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超級奢華演出暨特大歷史悲劇——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

文章作者：龐忠甲明成祖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起，中國三寶太監鄭和率部遠航，二十八年間七下西洋（指加里曼丹島以西海域和印度洋），到達東南亞和非洲三十多個國家，航海規模和水準當時舉世無雙。今年7月11日是鄭和首航600周年。2004年1月，成立中國國家級籌備領導小組，以「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為主題，主持開展鄭和下西洋紀念活動；海內外民間機構紛紛響應，在全球範圍籌備種種豐富多采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為此各顯創意，設計紀念徽標，興建航海館、主題公園，樹碑立像，修復古迹，再現遺址，建造模擬航模，準備模擬航行，舉辦海洋博覽會、專題研討會、多種競賽活動，製作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動畫節目等等。主管部門還根據有關各方要求，組織《申請國家設立「航海節」》課題研究，擬議以「下西洋」首日為「鄭和日」或「航海節」，每年舉辦慶祝活動，讓華夏子孫後代永記、繼承和發揚光大鄭和航海的偉大貢獻。紀念日臨近之際，越來越多文章熱情讚頌鄭和為世界航海事業的偉大先導者，以為「七下西洋」推行睦鄰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開闢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進行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震懾倭寇，牽制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凝聚並體現了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強調這種精神和品德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動力。評價陳義極高，但實際內容多語焉不詳，矛盾重重，大而化之。究竟這些說法是否符合歷史實際？是否恰如其分？有否浮誇誤導之嫌？或者說，今人究應依據什麼東西，立足何種歷史觀來認識、追憶和紀念這一重大事件，若非隨大流，湊熱鬧、人云亦云，恐怕值得作一番嚴肅認真的再探討。有人憑史料片言隻字，大膽假設鄭和到過歐洲、澳洲和更遠的美洲，似乎又一組世界記錄在望；只因缺乏根據，一時沒有引起多大動靜。無巧不成書，前英國海軍退役潛艇軍官孟席斯2003年1月出版了一本名為《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的書，憑一些牽強附會的「發現」，講述鄭和副將在第六次下西洋時作了環球航行，並考察北美、澳大利亞大陸以及南北兩極的「天方夜譚」式歷險故事。2004年12月，這位大張中國人志氣的孟席斯先生，應邀光臨第二屆昆明鄭和研究國際會議，以貴賓身份作主題報告，風風光光，滿載而歸，大有李約瑟第二的架勢。愚以為鄭和航海值得紀念，也不甘鄭和默默無聞，但不是引為榮耀，不是胡吹法螺，不是自我陶醉於《易經》天下第一，氣功天下第一等等之外，再加上個鄭和天下第一；最好拿出「知恥近乎勇」的精神，從尋找這場特大奢華演出暨超級歷史悲劇蘊涵的奇恥大辱的根本原因出發，去紀念，去發矇。為什麼不為鄭和航海評功擺好，卻稱之為一場特大奢華演出？借用現代政治術語，「七下西洋」實質上對於中國的繁榮富強、發展進步非但毫無助益，結果適得其反，可以歸類於中國歷史上最為不惜工本的花架子「政績工程」之一。「大明船隊像一片雲一樣飄過來，又像一片雲一樣消失了。」 這是一場早為明皇朝自己否定，被世人遺忘了的莫名其妙海上大演出。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這件事，略加推敲，不難看出，與現下捧場稱頌的那些不朽貢獻，可謂南轅北轍。奪嫡篡位成功的新皇帝朱棣，特別需要尋找題目，建功立業，彰顯聲威，向臣民昭示自己越位登臨大寶的「政績合法性」。「宣德化而柔遠人」，一旦贏得諸多外邦前來朝貢，顯然有助於達到這個政治大目標。當時天下大定，但元蒙四大汗國依然存在於長城以北，對明政權構成實質性威脅，南方邊境並沒有什麼來自海外的重大騷擾事件，那麼明成祖為什麼產生「下西洋」這個念頭呢？史家研究了幾百年，沒有找到這一重大決策的確切動因，可見此舉可能存在某種拍腦袋式偶然性。