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尼斯丨人類社會的發展，正在逐步從「共同體」向「社會」轉型。

滕尼斯的社會變遷理論及其啟示

本文作者苑國華、丁明利

原載《經濟研究導刊》，2013年第36期

導讀：滕尼斯的社會變遷理論認為，「共同體」的特徵表現為親情性、集體性和安全性。從比較和分析的視角來看，「共同體」和「社會」既是兩種人類群聚的形式，又是兩種「理想類型」，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質屬性。人類社會的發展，正在逐步從「共同體」向「社會」轉型。滕尼斯的社會變遷理論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社會學近二百年的發展歷史中，社會變遷問題曾極大地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社會學家的想像力。他們普遍認為，社會變遷是指文化、社會結構和社會行為的模式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變化。就一般意義而言，社會變遷是指歷史發展長河中最尋常的社會變革。當然，如果從特殊意義上來看，這場社會變革是指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首先發源於英、法等西歐國家，然後以各種方式逐漸擴展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一場重大變革。社會學家普遍將變革之前的社會稱為「傳統社會」，將此後的社會稱為「現代社會」。本文以古典社會學家滕尼斯為例，著重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一、滕尼斯對「共同體」的論述

滕尼斯對社會變遷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體與社會》這部著作。在著作的第一卷，滕尼斯分別在「共同體的理論」和「社會的理論」這兩章詳盡論述了人類群體生活的兩種類型：共同體與社會。在「共同體的理論」這一部分，滕尼斯對共同體的類型、表現形式及特徵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認為，共同體包括了三種類型，從最初的血緣共同體發展為地緣共同體，最後是精神共同體。而從具體表現來看，其典型的形態是親屬、鄰里和友誼。當然，滕尼斯論述最多的還是共同體的特徵，我們可以根據他的考察和分析概括出以下三個方面。

1. 親情性。共同體是一種親情的存在。滕尼斯用生動的語言描繪出「共同體」中人與人關係的親密無間。例如，「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夥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1]。而在親屬關係中，人們「一起生活在一個保護著他們的屋頂下；共同佔有和享受著好的東西，尤其是從同一個庫存中得到食物，一起坐到同一張桌旁。」由此，人與人之間不僅「尋求這種血緣的親近，難分難捨」，而且，建立在一種「最親近和最密切的關係上……儘管遙隔天涯，相距萬里，都能感到或臆想到近在咫尺，在一起活動。」[1] 可以看出，親屬關係是以家庭作為場所而建立的一種社會關係，擁有親屬關係的人們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親情成為連接人們關係的根本要素。總之，藉助對親屬關係的考察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親情性構成了共同體的首要特徵。

2. 集體性。共同體是一種集體存在。滕尼斯認為，在共同體里，集體性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親屬關係、鄰里關係和友誼關係之中。例如在親屬關係中，共同體受一種神秘的聖靈所「庇護」和「統治」，「共通的畏懼和崇敬就更加可靠地維繫著和平的共同生活和勞作」。再如鄰里關係，這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村莊里的共同生活。在這裡，「村莊里共同的田野或者僅僅有農田劃分你我之邊界，引起人們無數的接觸，相互習慣，互相十分熟悉。」[1] 同樣，在友誼關係這種形式中，「如同藝術上和等級上的志同道合者一樣，相互認識的人實際上也是信仰上的教友，他們到處都受到一種精神紐帶的約束，為一項共同的事業而工作。」[1] 總之，滕尼斯認為，共同體中人們關係的親近性決定了他們具有一定的集體觀念和意識，並努力保持和維護與自身生存密切相關的集體利益，因此是一種集體性的存在。

3. 安全性。共同體中的人們生活具有安全性。由於親屬關係充滿了親情，是一種集體性存在，它不僅滿足了人們最基本的物質生存需求，而且為人們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提供了保障。因此，每一個人在生存空間上和心靈上都感到「安寧和平衡」。正如滕尼斯所指出，人們「處在家庭的氛圍中，為家人所環繞，享受天倫，他會感到最舒服和最快活。這時，他就悠然自適，得其所哉。」[1] 可見，作為一種親情性和集體性的存在，共同體保證了群體生活的安全性。

