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談談莫言小說的世界性
莫言小說的世界性
王春林
現在看來,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肯定要長久地駐足於中國文壇,在一個很長的時段內成為大家關注討論的話題。這不,《名作欣賞》雜誌就要搞一期莫言專號,主編小強命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來專門說一說莫言小說的世界性意義。我們都知道,最起碼從理論層面上說,諾獎本身是一個針對全世界各語種文學創作的重要獎項。莫言的小說創作若無世界性意義,肯定就不會獲獎。因此,這個話題的設定,自然有著切實的意義。但在討論莫言小說的世界性意義之前,我們首先得弄明白究竟何謂世界性。
說到世界性,就讓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了歌德早在1827年那段關於世界文學的著名言論。必須看到,所謂世界文學這樣一種文學觀念,乃是伴隨著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現代性發生而出現的。或者說,世界文學,本就可以被看做是現代性進程的一種產物。在現代社會形成之前,一種叫做世界文學的東西,絕對是不可想像的。從一種邏輯順序說,肯定是先有世界這一概念的形成,然後才會有世界文學概念的浮出水面。然而,細細地追究起來,在我們日常使用這些概念的時候,世界文學中的「世界」與世界本來的那種意義其實是有區別的。具體來說,當我們使用世界這一概念的時候,這個世界指的就是包括七個大洲在內的那樣一種地理或者政治構成。當我們使用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這裡的「世界」就顯然並非地理或者政治意義上的那個世界。比如,我們經常會有類似於「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這樣一種表達,這裡的「世界」,嚴格地說起來,其實只是歐美文化或者說西方文化的代名詞。這就意味著,我們的所謂走向世界,從來就不包括那些西方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構成成分在內。比如說,中國作家根本就不會渴望自己的作品得到非洲或者其他非西方文化構成的承認。由以上分析,即不難認定,儘管說所謂的世界文學也屬於一種現代性文化想像的產物,但在通常的意義上,我們使用的世界文學概念的內涵與實質,卻只是指向了歐美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當然,現代中國文學在北美的學術地位是高是低,戴若什引用的數字僅僅是一個指標。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既不是批判世界文學中處於支配地位的西方超文典,也不是探尋『確立作家地位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存在支撐了跨國時代的文化政治領域,包括最近『全球文學』的討論,其結果使得歐洲中心的主導地位續而不墜。」①細細品味這段話,所謂世界文學的理解中一種歐洲中心意識的存在,就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實。
無獨有偶的是,儘管我們有很多人會把莫言的這次獲獎看作是中國文學終於走向世界的一個標誌,但嚴格說起來,諾獎本身其實也不能夠被看作是一個世界文學獎,其歐洲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歸屬特質,同樣是非常明顯的。眾所周知,諾獎的最終評審權歸屬於北歐的瑞典文學院。按照評獎規則,只有瑞典文學院的18名終身院士,才擁有諾獎的投票權。從根本上說,每一年都是由這18位院士決定著諾獎的最終歸屬。然而,儘管只是一個北歐小國,儘管只是18位院士評出來的一個文學獎項,但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檢驗之後,諾獎實際上已經成為目前全球範圍內一個影響最大的文學獎項。雖然也曾經非常遺憾地忽略了諸如托爾斯泰、喬伊斯、卡夫卡、卡爾維諾等一些文學大師,但從總體上說,諾獎的評選還是相對靠譜的。許多優秀作家,正是憑藉著諾獎本身的影響力才為公眾所熟知的。在充分肯定諾獎所具權威性的同時,我們也得認識到,諾獎也並不能夠被視為一個世界文學獎。比如說,奧運會,只要獲得了奧運會的金牌,就意味著你成為了世界範圍內某一個體育項目的冠軍。而對於諾獎,我們卻顯然不應該做此種理解。究其實質,諾獎所代表的也只是一種歐洲的文學價值觀念,西方的文學價值觀念。在這個層面上說,莫言的獲獎就意味著他的小說得到了諾獎的承認,得到了歐洲文化、西方文化的一種認可與肯定。然而,在我們認定諾獎只具有歐洲或者說西方文學價值理念的時候,卻也必須看到,之所以會有很多人把莫言的獲獎看作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標誌,就是因為經常不自覺地把歐洲文化或者說西方文化理解成了世界文化的全部。最起碼,在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層面上,我們往往進行著某種以局部代整體的意識置換。所謂以局部代整體,也就意味著我們更多地把西方文學與世界文學看做了同一個事物。
