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隨感：千古奇冤葉名琛

2010-01-27 16:48:02|分類： 史海鉤沉 |標籤：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葉名琛是以六不將軍之名流傳後世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人進攻廣州城時，身為兩廣總督的葉名琛戰前既不肯講和，又不認真備戰，戰時不組織力量防守，戰敗後不以死殉國，也不投降，等著英國人來俘虜，所以時人嘲笑他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將軍。今人在提及這件事時，多把他當作一個笑話來證明清廷官員們昏庸腐朽，大清王朝的無可救藥。

晚清的很多官員的確昏庸無能，腐朽不堪，但葉名琛不是，葉名琛之所以成了傳聞中的糊塗蛋，是被清政府和侵略者聯手給冤枉了。換句話說，六不將軍這個惡名是外人在葉名琛垮台後強加給他的。

我們先來看看葉名琛的履歷吧！

據《清史稿》記載，葉名琛，字昆臣，湖北漢陽人，嘉慶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館，出為陝西興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調江西鹽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雲南按察使，是年底晉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憂去職。道光二十六年服闋，授廣東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廣東巡撫。這一年葉名琛四十歲。

從翰林院編修的「正七品」閑職，到從二品的封疆大吏，葉名琛用十年時間連升九級台階，同他的精明幹練是分不開的。葉名琛勤勉政事，尤其長於理財。葉氏的祖先葉文機，精通醫術，在武漢開有葉開泰中藥店，是當地出名的老字號。這種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葉名琛對商業和錢財的理解，自從廣西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廣東為朝廷外輸入軍餉以千萬兩白銀，這不能不說與葉名琛善於治理地方有關。

葉名琛也安民有方。晚清時期，兩廣地區一直是中國禍亂的根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均起於此，這主要是因為兩廣一帶最早與西方接觸，民族矛盾尖銳。此外，天地會等反清的秘密會社也多在此活動。各種勢力盤根錯節，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匪患叛亂此起彼伏。地方當局頭痛不已，疲於應付，但這卻是葉名琛的拿手好戲。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葉氏被優敘。咸豐元年（1851），殲羅鏡會匪吳三，葉氏加太子少保。咸豐二年（1852）徐廣縉督師廣西，葉氏接辦羅鏡剿捕事宜，是年秋，斬魁首凌十八，葉氏加總督銜，署兩廣總督。咸豐四年（1854），洪兵起事，葉名琛以一萬五千兵勇，抵抗二十萬人的進攻，守住廣州城，逐洪兵出境。

長期以來，世人對葉名琛的這段經歷根本不看重，相反，由於階級鬥爭觀的作祟，葉名琛被人指責是鎮壓革命的劊子手。不過，世人對葉名琛的詬病主要還是他處理外事的方式以及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表現。

這一時期葉名琛處理的外事主要有三件：廣州入城問題、修約問題和亞羅號事件。可以說葉名琛在這三件事上的做法既得罪了英國人，也沒得到中國人的認同。

我們首先來看看入城問題。根據《南京條約》第二款的規定，英國人可以居住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通商口岸。但對這一款，中文本與英文本的表述卻是不一樣的。中文本的表述為：「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通商貿易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中方的理解是：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而英文本則直譯為：「中國皇帝陛下同意，英國國民及其家人和僕人，從今以後獲准居住於廣州、廈門、福州府、寧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鎮，以進行通商貿易，不受干擾和限制；統治大不列顛及各處的女王陛下，將指派監督或領事官員，駐紮上述城市和鎮。」

用今人的目光來看，讓外國人入城不見得就是賣國，同樣，不讓外國人入城也未必是愛國。實際上，入城問題在同時開放的另外四個通商口岸根本就不成為問題。《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寧波很快便讓英國人入城居住。在廈門，英國人集中居住在城外的要塞，未主動提出進入廈門老城。福州也於1850年允許英國人入城。但是廣州人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他們將廣州城內當作神聖之地，外國人若進去就有損尊嚴。這個英國人也爭意氣，不讓進去就偏要進去。1847年，英國人竟然兵臨城下，要求入城。時任兩廣總督耆英擔心挑起戰爭，但又害怕輿論的譴責，於是許諾兩年後准英國人進城。這下激起了民憤，指責耆英賣國。耆英在廣州呆不下去了，道光帝只好調耆英入京，升徐廣縉為兩廣總督，葉名琛則補徐廣縉的缺位，任廣東巡撫。1849年，耆英許諾的日期到了，英國人派兵船闖入珠江口內，要求履行耆英的答覆。徐廣縉和葉名琛態度強硬，聯合廣州地方團練，組織了十多萬人抵制英國人入城。英國見眾怒難犯，再加上準備不足，在聲明保留入城權利後退走了。廣州反入城鬥爭不戰而勝，舉城歡動。徐廣縉和葉名琛趕忙向朝廷報喜，道光帝龍顏大悅，封徐廣縉一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封葉名琛一等男爵。

