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敗亡原因新探 - 活著就要有意義 - 藍飛宇 - 和訊博客
一
探討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討前朝敗亡的原因，已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種傳統。幾乎每個新朝的開創者都急於得出某種結論，以免重蹈覆轍；並想藉此規戒子孫。周武王滅商伊始，就企圖與紂王之兄箕子討論商滅問題；[5]秦滅六國後，秦始皇也與群臣討論過周所以亡的原因。[6]同理，漢帝國成立後，秦亡及項羽敗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討論。但是這一類討論或因距事發過近，倉促檢討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論事，缺少歷史的縱深感。因而，其得出的結論及其欲圖借鑒之目的均不甚妥貼。
漢初對項羽敗亡的討論就非常簡單。還在都洛陽的時候，劉邦就讓群臣對漢所以勝、楚何以敗暢所欲言。[7]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對於臣下的這種認識，劉邦認為只是項羽敗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駁二人，謂之：「知其一未知其二。」那麼，這個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麼呢？對此劉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為後世津津樂道的歷史表白：「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吾擒也。」其實，君臣所說的都是人才問題，只是劉邦所說為棟樑之材，高、王所說涉及到的僅是團結一般的人才。
的確，在人才問題上項羽失誤甚多，有目共睹。其癥結在於他剛愎自用，不善於團結人。如韓信、陳平均為項羽舊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離去，後者因畏罪而歸漢。[8]張良也一度與項羽有過從，但項羽並未將其爭取到自己這邊來。[9]所以即使項羽身邊有人才，也等於沒有。司馬遷論項羽「奮其私智」，可謂的評。至於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懷疑。范增為項羽謀劃，有史可稽者共有三處，均見《項羽本紀》。第一次是鴻門宴前，范增力主擊滅劉邦。此計在當時顯非急務，亦為形勢禁格。殺劉不如放劉有利，對此筆者另有專論。[10]第二次是項羽分封時，范增與項羽謀劃曲解巴、蜀為關中地以封劉邦，偷梁換柱歪曲懷王之約。此計亦屬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是漢三年楚漢相持於滎陽，楚佔上風，漢提議劃界講和，項羽欲允，范增反對，以為「漢易與耳」，遂急擊滎陽，終未能擒獲劉邦。在無把握一舉置劉邦於死地的情況下，不允議和，恐怕不能視之為高見。儘管和約未必能長久保持和平，但項羽的讓步至少能在道義上贏得廣泛同情。上述三策，至少有兩策失當，剩餘一策無失算，但也非要害之爭。所謂范增的計謀不過如此，不用也罷。或許范增還有一些良策失載於史，但范增在日，項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諸侯將而薄封諸侯，殺懷王心，不擊漢而擊齊，為其錯之大者；范增死後，楚亦有大勝；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至於范增死後，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劉邦建立了廣泛的反楚統一戰線，並開闢了多處戰場，令楚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力量耗竭所致。回顧楚漢相爭的歷程，項羽屢戰屢勝，完全是親征的結果；劉邦屢戰屢敗，卻能迅速結集力量，捲土重來，並不斷以周邊戰場的勝績使楚軍在主戰場的頻頻告捷顯得毫無實際意義。這種戰爭模式自始至終都沒有改變，在這種模式中，項羽身邊有無范增，原無多大區別。