總之，在滕尼斯的筆下，生活在共同體中的人們十分悠閑，人與人的關係富有人情味，可謂是其樂融融。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在傳統社會中，親屬、鄰里和友誼這三種共同體形式對於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友愛，對於整個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都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社會功能。

二、對「共同體」和「社會」的比較與分析

應當指出，在滕尼斯對「共同體」和「社會」的論述中，涵蓋了對二者的特徵的詳細比較。由此滕尼斯揭示了19世紀西歐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發生的社會變遷。我們認為，這種比較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 「共同體」和「社會」是兩種人類群聚的形式。人的本質是一種社會性生存，這一特徵決定了人或群體必然會相互結合在一起而共同生活。因此，無論在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人類的生存都會表現為一種群聚的形式。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這種群聚性生存總體上表現為兩種形態：農村和城市。在傳統社會階段主要以農村這種群聚方式為載體，按照滕尼斯的說法就是「共同體」。只是在近二三百年來，城市才逐漸發展並取代農村最終占居主導地位。因此，如果作一個類比我們不難發現，農村和城市的關係十分類似滕尼斯筆下「共同體」和「社會」的關係。正如滕尼斯所說，「在共同體里，儘管有種種的分離，仍然保持著結合；在社會裡，儘管有種種的結合，仍然保持著分離……在這裡，人人為己，人人都處於同一切其他人的緊張狀態之中。他們的活動和權力的領域相互之間有嚴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著他人的觸動和進入，觸動和進入立即被視為敵意。」[1]

2. 「共同體」和「社會」具有不同的本質屬性。在《共同體與社會》中，滕尼斯從人類生活方式、作用與功能的視角出發，論述了二者的本質不同。例如，「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我們這樣認為）被理解為在共同體里的生活。社會是公共性的，是世界。」[1] 「共同體是古老的，社會是新的，不管作為事實還是作為名稱，皆是如此。」[1] 此外，滕尼斯還指出，「一切對農村地區生活的頌揚總是指出，那裡人們之間的共同體要強大得多，更為生機勃勃：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製品。」[1] 總之，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質屬性。 　　

3. 「共同體」和「社會」是兩種「理想類型」。上文所述的兩個方面，僅僅是從人類群聚性生存的視角對「共同體」和「社會」所作的比較和分析。其實，運用「理想類型」這一術語對二者進行分析，或許更具有社會學理論意義。眾所周知，對於西歐在近現代所發生的社會變遷，社會學家和社會學理論對這種巨大的「斷裂」現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幾乎都對這一歷史性變革作出理論上的強烈反映。總體而言，社會學家根據整體社會結構的差異，把社會概括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兩個基本類型。當然，社會學家關於「斷裂」前後的社會形態的兩種「理想類型」的說法儘管本質上類同，但具體名稱卻迥然不同。例如，斯賓塞提出的是「尚武社會—工業社會」；馬克思則稱它們為「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塗爾干提出了「機械團體—有機團體」；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則運用了「禮俗社會—法理社會」來加以區分[2]。顯然，滕尼斯的貢獻就在於提出了「共同體」和「社會」這兩種「理想類型」，其影響可謂深遠。

4. 人類社會的發展，逐漸從「共同體」向「社會」轉型。在《共同體和社會》中，滕尼斯以時間的先後順序為標準，認為共同體是人類「較早的那個時代」，而社會則是「稍後的那個時代」。他指出，「在較早的那個時代里，家庭生活和家族經濟顯示出是基本色調。在稍後的那個時代里，商業和大城市生活是基本色調。」[1] 就二者的關係以及發展趨勢來看，滕尼斯認為，共同體功能的式微與城市功能的增強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首先來看「共同體」。滕尼斯指出，「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作為唯一的、現實的生活方式，還繼續持久地存在於社會的生活方式內部」，但它會「日益枯萎，甚至日益消亡」[1]。其次，我們來看「社會」以及充分體現現代社會特徵的城市。滕尼斯認為，「城市從根本上說是人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即最複雜的形態」，「社會的狀況越是普遍，這個整個『國家』或者這個整個『世界』就越趨向於變得類似於一個唯一的大城市。」[1]而且在現代社會，城市成為主要的人類群聚形式。它基本上是商業城市，「是工廠城市，它的財產就是資本財產，資本就是採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或者工業資本的形式。」[1]可見，大城市的作用和功能十分典型，對人類的生活影響越來越大。最後，在「結論和前瞻」這一結尾部分，滕尼斯認為，人類社會正在由「共同體」向「社會」轉化。「在大的文化發展中，兩個時代相互對立：一個社會的時代緊隨著一個共同體的時代而來。」[1]正如他所指出，「在大城市裡，在首都里，尤其在世界城市裡，家庭制度陷入衰落瓦解。這類大城市愈是能夠更多地和更長久地發揮它的影響，家庭制度的殘餘就愈是必然成為偶然的現象。」[1]