今人認為，徐廣縉、葉名琛領導的這次反入城鬥爭勝利，實際是一次盲目排外的悲喜劇，因為它阻礙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助漲了大清國臣民的虛驕自大。人們指責葉名琛之流昧於世界大勢，不懂得國際外交，無法正確引導民眾。在反入城鬥爭中積累的錯誤外交經驗，誤了葉名琛本人，也誤了大清國。這種認識，實際上是站在今人立場上苛求前人。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國內士紳階層仍然是盲目自大，輕視外人。面對這股強大的輿論，士民敬仰的林則徐都選擇沉默，葉名琛又能做出怎樣的選擇呢？在當時情形下只能跟著輿論走。徐廣縉上任後，曾寫信向林則徐求教對付夷人的法子，林則徐給了他四個字：民心可用。反入城鬥爭不正是借鑒了林則徐的建議嗎？如果以此指責葉名琛，那麼當時的士人都逃脫不了干係，憑什麼要讓葉來承擔所有的罪責？

再看看修約問題。廣州反入城鬥爭勝利後不久，徐廣縉被調去打太平天國，在廣東負責的就是葉名琛。這個時候葉名琛既任兩廣總督，又兼任五口通商大臣。清政府從前一直沒有外交部，因為中國從來不承認還有國家與中國是平等的，中國是天下的共主。因此只有管理朝貢事宜的禮部和處理俄國及邊疆事務的理藩院，與西洋各國的貿易則由兩廣總督負責。葉名琛當時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外交大臣。1854年，美國根據《望廈條約》中十二年後修約的條款，英國則依據片面最惠國待遇聯合起來修改條約，他們找到了葉名琛。葉名琛對付的辦法就是不理不睬，連面都不見。英美兩國代表只好跑到江蘇，找兩江總督。兩江總督告之自己無權過問，建議他們還是回去找葉名琛。憑藉與葉多次打交道的經驗，兩國代表深知找葉名琛只會吃閉門羹，便繼續沿海北上，找新的談判對象。最後來到了天津，提出修約。天津當局將外國人的要求呈報給咸豐帝，咸豐帝答應只有減輕關稅一條可以談談，其餘一概拒絕。而減輕關稅的談判，外國人還需同葉名琛商定。從廣州到江蘇再到天津，繞了一個圈，外國人又回到了零點。葉名琛靠著踢皮球的功夫，讓外國人第一次修約要求落敗。英國人對葉名琛的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葉名琛的推諉和不作為，也是迫於無奈。因為大清王朝對此毫無準備，他們認為同蠻夷簽訂條約後，一切麻煩都結束了，所以把《南京條約》稱作萬年和約。如今外國人又上門，新即位的咸豐帝不勝其煩，哪裡想到條約上有什麼規定。皇帝是這個態度，大臣又能作什麼。同外國人談嗎？可是沒有結果的談判有意義嗎？直接拒絕嗎？這無異於在激化矛盾。當然，葉名琛這種做法同直接拒絕沒有區別，只是方式委婉點而已，同時讓外國人把不滿全部轉移到葉名琛的身上。

1856年10月，英國人發泄不滿的機會來了。是時，廣東水師在廣州江面例行巡查時，發現一條名為亞羅號的船有非法行徑，於是抓船扣人，準備審問。不想英國人突然橫插一刀，提出抗議。抗議理由是亞羅號是英國船隻，當時懸掛了英國國旗，清政府的士兵在抓捕船員時，扯落了英國國旗，並肆意踩踏。因此英國領事巴夏禮要求放人，並向英國道歉。

從事後的調查來看，英國人抗議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腳，甚至有些是捏造的。亞羅號是一艘在英國殖民地香港註冊的商船。當時廣東一帶的中國商船都這樣做，以利用國際法中船舶管轄權的慣例，規避中國官方的檢查，幹些走私的勾當。不過，亞羅號的登記證已經過期，而且實際所有人是中國人蘇亞明，他僱用了英國人做船長。在搜查時，亞羅號上也沒有懸掛英國國旗。據上船檢查的廣東水師千總梁定國說，當時並未見該船上升起英國國旗。香港的一家英文報紙也報道說，一艘案發時停泊在旁的澳門划艇證實並未見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事實是，亞羅號上留下來的船員在水師走後，突然升起了米字旗，所謂中國士兵扯毀英國國旗，純屬捏造，應該是扯下了信號旗。退一步說，即使英國擁有該船的管轄船，清政府這樣做也是合法的。國際法相關條款賦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屬於某國時，某國可以根據下列情況進行檢查：該船從事海盜或販賣奴隸的行為；無國籍；拒絕展示國旗；等等。而亞羅號船正是與海盜有染。水師總兵梁定國接到舉報後，上船搜查，抓捕了部分船員。事後查實，12名水手中有梁明太、梁建富兩名水手為海盜。

