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綱》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長期以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幾乎是共識。然而,其中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二月提綱》被借題發揮。
雖然文革開始和結束時間存在爭議,但中央公開認定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發起時間。
細看《五一六通知》可以發現,通篇主要針對的是1966年2月12日由彭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主持提出並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其中不僅撤銷了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並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而且全文主要針對《二月提綱》展開批評。
《通知》雖然提到了「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但是,《通知》重點是批評《二月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在「放」、「平等」、「學術」上的階級性。通知的關鍵在這一段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二月提綱》在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中,提出「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方針上提出「我們在討論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劃清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個主義(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的界限,並且弄清學術上帶根本性的是非問題。」「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在隊伍建設上「要邊打邊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學術上超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的、戰鬥的、又紅又專的隊伍。」在對待吳晗的問題上「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
如果僅看《二月提綱》的話,批評其不講政治,不講階級鬥爭或者不批判吳晗的問題都值得商榷。但是,由此帶來的中央《五一六通知》卻由它而起。顯然,它只是被借用來展開以階級鬥爭為中心文化大革命的深化,同時發起對走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進攻。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間存在著誤區。
針對《二月提綱》而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的背景。
事實上文化革命開始於1963年的「大寫十三年」,在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禁演《李慧娘》、《四郎探母》、《孟麗君》等鬼戲或投降戲劇,首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同年十月十七日,曹禺還在《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萬歲》一文。1965年10月30日,身兼文化部長的陸定一和副部長周揚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該報告有一句話「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文化大革命首見於中央文件。而1964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一個以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為組長,陸定一(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為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則是文化大革命中央組織機構的建立。所以,文化大革命以《五一六通知》為開始時間顯然站不住腳。
以中央下達《5.16通知》為文革開始時間被通知本身所否定。通知中有這樣一段話 「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顯然,無論是改組中央文革小組還是對《二月提綱》的批判,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組織機構調整和對前期領導人存在錯誤的批判,並非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存在著因果關係。
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對準的是以彭真支持的「三家村」,雖然點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名,形式上仍然屬於一種學術上的爭論。姚文元本身非官場人物,他是以文學批評家的面貌出現。
把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錯誤還在於缺少因果關係。
吳晗是歷史學家,當時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具有官的身份。他從1959年開始,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的故事》、《海瑞》、《海瑞罷官》多篇文章及單行本篇序。對於研究海瑞這位歷史人物無可厚非。但是,他在文章中反覆強調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並且受到一些文章的吹捧。當時正值社會上出現為彭德懷平反和要求退田的呼聲,吳晗歌頌海瑞和頌揚他「退田」的文章被一些人利用。通過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像的餘地」。稱讚吳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這樣的結果不免觸動了毛澤東的政治神經,找人寫文章反擊也在情理之中。吳晗自己在後來的檢查中也認為「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來檢驗《海瑞罷官》,性質是十分嚴重的,效果是十分惡劣的。」
在後來的語境里,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秘密策劃的,只有張春橋等極少數人知道,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首先,江青多次到上海是為了現代京劇的改編,其中可能透露了毛澤東批吳晗海瑞罷官的態度,卻不一定是組織者。其次,姚文元的文章不僅上海市委討論過,而且還組織上海文化界專家論證過。第三是在《文匯報》發表前的兩個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就把稿件送北京。張春橋專門跟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打過招呼,彭真和吳晗本人都知道。第四是姚文元文章點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中央當時批轉的《文藝資料》中列為39人可供批判對象之一。而且北京日報點名批判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兼復旦大學校長周谷城在先。(以上這此方面筆者將專文論述)。
其實姚文元寫批判文章歷史悠久,說他是「文壇棍子」一定也不過分。自1955年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起,他批判過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蟄存、許傑、徐中玉、魯莽、流沙河、周谷城、艾青、巴金、丁玲等人。作為一位批評家學者,對任何人任何作品提出批評都是正常的。但這次是「奉旨作文」,介入了政壇鬥爭。不僅使其登台入室,而且最後陷入囹圄。
按照以上所述,從因果關係上看,如果是因《海瑞罷官》導致文革發生的話,理應是吳晗,而姚文元只是根據吳晗的文章進行批評。而且此前全國早已開展了文化界的批判活動,包括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的《逼上梁山》、文化部長周揚的《武訓傳》、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的《林家輔子》、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為一》、華東工業部副部長孫治方的「經濟思想」、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翦伯贊的「讓步政策」、上海政協副主席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等。
其它人都可以點名批判,為什麼只有吳晗不能呢?顯然,吳晗作為北京市副市長是彭真的人,批判他等於不給彭真面子。作為已經形成「獨立王國」的北京市委有點老虎屁股摸不得。
若把海瑞罷官作為文革導火索的話,理應是吳晗的連續幾篇關於海瑞的文章。正是他的文章引出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二月提納》只是隱含著對姚文元「打棍子」的做法不滿,或者說維護了一下吳晗。但《二月提綱》最後導致了《五一六通知》是事實,也成為官方認同的文化大革命開始。
文革的導火索應當是《二月提綱》。
正如主流不承認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九大召開前已經結束,無法展開對文革派的清算一樣。之所以把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非《二月提綱》當作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原因是避開彭真主導的文化大革命階段,把這一時期展開的大批判忽略不計,從而讓他們逃脫了歷史的追究。
正是因為《二月提綱》存在的問題和引起的矛盾,才有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
其實《五一六通知》如果把「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一段話拿掉的話,完全是一篇針對《二月提綱》的學術爭論文章。而《二月提綱》如果剔除影射的「學霸」和對吳晗的維護,更是一篇左的不能再左的綱領性文件。細心的朋友可以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對照著看,一定會有所收穫。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把《五一六通知》作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話,導火索理應是《二月提綱》。因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因吳晗的《海瑞罷官》所起,是一種果而非因,這個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其上溯的東西太多。而《二月提綱》是《五一六通知》的因,《五一六通知》是《二月提綱》的果,這個果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階段也是從批判彭真及其《二月提綱》展開的,開始圍繞的諸如批「三家村黑店」都是其中的內容。
筆者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喜歡通過其中的事件、人物和細節進行研究。既沒有宏觀政治思維,也沒有辯證看問題的水平。不隨聲附和,不計較主流及其它人的看法。根據自己的回憶,藉助公開的資料,談出自己的主觀思考。對於文化大革命本身及毛澤東的錯誤,筆者在《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錯誤和問題》、《毛澤東批評》等文章中有過討論,不可能在每天文章中都重複一遍。(後面還有許多文革研究文章待發表)
圍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事實,本人將在後文中以相關證據進行分析。
把《二月提綱》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純屬個人觀點,歡迎大家討論並提出意見。
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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