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書法（六）淡筆尚書 - Qzone日誌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生於公元1555年的松江華亭，董其昌曾經官至禮部尚書，權高位重。但是後人知道董其昌的卻往往不是因為他那顯赫的官職，真正使他聲名遠揚的是他那影響後世長達三百多年的書法藝術。 　　據《明史?文苑傳》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已經「造請無虛日，尺素短箋，流布人間，爭購寶之。」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作品愛不釋手，以為楷模。歷經三百多年的滄桑，又有帝王的備至推崇，難怪李鴻章在嘯園不惜留下惡名，也要把董其昌的書法碑刻掠為已有了。 　　董其昌出生在一個窮困的鄉村秀才家中，生活的窘迫激發了年輕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之路。他潛心學習經史，鑽研八股文章。很顯然，董其昌走科舉入仕的路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而走上書法藝術道路，成為明代書法的開派之人卻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原因。 　　董其昌在自己的書論《畫禪室隨筆》中說： 「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吾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我書法不好而被剝奪了本該是我的第一，因此發奮向書法前輩學習。先學唐代大師顏真卿、虞世南。之後覺得魏晉書法更為風流，於是，又臨王羲之和鍾繇。這樣苦學三年，已經深得古人之法。文徵明、祝枝山這樣的本朝大書法家們已經不看在眼裡了。 　　可以說，青年時代這種咄咄逼人的進取勇氣，也正是董其昌日後書藝大進的巨大動力。

　　據記載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金出賣古人的墨跡，當時還困頓貧寒的董其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書所得購買下來，以致 「垂囊而歸」，這種舉動自然招來家人的責罵。董其昌對此毫不在意，相反，如獲至寶的激動竟使他夜不能寐。 公元1589年，已經三十四歲的董其昌迎來了他命運中的一次重要轉折。這一年，已經多次參加科舉的董其昌，終於得中進士，入北京翰林院學習。告別了散淡的雲遊，董其昌終於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仕途生活。而這種生活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呢？ 　　當時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學士雲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僚都是來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別是董其昌的老師、翰林院學士韓世能，此人嗜書畫成癖，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書畫收藏家和鑒賞家。這麼一個人出現在董其昌的面前，是為大幸。董其昌一面聽從老師的教誨，一面又大量借閱平日里難得一見的晉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寢食」，短短几年，董其昌書學大進，開始在京城漸漸有些名氣了。 　　董其昌儘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著他「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授課之餘他幾乎從不過問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還是難逃厄運，當他在授課時講解「治國平天下」儒家學說，試圖去啟發這位失寵的皇長子的時候，終於災難降臨。公元1598年，他被排擠出京，調任湖廣副使。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歲，已是他踏入仕途的第十個年頭。 　　深感宮中是非莫測，宦海不定，董其昌乾脆稱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後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即景乘興，潑墨山水，觀賞法帖，行筆揮毫。這個時期的董其昌不遺餘力地搜集王羲之、米芾等諸多名家的法書，日夜賞玩臨摹，他的傳世書法佳作《戲鴻堂帖》就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 　　中國書協創作委員會委員鄭歌平：「可以說，董其昌不是一個創新派，他筆筆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開派」的大家。那麼值得我們研究的是，他是怎麼開派的呢？董其昌有一個良好的習慣，也就是他臨書不死臨，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樣：「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應當是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 　　正當董其昌在江南遊目騁懷、放情山水的時候，朝廷的一道聖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別已經過了六年的隱逸生活。 　　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巡查當地的學堂以及其他教育事務，這本來應當是一個需要高度責任心的職務。但到任後的董其昌並沒有認真履行他的職責，在遊山玩水之餘盡情地筆墨翻飛，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樂此不疲的事情。 　　在湖廣任職僅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後，反落了個無事一身輕，他返回故里，重新過上了那讓他得意的悠遊林泉、蕭閑疏曠的士大夫生活。董其昌朝夕以書畫詩文為樂，佛學禪理寄情。他在一首小詩中這樣寫道：無邊蕙草裊春煙，穀雨山中叫杜鵑。多少朱門貴公子，何人消受靜中緣。 　　董其昌這次自作自受的官場失意，對於他來說非但沒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為他求之不得的結果了。 　　能夠安心消受靜中之緣，的確不是浮躁之人所能為之的。董其昌所追求的鬧中取靜或許要得益於他對佛教的篤信。禪宗與道教相比是悲觀的，是美好理想幻滅的產物。