除有才不用，無才可用這兩大弱點之外，項羽還有用人失當的問題，如鄭昌無力守舊韓、曹咎不守將令失成皋、龍且貪功冒進全軍覆沒、周殷叛楚助漢勢。用錯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親，韓王鄭昌為故秦吳令，系項氏早期結納的故交；大司馬曹咎與塞王司馬欣均於項梁有救命之恩。此數人未聞有大功於楚，他們竟踞高位，這對楚軍將領的積極性或有嚴重挫傷。由於這些項羽故舊均非幹才，委其獨當一面，必然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尤其是曹、龍、周三個事件對項羽的打擊是最為致命的。由此可見，用錯人的危害，絕不在不重人才、不善於團結人才的危害之下。
二
對項羽敗亡原因的反思，還有項羽本人提出的「天亡我，非戰之罪」說及司馬遷對此論的抨擊。司馬遷論道：「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11]作為一個卓越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將項羽敗亡事件放置於歷史演化的過程中去考察，其結論較之於劉邦君臣提出的單一人才問題顯然要高明得多。項羽的敗亡確實是從他號令天下，主持分封之日起就漸次發生了。項羽背叛懷王心「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之約，放逐義帝，失德已顯，無怪諸侯紛紛效法；自矜其智，專以暴力統治為務；信奉武力，所有的叛亂，項羽均派兵擊之，而不考慮武力以外的手段。於是，儘管項羽勝利頻頻，但叛亂的愈伐愈多，與秦亡前天下崩析之狀極為相似。無怪司馬遷要將項羽與暴秦相提並論（虐戾滅秦自項氏）。
當然，這裡的天絕非指冥冥上蒼及異常的運氣，而是指人的稟性及時代需求。所謂稟性即人之天性，其構成極其複雜。項羽的稟性與常人大致相同，只是其殘暴的特質又迥異常人。項羽初登歷史舞台即是以一種極其兇悍的姿態亮相的：他斬秦之會稽守後，旋即格殺數十百人。[12]載於史冊的反秦武裝的第一次屠城也是項羽所為——屠襄城。[13]第二次屠城，也有項羽參與——與劉邦攻城陽屠之。[14]之後，他又坑秦降卒燒秦宮，殺秦宗室，屠咸陽，坑齊降卒，殺義帝懷王心，可謂罪行累累。在秦之暴行，日人瀧川資言將其比之為伍子胥入楚，唯欲快其心而已。[15]其實不然，項羽未誅殺害死項梁的罪魁禍首章邯，說明他還是照顧到長遠政治利益的。在秦之暴行，完全出於其本性中佔上風的施暴衝動。參之以懷王心的背景亦能說明這一點。懷王心祖父客死於秦，國又為秦所滅，但其號令攻秦時，諄諄以不得行暴為戒。所以，項羽在秦施暴不得完全歸結於復仇。項羽在撲滅叛亂的征戰中，肆意殘殺，結果，激起了更頑強的反抗。項羽的殘暴除了其天性中固有者之外，還有一些從秦政中習得之暴。項羽於分封一事也是重封諸侯將而輕封諸侯，就是奉行了趙高為秦二世進策之「賤者貴之，遠者近之」之意，[16]他將趙王歇、燕王韓廣、齊王市分別貶為代王、遼東王、膠東王，而將趙相張耳、燕將臧荼、齊將田都分別封為上述三地之王。項羽還剝奪了韓王成的王位，後又廢為侯而殺之。[17]這樣一來，在施暴的同時，也埋下了日後動亂的禍根。
項羽的殘暴似與當時公認的「仁而愛人」的口碑極不諧調。人性原本多組相反的矛盾組合，又由於教化的作用，使得本性的外現增加了掩飾性。不容否認，項羽的天性中有仁愛與殘暴並存，但這種仁愛一經表現出來，便具一定的功利色彩。這不僅可以博得好評，滿足他需要讚譽的天性，而且可以令人為其效力。曹咎、司馬欣、鄭昌就是項羽仁愛的受益者。這些人的得益，給項羽帶來了知恩圖報的虛譽。與項羽的仁愛同樣受到公認的，還有他的不肯賞人功的特質。這兩種特質結合在一起，就成了韓信所說的「婦人之仁」。經韓信一點化，項羽「仁而愛人」的一面就徒有其表了。不肯賞人功除了是政治上的短視之外，也是項羽本性中自私自大的因素作祟。而自私自大又往往是殘暴的先決條件。於是乎，項羽的仁愛使社會得益極小，而他的殘暴則對社會危害極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殘暴不僅為項羽最重要的行為標誌，亦是當時社會的切膚之感。那麼，項羽是繼秦而起的暴君，當無疑義。
由於項羽以殘暴立世，他就註定是不合時宜的了。什麼是時宜？按司馬遷的觀點，就是歷史的自然韻動，其中包含著補偏救弊的因素，或可名之曰「世情、民心、時代需要」。司馬遷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18]忠，意為質厚；敬，意為多禮；文，意為尊卑。自周衰，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可謂文敝已極，世道需要質厚的調養。而秦之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為，有違質厚之道，與社會需求相抵觸。秦以暴興，不能救時弊，最終為民眾所唾棄。項羽以暴繼秦，視人命如草芥，任意砍殺；視天下為私物，寸土不肯予人；其逆時代而行，必然蹈亡秦之覆轍。項羽在兵敗垓下時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他居然也悟到了「時不利」這一要害。但他絲毫沒有悔過之心，所以為司馬遷痛斥。