受命主持「下西洋」重任的鄭和，「靖難」從征有功，並履行過出使日本的任務，時任管理宮廷事務的首席太監，是皇帝貼身的親信侍從和政治顧問。鄭和本名馬和，又稱三保，生於雲南昆陽一個有名望的回族家庭。據《鄭氏家族首序》說，先祖為西域普化力國（今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布哈拉）國王，歸附宋朝，加封慶國公。宋亡，鄭和五世祖歸順元朝為官，後追封為咸陽王。曾祖封滇陽侯。祖父封淮安王，改姓馬。祖父和父親都去過天方（即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城）朝聖，父親被尊為「哈只」 （阿拉伯語，對去過麥加朝聖的人的稱呼）。馬和12歲那年，在改朝換代的干戈動亂中，被明軍擒獲，作為敵方子弟遣送南京，經過閹割，留在宮廷當太監，輾轉落入燕王朱棣門下。馬和被擄後不久，他的祖、父也都因戰亂而死了。明太祖不信任宦官，曾說：「此輩勿賦以重任，其數毋令過多。」 規定太監不僅不得干預朝政、交通官吏，甚至不許讀書識字，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洪武十七年（1384），據說宮門上掛起了一塊牌子，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出身世家的鄭和慘遭不幸，成為去勢殘廢賤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明成祖在奪權鬥爭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關於限制太監的禁令。這三保長得濃眉大眼，體態健美，且聰明伶俐，才智過人，忠於職守，出入戰陣，屢建奇功，深受朱棣賞識。馬和在河南鄭家壩戰鬥中戰功赫赫，被賜「鄭」姓；又在奪權成功後獎賞「靖難」功臣時，晉陞爲內官監太監，這是宦官中最高的官職。刑餘閹人儘管立功受獎，忝列廟堂，仍不得授予官爵，總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鄭和依然必須在歧視和傾軋中討生活。鄭和祖父、父親早年曾駕船漂洋過海，到達紅海一帶；他們講述東南亞、印度洋一帶海外各國的風土人情，珍聞軼事，並以遠航聖城為榮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靈。從鄭和非同尋常的身世和經歷看來，為了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輩雄風，突破前程極限，「下西洋」壯舉當是第一浪漫夢想。心神不寧，惡夢連連，本同印度洋無所瓜葛的的朱棣，可能受了鄭和的影響，才作出了委派鄭和領隊「下西洋」的抉擇。另外，史家還猜測（至今無法證明）「下西洋」與追緝被推翻後失蹤的建文帝有關，若果如此，就更說明事出偶然了。這一史無前例的決策耗費了無數民脂民膏。鄭和船隊多至約240艘海船，「體態巍然，巨無與敵」，載運士卒達27，800餘人。船隊由不同類型和用途的船隻組成，如運載馬匹和食物的補給船、淡水船、戰船等；其中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餘艘。每次出洋，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飾品、絲綢、茶葉、棉布、金屬器皿、各色農具等。遍歷諸番國，宣詔、給賜，不服則武力懾之。換來的是該國所「貢」 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寶、補藥、珍禽異獸（被當做麒麟的長頸鹿、獅子、駝鳥等）和各種奢侈特產。總的來說「厚往薄來」，「貢少賜多」。這種航海活動根本沒有像西歐航海業那樣帶來巨額利潤，反使國庫空虛，乃至損害國家經濟基礎，招來皇帝反悔和統治集團內部紛紛指責。借日後憲宗時一位大臣劉大夏的說法：「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諫也。」因此鄭和航海活動漸難為繼，註定終要落到「罷寶船弊政」的結局。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間，北京皇宮剛剛建好的三大殿被閃電擊中﹐引發大火。明成祖認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找原因竟怪罪到了鄭和「下西洋」，致使這次航行「中道返回」，半途夭折。次年八月，明成祖病故。仁宗繼位後，隨即下令「罷西洋寶船」，船隊全部停止活動，著鄭和任「南京守備」，率「下西洋」的官兵修理南京宮殿。皇帝竟然不發給他們維持生計的月糧。