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中國政治學需要自覺地儒家化——也說錢穆和康有為 | 任鋒

中國政治學需要自覺地儒家化——也說錢穆和康有為

原標題：錢穆先生是否美化了傳統文化？

被訪人：任鋒

採訪人：宋晨希（搜狐記者）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於搜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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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2015年8月19日

採訪手記：2015年是錢穆先生誕辰120周年，作為極富盛名的「國學名家」，錢穆先生的思想一直影響至今。其實錢穆先生在民國科學激進主義的思潮下絕對屬於異類，錢穆先生不受外來思想理論的干擾，潛心研究中國傳統，希冀尋找出中華文化中的精華思想，為中華民族「正名」，使人們對中華文明心懷敬意。

值此誕辰之際，搜狐讀書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任鋒，請任鋒老師從政治學角度，分析錢穆先生對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的貢獻，並從錢穆先生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的經驗，為當下和未來的中國發展提供借鑒。任鋒老師認為，錢穆先生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他認為，中國的法治，不應該純粹照搬西方，而是要和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相結合，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接受。這對於現在「依法治國」的國策，有著啟迪的作用。

任鋒

嘉賓檔案：任鋒，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兼任弘道書院學術副院長，著有《道統與治體：憲制會話的文明啟示》。

搜狐讀書宋晨希：您如何評價錢穆先生一生的思想？

任鋒：今年是錢穆先生120周年誕辰。從1895年到1990年，錢穆先生可謂是貫穿了20世紀的一個偉大人物。我覺得我們今天有重新認識他的必要。錢穆先生的思想如何影響了我們當下的文化，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錢穆先生始終強調通人和通學。通人和通學，其實就是融會貫通，比如，我是中文系的，你是哲學系的，他是社會學系的，這種分法就不是通。他強調融會貫通有兩個考慮：一個是因為我們中華文明就是「通」的，不分學科，錢穆先生認為這是中國文明最精彩的地方。另外，20世紀恰恰是受西方現代學術碰撞最激烈的時代，導致開始出現專業分工。一方面，這樣會促進專家養成，大家都在一個領域「精耕新作」，另一方面也會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狀。所以，錢穆先生一生致力於「通」的思想，他1990年去世，他的學生、歷史學家逯耀東，說「四部之學絕矣」。

搜狐讀書宋晨希：有人曾把錢穆先生與梁漱溟先生作比較，認為他們一個是最後的「國學大師」，另一個是「最後的儒家」。

任鋒：我覺得這是以一種憑弔或者說輓歌的心態來看他們。要把握錢穆的學術理想，他在時代現代當中的意義，我們還是要遵循通人、通學的理念。「通學」不僅是知識之學、理性之學，也是道德之學、經世之學，只有在這四個意義上才是通學，做人才能做一個通人，成為通人之後，我們不僅有知識的成就，也有一種道德的成就。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錢先生，才能比較準確地理解今天紀念他的意義。

搜狐讀書宋晨希：您贊同說錢穆先生是「國學大師」么？

任鋒：國學對今天有什麼意義？我們似乎把「國學」看成一個體現古典情懷的詞。古典學在西方是有淵源，它是不是完全能夠對應得上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這是值得商榷的。「國學」是日本學者的創造，我們用它來指代傳統學問，其實不太合適。

我們如果先假定錢穆是一個國學大師的話，就首先要知道「國學大師」的意義。他和梁漱溟先生大概屬於同一代，也有人比較過他們一生的思想，比如有人說梁先生國學底子差，梁先生自己說過國學上從小根底就不行，後來也沒有系統研究，對著四部之學看梁先生，看不出來梁先生的貢獻在什麼地方。

梁先生的貢獻在於哲學意義上對中西文化形態的比較，那是一個相當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學問。梁先生還不是受西學影響最深的儒家學者，最典型的走西方哲學路子的，還有在港台活躍的新儒家，特別是牟宗三先生，他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引入康德，重新解釋儒家，發揮出一套心性哲學和政治哲學。