項羽的殘暴特質是項「天亡我」論的最重要成因，而其在人才問題上的失誤亦可從其本性中找到根源。司馬遷論項羽為「才氣過人」，事實上，他確有過人之能。正因為如此，他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容不得人，韓信、陳平、張良甚至范增都未能留住。自大的同時，項羽的猜忌心極重，故此中了陳平的離間計，疏遠了鍾離昧、范增、周殷等人。[19]周殷的叛楚歸漢或與此有關。項羽愛人的特質又為他招來了一批無用之人，[20]錯用了一些無力承擔重任之人。因此，項羽在人才問題的失誤也可歸咎於「天亡我」的範疇。
三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項羽的一切失誤都可以從他性格上的缺陷得到解釋。而與生俱來的性格缺陷最終使他不合於時代。這兩方面的結合註定了項羽的統治在歷史上只能曇花一現。而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有一定的影響的觀點究竟在項羽敗亡問題上佔多少分量，值得懷疑。首先是階級屬性論。舊楚滅亡時，項羽只是個不足十齡的孩童，家族的舊貴族成份對其有多大影響尚屬疑問。作為單一個體，即便屬於舊貴族，是否一定比新興地主階級分子境界低下，歷史尚未提供過確鑿的證據。因此，不能簡單下結論。[21]其次，分封開歷史倒車論。分封在當時是唯一可取之選擇，對此，筆者有專論，聯繫到劉邦在漢初的分封，可以斷言，項羽的分封也是勢在必行，與時代需求無抵牾，與其失敗關係甚小。第三，不厚不黑論。項羽無視懷王之約及懷王的存在，悍然主持分封，不可謂不厚；殺義帝及韓王成，不可謂不黑。至於鴻門宴上不殺劉邦，實在是因為不殺比殺更有利，不能算失誤，[22]與厚黑無涉。這些觀點顯然沒有洞見項羽敗亡的關竅。除此之外，基於楚漢戰爭的最後結局，還有一種更為普遍的看法，認為項羽在軍事上靠逞勇鬥狠取勝，在政治上更一竅不通，十分愚昧，顯非劉邦之敵。一旦驗之於史，就不難看出這種貌似合理的結論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項羽只是個一味逞血氣之勇的莽夫（儘管他確有這種傾向），在政治上毫無可取之處，他就不可能在秦楚之際極其複雜的局面中脫穎而出，對秦戰而勝之，並收拾殘局，稱霸全國達五年之久。項羽非凡的政治軍事才幹可圈可點之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殺宋義、援趙取勝。針對宋義提出的「承秦趙敝」畏戰託詞，項羽敏銳地認識到秦破趙後將無敝可承，於是他果斷地斬了宋義，取得了援趙楚軍的指揮權。鉅鹿之戰固然是在項羽一往無前的氣勢鼓舞下取勝，但此等重大戰役，其細微處亦非常人所能設想，可以肯定，只有周密的布置，才能取得以少勝眾的戰績。其二、擊降章邯。鉅鹿戰後，秦軍與諸侯軍相持於漳南，陳余遺章邯書或為項羽指使，意在攻心，待章邯謀和時，項羽乘其懈，急擊大勝。隨後章邯約降，項羽因軍糧不足，及時接受其降。項羽不殺章邯而坑降卒亦是一種謀略，留章邯等，可使其治秦；坑降卒乃不得已之舉。試想，二十餘萬秦軍與四十萬諸侯軍結伴入秦，一旦變生不測，後果不堪設想。其三、主持分封。分封為項羽生平最重要之政治事件，亦最能體現其政治涵養。項羽謀略通過分封，長久確立其霸主地位。他分立十九國之舉不時受到後人的指責，以為其比戰國七雄並峙又倒退了許多，其實這正是體現了項羽的良苦用心。首先，他自王九郡之地，占當時中國疆域的四分之一，其次，為了削弱可能威脅其霸主地位的諸侯實力，他將舊秦一分為四（漢、雍、塞、翟），將舊齊一分為三（齊、膠東、濟北），將近楚之趙一分為二（代、常山），將燕一分為二（燕、遼東）。不僅如此，他還將趙的軍事實力化解為四（代、常山、殷、河南），使原先僅次於楚的軍事集團削弱於無形。[23]由於三秦對項羽死心塌地效忠，河南、殷亦對項羽感恩戴德，兼之未令其王之國的韓地盡入項羽掌握，項羽已建立了從彭城至三秦橫貫中國東西的實力帶。這個實力帶的南面，九江、臨江、衡山三國由楚國舊將執掌，最西南的漢亦為楚舊部。不難看出，項羽陣營的勢力範圍十分壯觀，足以使任何欲有異動的諸侯國不敢輕舉妄動。