事實上,更進一步地想一想,這個世界上果真存在著某種叫做世界文學的東西么?世界的客觀存在,與世界這一觀念的合理性,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一件事情。雖然從理論層面上說,本來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理應被看作是各民族各語種文學的一種集合體,但這樣一來,問題也就隨之產生了。既然世界文學是各民族各語種文學的集合體,那也就意味著中國文學本就是世界文學一個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本來就置身於世界文學之中,又何談走向世界文學的問題呢?很顯然,當我們強調中國文學應該走向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只能是一種不僅外在於中國文學,而且還擁有著一種世界文學範圍內的根本立法地位的文學存在。放眼現代性形成以來的世界,長期處於主流地位,並且擁有文學立法地位的,恐怕就只能是我們前面曾經反覆提及的歐洲文學或者說西方文學。這樣,在我們已經基本釐清了所謂世界文學與歐洲文學或者西方文學之間的關係之後,莫言小說的世界性問題,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歸根到底,我們對於莫言小說世界性的討論,其根本的落腳點,也就是要澄清莫言小說與西方文學之間所存在的影響關係。
很大程度上,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應該被視為內在精神與形式載體的完美結合物,一方面必須擁有深刻真切的精神內涵,另一方面卻也必須在語言形式層面上有所創新。從這樣一個角度來思考莫言小說的世界性問題,這種世界性也應該落腳到精神與形式這兩個層面上。首先,就是思想精神層面。世界性在這一層面的具體體現,其實也就意味著莫言小說對於普世價值的深入理解與充分表現。雖然名之為普世價值,但從現在公眾所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內涵來看,它的基本來源依然是西方文化,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與作為西方文化主流價值觀的基督教文化有著內在緊密的聯繫。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一般意義上,普世價值指的就是人類創造的、千百年來經過沉澱揚棄而升華的、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於人類社會的、最好的一種價值理念體系。更具體地說,普世價值大體上包括天賦人權,人生自由以及民主權力等諸如此類的一些基本理念。從這樣一種普世價值理念出發,去觀察分析莫言的小說作品,就不難發現,莫言的許多小說作品中都有著對於普世價值理念的自覺充分體現。當然,這些價值理念並非簡單的說教,而絕對是通過一種藝術化的方式凸現出來的。
比如,對於強權與專制的批判與抗爭。這一點,可以說是莫言小說作品中普世價值最集中的一種表現。早在1980年代剛剛出道不久的《紅高粱家族》里,通過「我」爺爺與「我」奶奶他們那些可謂是生命飛揚的民間抗日故事的敘述,莫言就已經非常自覺地張揚凸顯著一種深深紮根於現實土壤中的民間生命力。與渴求生命自由的「我」爺爺「我」奶奶他們相對立,那些入侵中國大地的日軍,自然是強權和專制的代表。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長篇小說《檀香刑》之中。在這部小說中,生命自由意志的充分體現者,應該是那位貓腔演員孫丙。帶有莫言小說一貫民間色彩的孫丙,實際上處於雙重強權的擠壓之下。在外,這強權是搶佔膠濟鐵路的德國兵,在內,這強權是業已腐朽的清政府。最終的結果,是孫丙在報酬檀香刑的痛苦折磨之後愴然棄世。到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中,這種批判與抗爭精神的體現者,則是那個被無辜鎮壓了的好地主西門鬧。這個身陷六世輪迴中的西門鬧,在被取了性命之後,不無悲愴地以第一人稱寫道:「我的故事,從1950年1月1日講起。在此之前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在陰曹地府里受盡了人間難以想像的酷刑。每次提審,我都會鳴冤叫屈。」為何要鳴冤叫屈呢?原因就在於,西門鬧「在人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沒想到最後的結局居然是無端地被綁縛槍斃。因此,西門鬧內心倍感冤屈,請求閻王能夠把自己放還人間,「去當面問問那些人」,自己究竟犯了何罪而死於非命。非常明顯,在西門鬧如此一種詰問行為中,所凸顯出的,當然是一種對於強權與專制的不滿與對抗。需要注意的是,在諾獎多年以來所長期堅持的評獎標準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於人類一種理想主義精神的堅守。很顯然,莫言小說中以上一系列對於強權和專制的抗爭過程中,所充分體現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種已然中國本土化了的理想主義精神。