自然更加符合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被擠壓的心理狀態。被禪宗吸引的士大夫，無不處在對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導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禪宗這種從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這位當年的皇長子，忽然想起了曾經給他講過課的董其昌。董其昌的才學和為人都給這位新皇帝留下過深刻的記憶，董其昌的時來運轉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一道聖旨頒下，欽點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國子司業事，國子司即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衙門。浩蕩的皇恩使董其昌興奮不已。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將動身赴京任職之時，卻忽然傳來了光宗朱常洛駕崩的消息。這一噩耗對董其昌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他仰天長嘯，痛感時運不濟。 　　雖然光宗朱常洛的短命，沒有讓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國子司業職位，但1622年董其昌還是被新皇帝朱由校招入京城。並在1625年，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仕，這時候的董其昌已經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由於當時的黨禍酷烈，閹黨毒焰熏天，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測，董其昌在擔任尚書一年後便再一次請辭官職，告老還鄉了。

　　這是董其昌的畫作《棲霞寺詩意圖》，這幅山水所描繪的是南京著名的棲霞寺。這幅畫創作的時間是公元1626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隱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眾所不齒的宦官奸黨魏忠賢最終掌管了朝政大權，而昔日與他同朝的許多大臣，都被魏忠賢誣陷處死。在這幅畫中，董其昌描繪的佛寺隱隱約約地坐落在遙遠的山谷之中。這或許表達了董其昌在當時混亂的政局之下，力圖找尋一方清靜之地的願望。 　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歲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這一年，距董其昌考中進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對於仕途功名的切切嚮往，另一方面當遇到政治風浪的時候，他又能心甘情願地棄官返鄉，去過他那種怡然自得的隱士生活。如果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經營的話，那麼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似乎又無所顧忌、有恃無恐。 　　董其昌的書法藝術以儒雅清淡和書卷氣濃郁被世人稱道。然而「書品即人品」、「書為心畫」等等這些衡量中國傳統書法最高藝術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難得到清晰的解釋。幾百年來，人們對董其昌書法藝術的追捧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與此同時，衡量傳統文人的價值尺度卻始終對董其昌有著更多的寬容。 　　中國畫研究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趙孟頫和董其昌他們都曾經有過污點，在歷史上人們所謂的污點。一般人們認為趙孟頫的污點更大一些，他是所謂的二臣，宋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備受皇帝的恩寵，就有點背祖離宗的意思，不肖子孫。而董其昌所謂的這種污點主要是他在家鄉，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當然也與他的霸道有關係了。乃至引起了民憤和眾怒。所以這兩個問題雖然都是污點，好像在中國人的習俗的觀念里性質不同。」 　　不管怎樣，作為書家個體，董其昌的確不失為一位引領時代書風的大家。他的書法神韻令人折服，他的筆墨法則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審美取向，也深刻的影響了身後近300年的大清王朝。 　　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愛不釋手，並以董書作為他們學習書法的楷模。 　帝王的偏愛，使董其昌的書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書體被衍生成為了清代科舉考試的規範體例，這就是所謂的「館閣體」。一種對於書體的美學評判，在皇權的干預下轉換成了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則。不可抗拒，只能遵從。董其昌決然不會料想到，他的筆墨竟然對後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響。 　　歷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畫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圓圈。董其昌恐怕萬萬不會想到，當初他自己因落筆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機，但是在他去世幾十年後，莘莘學子們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須仿效他的一筆一畫，寫出屬於董其昌的書體來。董其昌一生倡導「臨書不臨死」，而他身後的文人士大夫們卻在皇權的威懾下，必須拿出畢恭畢敬的態度來臨摹董書。不但臨摹，而且必須是「死臨」，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國一體」。如果不是後來的咸豐皇帝對董其昌的書法尊崇發生了改變進而引起所謂碑學派的陡然「起事」，董其昌很有可能將一直作為後代的書壇正宗而被人頂禮膜拜。 　　作為一代書法大家，作為一位畢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導者，面對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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