其四、楚漢戰爭。項羽在正面戰場與劉邦的交鋒中屢戰屢勝，這絕非一味逞勇所能做到的，對付劉邦這樣的勁敵，若非在意志、智力、用兵藝術諸方面勝出一籌，是很難取勝的，更何況連勝。至少有三事表明項羽的出眾之處：第一，劉邦攻佔彭城，項羽率軍從齊回救，繞到彭城之西南，出其不意，一擊奏功。[24]第二，楚漢相持成皋，彭越擾亂梁地，項羽回救，與留守成皋的曹咎約半月之期必破彭越，果如其言。怎奈曹咎不遵將令，於六日上為劉邦所破。[25]第三，項羽受困垓下，他領兵趁夜突圍。漢軍至平明才發覺。這些無不說明項羽用兵已有出神入化之功。當時最負盛名的軍事家韓信與項羽直接交手有二，一勝[26]一負，[27]韓信不佔優勢。由此可見，項羽在政治軍事諸方面亦不應有太多的可指責之處。
然而，項羽過人的聰明才智仍不足以彌補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損害，兼之有劉邦這樣強勁的對手，使項羽為歷史淘汰勢不可免。項羽在歷史舞台的最後謝幕幾乎集中展示了其性格中的全部缺陷：垓下被圍，四面楚歌，項羽便以為楚地悉為漢有，此為其多疑之性；他神不知鬼不覺潰圍而出，竟被一田夫騙入泥澤，此為其暴行的惡果；僅剩二十八騎，他仍要證明自己向來正確，此為剛愎自負的表現；他拒絕烏江亭長「王江東」的建議，此為其缺乏韌勁、遇挫則不振的脆弱性；已決意赴死，他仍大開殺戒，殺人無數，充分表現了他的殘暴；已是命在旦夕，尚不忘市恩於人，他自刎以便讓其舊部持其首取萬戶侯。這些至死不改的品質就是項羽的天性。
綜上所述，項羽天性方面的諸多缺陷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殘暴為時代所斥，經過暴秦統治的廣大民眾絕不會接受繼秦而起的暴君；他的剛愎自大、目中無人使得人才離他而去，或不為其所用，從而極大地削弱了他的實力；他的缺乏韌勁特質使得其敗亡突然發生而沒有苟延殘喘偏安一隅的餘響。由於項羽崛起甚速、成功甚大，不可一世的威勢與其迅即潰敗、一蹶不振的結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由於司馬遷對項羽結局描述的精彩渲染，使得項羽的「天亡我」之嘆具有強烈的震撼力。漢人揚雄與王充就分別對「天亡我」說進行過不完全的肯定的論述。特別是王充，幾乎肯定了這一點，他說：「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28]這種對項羽哀嘆的簡單附和顯然失於偏執，其著眼點完全放在劉項的正面軍事較量上，而不顧主戰場之外的力量消長。正是因為項羽正面控制區域以外的形勢趨向決定了楚漢戰爭的勝敗，同時也襯映出項羽孤家寡人與天下抗爭的態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項羽是以意逆天，宜其滅亡。而他的「天亡我」之嘆也終於落到實處。
附註：
[1]《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2]參見張傳璽《秦漢問題研究·項羽新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月10月版。
[3]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
[4]參見李宗吾《厚黑學》。
[5]參見《呂氏春秋·慎大覽》、《周本紀》。
[6][10]參見《秦始皇本紀》。
[7]參見《高祖本紀》。
[8][19][20]參見《陳丞相世家》。
[9]參見《留侯世家》。
[20][22]參見周騁《劉項關係與〈鴻門宴〉結局識論》（載《淮海文匯》1997年第4期。
[11]《項羽本紀贊》。
[12][13][14][17][23][24][25]參見《項羽本紀》。
[15]參見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項羽本紀》。
[18]《高祖本紀贊》。
[21]參見周騁《項羽分封新論》載《淮海文匯》1996年7期。
[26]參見《淮陰侯列傳》漢二年。
[27]參見《高祖本紀》漢五年。
[28]《論衡·命義篇》。
補註
項羽封劉邦於漢中、巴蜀，未為失策。如果不是趙衍指了一條小路，漢軍就不可能對三秦展開攻擊。所以，天亡我說，在這裡也神奇地體現出來了。
劉邦所說三不如云云，當視為劉的自謙。因為在楚漢戰爭中，固然是由於韓信的卓越表現才導致了最後勝利，但劉邦本人一直堅持在與項羽相持的主戰場上。倘若讓其它人來對付項羽，估計也未必能討到什麼便宜。