搜狐讀書宋晨希：有人曾把錢穆先生歸入「新儒家」，但是錢穆先生自己不承認。

任鋒：從現代哲學的理念看，中國傳統其實並沒有哲學概念。錢先生他不會去論證中國是否有哲學，而是從中國傳統的史學中去尋找內容，史學在中國傳統中可以說是一個主幹。中國的史學傳統不是今天狹義的歷史學，它包含了經學、文獻之學以及經史子集中「子」的那一塊。史學在四部當中的作用跟中國文明形態的過程也有關係，經史子集內在貫通，中國人的心智特徵更加強調孔子所說「與其托之於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哲學多多少少是空言的形態。而人們在具體的活動基礎上來談論議題的發揮和思想的闡發，這個比較符合中國的傳統。錢先生在這一點上更加傳統一些，錢穆先生後期主要是負責文教活動，上世紀50年代創辦新亞書院。這個文教活動跟錢先生的認定是有關係的，中國的傳統是一個政學、學治緊密結合的一個傳統。而且這個傳統最好的發展發揮就在於學術、文化、教育能夠相對自由地發展，為政治奠定了一個基礎、方向和前提。

而梁漱溟先生是民盟成員，梁漱溟在1949年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史當中與現實政權的關係很緊密。如果去看1949年之後的書，比如《中國——理性之國》等，這些書其實就是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既定的政治格局當中用儒家傳統做一些解釋，解釋共產黨政權為什麼能成功，它的歷史合理性在什麼地方。

錢先生還是不一樣的，他始終對政治保持警惕，雖然他與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之間聯繫很緊密。這方面他和梁先生都是儒家，他們和政治權力不可能完全割裂開。所以，關注錢穆先生，我們不能忽略他的政治思想。

搜狐讀書宋晨希：您如何看大陸這幾年儒家思想的發展，以及「錢穆熱」。

任鋒：當代大陸儒學的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就展開了。21世紀初的這十幾年有比較迅猛的發展。標誌性的人物，比如蔣慶先生，他構造了一套政治儒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還有儒家政治學說，這是以姚中秋為代表的，他們關注到了儒家與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

最近活躍的還有「新康有為主義」，這是重新激活康有為思想資源的一批人，他們通過重新解釋康有為而超越「五四」回到晚清，他們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國現在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政治儒學、儒家憲制、新康有為主義，可以說是20多年來大陸儒家發展最有生命力、最有理論創造性、最有前景的三個思想路向。在這三個潮流當中，我們看到有一個特徵，他們都涉及到一個問題——對晚清以來中國政治與文化發展進行重新解讀和評價。

像蔣慶先生，他主要運用儒家公羊春秋學的資源。康有為當年以今文經學的資源與公羊三世說相聯繫引進西方的進化論，糅合西方的學說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工具。康有為晚年對民國的共和體制給予了很多批評，寫了《共和平議》這樣一本書。

當代大陸儒家發展可以說是非常注重晚清的思想發展，這個思想發展其實推動我們思考，怎麼評價晚清以來中國思想與政治？有哪些先賢，今天還同樣值得我們再度致敬？我和秋風覺得我們不僅僅要看到康有為，也要看到張之洞，也要看到錢穆，這樣一個多面向的觀察可能會更好。

搜狐讀書宋晨希：康有為這些人的思想為何在後來失敗了？

任鋒：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作為我們重新創立一套政治理論的自足典範。如果說有新康有為主義、新張之洞主義或錢賓四主義，那也沒有任何一個主義能充分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拿康有為來說，首先從他的思想來說，他曾經改經、編經、毀經，把經典重新排列，再用西方民主說和自由學說解讀經典，這個操作方式從經學傳統來講是非常離經叛道，在當時就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對。無論是張之洞、陳寶琛還是湖南《翼教叢編》那些人士，無論是湖湘的還是江浙傳統的士大夫，並不能從思想上認可他。

政治上也有相應的後果，他提倡的政治改革的方案是比較急切的，在很短的時間通過一系列全面改革，改革方案的失敗後來被戲劇化地描述成是因後黨的鎮壓和反動保守官僚的絞殺。其實，當時即使開明的士大夫張之洞、陳寶琛這些人也不認可他，這是康有為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思想學術和政治上的成就毀譽爭論較大。

單純作為思想家來說，他的創造性是很大的，他的視野也非常開闊。他遊歷世界，人也絕頂聰明，有很多創作。康有為在思想上的創造力很大，看到了很多問題，比如今天新「康有為主義者」不斷強調的國教問題。當時，一個政治共同體要重新在一個時代確立，但是在改變的過程中，原來的精神根基怎麼變，這是一個問題。於是，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提出國教論的方案。另外，政治體制應該怎麼樣，國家的權威應該怎麼樣建立，怎麼樣凝聚，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怎麼處理，體制應該怎麼樣安排，這些都有它的價值。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他作為狂士的心態，無論是經典解釋系統還是政治實踐系統，他走的都是狂野的路子。李澤厚認為他是自由主義者，左派也認為他的大同說很了不起，但是實際上他只是提出了一部分中國的問題，他提供的答案很多是不成功的，他給的方案在理路上也有和中國社會不相容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新認識康有為，既要看到他的貢獻，也要認識到他的限度。今天的儒家發展，試圖依託任何一家搞個主義都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蔣慶主義、康有為主義都解決不了。