再比如,一種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具備。這一點,極其突出地表現在莫言那部以計劃生育這一社會現象為主要描寫對象的長篇小說《蛙》當中。《蛙》這部小說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形象,就是那位一直不遺餘力地在高明東北鄉堅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婦科醫生姑姑。所謂計劃生育,一方面當然達到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目標,但在另一方面,實行計劃生育的過程,也正意味著要用一種非正常的強制手段剝奪戕害無辜的生命。這樣,儘管身為救死扶傷的醫生,但在實際上,姑姑的雙手卻沾滿了那些無辜生命的鮮血。惟其如此,所以,到了晚年的時候,姑姑才會陷入一種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拔。請看小說中姑姑與敘述者「我」也即蝌蚪之間的一段對話:「姑姑說:『不,姑姑手上,沾過青蛙的鮮血。姑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他們矇騙,吃過青蛙肉剁成的丸子,就像你大爺爺跟我講過的,周文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自己的兒子的肉剁成的丸子。後來周文王逃出朝歌,一低頭,吐出了幾個丸子,那些丸子落地後就變成了兔子,兔子就是「吐子」啊!』蝌蚪說:『姑姑,其實,我知道您害怕青蛙的根本原因。我還知道,這些年來,您用多種方式來彌補您自認為的「罪過」,其實,您並沒有錯;那些破碎的青蛙,其實是您心造的幻影。』」通過這樣一段對話,我們就不難感覺到,曾經剝奪過無辜生命的姑姑,其實一直陷身於一種沉重的罪感與懺悔意識之中。能夠把這樣一個格外具有罪感精神深度的女性形象,成功塑造出來,所充分凸顯出的,實際上乃是作家莫言自己一種難能可貴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古今中外的文學發展事實,早就證明,任何一個優秀作家,都首先必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在《蛙》這部長篇小說中,莫言以他對於普世價值的如此一種具象化鮮活表達,再次鞭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精神內涵層面的普世價值之外,需要進一步加以梳理剖析的,就是莫言小說與西方文學之間在藝術形式層面上所存在著的影響關係了。在藝術形式層面上,莫言小說所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最集中地表現在現代主義文學上。應該注意到,這次的諾獎授獎詞稱:「他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聯繫莫言的整體小說創作,應該承認,諾獎評委會的這一句授獎詞,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言簡意賅地概括提煉出了莫言小說創作的突出特徵。這裡,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其中關於「魔幻現實主義」的說法。眾所周知,所謂「魔幻現實主義」,是一個與拉美作家,尤其是與1982年曾經獲得過諾獎的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那部蜚聲中外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固有文學名詞。惟其如此,授獎詞之特別提及「魔幻現實主義」,很容易就會讓我們聯想到拉美,聯想到馬爾克斯,聯想到《百年孤獨》。但很顯然,雖然以上的理解也能夠成立,但根據我自己的閱讀體會,這樣的一種定位卻存在著某種偏狹之處。假若我們把授獎詞中關於「魔幻現實主義」的表達做一種象徵化的理解,把它看作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某種代稱,那麼,這種說法就更具合理性了。