漢破曹咎之役可能歷史記載中有小說家言的成分。一是其戰勝的方式與破龍且如出一轍，二是曹咎之戰是會戰形式，而非輕易擊破。當時參戰的有燕國軍隊，可見破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附
解讀項羽
近幾年，圍繞楚霸王項羽似乎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文化熱點。電影、電視連續劇、電視書場、專題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間或多或少有些許為項羽鳴冤叫屈的情緒。項羽身後向來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的名句當為其評價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學》直評項羽因不厚不黑而敗，這就牽涉到劉項優劣論。時下洶湧的不平之氣，或許就是對不黑不厚說的呼應。其實，不論人們對項羽懷有何等情感，事實總是事實。細讀《史記》就不難發現，項羽絕非人們心目中的直腸漢，也不可能與厚黑無涉。有關項羽的歷史功過得失，學界論之甚詳。筆者只想對一些一向為研究所忽略、又關係項氏成敗並對後世有啟示意義的項羽現象略作歸納。
第一，項羽的個人品質造成了他的失敗。首先項羽絕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馬遷認為他才氣過人。劉邦也認為在勇悍仁強方面自己非項羽可比，對此韓信亦有同感。但項羽這種過人才華並沒有給他帶來幫助，反而使他成為直繼暴秦的統治者。項羽的本性是極度自負。陳平對其鑒定為「不能信人」、「意忌信讒」。在項羽眼裡，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親，弄得自己很辛苦。這使人聯想起秦始皇。侯生、盧生有言：「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以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項羽也是逢戰必到，疲於奔命，最後又中了陳平的反間計，更加形單影隻，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獨夫。司馬遷評秦始皇曰：「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評項羽曰：「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其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項氏家風。其叔項梁起義後不久拒絕一門人求職時指責對方某時未辦好某事，是為其證。日後，殷王司馬卬叛楚，項羽派陳平等擊降之。不久，司馬卬降漢，項羽就要追究上述軍事行動的參與者，導致陳平歸漢。相形之下，劉邦的部屬中有許多人曾反對過他或投降過項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項羽雖常勝，人卻越打越少；劉邦雖常敗，人卻越戰越眾。又其次，項羽繼承了趙高的一套統治術。趙高曾獻計於秦二世，說欲鞏固其統治，唯有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項氏在分封時正是這樣乾的。他將原來的齊燕之王分別貶為膠東王、遼東王，而將齊燕之將分別封為齊王、燕王。正是這種統治術，迅即釀成了不安定因素，並最終斷送了項氏統治。經歷過暴秦統治的廣大人民是絕不能忍受項氏統治的。天份反成事業之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第二，項羽現象提出了歷史人物作用的階段性命題。彼得原理有無能極一說，即某個系統里的人達到其力難勝任的崗位，不稱職現象便隨之產生。項羽的情況正合此理。可以說，在反秦風暴中，如果沒有項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像的。他在奪權前對形勢的正確判斷，在救趙時的果敢絕決，奠定了其歷史地位。但以此為限，其後的局面就非項羽所能勝任。歸降的二十餘萬秦軍，既是項羽的最輝煌勝利，也成了他失敗的開端。這些與諸侯聯軍人數相去不遠的俘虜，如果不殺，總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殺降，項羽就失去了道義上的支持，並且無法在關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項羽份內事，項羽挾威勢強行包辦，弄得怨聲載道。