搜狐讀書宋晨希：錢穆與康有為比較，有什麼異同？

任鋒：如果錢先生與康有為進行比較的話，他的特點同樣是比較明顯的。錢先生的學術進路不是公羊學，而是緊密結合中國學術的傳統，從宋學、漢學這樣發展下來，從而強調我們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發展，現代中國轉型的文化應該是什麼，現代政治轉型的方案應該是什麼，它是這樣一個緊緊貼著傳統發展脈絡來講的。

在我看來，錢先生深得西方所謂保守主義的真諦，強調社會的發展是在傳統的路徑上來講的。當然，康有為也提了這一點，但他的那套三世說和進化論實際是相當西化的看法，這與中國傳統的文明演進特徵是否能夠符合是大有疑問的。

從這一點上來看，非常強調深入研究國史資源的錢穆，在這方面更令人可信。他是比較能夠體現保守主義風格的，但是這個保守主義跟我剛才講的康先生的狂者氣象還是不一樣。

搜狐讀書宋晨希：有人說，錢穆先生過度美化了中國的傳統，您怎麼看？

任鋒：現在很多人說錢穆有點過度美化傳統，這是我們經常見到的一種批評。我們先來看這樣幾個問題，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人習慣了把中國歷史過度黑暗化，使得形成了一套陳陳相因的學說，幾代人都習慣把它接受下來，形成了一種「常識」，比如說中國古代是封建專制，中國社會演進也符合五形態說等等。

今年是新文化運動100年，我們怎麼看新文化運動提供給20世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新儒家始終認為，他們不是過度美化傳統而是再認識傳統。中國發展了幾千年，能夠從小的區域擴展到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給世界提供了很多文明和科學技術，我們只有承認這些事實，才能談它的得失優劣。現代新儒家的這種看法，給我們留下了不同於新文化運動看問題的方法。

如果看20世紀傳統思想的發展，以我們比較熟悉的左中右三派的劃分來看，最值得推敲的還就是現代新儒家的學術。偏左翼的傳統，從晚清開始一直到20世紀，再到今天的各種論述，市場已經越來越小。中國自由主義學術的成就到現在也比較薄弱，除了做西方的應聲蟲、翻譯機、引進者之外，缺乏思想上的成就，對中國問題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實踐上也乏善可陳。

我覺得學術成就上最大的是現代新儒學，較少的受到時代意見的劫持，在「五四」啟蒙主義的狂飆之下，還保持了知識和思想的審慎，在這一點上最具有代表精神的就是錢穆先生。當別人批評他過度美化傳統，我倒更願意看他史學的功夫。你說他美化傳統，那你能不能把他的論述解構掉？

今天我們看《國史大綱》。這兩天微信流傳許紀霖的小段子，許紀霖說《國史大綱》裡面有十幾個可以做博士論文的題目。這個話原來不是許紀霖，而是許倬雲先生說的。許倬雲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學給我們講課，他說錢穆的《國史大綱》非常了不起，這裡面可以有好多個博士論文題目。雖然《國史大綱》也存在敗筆，但瑕不掩瑜。

搜狐讀書宋晨希：錢穆先生除了歷史學的貢獻之外，在政治學上有什麼貢獻？

任鋒：他典型的體現了政治保守主義的路線，保守主義講究傳統毫無疑問是比較強的特徵。

文化保守、政治保守有沒有區分？實際上今天很多人說儒家是文化保守，但其實政治上真正的保守主義也是成功的妙訣之一。為什麼這麼說？看錢穆先生對政治的政論評論這一點顯得特別突出。

1945年左右，錢穆先生在《東方雜誌》刊載圍繞孫中山五權憲法提出系列論述，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一番構想，有西方的憲法學家說中國20世紀最有創造力的憲法理論就是「五權憲法」。錢先生針對「五權憲法」進行了一番論說，這個論說非常有意思。

