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酒女堅持為死去熟客守夜曾讓我不解

陳希我的作品以極端的故事和人物情緒著稱，他善於描寫那些被隱藏在日常生活背後的精神暗流。他因此被讚賞、被質疑、被污名，但他堅持作家應該寫出內心的絕望感。 本刊記者/唐磊（發自福州）陳希我在這間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內寫了6年小說。房間是2006年博士畢業前向學校申請的，夾在一座學生公寓的一樓和二樓之間，其實就是一個樓梯間。「這個房子有個好處，就是很安靜，範圍小，也沒什麼其他玩的東西，所以，比較能專心寫作。」陳希我笑著說，他依然頂著一頭不羈的長捲髮，只是稀疏了不少。陳希我以寫作題材和敘述方式的極端性成名。他在之前的作品《抓癢》和《冒犯書》中，不動聲色地寫出了人性的陰冷、極度的幻滅感以及隱藏在食與性背後的人自身境遇的荒謬。愛他的人把他的作品奉為人性的解剖刀，恨他的人直斥作品的放縱。但在新出版的小說《移民》中，陳希我的風格卻有了些許的改變。「有些讀者覺得《移民》沒那麼過癮，確實它是比我原來小說更寫實，沒有像原來那麼尖銳、極端，但是這裡面我仍然有極致的探尋，比如陳千紅跟魏小徵的關係。」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也有讀者覺得我寫得不一樣，他們更喜歡《移民》。」 把親身經歷寫進小說陳千紅是小說《移民》的主角，她上世紀90年代初為討生活遠渡日本賺錢，之後回國發展，近些年投資移民去了美國。《移民》用30萬字描寫了改革開放後的幾段出國潮，從最初的偷渡客到當下投資移民的「逃離的精英」。書中有當年中國移民在海外慘淡的生存經歷，也有當前影影綽綽的中國現實，比如書中的魏小徵是高官秘書，陳千紅的情人，潛逃國外。日本是陳希我熟悉的國度，上世紀80年代末的陳希我和書中的陳千紅一樣，在國內「混不下去了「。大學畢業時，陳希我本可留校，但被別人頂替了。為發泄不滿，他砸了中文系的學生宿舍。得到處分後，被分配到福州市城門中學教書，那裡當時是農村，水牛常常踱到他宿舍窗前吃草。「那是很不習慣的6年，但對我來說是非常安靜的6年。」他在母親幫他油印的方格紙上寫小說，完成後就寄給各個出版，基本沒有發表的機會。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個年代我在城門中學除了寫作，實際上很苦悶。因為資訊非常閉塞，我又不跟周圍的人來往，就更閉塞。那時候只想著調動工作。」由於平時言行被認為不妥，陳希我在1980年代末又得到處分，無法調入城內。當時周圍有很多人都借兩萬元高利貸去澳大利亞留學，邊打工還債邊上學，陳希我無奈也湊了兩萬元，但後來沒走成。女友建議陳希我去日本，她的外公外婆都是從日本回國的。陳希我的印象中「日本很有錢」。於是，當小學老師的母親又從高利貸借來7000元。1989年上半年陳希我啟程時，家裡所有的錢只夠維持一周的伙食。到日本第二天，幾乎不會講日語的陳希我到學校報到，很快就把各種手續都辦妥了，他覺得非常便捷。「我在日本問路，老太太竟然拄著拐杖把我帶過去。但也有其他感受。」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第一個周末，他和同事在東京的新橋，抬頭看到旗杆上掛著一面日本國旗，「我當時一下子覺得天地都黑暗了，因為對我來講，從小這個太陽旗就是日本鬼子的旗，我沒意識到是這個國家的國旗。當時一下子感覺很不適應。這是當時對我的衝擊比較大的一件事。日本有兩面性。」陳希我竭盡全力打工賺錢為家裡還債。清晨送報紙，但因薪水不高，他又換了一份凌晨四點多搬貨物、用板車運貨的工作。天亮後往學校趕。傍晚再去餐館打工。隨著日語的進步，他又找了工作，晚上到KABARET做服務生，這是一種類似夜總會的消費場所，舞台上有演出、有陪酒女郎。在小說《移民》中，陳希我把自己的經歷、感受和在夜總會的見聞寫了進去。早上搬貨，晚上在夜總會，「我接觸的兩類人都是很極端的。我也通過這種方式了解不同的人群。」陳希我說。他能通過背影認出300位陪酒女郎，並記住她們的熟客。陳希我說，這樣的接觸，讓他發現客人和女郎們背後的人性，「不能說人性是好的還是壞的，是非常複雜的。」那時候，陳希我發現夜總會裡有個陪酒女郎每天都喝醉，她的一位熟客每次來就很霸道，也不按規定先付費。有一天，陪酒女郎得知熟客去世，堅持要去為他守夜，陳希我很不解。後來才知道，熟客收入不高，終身未娶，很多年來一直將大部分錢花在這位陪酒女郎身上。「對他來講，她就是他唯一的老婆。像這樣的人，實際上也有很多很可憐的故事。」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位陪酒女郎也成了《移民》中的原型之一。

