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周恩來的含蓄和敏感

　　《論中國》（中信出版社出版）是美國前國務卿、「政壇常青樹」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國問題專著。書中分析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傳統，從圍棋文化與孫子兵法中探尋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特別是試圖揭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的制定和決策機制，以及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機等等重大外交事件來龍去脈的深度解讀。

　　中方瀟洒的態度

　　我們中午時分抵達北京機場時，來迎接的是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也就是被毛澤東要求分析中國戰略選項的四位元帥之一。這象徵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新的中美外交關係的支持。元帥帶我上了一輛中國國產轎車，車裡拉上了窗帘。我們去的是坐落於北京西區一個公園裡的釣魚台國賓館，這個地方本來是皇家的垂釣處，四周有圍牆環繞。葉劍英建議我們稍事休息，說4小時之後，周總理會到國賓館來歡迎我們，並進行第一輪會談。

　　周恩來親自來看望我們，這真是莫大的禮遇。根據外交程序，東道國一般會在政府大樓里接待來訪的代表團，特別是如果雙方負責人的頭銜差距這麼大，更應如此。（我這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頭銜相當於副部長，比周總理低了3級。）

　　我們很快發現東道主為我們作的時間安排非常寬鬆，簡直叫人難以置信。這好像是表示，在隔絕了20多年之後，他們並不急於立即就達成實質性的協定。我們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時間大約是48小時，不能延長，因為我們得去巴黎談越南問題。我們是乘坐巴基斯坦總統專機來北京的，而我們也無法控制專機的時間安排。

　　看到行程安排，我們發現除了在周恩來到達之前的這一段休息時間以外，中方還安排了4個小時讓我們參觀紫禁城。這樣，48小時中已佔去了8小時。第二天晚上周恩來不能陪我們，他要見一個朝鮮政治局成員，時間無法更改———也許不改時間是為了給我們的秘訪打掩護。再去掉兩個晚上16小時的睡眠時間，這兩個20年來沒有實際外交接觸並曾兵戎相見、後來又險些再次動武的國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時的時間可用於這第一次談話了。

　　實際上中方只安排了兩場正式談判會議：第一場安排在我到達的那一天，從下午4點半到晚上11點20分，共7小時；另一場是第二天，從中午到晚上6點半左右，大概6小時。

　　可以說，中方如此瀟洒的態度給了我們一種心理壓力。如果我們無功而返，尼克松當然會大丟面子，他還尚未把我這趟密訪告訴其他的內閣成員。如果兩年來與中國的外交來往中我們所作的分析是正確的話，若美國派團赴華一事遭挫，那麼，促使毛澤東邀請我們訪華的緊急情況就可能會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對峙對雙方都不利，這正是我們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夠將美國人的視線從越南上面轉移開來，毛澤東則決心迫使蘇聯在攻打中國之前能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中美雙方都明白這次會談事關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初識周恩來

　　周總理到達時，我們象徵性地握了手，後來尼克松到中國以後，他與周恩來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象徵性動作。之所以說這是個象徵，是因為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國務卿杜勒斯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中方對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耿耿於懷，儘管他們嘴上經常說那件事無關大局。

　　周恩來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為毛澤東與毛澤東為之規劃宏圖的人民群眾之間重要的紐帶。他把毛澤東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劃。同時，他還因為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至少是在毛澤東滿腔豪情容許的範圍內儘可能這麼做———而贏得了很多中國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係中的很多隱患。

　　當時，我和周恩來在綠呢面的桌旁坐下時，上述的這一切都還非常遙遠。我們坐下後，談的是有無可能走向和解。周恩來請我這位客人先講。我想好了，避開我們兩國有分歧的問題，只從哲學角度談中美關係的演變。我用了華麗的辭藻來做開場白，我說：「有很多遊客來過這片美麗的土地。對我們而言，這又是一片神秘的國土。」這時，周恩來擺了擺手打斷了我，說：「你會發覺，它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