當時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義上書請米，仁宗勉強同意，卻撥下了專給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鄭和官兵的口糧。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繼位，鄭和副手為辛勤修理南京故宮竣工的軍民請賞，豈料宣宗無故大發雷霆，命令司禮監斥責「鄭和毋妄請賞賜」，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鄭和「謹守禮法、毋窺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下西洋」不僅經濟效益闋如，政治上也沒有明確有效的建立長遠外交關係目標。鄭和航海停止後，海外諸國與中國的關係漸漸疏遠，「外藩貢使多不至」。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極的鄭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諫。宣宗為扭轉諸番國朝貢不繼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年逾花甲的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1433年3月，鄭和在返航途中病逝於印度古里。鄭和死後，統治集團明確否定航海政策，不僅中止遠航，而且毀船禁海（清初的鎖國海禁政策更嚴，甚至明令規定「片板不得下海，違禁者死」），開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與此同時，葡萄牙人佔領了馬六甲海峽，控制了東西方海上貿易，稱雄於世界。鄭和船隊實物今已蕩然無存。「下西洋」的所有官方檔案資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創造的航海經驗以及有關國防機密等珍貴史料，被政府官員統統燒掉，所以如今無法知道每次遠航的確切規模、到達地點和經過情形；幸有鄭和隨員的一些記述流傳下來，如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儀的《武備志》，以及一些碑刻等，可供約略揣摩。終有明一代，居然沒有任何一個文人為鄭和寫一篇傳記，一切官書中都沒有關於鄭和生卒年月的記載，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間，鄭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至於「下西洋」活動中大多數人的名字和業績，早被當局棄之如敝屣，完全沉沒於歷史的海洋中了。如果老老實實地回顧歷史，所謂明初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鄭和下西洋之類說法，實在難以站得住腳。鄭和的航海活動果然會促進中外商人進行海上貿易活動，但這種作用只是曇花一現，隨著鄭和航海事業的終結，迅即壽終正寢了。現代中國人懂得高度評價西方海洋文明，認為航海事業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催化了現代進步發達社會的誕生。鄭和下西洋雖比哥倫布首航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早93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116年；可惜的是，如此大規模航海活動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奢華政治大遊行，「恩賞」、「受貢」 不少，卻無關開拓國際商貿，尤其荒唐的是，緊接著自我否定，從此自我閉鎖。這樣的航海活動，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過歐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極，結果除了勞民傷財，沒有產生涉及社會發展進步的實際意義，難道這不是「萬物之靈」遺恨千古的歷史大悲劇嗎？有人以為，不管怎麼說，鄭和下西洋畢竟顯示了中世紀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全世界遙遙領先，值得中國人自豪。誠然，就現有殘存資料看，可以想像當時的盛況；航行規模之大、難度之高、組織之嚴密，同時代其他遠航活動無法比擬。在十五世紀初，這個龐大船隊如何能夠進行通訊聯絡，如何指揮管制，如何實施後勤補給作業？至今仍屬不可思議。