它不是簡簡單單對孫中山的理論進行解釋，而是把孫中山的這套論述放到中國政治傳統當中去理解，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嚴重不足。通過這樣一個解釋工作，他就把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融進去了，在這個意義上，他做了一個憲法解釋。

憲法解釋是緊密建立在他對於中國政治傳統特徵的認定上，比如我們不拒絕民主政治，但是我們要搞清楚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徵是什麼，就是公忠不黨，在「五權憲法」架構當中，如何把政黨政治的惡劣影響控制到最低，使它只能夠在國會立法院當中有影響，不要使它對整體的政治架構有一個太強的影響。中國人在政治生活當中形成了一種習性，不喜黨派紛爭。公忠不黨的民主理念，可以說是錢先生保守的共和精神之表達。

五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如何通過彼此分立，在考試院和監察院當中如何發揮公忠不黨，克服政黨偏見的作用，國家元首制度應該怎麼處理，如何與中國傳統的皇帝制度產生連續性，這套講得非常棒。如果說康有為提供的是帶有前現代特徵的君主制與國教論方案，那麼錢賓四提供的則是針對現代中國、尤其是對黨國體制上的一個回應，後者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

他在進行這些思考的時候，始終有一個壓力，這個壓力來自於啟蒙狂飆，啟蒙狂飆認為中國現代就是要民主、自由。錢先生仍然對這樣一個狂飆有影射，一方面我們的確要實現法治，但是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一定不要忘記新的理想要建立在對傳統政治尊重的基礎上。這是他的貢獻所在，即他對於現代民主法制的話語做出什麼樣的調整和調試，甚至做出什麼樣的重新解讀，怎麼樣新瓶子裝老酒。

他有關法治的論述是在《政學私言》這本書里，他說，法治、法治，在現代中國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借汝之名而橫行，為什麼這麼講？一般保守派都注重傳統，讓他們看到這種新興的政治理論、政治形態巨大的創造力和破壞力。錢先生看到法治，不能簡單移植西方的那套體系，它要和原有的民情風俗和老百姓的習性習慣相吻合，不然一定會造成大的秩序混亂，從而產生罪惡。

後來，他還寫了好多篇文章，比如《中國人的法律觀》、《法治新詮》、《人治與法治》等，批評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引進西方制度時非常天真浪漫的做法，學者需要提出學理上的應對。

錢穆先生指出，現在很多人一講法治就講英美傳統，我就講漢唐職官制度，君主是怎麼樣，大臣是怎麼樣，諸司巡吏是什麼樣的，我要探討「人如何盡其才」，人怎麼樣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性和才情，這是法治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官職怎麼擬定，這個官職應該運行什麼樣的事務，怎麼去實現官員的作用。

這三個環節的人才、官職、事務構成一個全面的體系，這是我們理解中國法治的角度，而且成功的政治，比如漢代政治、唐代政治、宋代政治、明代政治的充分歷史經驗都足以提供給我們很多的材料來，讓我們建構這樣一套法治理論。

這樣一個視野其實給我們很多啟示，當你面對西方的流行理論，比如自由主義、法治理論的時候，錢穆先生給我們做出了表率，怎麼去回應它。包括今天，我們國家大講法治，講黨員應該發揮的作用，中紀委也在嚴厲查處不遵守風紀的官員，其實，我們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有很多的資源去對接它。

錢穆先生認為法治要在中國實施，必須要有充足的獨立的教育資源，人們尊師重道，社會自由講學，道統高於治統。法治的這些條件，我們應該放在更加大的文化系統當中去了解，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非常大。

今天我們中國的政治學發展也是受20世紀西方的刺激，經過日本傳到中國，像美國政治學一開始就是追求科學化，所以歷代的留學生也想科學化。什麼叫科學化？實際上就是計量科學化了。

錢先生講當代歷史，他那個時候說的就是國民黨和現代中國的發展，他對科學主義有一個校正，認為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政治傳統的重要性，因為他自己也是在傳統語境模式下成長起來的。1948年選舉中央研究院院士，裡面有兩個政治學的：一個是蕭公權，一個是錢端升，這兩個人之所以能成為院士，對中國政治傳統的高度尊重和自覺提煉是一個關鍵助力。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不僅要現代化和科學化，還需要自覺地傳統化和儒家化，只有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有中國政治學獨創性的東西，否則永遠追著別人的先進方法論和問題意識在後面跑，不能進行學理創造。這是錢穆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不斷強調的要義。一生為故國招魂，傳鐸與今人立命，這是先賢念茲在茲之處。

值班主編：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