　　3個月後，我第二次去中國時，周恩來歡迎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兩國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了一樣。他說：「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們講了。你和（溫斯頓·）洛德先生對這一點很清楚，但是（黛安娜·）馬修斯小姐和我們的新朋友（指我的軍事助手喬恩·豪）不大清楚。你們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們一樣，是個可以與之理論並坦誠交談的人。」

　　訪華聲明草案

　　由於周恩來第二天晚上要會見朝鮮領導人，所以第二天下午的會議結束前，他提出了尼克松總統訪華一事，而這時距我們不容更改的離京時間只剩下18個小時了。我和周恩來此前曾略提起過這事，但沒有明說。雙方都不願遭拒或顯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周恩來最終很自然地提出此事，彷彿它只是個程序問題，從而很體面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周恩來：你對訪問的公報怎麼想？

　　基辛格：什麼訪問？

　　周恩來：是只提你的訪問呢，還是也包括尼克松總統的訪問？

　　基辛格：我們可以宣布我的這次訪問，並且說毛主席向尼克松總統發出了邀請，總統也已接受了。我們可以只說個大概，也可以就定在明年春天。你認為哪種比較好？我覺得兩次訪問同時宣布有同時宣布的好處。

　　周恩來：那麼我們雙方是否有可能派人一起起草一份公報？

　　基辛格：我們應該在討論過的範圍內來起草。

　　周恩來：兩次訪問都寫進去。

　　基辛格：好。

　　周恩來：試試看吧……我6點有事，一直要忙到10點。我的辦公室你可以隨便用。你也可以回你們的住處去討論。可以吃晚飯，休息會兒，看個電影。

　　基辛格：那我們10點見。

　　周恩來：好，我會到你那兒去。我們今晚要開夜車了。

　　那天晚上其實無法寫完公報，因為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僵持不下———雙方都想讓對方顯得更主動。後來達成了折中辦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准，而毛主席已經睡了。最後他批准的措辭是這樣的：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其發出邀請」，而尼克松總統「欣然」接受。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離京前，我們終於完成了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草案。周恩來說，我們的聲明會震撼世界。我去了尼克松在聖克利門蒂的「西部白宮」向他作了彙報。然後，7月15日，在洛杉磯和北京兩地同時將那次秘密之旅和總統受邀訪華的消息宣告於世。

　　尼克松來華

　　在秘密訪問7個月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在一個陰冷的冬日抵達了北京。對尼克松來說，這是個勝利的時刻。這位反共老手果斷地抓住了一個地緣政治的機會。為了體現出他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也為了象徵他開啟的新時代，他想單獨走下「空軍一號」專機，向周恩來致意。當時，在中方的軍樂團演奏的《星條旗永不落》的樂曲聲中，周恩來穿著裁剪精緻的風衣，站在停機坪上，在凜冽的寒風中迎候著。接下來就是雙方象徵性的握手那一幕，它抹去了杜勒斯當年傲慢失禮的陰影。不過說來奇怪，這雖是個歷史性的時刻，卻頗為低調。尼克松的車隊駛入北京城時，街上沒有人旁觀。《晚間新聞》也把尼克松的到達列為最後一條。

　　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們剛剛到達之後。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後，他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幾個有關晚宴上活動次序的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尚未開始，毛澤東就在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至於媒體，也只能被事後通知。

　　我們被直接帶入了毛澤東的書房。書房不大，三面牆的書架上雜亂地放滿了書稿，桌子上、地上也堆著書。房間的一角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領導者卻願意被看做是一個哲學家。當然，他不需要用傳統的王權標誌來表現他的權威。

　　毛澤東從一組圍成半圓形的沙發中間站起身來。他身邊有位護理人員，以便在必要時伸手扶他一把。我們後來才知道，幾個星期前，他剛剛接二連三地發過幾次嚴重的肺心病，行動不便。克服了行動困難之後，毛澤東展現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他用雙手抓住尼克松的雙手，向其報以最慈祥的笑容。這張照片後來被刊登在所有的中國報紙上。中國人很善於用毛澤東的照片來表達一種氣氛或政策動向———照片上的毛澤東要是怒容滿面，就表示一場風暴在即；要是他用手指點來賓，則說明他這位老師被學生耍了個小花招，因此不甚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