必須承認,在莫言的小說創作過程中,確實很大程度上接受過來自於包括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在內的現代主義的深刻影響。如果沒有對於現代西方文學經驗一種廣泛深入的吸收與借鑒,自然也就無法設想作為一位現代作家的莫言,能夠取得如此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儘管說,在充分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滋養的同時,莫言也並沒有忽略中國文學傳統的存在。關於這一點,王德威說得很明白:「從早期《透明的胡蘿蔔》中的少年敘述,到晚近《豐乳肥臀》中戀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已一再顯示新中國子民面目千變萬化,既不『紅、光、亮』,也不『高、大、全』。他(她)們不只飽含七情六慾,而且嬉笑怒罵,無所不為。究其極,他(她)們相互碰撞,變形,遁世投胎,借屍還魂,這些人物的行徑當然體現魔幻現實的特徵,而古中國傳奇志怪的影響,又何嘗須臾稍離。」②在這裡,王德威實際上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了莫言那樣一種天馬行空般的藝術想像力,一方面來源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則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也存在著特別緊密的聯繫。道理說來其實非常簡單,對於一位優秀傑出的現代作家,無論其自身的藝術創造力多麼發達,也都存在著一個如何吸收借鑒外來文學影響與接收本土文學傳統影響的問題。放眼全球範圍內的現代文學創作,就不難發現,所有那些真正優秀的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之根,實際上都一方面深深地扎向了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另一方面也非常明顯地與外來文學的營養存在著無法剝離的內在聯繫。只不過本文之根本主旨,乃在於通過對莫言若干代表性小說文本的分析,指明他的小說創作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一種世界性文學因素的深刻影響。
應該意識到,莫言小說對於世界性文學因素的吸納,是一個自覺的過程。比如,莫言對於馬爾克斯與福克納所建構的文學世界非常熟悉。他坦承:「魔幻現實主義對我的小說產生的影響非常巨大,我們這一代作家誰能說他沒有受到過馬爾克斯的影響?我的小說在86、87、88年這幾年裡面,甚至可以明顯看出對馬爾克斯小說的模仿。」③很顯然,正是在馬爾克斯的馬克多與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的直接啟發下,莫言在他的一系列小說作品中成功地建構了自己的那個高密東北鄉。相比較而言,莫言的《十三步》與《酒國》在形式層面上與西方現代主義淵源更深切也更明顯一些。《十三步》中的物理老師方富貴不僅猝死後復活,而且還被改容成了另外一個人。莫言的意圖,自然是要通過如此一種荒誕離奇的情節設計,表現當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變形記。但如此一種藝術構思,與卡夫卡他們那樣一種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聯繫,就是顯而易見的。某種意義上,《酒國》在藝術技巧的實驗運用上,達到了莫言小說的新高度。具體來說,《酒國》的現代主義色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主人公丁鉤兒的離奇遭際。他本來是一個偵查員,結果在進入酒國之後,不僅發現了蒸吃嬰兒的怪異現象,而且自己到最後居然醉醺醺地掉到茅坑裡淹死了。其二,則體現在對於諸如偵探小說、殘酷現實主義小說、表現主義小說、象徵主義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武俠傳奇小說、抒情小說、結構主義小說等各種小說體式的戲仿與運用上。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在創作中,對於現代主義並沒有簡單地移用,而是非常鮮明地存在著一個中國化的過程。歸根到底,合理有效地借鑒運用西方現代主義藝術表現方式,進而達到透視表現中國當下社會存在的根本目標,乃可以被看作是莫言小說世界性因素存在的一大根本特色。
注釋:
①張英進《從反文典到後文典時期的超文典:作為文本和神話的張愛玲》,載《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6期。
②王德威《千言萬語,何若莫言——莫言論》,見《當代小說二十家》,第224頁,三聯書店2006年8月版。
③莫言新浪訪談實錄.新浪網,2003.08。
2012年11月21日中午13時許
完稿于山西大學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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