洛書為首的《周易》的思想。因為在中醫學裡面的五和六之間的關係,就是河圖洛書裡面的乾、坤、巽、艮、震、坎、兌、離,本來是八卦,為什麼取六而不取八呢?因為除乾為純陽坤為純陰,乾為天坤為地,人在天地氣交之中,所以純陽不是人,純陰也不是人,只有兌、離、巽、震、坎、艮這六字才可以反映生活在天地之間的人的陰陽氣的多和少。我們的祖先正是把這種思想運用到了對人體生命的認識中,所以就創立了我們所說的六經學說。我覺得這應該說是張仲景在《傷寒論》里所反映出來的六經的思維體系,是來源於河圖洛書的,這是他的思維體系。
《傷寒雜病論》是後世業醫者必修的經典著作,歷代醫家對之推崇備至,至今仍是中醫學習的源泉。這在西醫史上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說東漢王朝在一片蕪雜中開出了智慧之花,那麼明王朝則迎來了科學的另一個高峰。當秋風刮過田野,豆葉再次泛黃的時候,沁陽市的朱載堉紀念館內正在演奏《豆葉黃》,一曲《豆葉黃》是明朝朱載堉留給我們的一個永恆的記憶。1536年,朱載堉就出生在沁陽市北寺街薛街一號的這個大屋中。這裡原是鄭王府邸,朱載堉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鄭藩第六代世子。15歲時,其父朱厚烷被陷入獄,朱載堉離開王宮,在附近的山上築了一間土屋。席蒿獨具處十九年,潛心於科學藝術的研究。朱載堉七次上書讓出王位,因此得到讓國高風的褒獎。
王子初(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朱載堉最偉大的發明,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現代我們所說的叫12平均律。這樣一種律制的數理原理新法密律。這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他的時間大概在1581年之前,還要早一點,不會晚於1581年,那麼關於12平均律,我們現在統稱12平均律。在國際上,西班牙的薩里拉斯首次提出這個理論的話,應該是在他之後的100多年。
朱載堉的發明,不僅僅是一種理論的假設。為了求證12平均律的數理原理,他用兩把80一檔的大算盤把12平均律公比,也就是2的12次方根用珠算的辦法進行開方,精確到了小數點後面的25位。12平均律的創建,解開了幾千年來音樂史上旋宮轉調的不解之謎。為曲調的創作提供了理論支點,為現代鍵盤樂器的創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開闢了世界音樂史的一個新時代。
戴念祖(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朱載堉創造的12平均律,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鋼琴樂器的調音方法。那麼,我們可以說鋼琴這麼一個具體形式是西方人的發明,但是調琴的方法,就是數理方法,我們把它叫做12平均律的靈魂,這個靈魂呢,應該說是中國人鑄造的。正好一個西方人的形體,中國人注入靈魂,這樣共同合作,創造新的音樂文化的形式,帶來一場新的革命。
當我們和這位科學巨人篤定深遠的目光相遇的時,我們彷彿看到明朝末期,一位中國王子孤獨而孜孜求索的靈魂。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誕生的朱載堉,將科學與藝術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並寫出了煌煌巨著《樂律全書》。這部著作和同時代的《天工開物》、《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等科學巨著比肩而立。
唯有明朝末年朱載堉先生髮明的十二平均律,是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大發明,直到現在誰也不能推翻它、動搖它,他的發明至少可以比得上貝爾的電話和愛迪生的留聲機。
——劉半農
然而,當71歲的朱載堉將自己的學術成果獻給朝廷的時,卻被明王朝永久地束之高閣。一個偶然的機會,法國傳教士金尼閣路過當時的懷慶府,看到朱載堉的《樂律全書》時,竟欣喜若狂,十二平均律的種子就這樣飄洋過海,在歐洲開花結果了。為此,世界知名學者英國人李約瑟博士說,他的理論,在他自己的國家卻很少付諸實踐,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諷刺。在朱載堉的家鄉,有一座極其簡樸的墓地,紀念著這位被西方人稱為文藝復興式的聖人的科學家、藝術家。朱載堉的一生,在天文、數學、物理、文學、音樂等諸領域都有傑出的建樹。朱載堉,中國封建社會一位極具創造性的學者。
說到科技史,我們無法忘記那位風塵僕僕、摩頂放踵的魯山人墨翟。魯山,因山色而聞名中原。兩千四百多年前,墨子就帶著弟子隱居在此。在這裡,墨子和弟子們研究了小孔成像、凹凸鏡成像的原理。他們的研究還涉及時間與空間、運動與靜止、物質不滅等領域。從最基本概念和最簡單現象開始的研究已將墨家學派,帶到了數量科學的大門口。然而,墨家的科學研究和他們的社會學說一樣,在古代社會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受到鼓勵,更未能生根開花。而只是長期地塵封于思想的庫藏之中。墨子學說的遭遇,已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問題,或許預示了深藏於文明內部的某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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