事發後，巴夏禮即趕往碼頭交涉，中國方面據理力爭，認為英國無權干涉。但巴夏禮極為蠻狠，雙方爭執中，一個水勇打了巴夏禮一巴掌。巴夏禮旋即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施壓，要求放人，公開道歉。葉名琛向巴夏禮說明事實，只答應釋放與海盜無關的9人，拒絕道歉。巴夏禮在英國公使的支持下，發出最後通牒，限葉24小時內釋放全部水手，並正式道歉。面對英國的壓力，葉名琛作出讓步，派南海縣丞親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國領事館，但堅決不道歉。此時，英國人無心再談，拒絕接受人員，炮轟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從事情發生的過程來看，葉名琛的處理可以說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但英國方面卻仗勢欺人，蓄意發動侵略。馬克思曾在事件發生後的兩個月寫了《英中衝突》一文，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馬克思認為全部錯誤在英國方面，他讚揚了葉名琛，說：「:確實，這個中國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問題都解決了。」馬克思還在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的社論中說：「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覆了激動了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並對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表示遺憾，同時他斷然否認有任何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面對英國人的蠻橫無禮，「中國官吏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

綜上所述，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處理外事的做法，不僅無可指責，相反他是全局的角度，千方百計地希望化解爭端，避免引發一場新的災難。那麼，葉名琛在鴉片戰爭中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又怎麼解釋呢？

關於是戰是和的問題，徐中約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一書中道出了葉名琛的苦衷：實際上，葉名琛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傻瓜，他是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家，他的執拗是內心之不安全感的偽裝。葉名琛知道軍事上中國無法抵抗英國，如果他動武而挑起一場災難性的戰爭，他將會像林則徐那樣以流放結局；相反，如果他執行一項綏靖政策，他又將招致皇帝的不悅、公眾的譴責，顏面丟盡甚至於被流放，就像落在琦善和耆英頭上的命運一樣。身處兩難境地的他便採取了袖手旁觀的姿態，同時板起一副對洋人冷淡、傲慢且極度蔑視的面孔，在私下裡，他卻指望這些唯利是圖的蠻夷不會以犧牲其商務為代價而延長這種動蕩局勢。

「不守」，其實是守的，只是方式不對，他首先想到的巫術活動。如眾所知，他在衙門裡建了一個長春仙館，祭祀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均取決於占語。占語結果是十五日無事，而廣州城恰恰在十四日淪陷，十五日的確沒有葉名琛的事了。不過，葉名琛還是做了積極的迎戰準備。他發布告示懸賞殺敵，下令整備團練兩萬餘人。這些民團在戰鬥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廣東水師發動了襲擊，遲滯了英軍的進攻。

「不降」、「不走」是理所當然的，葉名琛身為朝廷命官當然不能降，作為兩廣總督，他也不能走。至於「不死」，葉名琛是有自己的考慮。1859年2月，英國人將葉名琛押到印度的加爾各答。在印度，葉名琛有兩首詩闡明自己的心跡。

其一曰：

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

縱雲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

其二曰：

零丁洋泊嘆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

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

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

詩中提到的兩個任務，都是歷史上具有民族氣節的人。一是范仲淹，不僅心憂天下，在戌邊時也是令敵膽寒的英雄。一是向戎，春秋戰國時期人物。他憑藉三寸不爛之舌，成功勸說晉、楚、齊等13國罷兵，導致其後列國間10年沒有戰爭，主要大國間40年沒有戰爭。葉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說明自己不死而隨英人走的目的，葉名琛後來對隨他去加爾各答的僕人說：「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慾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國家體制。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原欲始終其事，不意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為？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

然而，當他得知自己覲見英國君王無望之後，決定絕食。葉名琛被英國人俘虜後，效仿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他一直食用自帶飯食，拒不用英人食物。一周後，葉名琛絕食而亡。晚清的一位封建大吏，魂斷他鄉。

葉名琛死後，身背罵名無數，但也有人持公允之論，有副輓聯是這樣寫的：「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葉名琛今天形象是是清政府和英國人聯合刻意醜化的結果。英法聯軍在廣州建立了傀儡政府後，英國人擔心「葉名琛無疑是英勇、果斷的人，廣州人一定為有這麼一個父母官而驕傲」，因此要穩固地佔領廣州，「必須把葉名琛的名聲搞臭」。英法聯軍採取了這樣的政策並利用一切機會敗壞葉名琛的名聲。這樣也做正中那些清朝統治者的下懷，因為他們需要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尋找一個替罪的羔羊，正如他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定義出包括琦善、楊芳、餘步雲在內的一批漢奸。

葉名琛生前壯志未酬，死後為人詬病，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民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