《移民》之外的現實在日本的這段時間，陳希我不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是寫小說的，但他總是隨身帶著筆記本，遇事就隨手寫下，如同畫家速寫一般。「通過這種方式積累了很多素材。只要有感覺我就寫，有長有短，就是一種觀察。」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更多素材在我心裏面，很多時候就是一種感覺體驗。」1994年回國開始寫《移民》時，陳希我帶回了幾十本寫滿的筆記本。「幾年間的筆記，我覺得已經記得挺好、挺多了。」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一定要把構思中的《移民》寫出來了。在日本那種匆忙的生活環境中間，你根本沒辦法做這個事情。」加之當時日本出現經濟危機，大批工作機會減少，打工的華人受到很大影響。當年去日本留學的學生，尤其是文科生，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希望很渺茫。很多人都只是希望能在日本打工掙一筆錢回國。　　「我的目的一個是想看看世界，第二個是想掙一筆錢，畢竟有這筆錢，回來之後能夠養我一輩子寫作。」陳希我說，回國以後，他將近10年沒有工作，「這筆錢當時看來我可以養我一輩子。」回國開始寫《移民》時，陳希我發現，他所熟知的「移民潮」正在發生變化。早年他動員弟弟出國，但弟弟不去。但《移民》第一稿寫完後，弟弟告訴他，全家在辦技術移民加拿大。陳希我嚇了一跳，他發現，渴望出國的人群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前是一些窮苦的人渴望出國，為了賺錢求生存，「現在這些過得比較好的要出去了。」為了能跟上不斷變化的移民群體和移民方式，《移民》的故事先後修改了3次。2012年，陳希我將兒子送出國。「他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就曾跟他說，將來要出去。現在他們班上已經有近十個人出國了。」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我應該還會在國內待下去。作家必須在現場。」 寫出內心的絕望感《移民》出版很難，後來按要求加了一些正面的東西，包括對人物命運的稍加改動。陳希我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引起國內文壇關注，日後出版的長篇小說《抓癢》《放逐，放逐》《大勢》，小說集《冒犯書》等都獲得好評。但他的作品也曾不斷引發爭議，被大篇幅刪節，甚至無法出版。「我是出版最累的一個作家，所以我老想要不要再寫。有的人說你可以變一下，但是我覺得變一下就不必要寫了。」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因為我寫作，就是要把內心的魔釋放出來。」從早期的短篇小說開始，到之後的《抓癢》《大勢》等，陳希我總是通過他的小說中的極端描寫，將都市人群的疏離、無聊、厭倦和平日努力深藏的黑暗情緒展示在讀者面前。「我的這個狀態適合寫都市。我們一邊在建設都市，越來越光鮮，但實際上越建設我們的內心越荒涼。」陳希我說。他常會觀察高聳的辦公樓、酒吧和疲憊的人群。「我覺得都市也不一定是場景，它是一種思維方式，都市表面上看可能它是很繁華的，非常光鮮的，但實際上都市是廢墟、是絕望的、是疲憊的。可能我更容易去感受這些東西。一個作家，他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如果是感受到黑暗，感受到了這種污穢，感受到這種疲憊，感受到這種廢墟，他才是寫都市的作家。而相反，你如果在都市裡面感受的是陽光，你感受到是一個草坪，你就不是都市作家，這個都市就寫不好。」陳希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都市的面目就是一種惡的面目。有的人可能他一輩子不寫都市，但是他內心裏面有絕望感。都市的表面是一回事，內里就是一種絕望，一種惡，一種灰暗，一種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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