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化 北京為什麼無法孕育小資？

上海人追求的是「壞」的合理性，北京人則是理性的拒絕「壞」。北京人和上海人，京味文化和海派文化，是兩種「城市宗教」，是中國地域文明的兩個極致。

　　如果嘗試用有限的詞語去概括一座城市，你會給北京和上海下什麼定義呢？

　　大氣，古老，給北京；繁華，精緻，給上海？

　　無數前輩早已教導我們,感悟一座城市的最好方式,是了解它的飲食和女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瀏覽幾部描寫這些城市的小說。因為，敏感的城市作家的作品,是最直觀的城市性格讀本。

　　無須迴避：北京人和上海人一直處於無形的對立狀態。這種對立與其說是一種地理和經濟意義上的隔閡,不如說是源自兩種不同根基的城市文化的天然衝突。比如說，風花雪月的東西，上海就有，而北京很少甚至沒有。

　　不同的歷史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

　　在描述上海的時候,有這麼幾個詞是逃不脫的：十里洋場，燈紅酒綠,浮華璀璨，花花世界，追求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是天然的小資情調發祥地。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徵就是「雜」。大上海從建立伊始，就與國際接軌,以一種全盤開放照單全收的氣勢，把精華和垃圾通通吸納。有小癟三也有資本家，有社會精英也有拆白黨，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存哲學，不同的人生況味，始終在物慾中交織沉浮，各行其是。來自五湖四海，又匯聚在大上海。上海人的「優越感」是覺得自己離世界近。上海人更注重「場面」，場面上的事情，真真假假，逢場作戲，風花雪月自然是少不了的。

　　這一點完全不同於北京。北京則是一座略顯粗糙的城市，隱約有些鄉村氣———大概因為這是一座曾經屢屢被農民衝擊的城市。近的如義和團，不遠不近的如陝西娃子李自成一呼百應殺進北京城，皇家風範加鄉土氣息是北京的特色。在北京作家的筆下很難嗅到燈紅酒綠，而是一種古色古香和淳樸。

　　文學理論家錢理群曾經做過如下分析：第一，北京有作為中國文化起源之一的山頂洞人文化，明清以來它作為皇城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艱難而慢慢地經歷向現代城市的過渡過程。傳統的本質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又頑強地存在著，因此使得變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種鄉土性。但它有某種皇城的鄉土性。而上海卻是一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它幾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難地就和國際接軌，成為「東方巴黎」，一個現代國際大都會，幾乎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象徵。

　　從地理位置上看，風花雪月也只能是江南的專利，北京基本無優勢可言

　　北京地處北緯，夏天奇熱冬天死冷，在這樣反差分明的天氣里，沒有人會有心情在擁堵的三環路上耗時數小時去赴一個約會，所以，北京人約會總是要提前一個星期預約，提前數個小時出門，活動開始之時也是情緒基本遭到破壞的時候，缺乏小資的土壤。

　　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氣候溫暖潮濕，就像上海人綿軟的個性。它是中國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人在基本物質生活得到保證的前提下，特別注意把骨子裡的小資情調挖掘出來，特別追求生活質量想方設法活得精細一些。以酒吧為例，上海衡山路的酒吧就比北京三里屯的酒吧時髦和洋氣，風格也更多樣。

　　北京人也追求生活喜歡享受，但是基本上是合乎大眾趣味的，不招搖。看看老舍筆下的北京，北京人追求的情調總體是舊式男人的：提籠駕鳥,遛彎下棋，古玩京戲。老北京好玩是為了「養眼」，追求一種呼朋喚友的樂趣，是一種世俗的精神快感，透著八旗子弟的遺風。

　　著名作家王安憶說過：「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它培養著人們的崇拜與敬仰的感情，也培養人們的自謙自卑。」上海則是螺絲殼裡做道場，「雖然小，但是時時炫耀著機巧和聰敏」。

　　北京人覺得上海人過於精於算計，同時痛感自己過於厚道。過於算計不是好事，但是疏於「算計」和經營，生活自然也會乏味。北京人缺乏風情的表現就是活的比較糙。因為做過幾朝皇都，北京人總是習慣性地把自己當成皇城子民，骨子裡更注重等級觀念。北京人長期生活在國家權力中心周圍，思考問題往往比較全面有大局觀，有天生強烈的政治意識與使命感。所以，很難指望大義凜然的北京人會對精於算計的上海人感冒，也很難指望清冽透明的北京人踏踏實實「小資」一回。在北京老爺們的眼裡，裝得全是世界人民的大事。

　　北京的飲食，也是粗糙的，沒有上海精緻

　　北京的鹵煮火燒，醬肘子夾燒餅無外乎是豬大腸和燒餅，炸灌腸，也不是真的腸，是肉製品的替代物。但是這些吃食的一大好處就是實惠，一則扛餓，二則滿足了人們對肉食的口舌欲。基本屬於重體力勞動人民的典型食譜。

　　上海菜則不一樣。小紹興白斬雞、喬家柵點心、鳳尾燒麥、排骨年糕、生煎饅頭等等，花樣繁多。上海的老師傅專門給食客剔蟹殼，剔完把殼還能原原本本拼在一起，中國人民最熟悉的段子莫過於上海的半兩糧票和半根油條。

　　說到底，風花雪月其實是經濟的附屬物，和精神無關。在這方面，北京和上海的商業觀同樣區別很大。北京當然有商業，那些舊時代的老字號就是一例。老舍名劇《茶館》里的老闆王利發，八面玲瓏，大約這就代表了普通北京人心目中的買賣人的形象，他更像是鄰居家的大爺一樣親切。所以這就產生了有意味的一景：商業活動當然應該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仁義厚道」這種衚衕里的道德評價尺度，卻成為約定俗成的追求目標。

　　與此相對照，上海作家的筆下，資本家毛孔里滴著血，窮苦工人臉上流著淚，闊小姐臉上溢著笑。

　　上海人追求的是「壞」的合理性，北京人則是理性的拒絕「壞」

　　北京其實也是一座感性的城市。在北京，我們能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地氣，這是一種傳統的力量，厚重無形。北京人經常以此為傲，顯得特別有底氣和家學淵源，對於虛頭八腦的東西特別瞧不上眼。上海雖然有風情，但是卻是個理性的城市。王安億說：「上海人是現實的，講究效果的，以成敗論英雄的。他們的言語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沒有鋪墊和伏筆的。他們把『利』字掛在口上，大言不慚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

　　張愛玲如是評價上海人：「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

　　可見，上海人追求的是「壞」的合理性，北京人則是理性的拒絕「壞」。北京人和上海人，京味文化和海派文化，是兩種「城市宗教」，是中國地域文明的兩個極致。(楊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