於是，項羽就從順應歷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對此，項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責任。他以為自己既然在軍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計也差不了。耐人尋味的是，時過兩千年，項羽的思維方式在中國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經常能看到某些領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對各種事物指點江山。那麼，項羽同時代的人默認了他的自負就不足為奇了。但事實讓天下及項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項羽當時不去爭奪支配權，他肯定不會迅即覆滅。或許應了老子的一句話，「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項羽及其它情形相類者當時絕不會有這份自覺。人類註定要在錯誤中成長。
最後，項羽蔑視知識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國社會情緒。少年時代，項羽學書學劍學兵法均淺嘗輒止。在項羽眼裡，「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可見，知識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項羽抹殺義帝的功績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社會對知識的情緒。他說：「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話雖說的有力，可卻不是事實。義帝是在項梁敗死，楚國受重創之後出面主持大計的，他親自布署了攻秦的兩路人馬，完成了陳勝、項梁未能完成的大業——滅秦。設想，如果印刷廠廠長出面否認一本暢銷書作者的作用，建築隊長出面否認一個傑出建築的設計師的作用，一定沒有人會信以為真。但項羽的上述言論卻能深得人心。甚至司馬遷或者都被其騙住，《史記》就沒為義帝立傳。無獨有偶，劉邦定天下論功行賞厚封蕭何，遭到武將們的一片反對之聲：「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項羽心態有多麼大的市場啊。但劉邦不是項羽。他以獵為譬：「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劉項原來不讀書。」然劉邦對待知識的功用能深明大義如此，劉勝項敗，固其宜矣。項羽先抹殺義帝之功，後殺義帝之身，此等行徑豈是與厚黑無涉。按劉邦的上述說法，項羽之謀殺義帝無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鑒。
深究起來，對項羽的歧讀皆源於司馬遷的記敘。特別是將劉項二人相互參看時尤其如此。當司馬遷著力描摹時，項羽總是威武雄壯，氣勢奪人；劉邦則平淡無奇，甚或猥瑣。於是便有阮籍登廣武戰場「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之嘆。確實，劉項相爭，項羽處處壓劉一頭。然而，項羽的剛猛無儔恰恰是逆時代潮流而行。所以，雖然頻頻取勝，卻最終魂斷烏江。欲讀通項羽，必須讀司馬遷為劉項二人各自所下的贊語。司馬遷對劉項二人所下的贊語恰好與正傳相反。對劉邦評價極高，對項羽則貶斥甚多，若再與各自的本紀相參，卻又都是與事實兼容的。令人驚奇的是，這種成於一手且反差明顯的評價竟能完全諧和地出現在歷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於，歷史本身就是由無數矛盾著的事實所構成。項羽的事實是，他的確威武雄壯，可惜這只是小節。大節是在滅秦之後，項羽其人其情是反社會的。那麼，看歷史人物，只管往大節處看。當一個人大節有虧時，即便其小節可歌可誦，不提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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