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千年力量

——重讀《千里送京娘》

山谷

宋太祖趙匡胤是開國皇帝，《宋史》有關於他諸如「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的種種描述，在許多有關他的故事中，流傳最廣的、也為歷史學家所認可的真實故事，是他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兩個權謀:「陳橋兵變」和「杯酒釋兵權」，而最為平民百姓耳熟能詳的，則是另一個市俗化的故事:千里送京娘。

這是一個情節不複雜，但頗為深長意味的故事。

血氣方剛的趙匡胤，在太原郊外的清油觀里解救了被強盜劫掠的年方十七的女子趙京娘，任俠任氣的他，救人救徹，決定親自送小女子回到千里之外的蒲州解梁縣小祥村的家。在這不短的距離中，為了避免男女共騎的緋聞，他讓京娘騎馬，自個千里步行，相隨不憚；在經歷了許多艱險後，終於完成了他無數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行動中特別的一件壯舉。說是特別，是因為被救助對象為女性，是他若干年後登上皇帝寶座也沒有拋諸腦後的一件事。

應該說，這是一個英雄救美的俗套故事，只不過它發生在日後的萬乘至尊的宋太祖身上，所以才彰顯出它的教化意義。在千里迢迢的陪送過程中，趙匡胤不虧是個英雄好漢，除了肝膽熱腸外，還有與那個社會主流意識相一致的、為人為事的正直、正義的言詞和行為，諸如:「施恩望報，是小輩；假公濟私，是奸人」等，符合我們民族和個人的修養要素，也是這個話本幾百年被不斷講述的原因之一。

但這個英雄救美故事最大的認知意義卻不在此，而是在塑造完成趙匡胤的「高大全」形象後，又平添了的一段悲劇餘音。京娘回家後卻懸樑自縊，沒有死在強人之手，沒有任何肉體上的玷污和損傷，卻在包括親人的市俗的流言中倒下。英雄壯舉的喜劇結果與女主人公安全回到家後的最終悲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是故事的不同尋常之處，也是耐人尋味之處，從而凸現了社會的公共道德和世俗人情的認知水準。

趙匡胤完成了他的壯舉，贏得了當世和後世的人們的尊重，那麼誰是奪取京娘性命的兇手呢？對京娘來說，被劫成為壓寨夫人肯定是她的人生屈辱甚至是恥辱，但不會有性命之虞(被扣在清油觀失去自由沒有上吊就是心理說明)，而在經歷種種困苦和艱難終於回到安全之家後丟掉了性命。事態的悖反發展，不僅解救者和被解救者的男女雙方沒有想到，也完全出乎與此相關人的意料之外，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事件的無情結果就是，救人之人的壯舉卻導致被救人的死亡。這個意外結局的推手，就是世俗的倫理——那個「人無利己，誰肯早起」！

如果從動機和效果統一論去認知這件事，趙匡胤的功德何在？

面對朝夕相處的「天生一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的美女，可能會發生的「為好成歉」的後果，趙匡胤有相當的心理準備:「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也有相輔相成的行動:不辭辛苦選擇步行。但他的預見和選擇，顯然還沒有足夠大的力量讓市俗意識讓步，他可以用一腔憤怒甩掉閑言亂語「獨善其身」，卻缺少縝密的智謀和膽識，為弱小的京娘贏得生存的空間，從這種角度去說，趙匡胤也是一個失敗者。

世俗社會對於俠肝義腸，哪怕是對趙匡胤的豪舉的反應是八個字:「人無利己，誰肯早起？」一個超越常規的好人好事，受到了人們的責疑，這是世俗的可怕之處；在這種價值觀里，沒有無緣無故的友愛，沒有無緣無故的利益，人的所有的一切行為都能用「無利不起早」來解釋和說明。京娘的哥哥如此，京娘的父親也是如此:「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不僅玷污了見義勇為的趙匡胤，也玷污了受害者趙京娘，它巨大的力量，還會對它有所忌憚的人產生致命的打擊，這種無形的能量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減弱，相反集聚得越來越大，趙京娘瞬間倒下了，無數的弱者倒下了，甚至一千年後的、大上海的名藝人阮玲玉也同樣倒下了——「人言可畏」。

在充分世俗化的社會裡，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看到的是「無利不起早」的社會常態，在行為、交際上，並不真正認同純粹意義上的「不為名不為利」的好人好事，他們寧願相信利益相交，對無私無我的行為充滿了疑慮和不信任，用孔子的說法就是「鄉愿」，「偶俗全身」的聰明之人的人生哲學，絕不為與自己的利害無關的事而幫助人或得罪人，這讓人想起《莊子·秋水篇》關於「鴟得腐鼠，仰嚇鵷鶵(鸞鳳)」的寓言，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句話。也因此，才有了民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無疑是我們民族在「為我」的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里積澱下來的最沉重的道德遺產。

在群體空間里，判斷人的行為標準，如果只能是「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將是不幸的；對於社會來說，一旦成為人際關係的潛規則，只能是個悲劇，無疑也更加可怕。因為一個充滿著小市民思維和習慣的社會，是無法培養出高尚人格的，這種空間越大，人的精神狀態也會越畸型，責疑崇高的聲音會越強烈，往往更會誇大自我，泛化「為我」思想邏輯。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這是與尊重人權聯繫在一起的聲音，沒有個體就沒有群體，不尊重個體，個性就無法產生，也就是哲學家所說的「合理自私」的內涵，但這種「認識你自己」的人權，也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或者說不是只能、只是、只為「認識你自己」，那同樣也不能取得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的。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討論，以及後來的歌曲:「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世界就會變成無比美好的人間」的旋律，就是「認識你自己」的時代進步。

揣摩遠古社會，當人類結伴從榛莽叢林走出來的時候，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群體性的生存方式是必然的選擇，除了自我的存活，也必然要互相照顧提攜，這種互助友愛與自我保護同樣是人類的天性和本能，關鍵是社會的文明進步在於彰顯友愛而不是強調自私，人類的素質提升也在於人文關懷，而不是一切以個人利益為終極目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自然是不真實的，因為這不符合人性和社會法則，「胸懷全世界，解放全人類」也顯得太高調，但絕不能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成為否認人性「友善」的借口。一個目標遠大的人，他的行為絕不是「利己」二字所能束縛的，只著眼於「利己而早起」，沒有博大的胸懷和高遠的志向，是無論如何成不了大事的，過分強調個人利益而忽視或漠視他人或公共利益的人，其境界不能不說是狹隘的，也是淺薄的。

《千里送京娘》，是對趙匡胤行為的肯定，是對「人無利己，誰肯早起」的反諷，所以這個故事能夠成為崑曲、京劇的傳統劇目，甚至也是當代人道德提升的教材。思考這種道德引領的作用也同樣耐人尋味:專制社會裡的道德要求，在今天的現實里也同樣需要——因為這是人性良善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文明向上的需要，而不僅僅是某種制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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