以上所述，僅僅是對「共同體」和「社會」所作的比較，我們認為，由這種比較出發而對社會變遷的社會學意義進行分析，才更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眾所周知，與滕尼斯一樣社會學家對社會變遷問題有很多相關的論述。他們普遍認為，從社會變遷和社會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從十七至十八世紀到20世紀中期逐漸完成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巨大轉變。這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在眾多社會學家中，吉登斯提出的「斷裂論」的解釋可謂最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我所說的斷裂，是指現代的社會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其在形式上異於所有類型的傳統秩序。我認為，理解斷裂的性質，是我們分析現代性究竟是什麼，並診斷今天它對我們產生的種種後果的必不可少的開端。」[3]「斷裂」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吉登斯認為，首先是「現代性時代到來的絕對速度」；其次是「斷裂體現在變遷範圍上」；最後，斷裂是「現代制度的固有特性」[3]。可見，現代社會相對於傳統社會是（下轉278頁）（上接233頁）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遷。因而，現代社會在內在性質上的變革，無疑會對歷史、社會組織、生活方式、人們的心理產生重大的影響。誠如吉登斯所說：「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現代性捲入的變革比過往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特性都更加意義深遠。在外延方面，它們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繫方式；在內涵方面，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3]

三、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啟示意義

基於上文分析我們認為，滕尼斯關於人類社會由「共同體」向「社會」轉變的社會變遷理論，對於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從理論上講，自社會學產生之日起，社會現代化問題始終是社會學理論的一個研究焦點。誠如吉登斯所指出，「社會學起源於現代性的來臨——即起源於傳統社會的分解和現代社會的鞏固與發展過程中。」[4] 其次，從時間上看，這種事實不僅發生在社會學誕生時期，而且貫穿了社會學發展的整個歷程，尤其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出現了現代化研究的高潮。再次，從研究領域來看，「社會學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現代性出現以來所產生的社會世界」[4]。因此，它所經歷的變化和發展與其分析的「對象」——「現代社會世界」的深刻變化具有潛在的密切關係。最後，從地域上看，社會現代化研究不僅激發了西歐、北美等國家早期社會學家的「想像力」，促進了古典社會學的產生、發展，達到更為成熟的現代階段。而且，在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征程中，社會學家面對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等新的實踐經驗，獲取了更多的理論靈感，在分析、吸收和質疑古典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為當代社會學理論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動力，促進了各種新的觀點、新的綜合理論的產生。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圍繞社會現代化問題而在理論上作出的種種回應。正如吉登斯所說：「社會學與『現代性方案』息息相關，它已經並將繼續為社會學提供大量重要的研究主題。」[4] 基於這種認識，吉登斯提出了社會學發展前景的九個觀點。例如，（1）社會學將逐步擺脫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社會思想的遺影；（2）伴隨著社會學爭論而來的是將出現新的理論綜合；（3）社會學將進一步強化對社會政策或改革實踐的研究；（4）社會學家將重新培育出一種對長期的大規模社會轉型過程的關懷等等[4]。從吉登斯提出的最後一個觀點不難看出，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期，社會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為社會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源泉。因此，社會學界應密切關注當下中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認真研究其中突顯的社會問題，探究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以獨特的社會實踐推動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促進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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