專家們按照記載的船舶尺寸，推算九桅木帆主船的排水量近萬噸，要極粗的龍骨才能撐得住，即使現代也造不出這樣的木船來，更不要說六百年前了。不知道是資料誇大之誤，還是前人確有這個本領，如今失傳了。無論如何，至少可以說，鄭和下西洋證明中國的航海能力本來一點也不弱。中國唐宋兩代，海船製造和海運技術都有可觀的發展進步。元代因海上漕運需要，帶動了海運和貿易事業，無論航行規模，還是造船和航海技術，都超過了唐宋。明初集其大成，鄭和航海活動確乎可能體現了中國航海能力的頂峰，遺憾的是，這個頂峰意味著到此終結，不僅自毀自殘，美景不再，而且連原有技術也幾乎徹底消失了。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勝自豪的四大發明。但正如魯迅指出「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法蘭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評說「像印刷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的發展成為一種奇妙有用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明明不長進，不知痛切檢討，反而以「我們的祖宗也曾闊過」洋洋自得，無所覺悟，莫非地道阿Q式悲劇的悲劇？至於鄭和本身，無疑是個十足悲劇人物。膽識超群，與航海有淵源的鄭和被明成祖選拔擔任「下西洋」正使，達到了事業的巔峰。他忍辱負重、不計前恨，顧全大局，義無反顧，劈風斬浪，勇往直前，表現了非同尋常的組織指揮能力，創造了傳奇般的輝煌業跡，堪與被處宮刑的文職前輩太史公司馬遷悲壯故事遙相輝映。永樂三年5月，鄭和初下西洋前夕回鄉掃墓，明廷派禮部尚書李至剛為其父撰文立碑，意味著安撫身負重任的鄭和，給他家在平滇戰役中的罪名作了平反。古怪的是，文中從頭到尾沒有提到鄭和父親的真名，而只以「馬哈只」稱之，可憐的鄭和該懂得，僥倖爭取到的只是朝廷不情不願的有保留的模糊化平反。目睹朱元璋一朝開國功臣噩運，身處官場險象環生漩渦核心，明白自身卑微敏感背景的鄭和，也許意識得到承擔的這場轟轟烈烈大戲，隱含著「預後不良」的宿命；但他萬萬不會想到，「下西洋」功勞苦勞一概付諸東流之餘，從此中國航海事業終結，航海科技終結（非但不再發展，原有成果也失傳了），實際上中國整個科技發展進步到此終結，中國出現工業革命和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性也告終結，直至西方炮艦重新打開天朝大門的那一天。一部「下西洋」故事如果拍成史詩型電視連續劇，應是令人氣結扼腕的自閉自誤自戀自憐的華麗蒼涼巨型悲劇。如果拍成了嘉年華會式的歌功頌德、自我膨脹式鬧劇，那真是悲劇的悲劇了。紀念鄭和首航600周年活動中，幾乎都是儘力展現「下西洋」的熱烈場面、宏大規模和異國風采，緬懷中央帝國盛世勛業，提升偉大民族自豪感；說到航海活動的結局，多歸咎宮廷權術之爭，指責朝廷中的一些鼠目寸光、妒賢嫉能、陰險毒辣而又身居要衝的大臣，忽略了導致中國實行關門主義的歷史悲劇的深刻原因。鄭和下西洋悲劇和中國長期發展停滯、落後具有同一病根，因而決定了與西方大異其趣的發展道路。這個病根，表面上看好象是體制問題，其實體制是不難改變的，難的是阻礙體制改進，導致體制僵化、倒退、惡化的劣質「心態文化」（作為指導思想的「觀念文化」），好比某種頑固的「過濾性病毒」，深入臟腑，幾同基因，代代相傳，不克自拔，不容「萬物之靈」最可寶貴的創造性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即便改了體制，只要這種劣質「心態文化」還起作用，也會虛有其表，淮橘變枳，因循依然。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多次提到鄭和航海，擔心歷史悲劇會不會重演。今日中國改革開放大見成效，進入了有史以來上最好的發展階段，全球化國際接軌大趨勢不可阻擋，似乎不必擔心重新關上國門；但快速發展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今天，仍不脫「拿來主義」格局，「國民性格」中阻礙創造性循正道順暢發揮，導致人性異化的「過濾性病毒」，正以新的適應形態如火如荼四處蔓延；專門抗拒良性體制改革、滋長貪瀆腐化頑症、催生「假、大、空」 政績工程，既不知對症療法，更談不上根治，甚至還沒有想到弄清因由，離疫苗問世還早。倘能以紀念鄭和首航600周年為契機，轉投部分活動經費，組織學術研究力量，發起大眾廣泛參與，借題反省，有所得益，茅塞為開，則中華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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